鲍尔森与中国打交道

2020-02-27 376浏览

1.
2.Preface ⾹港中⽂版序 Dealing with China 中⽂版《與中國打交道》出版，我⾮常欣喜。過去⼆⼗年間，我以商⼈、美國財政部⾧和鮑爾森基⾦會主席⾝份在中國⼯作的經歷，都盡錄於書中。執筆時我僅懷⼀個簡單的理念：世界上沒有⽐美中兩國更為重要的雙邊關係，⽽如今在美中關係承受巨⼤壓⼒之際，我期望各⽅能竭盡全⼒確保我們仍朝著正確的⽅向前⾏。我們兩國⾯臨的挑戰，不僅僅是要以極⼤的耐⼼、智慧和遠⾒來處理雙邊關係，還需要以點滴切實的成果，積跬步以⾄千⾥。保持對話與溝通固然重要，但美中兩國能否合作、如何合作，將最終決定在多⼤程度上兩國能夠幫助世界克服重重挑戰。這包括維持全球經濟增⾧、保護環境、制⽌核武擴散、遏制恐怖主義以及維護全球安全等世界性議題。令⼈遺憾的是，我們兩國的關係正在變得愈發複雜，也更難處理。我們之間的確存在分歧，彼此間競爭的壓⼒也在不斷增加。兩國都⾯臨著⽇益緊張的國家安全局⾯，在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改⾰上也是舉步維艱。美國經濟停滯不前、貧富差異擴⼤，加之美國公司對中國市場不公平競爭的擔憂，煽動起保護主義的⽕焰。有太多美國⼈民開始接受⼀個錯誤⽽危險的觀點——美國並沒有從國際貿易中獲益，包括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這種觀點在多個層⾯上都令⼈擔憂，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貿易和投資，這是我們兩國最緊密的經濟聯繫，卻正在遭受質疑和攻擊。透過講述我與中國三代領導⼈——江澤民和朱鎔基、胡錦濤和溫家寶、習近平和李克強——協商會談和攜⼿合作的親⾝經驗，這本書展⽰了中國由貧窮枯竭的國家向新興⼤國的⾮凡轉變。書中亦記錄了中國領導層如何運⽤資本市場來促進全⾯經濟改⾰並將競爭引⼊中國市場；書中內容
3.還包括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框架的創⽴，以及習近平主導下的初期⼯作。這本書描述了習近平制定的政策和成就，以及他在嘗試對中國各個⽅⾯——社會、經濟、政治、外交及國家安全等——進⾏改⾰時，所⾯臨的歷史遺留的挑戰。根據我多年在中國的經驗，本書以歷史的眼光仔細觀察中國在經濟放緩之時進⾏重要轉型所遇到的困難，其中重點關注對國有企業和⾦融市場的改⾰。本書英⽂版⼆○⼀五年在美國⾸次出版，但我堅信書中的勸告會歷久彌新。正如我在第⼗⼋章提到：「中國⼤規模舉債的⾏為看來註定要出問題……中國⾦融系統，特別是信託公司，⾯臨清算只是時間問題，到時候他們將不得不⾯對⼤量信貸虧損和債務重組……主要的問題是損失將有多⼤，以及能否避免其造成的⾦融動蕩殃及整個經濟。」為了將中國打造成現代化的超級⼤國，習近平制定了雄⼼勃勃、全⾯多元的政策，這讓美中關係變得更加重要，也更為複雜。⾯臨⼀個在國際舞台上更加強勢、在國內進⾏深遠變化的中國，中美兩國無論是⽇常交往還是⾧遠合作，其挑戰前所未有。在本書最後⼀章〈前進的道路〉中，我提出⼀個務實的理論框架以及⼀套指導原則，為未來經營美中關係、促進切實合作提供參考。我殷切希望美中雙⽅的政界和商界都能夠從此書中獲益，彌合分歧，並將共同利益轉化成實實在在的成果。
4.Preface 前⾔ Dealing with China 中國崛起為超級經濟⼤國，肯定屬於歷史上最⾮凡的故事。僅僅三⼗年，這個曾經落後隔絕的國家就使數億⼈民脫離貧困，並成為全世界第⼆⼤經濟體。我想不出還有哪個國家曾如此⼤幅迅速地增⾧。我想到美國曾在內戰後崛起為⼯業豪強，但中國⼈恐怕已經超越了我們的⾼速發展，⽽且他們還沒有停下腳步。在不遠的將來，他們很可能超過我們，成為世界最⼤的經濟體，把我們從佔據了近⼀百五⼗年的寶座上趕下去。中國的轉變既快速又壯觀。中國擁有簇新的摩天⼤樓、⾼鐵和太空時代般的機場設施，我們⾃⼰的基礎設施則越來越破舊，兩者形成了鮮明對⽐。有⼀天我們獲悉中國企業家要耗資五百億美元在尼加拉⽠開鑿⼀條規模兩倍於巴拿⾺運河的通道；接著，我們又聽說⼀家中國發展商想要買下冰島的⼀⼤塊地；之後，原本是製造商的中國⼯程商試圖在六個⽉的時間裡，使⽤預製組件（prefabricated unit）建造全世界最⾼的⼤樓。今⽇的中國，是「最」之國，擁有全世界最快的超級計算機、最⼤的⾵⼒發電基地和最⾧的跨海⼤橋。中國⽣產和使⽤全世界近⼀半的煤、⽔泥、鐵礦⽯和鋼，消費四○％的鋁和銅。據估計，中國的在建房屋數很快就會達到全球總數的近⼀半。四⼗年前，多數美國⼈根本想像不到美國會⽋中國⼀分錢。現在中國是美國最⼤的債權國，其持有的美國國債接近⼀兆三千億美元。這⼀切⾜夠讓⼈暈眩，或者讓美國⼈感到不解：世界怎麼這麼快就顛倒了？不過，近來中國成了憂慮和畏懼的來源。我們發現，美國和競爭⼒不斷增強的中國，越來越頻繁地在⽬標上發⽣牴觸。在世界市場上，在更激烈的鄰國領⼟爭端問題上，中國施展著新練就的拳腳；在亞洲，在⼆戰後
5.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的各個⽅⾯，中國試圖挑戰美國領導的秩序。中國政府顯得不願或無法阻⽌對美國公司知識產權的網路盜竊，⽽中國的⼀黨制集權政府正在收緊對社會的掌控，美國⼈對這種制度既不理解，也不喜歡。疑⼼是⼀條雙向道。中國⼈⽀持與美國建⽴積極關係的勢頭正在減弱，越來越多的⼈相信美國和另外⼀些國家想要阻礙中國的崛起。這些動向威脅著中美關係。四⼗多年來，中美關係對兩國的經濟發展、⼯作機會和繁榮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加強了國際安全，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幫助實現了冷戰的和平終結。現在，許多美國⼈感到疑惑：中國⼈到底想要什麼？為什麼中國的軍費這麼⾼？他們是朋友還是敵⼈，是貿易夥伴，還是商業和地緣政治的對⼿？簡⽽⾔之，我們該怎麼跟中國打交道？藉由講述我和中國⼈合作共事的親⾝經歷，本書試圖梳理這些問題。我不是學者也並⾮理論家。我無法⽤漢語閱讀、書寫或交談。我是個商⼈，寫出的是我對中國政商領導⼈的第⼀⼿瞭解。我跟中國官員打交道的時間將近⼆⼗五年，去過中國⼀百多次。我的認識是從這些經歷中提煉出來的。我在⾼盛（Goldman Sachs）⼯作時，因為商業事務和中國官員們打交道；擔任美國財⾧時，為國家事務和總體經濟政策和他們往來；如今我是鮑爾森基⾦會（Paulson Institute）主席，這⼀機構透過中美兩國的進⼀步合作，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環境狀況的改善。在這⼀段歲⽉裡，我有機會跟中國政府最⾼領導⼈緊密合作：⼀九九○年代的江澤民和朱鎔基，本世紀初的胡錦濤和溫家寶，以及今天的習近平和李克強。我是作為⼀個美國⼈寫這本書的，我深深關切美國在世界的地位、美國經濟和環境的健康以及美國公民的⾧遠福祉。我的觀點是，這些全都將受惠於與中國的積極交往，頭腦清晰的建設性合作是促進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好辦法。中國⼈是厲害的競爭者。但我們不應該害怕競爭，也不應該在
6.競爭中退縮。⾧久以來我都堅信這⼀點。宣誓就任美國財⾧後沒幾週，我就去了中國，為中美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開闢新途徑奠定基礎。增⾧和經濟改⾰是中國最關切的，並且我也相信，我們能很好地利⽤新提出的SED（戰略經濟對話，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機制，更有效地處理許多其他的重要問題。中國的崛起引起了⼀種誤解，在看待兩國關係問題上，中美兩國都有⼈執迷於這種誤解：即「中國模式」代表了⼀種更好的資本主義，連美國都衰退時，這種模式卻節節勝利。然⽽，事實上，中國領導⼈特別瞭解⾃⼰國家的脆弱之處。市場化改⾰最初由鄧⼩平在⼀九七⼋年發起，但對於今天的領導階層來說，擴⼤改⾰的範圍和影響，⽐過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儘管取得了巨⼤的成功，中國仍有很漫⾧的路要⾛。超過⼀億中國⼈仍在貧困中掙扎。中國的⼈均國內⽣產⽑額（GDP）排在世界第⼋⼗位，只⽐伊拉克⾼⼀位，差不多是美國⽔平的⼋分之⼀。中國的⾼速增⾧正在減緩，使得市場改⾰的要求更為急迫，也更難以實現。⼆○⼀四年，中國的GDP增⾧率是七．四％，⼗六年來第⼀次低於官⽅預期——許多專家預計增⾧率還會進⼀步降低。規模已達⼗兆美元的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出⼜和低效的政府基礎建設投資，⽀撐經濟的是各級地⽅政府的負債，負債數字的增⾧快得可怕。中國需要經濟轉型，提⾼國內消費，更重視服務業和⾼端製造業。這是個艱鉅的任務，儘管經歷了多年改⾰，相當規模的經濟仍聽命於中央計劃，因此情況變得更為複雜。既得利益者牴觸進⼀步的變⾰。同時，多年來的不管不顧，使得環境狀況幾乎成了災難，引發中國民眾越來越強烈的焦躁和不安。雖然修補⾃⾝問題的任務繁重，但美國仍是世界最強⼤、最先進、最有活⼒的經濟體。中國領導⼈明⽩，為了推進經濟轉型，需要美國和其他
7.國家對中國保持善意和合作。在許多⽅⾯，美國和其他國家仍然主宰著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領導⼈希望更廣泛地進⼊我們的市場，得到我們的實踐技能和我們最先進的技術。如果兩個國家都做出⼀些調整，美中關係將更為平衡，對雙⽅都更安全、更有成效。美國⼈憂慮中國⽇益增⾧的軍國主義基調；中國⼈認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是要限制中國的崛起。美國⼈希望中國向美國公司開放市場，希望中國在進⼀步融⼊國際體系時能遵守現有規則。⽽中國⼈更願意修改規則，在國際舞台上得到更⼤的尊重和遵從。有些⼈相信，有⼀條不變的歷史規律：崛起的強國碰上既有的強國時，衝突不可避免。但沒有什麼是不能改變的。抉擇是重要的，教訓是可以吸取的，政治家們能發揮作⽤，也正在發揮著作⽤。我不相信美中關係裡有什麼是⼀定會發⽣的，但的確存在著引發更強烈競爭乃⾄衝突的真實⾵險。避免敵對關係的關鍵，是做成有利於雙⽅的實際事情。美中之間固然有危險的⽕種，共同的利益卻遠遠更多——刺激全球經濟增⾧，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和平及穩定。然⽽，除⾮兩國能夠把共同的關切轉化為互補的政策和⾏動，否則這些都不會有絲毫意義。我們尤其需要拓展和深化兩國的經濟關係。該如何去做呢？我希望《與中國打交道》⼀書能提供⼀些啟發。我不會試圖預測未來。不過，我會逕直在許多問題上提出建議，包括經濟改⾰、⾦融市場、都市化（urbanization）、環境保護和加強美中關係的途徑。畢竟開處⽅⽐預測來得容易。我所提建議的基礎，是書中分享的個⼈經驗。我希望這些建議能對正在商業、政府或慈善界裡與中國合作的⼈們有所幫助，幫助他們取得具體有效的成果。這些成果勢必會讓兩個國家⾛得更近。在今天越來越複雜和互連的世界裡，我們⾯臨著嚴峻的挑戰。如果美
8.國和中國能攜⼿或以互補的⽅式合作，從網路安全到為美國出⼜開闢廣闊的市場，幾乎所有這些挑戰，都將更容易被克服。⽽如果世界上兩個最重要的經濟體彼此為敵，我們的任務會艱鉅得多，甚⾄不可能完成。
9.Part 1 押寶改⾰ Banking on Reform
10.Chapter 1 紫光閣 At the Purple Light Pavilion 街道很安靜，寬闊堅實的天安⾨廣場空空蕩蕩，我們的⾞⾶馳過北京的中⼼，駛向中南海，中國最⾼領導⼈的禁苑。那是⼀九九七年⼆⽉⼆⼗五⽇，晚冬的⼀天，天氣清冷。⽇近⿈昏，天安⾨廣場華燈初上。我常常來中國，習慣了到處的嘈雜和擁擠，尤其是⾺路上越來越多的轎⾞、卡⾞和巴⼠⾞流。但今天安靜得怪異，是我前所未⾒的。中國正在哀悼上個星期去世的最⾼領導⼈鄧⼩平。現在，我和⾼盛的同事⼀起，要去⾒鄧⼩平的⼀位⾨徒。這是⼀次私⼈會⾒。鄧⼩平是中國這場翻天覆地變化的總設計師。憑著精明、堅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實⽤主義，他解開了意識形態的鎖鏈，設計了獨特的「有中國特⾊的社會主義」，引⼊了市場原則，⿎勵經濟的各⾏各業辦私營企業—— 從農業開始，延伸到⼯業和⾦融領域。他提出的「改⾰開放」始於⼀九七⼋年，成果蔚為壯觀。經歷了⽑澤東時代晚期的政治和經濟混亂之後，中國的GDP⾼速增⾧，⼆⼗年裡年平均增⾧率近⼀○％，幾億⼈脫離了貧困。曾經短缺的主要⾷物現在已很豐富。過去買不著或買不起的消費品，出現在⼤量增加的零售商店裡，中國正在快速成為全球性的製造和出⼜強國。但鄧⼩平的去世帶來了問題：這個國家將朝著他所構想的圖景⾛多遠、⾛多快？那天早上，共產黨總書記、也是國家的最⾼領導⼈江澤民，向全國和世界保證，他將堅持現⾏路線。⾯對⼈民⼤會堂裡⼀萬名臂纏⿊紗的黨和軍隊領導，還有約四億電視直播觀眾，他在悲傷的悼詞中譴責了⽂化⼤⾰命的「嚴重錯誤」，誓⾔延續鄧⼩平的經濟改⾰和對外開放政策。然⽽，據我所知，某些黨內和國家機構內的強硬成員正在施加壓⼒，要求放慢乃⾄停⽌改⾰。他們害怕中國拋棄⾺克思主義，害怕改變帶來的
11.異動擾亂國家的穩定。這是中國⼗分重要的關⼜。四個⽉後的七⽉，⾹港將在⼀百五⼗多年的英國統治後回歸中國。現在遠遠回望，世⼈（尤其美國⼈）容易忘記，對各⽅來說那是個多麼重⼤的時刻，氣氛多麼緊張。鄧⼩平發明了「⼀國兩制」，保證⾹港⾄少在回歸後五⼗年內繼續保持資本主義，並且擁有⼀定的政治⾃治。但許多⾹港⼈持懷疑態度：很多⼈是在共產黨⼈掌權後逃離⼤陸的，⽽差不多⼋年前，⼀九⼋九年六⽉北京天安⾨廣場對抗議者（多數是學⽣）的鎮壓，則喚醒了他們的痛苦記憶。為防不測，⼤約七⼗萬⾹港市民獲得了外國護照，超過總⼈⼜的⼗分之⼀；許多公司變更了註冊地。那天早晨，我從⾹港⾶到北京，⼼情熱切，也有點不安。按計劃我將會⾒副總理朱鎔基，他是中國的經濟⾸腦。我知道，但凡涉及改⾰或⾹港，中國的⾼層領導⼈都視為最⾼級別的事務，需要⼀絲不苟地對待，絕無出錯的餘地。此時我是⾼盛投資銀⾏的總裁暨營運⾧，我將與朱鎔基討論的事情，正好跟那兩件事都關係緊密——成⽴⼀家新公司在⾹港掛牌上市，重組中國的電信體系。在快速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敏銳地意識到先進的電信業對現代經濟⼗分重要，並且已經在這個領域投⼊鉅資。在這個過程中，西⽅銀⾏家是普羅⽶修斯式的⾓⾊：我們乘⾶機⽽來，競相告訴中國如何點燃資本市場的⽕焰。幾個⽉來，⾼盛⼀直與中國國際⾦融股份有限公司（CICC）的代表，討論掛牌上市的各種問題。中⾦是⼀家投資銀⾏，是中國四⼤商業銀⾏之⼀與摩根⼠丹利（Morgan Stanley）的合資企業。這是在中國做⽣意的許多怪事中的⼀件：我們與之密切合作的中國銀⾏家，其美⽅合資夥伴是我們最激烈的競爭者。更怪的是，摩根⼠丹利不知道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我們也沒興趣讓他們知道。當天我們的團隊裡有⼀流的談判專家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曾幫助⾼盛建⽴歐洲的投資銀⾏業務，又剛剛被任命為亞洲區主席；⾼盛
12.資本市場部主任邁克．伊雲斯（Mike Evans），曾參與歐洲各地的國有產業私有化；⽼練的⼈脈型銀⾏家王學明（Hsueh-ming Wang），來⾃⾹港分公司；⾼盛駐北京代表處（成⽴於⼀九九四年）的⾸任代表，⼟⽣⼟⾧的中國⼈李青原（Cherry Li）。幾個⽉來，約翰和學明⼀直不懈地爭取中⾦公司⾼層的⽀持。我們兩輛⾞駛過紫禁城，舊時宏偉的皇家宮殿；然後經過新華⾨，華美⽽威嚴的中南海南⾨；接著向右轉進府右街，街旁是中南海的紅牆，牆上裝飾著傳統式樣的柱形⽡；最後到了西北⾨。警衛已經知道我們的⾞牌號，很快地數了⼈數就放⾏了，同時俐落地敬禮。這裡是中國的權⼒核⼼之地，⾰命勝利以來，許多領導⼈在此⼯作，有時還住在這裡，但此處卻低調⽽不起眼。它就像個⼩學院寒假時的校園，除了零星散落的中國傳統建築，就是⼀些⼩型的⽶⾊和灰⾊房⼦，⼤多為三、四層樓，外觀寡淡無味，建築史家⼤概會稱之為蘇聯⾵格。中南海原是皇家花園，湖邊有好幾處宮殿式建築。清朝衰亡後，這裡成了中華民國政府總部，⼀九⼆⼋年後成了⼀個公園，直到⼀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朱鎔基選擇在臨近湖邊的紫光閣會⾒我們。這是座引⼈注⽬的建築，有點像佛塔，紅牆綠⽡；初建於明朝，⾧期⽤於⾮正式的外賓會談。中⽅的助⼿告訴我們，朱鎔基還沒有到，還得等幾分鐘，於是我們跨出⾞⾨，聞到了⿈昏的清冽空氣。我們漫步穿越路旁的草地，上頭植有西卡莫槭樹和針葉樹，多為松和雪松。我聽⾒⼀隻喜鵲的呱噪，但往樹枝間望去，什麼也沒⾒到。我能看⾒⼩湖對⾯紫禁城⾼牆後的宮殿屋脊，在黯淡的光線下彷彿幽靈。⼀列警衛快步經過，⼿臂僵硬地揮動，肘部鎖定，這是中國⼈民解放軍喜歡的姿勢。
13.我在腦海裡最後順了⼀遍談話要點。我的⽅法必須得有點迂迴。我要謹慎，不能假定會達成什麼協議，不把朱鎔基過深地帶進細節，更不能給他這種印象——我可能要他當場做出有利於我們的決定。但我要表明，我們理解經濟改⾰對中國未來的重要性，理解中國電信業這樣的國有企業（SOE）的現代化和重組對於經濟改⾰進程的關鍵作⽤。我也要表明，⾼盛是能落實完成中國電信重組上市的世界最佳銀⾏。當然，我們不會太具體地談論這些事。我問邁克．伊雲斯，我是不是漏了什麼。「你沒問題，」他說。「就記住改⾰對朱鎔基有多麼重要。」 1997年2⽉，獲中南海領導層⾸肯，著⼿籌備中國電信重組上市業務。與副總理朱鎔基和⾼盛代表李青原（在我⾝後，兩位翻譯旁邊）。幾年前我⾒過朱鎔基。當時中國計劃在國際債券市場融資，我們就如何與信⽤評級機構合作提出了建議。他是個令⼈敬畏的⼈物。他⾼⼤挺拔，⼀九九⼀年鄧⼩平把他從上海市⾧的位⼦提拔為副總理。名義上，國家的經濟職能由總理李鵬負責，但實際事務是由朱鎔基掌管的，他也有望在來年的新⼀屆政府領導選舉中取代李鵬。朱鎔基的⼯作成效⼀流。⼀九九三年經濟過熱時，他直接指揮央⾏，
14.施⾏⼀系列強硬的緊縮⼿段和乾脆的⾏政整改，抑制了通貨膨脹（當時有可能超過⼆○％），實現了軟著陸。私有化的努⼒始於⼀九九⼆年和⼀九九三年，最初是和緩的，後⼀度擱置；隨著經濟的復甦，現在又成了各部和國務院（相當於美國內閣）談論的焦點。把電信體系的股份賣給公眾，意在成為下⼀個雄⼼勃勃的改⾰階段 ——重組主宰中國經濟的巨型國有企業——的⽰範和基⽯。中國即將加⼊ WTO（世界貿易組織），朱鎔基⼼裡想的是⼀次徹底的改造，把這些步履沉重、虧損嚴重的龐然⼤物現代化，使中國企業更有效率和競爭⼒。為了做到這⼀點，他的部分措施將是引進外國的專業技能和投資者，他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推⾏管理、控制、操作和管治的全球標準。如果說鄧⼩平是改⾰的設計師，江澤民是鄧⼩平藍圖的總承包⼈，那麼，借⽤別⼈形容我的⼀個詞，朱鎔基是榔頭（執⾏者）。他並不缺少宏⼤的想法，但他⾸先要把事情做成。他坦率、務實，⽽且總能切中要點。他想要的是什麼，無論對我還是他的下屬都從未有過⼀秒鐘的懷疑。他被稱為「⽼闆」，強硬、要求苛刻，喜歡設定緊迫得不切實際的最後期限：簡⽽⾔之，他是我的同類。在中國，要想⾒到重要的政府官員，需要介紹⼈。我們和朱鎔基的會⾒，是由王岐⼭提議和安排的。王岐⼭是中國建設銀⾏⾏⾧，建⾏正是那家與摩根⼠丹利合資組建中⾦公司的銀⾏。王岐⼭是位熱情活躍的領導⼈，散發著個⼈魅⼒和求知欲，與⼈溝通的能⼒⾮同尋常，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外國⼈。我看出他具備天賦，頗有前途。如今，在副總理任上分管了幾年⾦融貿易之後，他進⼊了中國最⾼權⼒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位列七常委，也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主管反腐⼯作。⼀九九六年夏天，王岐⼭曾造訪我的⾼盛紐約辦公室，試探我們對協助中國電信上市的興趣。中國建設銀⾏對摩根⼠丹利不滿意，正在尋求替代者。我和同事熱切希望參與對中國未來如此重要的項⽬，但我們也很謹
15.慎。中國電信上市將帶來巨⼤的⼯作量。⾸先，它根本不是⼀個我們理解的傳統意義上的公司。他們有客⼾，有電話，有交換機，有⼩規模但正快速增⾧的移動電話業務，但全都分散在郵電部全國各地的總局和分局，包括村、鎮、市、縣、省各個層級。郵電部是⽑澤東時代遺留下的⽼舊官僚系統，下屬職員超過⼀百萬，下屬地⽅局所數千家。它幾乎沒有現代管理體系或管控體系，更沒有良好的資本結構。建⽴和升級通信基礎設施，在⼀次次的五年計劃中都是重點。⼀九九⼆年以來，中國已經投資了三百五⼗億美元，每年增加線路⼀千六百萬條。但電話接⼊率仍然極低，覆蓋的只是零星區域。⼀個⼗⼆億⼈⼜的國家，只有五千五百萬地⾯線路訂⼾，集中在沿海城市和經濟特區。幾位中⽅助⼿陪我們⾛進紫光閣，⾛上⼀排兩側拱⽴著傳統⽯獅的台階，再繞過⼀⾯氣勢逼⼈、雕飾繁複的⽊屏⾵。我們⾛進⼀個明亮通暢的⽊結構屋⼦，吊頂⾼達⼆⼗呎；上⾯畫著彩畫鮭粉⾊、綠⾊和藍⾊並飾以⾦⾊。朱鎔基熱情地歡迎我們，⼀⼀握⼿，賓主⼊座。ㄕ我坐在朱鎔基的右邊。李青原當我的翻譯，坐在我側後⽅。朱的翻譯坐在他⾝後。王岐⼭坐在朱的左邊，以下則是建⾏的幾位經理。中國的會議具有確定的坐序和儀式，你可在這個語境裡尋覓他們發出的信號和訊息。通常，椅⼦排列成⾺蹄形或U形，最⾼級的中國官員坐在U形的封閉⼀端，最重要的客⼈坐在他右⼿邊；其他中國官員和來訪的代表團成員，則按職務由⾼到低⾯對⾯分坐⾺蹄形的兩翼。以前，椅背套著古⾊古⾹的椅套；現在這種類似維多利亞⾵格的裝飾則少⾒了。會⾒全然不是⾃由發揮的。主⼈和客⼈輪流講話，間有譯員的翻譯。翻譯通常坐在領導⾝後。其他與會者不說話，除⾮被點名發⾔，但這種可能性幾乎等於零。並無傳統意義上的交流或對話。這種會⾒常常有⼀種⽣
16.硬的、照本宣科的味道。中⽅的那⼀排官員和助⼿，無論年紀⼤⼩和職位⾼低，都認真記筆記。記筆記是規矩，中國官場無所不在的元素——即使今天已經有了那麼多更精準的紀錄⼿段。⼆○⼀⼀年⼗⼆⽉，我在重慶會⾒現已落⾺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我饒有興致地看⾒好幾個記筆記的⼈，勤奮地記下我們說的每句話，可我也注意到，寬⼤的會議桌上⼩帳篷般的姓名卡下⽅，錄⾳設備的燈正閃個不停。記筆記讓未出席會議的黨政官員能快速瀏覽會議內容。⾼級官員得以在內部傳播訊息，也能夠密切注意同僚的講話，以免他們偏離組織的意圖。在我的記憶裡，我在中國參加會議時，除了不多的幾次，總有⼀位⾼級官員這樣那樣地提及我以前跟他的同僚會⾒時說過的話。這確實讓你保持警覺。能與政府⾼官進⾏私⼈會談⽽不留紀錄，是極難得的，也是令⼈艷羨的。 2011年12⽉，現任總理李克強在北京⼈民⼤會堂，寫下鮑爾森基⾦會的格⾔「知⾏合⼀」。朱鎔基為他的遲到致歉：他剛剛開完另⼀個會。然後他請我先講。我先表達了我及⾼盛同事對鄧⼩平去世的哀悼。我稱讚朱鎔基成功降低了通貨膨脹，引導經濟軟著陸，我表達了我的信⼼：在他的領導下，「改⾰將加速換擋。」跟中國政府的合作機會競爭激烈，於是我回顧了⾼盛在政府顧問⽅⾯的廣泛經驗。我提到幾個朱鎔基認識的⾼盛⾼階主管——像⽩賴恩．格菲斯勛爵（Brian Griffiths, Baron Griffiths of Fforestfach），曾領導實施柴契爾
17.政府的私有化計劃；彼得．薩瑟蘭（Peter Sutherland），前關貿總協定（GATT）總幹事及WTO⾸任總幹事。朱鎔基正率領中國加⼊WTO，不僅會帶來經濟利益，也將提供⼀個樂⾒的外部壓⼒源，推動他的國內改⾰計劃。我說了幾分鐘，說幾句停⼀停，讓朱鎔基的翻譯整理頭緒譯成漢語。我注意到，朱鎔基在我說話和翻譯說話時都會點頭。他英語說得相當好，理解得更好；後來，我們熟悉了之後，他跟我說話時常常夾雜⼀、兩句英語。經王岐⼭的提議，我重點介紹我們和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的合作。我講述了去年⼗⼀⽉⾼盛如何協助這家德國公司成功完成了 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次公開募股）。在那之前，我們已經當了德國政府近⼋年的顧問，幫助他們改造⼀個臃腫的政府部⾨。這個部⾨類似中國的郵電部，混合了郵政和電信業務，困擾於低品質服務、低⼯作效率和孱弱的資本狀況。那⼀次IPO融資⼀百三⼗億美元，⽤於發展電信⾏業的基礎設施，且重點在曾為共產主義國家的前東德地區。這項交易加強了德國電信的國內實⼒，使其在巨⼤的國際市場上擁有競爭⼒；同時，還使其有能⼒負擔退休和冗餘職⼯的養⽼和醫療保險費⽤。最後⼀點是朱鎔基的⼀⼤擔憂：改⾰中國的國有企業，意味著打破所謂的鐵飯碗。鐵飯碗是政府透過⼤型企業為員⼯提供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險在於，改⾰帶來的變化可能導致失業率飆升，從⽽引起社會動盪，⽽中國領導⼈最害怕的就是社會不穩定。黨和⼈民做了個簡單的交易：經濟增⾧換取政治穩定。那也就意味著黨的控制。繁榮是黨的合法性來源。此事還牽涉到國家榮譽。我說：「不只是德國電信，德國本⾝也上市了，德國的形象提升了。⼀九九七年是關鍵的⼀年，為了配合⾹港回歸，電信改⾰應該從⾹港開始，成為推動全中國電信業發展的催化劑。」
18.我相信，我說的話⼤多不出朱鎔基所料。王岐⼭肯定很好地向他報告過了，我和王岐⼭事前詳細討論過這些問題。我基本上也只講王岐⼭建議我講的幾點。但重要的是，我當⾯向朱鎔基說⼀遍，表明⾼盛的誠意和我對成功實現中國計劃的個⼈承諾。還有，王岐⼭希望和⾼盛合作，我的話是為⾼盛⽽講，也是為他⽽講。我說完了，朱鎔基點頭並講了起來，講的是中共集體領導層⼼⽬中的兩個關鍵點：改⾰和⾹港的重要性。但他⾸先有些動情地談到改⾰導師的去世，聲明「中國⼈民……將毫不動搖地推⾏改⾰開放。他們將化悲痛為⼒量，實現鄧⼩平同志的遺願。」我很⾼興他談到鄧⼩平，因為我違背了顧問給我的建議，先提到了鄧⼩平（他們認為，⼀個外國⼈談論這位最⾼領導的逝世並不合適）。但我無法想像，這種時候與朱鎔基會⾒卻不表達我的哀悼。我向來仔細聆聽我的中國團隊的建議，⼀般都會採納，但有時候，就像現在，我就聽從了本能。我知道，中國⼈重視真誠，期望我說⼼裡話。朱鎔基說，「中國的有利經濟形勢，確保⾹港回歸不會產⽣問題。我認為絕⼤多數⼈對⾹港的持續繁榮抱有信⼼。」他重申，回歸後⾹港將按「⼀國兩制」模式管理，「中央政府將不會插⼿⾹港特別⾏政區的政治經濟事務。」中國的領導⼈不放過任何機會表達這⼀點。他們希望讓⾹港、澳⾨的居民放⼼，還有同樣重要的台灣；這個模式也針對台灣。朱鎔基⽤漢語說話時，主要對著我說，說幾句再朝我同事的⽅向看⼀眼。中⽅的其他⼈都沒講話。我碰巧看了⼀眼朱在厚地毯上穿著⿊鞋的腳，注意到他的外褲管下露出了秋褲沿。我說過他是個很務實的⼈，那時候北京的⽼辦公室有穿堂⾵，常常很冷。然後，他說了我們想聽的第⼀句話：「當然，我們會考慮你們的想法，我們希望與你們合作。如果你們有興趣在電信領域與中國政府合作，
19.我想你們可以和郵電部進⼀步交流。」就這麼句話，但⼀切都在其中了。這個會談並無郵電部代表到場。按計劃我們明天去⾒吳基傳部⾧，⼀位⾧期從事管理電信的官員，頗有權⼒。我們已經與中⾦公司和郵電部⼀起⼯作了⼀段時間，但我們擔⼼（我認為中⾦也擔⼼），郵電部可能在選擇合作夥伴⽅⾯有其他想法。朱鎔基的話當然會迅速傳到郵電部和吳部⾧那裡。朱鎔基講完後，我又接著講。我很明⽩這件事競爭激烈，便提到⾼盛在全世界做這種事的能耐，指出我們做過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項⽬，⽐排在我們⾝後的三家投資銀⾏加起來都多。「這將是⼀個複雜的程序，」我說，「但我們將全⼒提供我們的技能和專業知識。」朱鎔基點點頭，⽰意會⾒即將結束，說：「我歡迎你們進⼀步與中國建設銀⾏合作。透過與你們公司的合作，建⾏將在其商業化進程中獲益，並加快其現代化進程。」他感謝了我們，還有幾句道別的寒暄，會⾒結束了。中國領導⼈是有魅⼒的主⼈和對話者，擅⾧讓你感覺良好，使你覺得聽到了希望聽到的話。客⼈容易變得飄飄然和過分樂觀。我很仔細地聽了朱鎔基的話，感到會談很不錯。但⼀出⾨，我就轉向同事，⽴刻核對狀況。「我們的情況如何？」我問我的團隊。「我覺得好到不能再好了。」約翰回答。邁克和學明也有同感。那麼，簡⾔之，我們剛剛開完了涉及⼀宗⼤型IPO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中，我們對具體的交易未著⼀詞，更不⽤說IPO的時間、規模或定價；我們將與之合作的有權有勢的郵電部⾧並未出席；那家公司真正意義上來說還不存在，但它將在我們⼿中誕⽣。幾乎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我們都
20.不可能做到、或根本想不到去做這樣的交易。這是⼀九九七年的中國，我們很⾼興⾃⼰站在這裡。在中國，訊息並不總是直接傳遞的；你需要解讀信號。也許，這個會談最重要的⽅⾯不在於朱鎔基說了什麼，最重要的是能有這個會談。要跟我們交流，他有⼤量的其他⽅式。在政府的許多事情都暫停的⼀天，他特別來⾒我們——內容是⼀樁爭議性的交易，這筆交易將成為他未來改⾰計劃的關鍵⼀環和樣板。這個掌管中國經濟的⼈，也是未來所有決定裡的關鍵⼈物，親⾃來評估了我們，⽽我們好像通過了檢驗。他⿎勵我們與中國建設銀⾏及電信監管部⾨合作，他把⾃⼰的影響和威望公開地借給我們。這是個強⼤的信號，不僅傳遞給我們，也傳遞給中國的黨政機構。這次會談並未敲定交易。我知道這⼀點。朱鎔基的應許令⼈滿意，但並⾮保證。我們還需要繼續競爭，⾛各種程序，順利通過層層審批。我們踏出了⼀隻腳，但若⾮堅持不懈，仍然很容易失去優勢。這樣的事我經歷過許多次。與中國打交道就是如此：只要事情還沒做成，就不是板上釘釘。我們⾒過⼤量看似萬無⼀失的⽣意機會，最終卻沒能實現。但這次的事似乎勢在必⾏，每⼀家銀⾏都將為之爭⾾，尋找關係，覓取進路。還需要幾個⽉的艱苦⼯作和謹慎推進，我們才能獲得正式的授權，去實施這個顯然將是中國國有企業迄今為⽌最⼤的IPO。我們驅⾞返回酒店，經過天安⾨廣場。我瞥⾒紫禁城牆上掛著巨⼤的兩層樓⾼的⽑澤東像，⼀時⼼想，資本主義銀⾏協助中國把⼀家極⼤規模的國有公司的股份賣給外國投資者，⽑澤東對此會作何感想。天安⾨廣場的⼀邊是⼈民⼤會堂，另⼀邊，中國國家博物館⾨前，巨⼤的電⼦鐘倒數著⾹港回歸的⽇⼦，我能看⾒：⼀⼆四。這景象令我吃了⼀驚。我們和⾹港回歸不是⼀個時間表，但我禁不住想：我們只有幾個⽉時間來完成這個交易了，⽽在⼀個運轉順暢的西⽅經
21.濟體中，做這種交易也⾄少需要⼀年。我轉向⾝旁跟我同坐後座的邁克．伊雲斯：「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成這件事？」
22.Chapter 2 中體西術 Chinese Bodies, Foreign Technology 闖⼊新市場的關鍵是，與最重要的客⼾建⽴牢固的關係，以樹⽴品牌。⾼盛進⼊中國始於⾹港，⽽早期我遇⾒的⼀位極重要的商⼈是董建華，後來他成了英國殖民政府終結後的⾸位⾹港特⾸。他的任期⾃⾹港⼀九九七年回歸起，持續到⼆○○五年。董建華主掌東⽅海外貨櫃航運公司。公司創始者是他的⽗親董浩雲，⼀位頗有遠⾒的船業⼤亨，打造了世界頂級規模的船隊；他做過⼀件出名的事，即買下跨洋皇家郵輪「伊利莎⽩皇后號」（RMS Queen Elizabeth），準備改造為⼀所流動⼤學，改裝期間卻失⽕沉沒於港⼜。⼋○ 年代中期，全球船業蕭條，東⽅海外陷⼊困境，中國⼤陸⽅⾯曾出⼿相助。東⽅海外跟我們沒多少⽣意可做，但董建華充滿智慧，是敏銳的中國觀察家，也很推崇美國。緣於和中國領導⼈的親近，董建華相信他們擁有卓識的遠⾒，也相信這個國家很可能取得成功。他⼗分⽀持鄧⼩平的經濟政策，建議我——如果我們真想在這個地區壯⼤⼒量——把⾼盛的重點放在中國。我最初幾次去⾹港時，亨利．康奈爾（Henry Cornell）對我說過董建華希望開發⼀塊北京⿈⾦地帶的地產。康奈爾是⼀位年輕的地產銀⾏家，後來成了⾼盛在這個地區私募股權投資部的主管。「東⽅廣場」的計劃是⼀項龐⼤的多功能開發，規模居亞洲之⾸，包括辦公⼤樓、住宅、商場、酒店和餐飲。它的位置好得不能再好，位於⾧安街和王府井⼤街交界處，距天安⾨廣場⼀箭之遙，可說是中國最好的地產。為了熟悉中國市場，我問董建華，⾼盛能否跟著他⼀起投資，他答應了。
23.⼀九九⼆年，董建華和其他幾個投資者⾶到北京，和中國領導⼈江澤民談這個項⽬，我也跟著去了。我⼆⼗多歲時曾在⽩宮⼯作，⾒過尼克森（Nixon）總統許多次，但要⾒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時，仍感到有點緊張。江澤民有⼀股⾃然流露出的氣勢，個性外向、⼤氣。⼀九⼋九年天安⾨事件後，鄧⼩平挑選了他來主掌中國，因為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他機敏應對了學⽣抗議。外國⼈容易低估江澤民，因為他的舉⽌、厚厚的⿊邊眼鏡和缺少威嚴的外表，容易消除他⼈的戒⼼。我們和江澤民會⾯的地點是⼈民⼤會堂。這棟蘇聯⾵格的建築空蕩幽深，位於北京的⼼臟地帶，天安⾨廣場西側，南北延伸五分之⼀英⾥。我是⼀⾏⼋、九個⼈裡唯⼀的西⽅⼈，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我說得特別多。江澤民開始對我說英語，⼀⼜氣說出許多美國公司的名字，像通⽤電器、波⾳和IBM，並強調中國採⽤美國會計標準的重要性。他當然是對的：中國公司的帳本通常是⼀團亂，如果中國不推⾏財務透明、不採⽤更嚴格的會計標準，國企在海外上市就不可能。他看著我的眼睛說，「資產等於負債加所有者權益。」我差點笑出聲來。後來我曾說過，我不是很確定美國政府領導⼈能否像這位地道的共產黨⼈⼀樣，這麼簡潔地總結資產負債表。那時，⼀九九⼆年巴塞隆拿奧運會剛過，⿆可．喬丹（Michael Jordan）率領美國男籃「夢幻隊」打了夢幻般的⽐賽。世界也⾒識到另⼀壯舉：中國⼥⼦游泳隊出⼈意料地贏得了四⾯⾦牌。江澤民問我有沒有關注奧運。「當然關注了。」我說。「你覺得我們的游泳選⼿怎麼樣？」他問。他盯著我。無名的中國隊突然贏得創紀錄的勝利，⾮法服藥的流⾔四起。「很有趣。」我琢磨著使⽤中性的語氣。江澤民點點頭，然後笑著
24.說，「中體西術。」從此我常常想起這句話：中體西術。後來我瞭解到，這話⾃⼗九世紀清朝⼤⾂張之洞的名⾔「中體西⽤」演變⽽來。張之洞倡導向外部世界打開國⾨。「中體西⽤」概括了過去幾⼗年中國的崛起：它是改⾰開放的本質。中國依靠巨⼤的⼈⼒資源，體⼒的和腦⼒的，再配以從西⽅討來的、借來的、買來的乃⾄（坦率地說）偷來的知識、創新和最好的實踐經驗。憑藉這個組合，中國成了⼀個⾮凡巨⼈，擁有各⼤國增速最快的軍事⼒量和快速膨脹的GDP，有望在不遠的未來超越美國。 ★ 中國將很快挑戰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這在我⾒江澤民時還是難以想像的，那時中國不過剛從近期的政治和經濟噩夢裡甦醒過來。⼀九四九年⼗⽉，⽑澤東在天安⾨廣場宣告中華⼈民共和國成⽴，為這個國家制定新的航向；那時，中國已搖搖欲墜地經歷了⼀個多世紀的殖民壓迫和內部戰亂，最終是連續⼆⼗多年的全⾯衝突——軍閥戰爭、抗⽇戰爭，以及共產黨和蔣介⽯的國民黨軍隊之間的⾧久內戰。⽑澤東隨即施⾏蘇聯模式的指令和控制型計劃經濟，將農業集體化，把資源轉移到巨⼤的⼯業化項⽬，重點是重⼯業製造，很少照顧到消費品和服務業。中國經濟從戰時的破壞中得到恢復並增⾧，並⼤幅度地滿⾜中國⼈的基本需要。但是，在政治恐怖統治之下，強制推⾏偏誤的政策和災難性的計劃，造成了巨⼤的破壞。⽑澤東在⼤躍進（⼀九五⼋｜⼀九六⼀）時發動普通民眾加速⼯業化，結果導致了普遍的饑荒，據稱造成超過三千萬⼈死亡。⽑澤東施展謀略以保住權⼒，隨後發動了⽂化⼤⾰命，清洗共產黨的⾼級官員，發動紅衛兵，以階級⾾爭的名義迫害了全國數百萬⼈。⼤學關閉，知識青年被送往鄉村從事體⼒勞動。今⽇正崛起的這⼀代領導⼈中，
25.有許多⼈曾在農村勞作。這個舉國噩夢直到⽑澤東於⼀九七六年去世才宣告結束。那時，中國步履蹣跚，在國際上孤⽴，經濟發展之路不知何去何從。⽑澤東的極端平均主義在建造⼀個反⾯烏托邦的意義上勝利了：民眾—— 農民或⼯廠⼯⼈——全都在不同程度上處於貧困狀態。中國近⼗億⼈⼜，半數⾚貧，每天收⼊不到⼀美元，國家⾧期受困於物質短缺。⼀九⼋○年代乃⾄更後期，糧⾷和⾐料這樣的⽣活必需品仍然實⾏配給。相⽐之下，⽑澤東主政時期，美國則經歷了第⼆次世界⼤戰後的經濟騰⾶：從⼀九四九年到⼀九七六年，GDP增⾧了近七倍，達到⼀．⼋兆美元，⼈均收⼊則增⾧了近五倍。鄧⼩平挺過了反覆的政治放逐，成了國家的最⾼領導⼈；⼀九七⼋年，他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的航向。⾸先，他摒棄了⽑澤東的腐蝕性政治，使黨專注於經濟發展，⿎勵採取市場經濟原則、形成「有中國特⾊的社會主義」。他內⼼是個實⽤主義者，其名⾔是：「不管⿊貓⽩貓，能捉⽼⿏就是好貓。」農業改⾰⾸當其衝。過去農民被迫集體化，只能集中進⾏糧⾷⽣產，要完成持續增加的⽣產指標，還只能低價賣出產品，以便補貼城市⼯業。結果是⽣產⼒停滯不前，中國需要⾧期進⼜⾷物。在鄧⼩平的敦促下，領導層決定給予農業集體更多⾃由。安徽和四川的⼀些地⽅進⾏了試驗，容許農民擁有⼩塊⾃留地，許多地⽅仿效它們。很快，全國的農業集體（⽣產隊）採取了所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農⽥分割為⼩的地塊，由家庭種植。家庭簽訂合同，完成⽣產定額，超出的部分則可⾃由地到公開市場出售。有了這些新的激勵，⽣產⼒猛增。⼀九七⼋年到⼀九⼋四年，糧⾷產量增⾧了三四％。此時農業集體（⽣產隊）差不多消失了。農民開始從事更賺錢的經濟作物種植和牲畜的飼養，為中國⼈提供了更豐富多樣的⾷品，農民的⼜袋裡也有了錢。
26.⽣產⼒的提⾼，意味著農村所需勞⼒的減少。許多剩餘勞動⼒被吸收到新創⽴或新近活躍起來的鄉鎮企業，這些企業隸屬當地政府，但不屬計劃經濟的⼀部分。它們可以較⾃由地運作，有點像私有公司，⼤量⽣產市場需求⾼的商品，或與中央控制的國有⼤型企業競爭。農村的⼈開始到更遠的地⽅找⼯作。數百萬⼈前往沿海城市，進⼊那裡像⾬後春筍般開建的⼯廠，開始了⼀波⼈類歷史上前所未⾒的都市化進程。之後的三⼗年裡，約三億⼈從農村來到了城鎮，⼤⼤提⾼了中國的⽣產⼒，但也部分引發了⼀波波的騷亂，以及持續惡化的環境破壞。城市⼯業的改⾰也迫在眉睫。政府進⾏了各個⾏業的重組，從巨⼤的政府部⾨分離出新公司。中央政府開始把重點從重⼯業轉向消費品，逐步給予國有企業更⼤⾃主權，在決策上去中⼼化，引⼊價格雙軌制。管理者需要完成修訂過的計劃指標，但此外也被允許繼續⽣產，在公開市場上以彈性價格銷售多⽣產的產品。這個賺錢的灰⾊市場是為了促使國有企業把重點更多地放到利潤上，⽽不是完成計劃指標；管理者們也獲得了更多的⾃由去運作和試驗，並且有激勵機制。遵循重新加⼊國際經濟的承諾，鄧⼩平允許在南⽅的福建和廣東創建經濟特區，從⽽利⽤那裡與海外中國社群的聯繫。深圳毗鄰⾹港，珠海靠著當時還是葡萄⽛殖民地的澳⾨，廈⾨和汕頭則與台灣隔著⼀條海峽。經濟特區的中外企業享受較低的稅率，無需為加⼯業的組件和原料⽀付進⼜稅，進出⼜的限制較少，也更容易獲得海外投資。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開放承諾的有⼒象徵，是許多事情的試驗場，如發給⼯⼈獎⾦和建築⼯程的招標。⼀九⼋四年，鄧⼩平來到深圳，標誌著新⼀輪改⾰開始，即接受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有些⼈將⽐另⼀些⼈更富有。⼀九⼋六年，鄧⼩平對邁克．華萊⼠（Mike Wallace，美國哥倫⽐亞電視公司電視節⽬《六⼗分鐘》［60 Minutes］主持⼈）說：「致富不是罪過，我們允許⼀部分⼈先富起來，⼀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
27.這個訊息傳給了所有⼈，釋放了中國⼈壓抑的能量和才智，他們渴望在多年的貧困後改變⾃⼰的命運。經濟繁榮起來了。⼀九⼋○年代前期， GDP以年均⼀○％的速度快速增⾧，個⼈收⼊飆升，城鎮上升六○％，農村上升⼀五○％。⾃⾏⾞、⼿錶和縫紉機曾是⽑澤東時代的⾝份標誌，現在被洗⾐機、彩⾊電視和摩托⾞取⽽代之。百萬件這樣的「必需品」進⼊中國家庭。企業家們開始施展⾝⼿。有些⼈渴望讓久遭壓制的才能得到發揮，放棄了政府、國有公司或學院的穩定⼯作「下海」——這是那個時代的流⾏詞，意為扎進⽣意的⼤海。另⼀些敢冒險的⼈離開農⽥，嘗試⾃⼰當⽼闆 ——街頭⼩販、⼩吃攤主、⾃⾏⾞修理攤主、⼩型製造商、保險推銷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留下了不可思議的成功故事，⾜可媲美美國著名的鍍⾦時代中的任何傳奇。國有企業繼續享受著國家的巨⼤優惠，但民營部⾨的先驅者將成為中國創新和創造⼯作機會的引擎，也將成為許多中國最⼤的企業和財富的基礎。「美國⼈不可能理解，改⾰開放之前，即便你有能⼒，你也什麼都不能做。」我的朋友、中國計算機⾏業先驅柳傳志曾這樣對我說，「改⾰給了⼈們選擇。」柳傳志無疑最充分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九⼋四年，他四⼗歲時，和幾個同事決定離開某計算機研究所，這家研究所隸屬著名的中國科學院；離開時，所裡給他們相當於接近⼋萬美元的資⾦和⼀個⾃⾏⾞棚的使⽤權。初出茅廬的企業家賣過電視和電⼦錶，後來以⼀塊電路板⼤獲成功 ——這塊電路板讓個⼈電腦能夠處理漢字。沒過多久，這家公司在分銷進⼜電腦之外，也製造和銷售⾃⼰的個⼈電腦。它很快主宰了中國的電腦市場，慢慢成為今⽇的巨頭「聯想集團」，⽽柳傳志作為該集團董事會主席，也成了偶像級⼈物。⼀九⼋○年代有許多柳傳志這樣的故事。曹德旺⼀九四六年⽣於福
28.建，那個省在中國東南沿海，就在廣東北邊和台灣的對⾯。「⽂化⼤⾰命」時期，曹德旺在農村待了⼀段時期，後來兜售過煙絲，賣過⽔果，也當過廚師。⼀九⼋三年時，他管理⼀家市屬玻璃廠。四年後他開始單幹，創辦了福耀玻璃公司。他先是⽣產⽔錶的盤⾯，然後，專做安全玻璃，建起了⼀家跨國公司，是全球汽⾞玻璃的第⼆⼤、也是最賺錢的供應商，客⼾包括通⽤、⼤眾和豐⽥汽⾞公司。再來看宗慶後。⽂化⼤⾰命期間他在⼀家農場待了⼗年，然後，在家鄉杭州騎三輪⾞兜售冰棍、汽⽔和筆記本。⼀九⼋七年，沒上過⾼中的宗慶後和兩個退休⽼師⼀起，獲得了相當於兩萬兩千美元的貸款，最初經營兒童飲料，後來也賣給成⼈。這種飲料流⾏起來，他的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團」（「娃哈哈」的意思是笑嘻嘻的孩⼦）成了中國最⼤的飲料企業，宗慶後也在⼆○⼀三年成了中國⾸富。 ★ 不過，改⾰的道路並不平坦，⾛得並⾮⼀帆⾵順，也不是沒有代價。政治改⾰落後於經濟改⾰，資源浪費，污染惡化，新的財富分配不均引起了對任⼈唯親和腐敗的廣泛不滿。黨內更保守的⼈物要求放慢或停⽌改⾰的步伐和進度，改⾰者不得不與之抗衡，因此，出現了許多⼈們預料之外的後果。國家領導層雖放鬆了對集體農業的管制，但也曾試圖阻⽌農業回歸家庭⽣產模式，然⽽⼀旦放開了對農民的禁錮，就無法再把他們拉回來了。六年後，集體農業已經消逝，家庭農業佔據了主導地位。鄧⼩平理解，改變將是不可預測的，充滿危險。他說，中國進⾏改⾰就像摸著⽯頭過河，⼀步⼀步⾛。⼀九⼋○年代的⼤部分時間，是進兩步退⼀步。隨著鄧⼩平和黨的其他元⽼如陳雲（他在⼀九七○年代曾⽀持鄧⼩平
29.的平反復出）在究竟應該⾛多遠和⾛多快的問題上產⽣了爭執，增⾧時⽽驟然加速、時⽽驟然停頓。初期的改⾰措施引起了經濟過熱，然後陳雲出⼿降溫。陳雲是個保守派，主張謹慎的經濟計劃和緩慢的增⾧。陳雲是最⾼權⼒機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他著名的「⿃籠」理論提出，中國的⾃由市場應當像⿃籠裡的⿃，⾶⾏的⾃由限於計劃經濟的⿃籠裡。⼀九⼋⼋年是⼀個特別困難的時刻，旨在放開物價的價格闖關失敗之後，經濟下滑。黨的總書記趙紫陽是⼀位堅定的改⾰者，他向領導層施壓，要求除了少數主要產品之外都採⽤市場定價，以避免雙軌制固有的混亂和潛在腐敗；在雙軌制下，國有企業可以透過官⽅管道購買商品，再以更⾼的價格在公開市場出售。鄧⼩平允許對越來越多的商品取消管制，物價隨之上漲。快速膨脹的信貸激發了經濟增⾧，但通貨膨脹飆升；公眾習慣了中央計劃時代消費品的固定價格和⾧期短缺，此時受到了驚嚇。趙紫陽透露政府決定徹底開放價格時，公眾恐慌了。他們囤積⾷物，從銀⾏取出存款，上街抗議，導致國務院改弦易轍，恢復對某些商品的價格管制。保守派從趙紫陽⼿裡奪取了經濟政策的控制權，中國⾛向了⼀次硬著陸。投資減少，⼯資不再上漲，銀⾏貸款收緊，建設項⽬取消。⼀九⼋九年，即使通貨膨脹還是很⾼，增⾧率卻陡降。這種⾶機失控打旋般的混亂，再加上對腐敗的持續憤怒，形成了⼀九⼋九年學⽣抗議的背景。這場抗議的導⽕線是四⽉胡耀邦的去世。胡耀邦是前總書記，改⾰派，⼀九⼋七年被迫下台。天安⾨廣場事件使得進⼀步的市場改⾰和價格開放陷於停頓。外國政府和公司削減對華貿易，凍結對華投資，以此抗議北京以暴⼒壓制學⽣運動。⼀九九⼀年我第⼀次去中國，當時中國⼈的強⼤引擎正要重新啟動。⼀九九⼆年⼀⽉，名義上已經退休的鄧⼩平到南⽅訪問，呼籲加快改⾰的步伐。在深圳，他說經濟特區試驗的表現超出了他的期望，讓他放⼼。他
30.斥責強硬派——他們害怕變⾰導向資本主義；他說黨更應該害怕的是極左意識形態，⽽不是偏右的⾃由派。在當時的政治狀況下，雖然廣東和⾹港的報紙都報導了鄧⼩平的「南巡」，但全國性的播報竟要等到幾週以後。此時，鄧⼩平在與強硬派的周旋中已經獲勝；黨的總書記江澤民⼀直在北京與保守派較量，現在則牢牢握住鄧⼩平的旗幟。那年秋天，改⾰者副總理朱鎔基和西藏⾃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加⼊了常委會。隨著信貸閥⾨打開，及各省相互趕超、推動經濟的忙亂增⾧，GDP激增⼀四％。⼀九九三年，政治局正式頒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綱領。 ★ 在我前三分之⼆的⼈⽣歷程中，中國對我的⼼理距離，就如中國與我的家鄉伊利諾州巴靈頓（⼈⼜五千⼈左右）的距離。我對中國的理解淺陋⽽無知。就像多數我這⼀代的美國⼈，我成⾧於冷戰的陰影下，為了預防核武的⾸次打擊，演練時躲到桌⼦底下。我⽗親曾在地下室建了混凝⼟加固的防空洞，裡⾯存著罐頭⾷品。（我母親仍然在裡⾯存放聖誕裝飾品和其他雜物。）我們擔⼼俄國⼈來轟炸我們，如果俄國⼈不來，那也許就是中國⼈來。⽽且，與美俄兩國間的過往不同，我們跟中國⼈真的開戰過。中國⼈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的故事，中國⼈為被俘美國兵洗腦的故事，在我兒時的⼼裡印象牢固，造成了深深的不安。許多⼈都有類似的印象。⼀九七⼆年⼆⽉，當尼克森總統踏上中國⼟地時，我的震驚不亞於任何⼈。當時我在五⾓⼤廈⼯作，兩個⽉後，我轉為⽩宮國內政策幕僚⼈員，很快地，尼克森訪問莫斯科，開啟了「緩和」之⾨。我領會到他這些步驟很出⾊，在我們尚在為結束越戰作準備之時就調整戰略利益，讓蘇聯在冷戰的對抗中失去了平衡。但當時我正極度專注於⾃⼰的⼯作中，即研究不可能通過的稅改⽅案（⽐如⽤增值稅資助教育）。我不會預料到，尼克森之⾏將形成未來四⼗年美中關係的基礎，最終對我的⽣活將有如此深
31.刻和豐富的影響。我第⼀次去⾹港時，剛剛在⼀九九○年底被任命為⾼盛投資銀⾏部的三位主管之⼀。⼤家把亞洲區交給我管，是因為我住在芝加哥，他們認為我⽐紐約的同事離亞洲「更近」。這件事說明了當時亞洲在公司的全球計劃裡多麼無⾜輕重。其實，在⼀九⼋○年代末之前，我們在中國沒有⽣意，在⾹港也沒多少。當時公司把債券銷售明星曾國泰（Moses Tsang）派到了⾹港；他原本就是⾹港⼈，畢業於明尼蘇達州的伯⽶吉州⽴⼤學，又在愛荷華⼤學拿到「社會⼯作」的碩⼠學位，再加⼊⾼盛，在紐約、東京和倫敦銷售債券。在⾹港，曾國泰迅速建⽴起⽣意管道，把美國債券賣給本地機構和富有的個⼈。⼀九九○年代早期，⾼盛公司在⾹港已有⼤概⼀百⼈，幾乎都從事債券銷售或交易。⽽投資銀⾏業務只有寥寥幾個⼈⼿，幾乎沒有⽣意。當我親眼看到⾹港，很快就迷上了這裡的美麗、時髦的現代感、搏動的能量和當地⽣意⼈的直率。不久後我第⼀次⾶往北京，同⾏的是常駐東京的⾼盛亞洲區合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北京和圓熟的⾹港有多麼⼤的反差！和⾹港的城市居民——他們穿著著名裁縫定制的歐式服裝——相⽐，⼤陸⼈——不少⼈還穿著扣⼦扣到脖⼦的⽑式外套——就像鄉巴佬。北京的街道滿是⾃⾏⾞，他們在快速壯⼤的汽⾞⾞流裡騎⾃⾏⾞，看得我⼼驚膽戰。我記得，我們降落在⽼機場，汽⾞⾛⼀條單⾞道的路去飯店，路上擠著⾺和⼤⾞、搖晃的⾃⾏⾞和⾶馳的轎⾞。我們的⾞開得太猛了，莽撞超⾞，喇叭嘶鳴，很慶幸我們沒被撞死，也沒撞死⼈。那時候，站在⾧安街和⼆環路邊，你能看到運來冬⽩菜的騾⾞，⽽⼆環路環繞北京城中⼼，距天安⾨廣場僅三英⾥。三環路再向外⼀．五英⾥，正在修建，望向三環路時，仍能看到⼀⽚⽚胡同；胡同是北京的特⾊居民區，即許多窄巷⼦和圍著院⼦建起的住宅，它們已存在了數百年。這⼀切正在快速消失。隨後幾次去北京，我看⾒，⼀眨眼⽼居民區就
32.拆除了，取⽽代之的是⾼樓⼤廈，⽤於政府部⾨、辦公⼤樓、住宅和酒店綜合體。變化的節奏令⼈暈眩。每次去，原先的地標似乎都消失了。我這樣的來訪者都眼花繚亂了，中國⼈肯定深為震動。但這種變化反映出的能量和勤奮——以及欲望——富有感染⼒。我去了廣東省的深圳經濟特區，⾒到正在建造的⼯廠和成排房屋中的那股創業精神，中國的發展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重機構成了地平線；到處是等著為新房⼦挖地基的推⼟機。深圳是⾹港企業家的⾦礦，他們投錢建⽴企業，營運卻幾乎沒有成本。中國政府解決⼯⼈的福利和少得可憐的醫療服務，⼯⼈⽇以繼夜地苦幹，⾹港製造商僅⽀付最低⼯資。他們把產品按成本價運到⾹港，不⽤在⾹港繳公司稅，再加價賣給世界各地的消費者。還有⽐這更好的⽣意嗎？這樣的安排對中國⼈也合適。我不是對某些⼯廠裡惡劣的⼯作條件視⽽不⾒：⼯作時間⾧，上廁所的機會少到幾乎沒有，通⾵糟糕的廠房。但數百萬的就業機會創造了出來，經濟興旺了起來。第⼀次，⼈們有錢花了，也能買到充⾜誘⼈的商品。廣東各地的⼈湧⼊特區，全國各地的⼈湧⼊廣東和其他沿海省份，那裡進⾏著最前沿的實驗。當然，天安⾨鎮壓過後我不好受。我很難擺脫那幅縈繞於⼼的畫⾯：那個外表孱弱的⼈，拎著網眼購物袋，獨⾃站在坦克前。實施戒嚴讓我深感不安。抗議者追求更⼤的⾃由，卻遭到政府的嚴酷拒絕。但那時我相信，今天我也相信，美國和中國的交往是有意義的——實際上，來往得越多，⽽⾮越少，才是更好的路線，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我確信，中國正在做出艱難的、市場導向的選擇，增加中國⼈的福利，⽽⽣活⽔平的提⾼將使得中國⼈接近國際社會，接近美國享受的那種⾃由。這些理想和⾃由也許會到來，也許不會，但在繁榮的條件下，相⽐於在極度貧困下，贏得它們的可能性更⼤。
33.我嗜好⾏動，⽽中國⼈完全是⾏動派。我要坦率地說，這與美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次貸危機後的衰退深淵裡，美國⼈已經習慣了陰暗的反對聲。也許是我天真或看不透徹，但我確實看不出，⼤陸的中國⼈有什麼理由不該渴求或獲得他們在⾹港和台灣的同胞所取得的成功。他們需要巨⼤的改變，顯然他們正在努⼒。我感到，我們能在這個過程中幫助他們，同時也是幫我們⾃⼰。不過，我並⾮沒有疑慮。我記得有⼀次去上海，星期天下午沒事，我在外灘⾛了⼀⼤圈。這處著名的⽔岸有如從⾰命發⽣前即封存⾄今的時間膠囊，歷史建築排列在⿈浦江的西岸，好似舊時的華爾街或倫敦⾦融城。這條⼤道上曾⽴著西⽅和中國的銀⾏、交易所和股票市場，但⾰命後幾乎瞬間消失了。這個想法令我遲疑了。⾼盛的不少⼈，包括聯席主席魯賓（Bob Rubin）這樣⽬光敏銳的同事，都對中國的前景提出了不客氣的追問，這主要是因為，從來都不能確定改⾰會延續下去。我不得不問⾃⼰：我憑什麼認為同樣的事不會再次發⽣？我怎麼能確定，⾼盛在這兒投資不會輸得精光？
34.Chapter 3 中國特⾊的交易 Dealm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盛內部對中國的疑慮，是⼀九九○年代中期⼀次激烈辯論的⼀部分：亞洲的⾧期前景如何？公司有些⼈認為，我們應該重點關注這個地區的其他經濟體，即所謂的亞洲虎：⾹港、新加坡、韓國和台灣（還有其他新興經濟如泰國、印尼和⾺來西亞）。這些國家的增⾧傳奇⼀點不亞於中國，⽽且不那麼變化無常，有些地⽅有更直接的⽣意機會。但中國⼈的能量、熱情和決⼼打動了我，使我成了中國潛⼒的熱烈倡導者。我在腦⼦裡算了算：那些國家固然成功，但⼈⼜總數加起來也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不過，最初中國只是個次要舞台。我們最早致⼒於在⾹港建⽴關係。我們能看到這麼做的幾個好處。回歸前，中國正在拉攏這個殖民地的商界領袖。這些商業鉅⼦能看出事情的徵兆，正在培育與⼤陸的聯繫，在各種項⽬裡投資。他們的蓬勃⽣意，我們可以參與合作，我們可以搭他們的順⾵⾞進⼊中國⼤陸。⾹港最重要的⽣意⼈是李嘉誠。朋友稱呼他為K. S.（編按：K. S.為李嘉誠英⽂姓名Li Ka-shing後兩字的縮寫），他是逃難到⾹港的，⼆⼗歲出頭時開辦了⼀家企業，命名為⾧江實業。他製造和銷售塑料梳⼦和肥皂盒，後來又做玩具和塑料花。發達後，李嘉誠很快開始投資房地產，最後成為這塊殖民地最⼤的地產開發商。⼀九七九年，他收購了著名的英資公司「和記⿈埔」，其⽣意涉及港⼜、零售和地產。隨後，他在中國建⽴投資組合時，把⽣意延伸到電信這樣的新領域。⼀九九○年時他已是億萬富翁，被認為是⾹港最富有的⼈。⼀九九⼀年的⼀天，我第⼀次⾒到李嘉誠，同⾏的是⾼盛駐⾹港的曾國泰。我們在⼀架私⼈電梯裡嗖嗖上升，來到他⿃瞰全城的中環辦公室。
35.李嘉誠親切歡迎我們，和我們在沙發座側區聊天，然後去吃午飯，坐的是⼤圓桌，有精緻的菜單卡。李嘉誠有兩個兒⼦，李澤鉅（Victor）和李澤楷（Richard）。李澤鉅在⾧江實業⼯作，⼩兒⼦李澤楷剛⼆⼗出頭，正在創辦星空衛視（StarTV），⼀家開創性的衛星節⽬公司，專注於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市場。我不記得這兩個兒⼦在不在場了，但李嘉誠的核⼼副⼿霍建寧（Canning Fok）來了，他是曾國泰的⾹港⾼中同學，也是他安排了這次會⾒。我們進⾨之前，曾國泰曾提起李嘉誠正在為李澤楷的電視⽣意籌資。我們談論的話題很廣泛，談了⾹港、中國和美國的市場和經濟狀況，李嘉誠的直率和敏銳令我印象深刻。他精明、⽼到，視野涵蓋全球。他是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但也是個現實派，⼗分實⽤主義。後來我慢慢瞭解到，他是個極為明智的⽣意⼈，從個⼈⾝世瞭解到所處的世界既不確定又常常波動，所以珍視現⾦和流動性充⾜的保守型資產負債表的價值。果不其然，星空衛視——正從「和記⿈埔」的⽣意裡發展出來——的話題跳了出來。很直接地，李嘉誠請求⾼盛花兩百萬美元投放廣告。他肯定不需要這筆錢，這個數字對他來說是⼩錢。當時我視之為⼀個象徵性姿態，但這個姿態對他很重要，因為他希望兒⼦的第⼀筆⽣意獲得成功。我⽣性爽快，這次卻⾔辭閃爍，說必須回頭再給答覆。我的理由很充分：我絕無代表公司做如此承諾的權⼒。⾼盛的合夥⼈制度是保守的，我知道這件事⼀定會在管理委員會（我是其中成員）裡引起爭議。但我也不想冒犯⾹港最強⼤的⽣意⼈。午飯後，李嘉誠送我到電梯⼜，並跟我⼀起下樓；這個舉動甚是禮貌和親熱，我很快也⽤這樣的⽅式接待亞洲來訪者。我謝謝他請我們吃午飯，說我很感謝他提供的機會，我們將權衡和研究。「謝謝你，鮑爾森先⽣，」我記得李嘉誠在我跨進⾞⼦裡時說，「我
36.很⾼興⾼盛將向星空衛視投放廣告。」回去後同事⽴刻告訴我，李嘉誠耍了我⼀把。但是，⾼盛來⾹港已經來晚了，我的結論是，如果我們想跟上節奏，有所成就，就需要做⼀個承諾。我期待，這麼做將帶來與李嘉誠及其家族的未來交易中的投資機會，以及競爭投資銀⾏⽣意的機會。在美國，有些客⼾會因為你想跟他們共同投資⽽緊張。在⾹港則反過來。把你的錢和客⼾的錢放到⼀條投資線上，贏取了客⼾的信任，也把你帶進了俱樂部。我把這件事看作這⼀⽅向的第⼀步。我也是這麼對⾼盛管理委員會解釋的。這不容易說通。我們公司的重點在機構客⼾和公司客⼾，對⼤眾做廣告沒什麼意義。但最終他們同意了，我們則把星空衛視的廣告權捐給了⾹港的「兒童癌病基⾦」。結果，很快我們就做了來到⾹港後的⼀筆重要交易，協助李澤楷把星空衛視賣給魯柏．梅鐸（Rupert Murdoch）。在那之前，在⼀九九⼆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次活動上，時任⾼盛歐洲投⾏業務主管的約翰．桑頓偶然⾒到了李澤楷。隨後不久，星空衛視開始跟我們的⼈談起⼀樁私募籌資——如果我們沒有決定買廣告，是不會有這個機會的。約翰緊盯這個⼜⼦，⾶到⾹港勸李澤楷說，找⼀個戰略投資者更有利。他⼼裡想的是魯柏．梅鐸，⽽此前李澤楷和李嘉誠已經⾄少兩次未能跟梅鐸達成協議了。約翰轉⽽向⾼盛國際副主席⽩賴恩．格菲斯求助。格菲斯勛爵是泰晤⼠報業控股的董事會成員，⽽泰晤⼠報業控股是梅鐸的倫敦《泰晤⼠報》的母公司。三⼈共進晚餐，隨後幾週時間裡，約翰設法讓李澤楷和梅鐸達成了⼀致意向，同時也讓競爭對⼿、英國媒體集團⽪爾森出版有限公司（Pearson PLC）保持競價者的位置。交易於⼀九九三年七⽉宣布，梅鐸買下了星空衛視母公司衛星廣播公司（HutchVision Limited）六三．六％的股份，價格約五．⼆五億美元（兩年後，他買下了剩餘股份）。這是筆精彩的交易。梅鐸進⼊了亞洲，李澤楷在公眾眼裡的地位⽴刻上升，證實他具備精明⽣意⼈的質素。他這筆賺了好幾倍，開啟了精彩的
37.創業之旅。隨後我們為李嘉誠及其公司做了相當多事情，在許多⽣意上幫他融資、收購和出售。僅僅⼀個兩百萬美元的承諾並沒有為我們贏得這些委託。李嘉誠是個太精明的⽣意⼈，他可不會這麼做。我們需要靠表現贏得每⼀份⼯作，但那個承諾的確使得我們坐到了桌⼦旁，從⽽能去爭取⽣意，⽽且也幫助建⽴了我們在⾹港的名聲，以及後來在中國⼤陸的名聲。這不是說，我們達成的交易都是我們期望的，或我們達成的交易都運作出⾊。東⽅廣場，即天安⾨廣場旁⿈⾦地段的巨型開發項⽬，經歷了許多次反覆，變得越來越複雜和有爭議。⼀九九三年九⽉這個超過⼗億美元的項⽬破⼟動⼯，但⼀九九四年陷⼊停滯，當時古蹟保存者提出抗議，⿆當勞也反對——⿆當勞之前已簽下⼆⼗年租期，就在那個地點開了北京的第⼀家店。最終問題解決了。⿆當勞同意搬家。李嘉誠已取代董建華成為主要投資⼈，他全⼒推動⼯程，項⽬於⼆○○○年開業。在此過程中，我們近⼆○％的投資份額被削減到幾乎為零，我們只賺了很少的錢。 ★ 東⽅廣場的曲折之路，就我們起步時遇到的交易⽽⾔並⾮不典型。我們很快發現，追逐⽣意時需要⾮常挑剔，也不能把任何事視為理所當然。這麼做在全世界都是明智的，但在快速經濟變化早期階段的中國更該如此。隨著這個國家對外國投資的開放，幾乎每筆交易都經歷政府最⾼層的辯論；決定的過程是複雜的，也是分散的，需要許多官員同意，⽽且對我們這樣的局外⼈不透明。許多簽署的理解備忘錄毫無成效；參加⾮正式談判的官員缺乏相應的權⼒，或者無法把項⽬「推銷」給上級。還有，中國缺乏對法治的信守。⽽⼈治是常態，意味著建⽴牢固的個⼈關係對於做⽣意極為重要。為此，我頻繁去中國，尤其是最初幾年。我們逐漸學會了辨
38.認出最可⾏的交易：既要有恰當的客⼾，也要有最合適的中國⽀持者。但是，早期我們學習如何在中國做⽣意時，無數次突然⾯對難解的變化，本來已經獲得的⽀持會突然發⽣變故，讓你措⼿不及。參與重組中國電⼒⾏業時，我們親⾝學到了這個教訓。⼀開始，這個機會看上去無需多想。快速增⾧的經濟產⽣了越來越⼤的電⼒需求，中國正花⼤⼒氣滿⾜這個需求，特別是在⼭東和廣東這樣的地⽅。這是兩個⼈⼜稠密的沿海省份，正快速⼯業化，對外國投資相對開放。廣東跟⾹港毗鄰，困擾於頻繁的⽤電管制——連班開⼯製造銷往全世界的商品的⼯廠，無法承受這種狀況。我們設計了⼀個⽅案，是從美國借鑑來的。簡單說，是把⼀家發電廠的部份股權賣給⼀組外國投資者，外國投資者與地⽅政府⼀起擁有這家電廠。新的股東組合將⽤這些錢投資建造更多電廠。這種融資是直接了當的，但我們知道，這筆交易的商定將很費周折。省政府通常⽐中央政府更願意實驗，但這個國家從未將國有電廠股權出售給外國⼈，這種事需要政治勇氣和精明的⼿法來推進。湯．吉⽐安（Tom Gibian）是⾼盛的項⽬融資專家，他選定了合適的發電廠；⼀九九三年初，我們已經聯合了⼀家頗有背景的國有投資企業，即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CVIC），承諾投資發電項⽬。我們在⼭東進展迅速。⼗⼀⽉，在取得了中國證監會（CSRC，相當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同意之後，我們和CVIC宣布，將和其他投資者⼀起花費⼀．⼋億美元購買⼭東最⼤⼀家⼀百⼆⼗萬千⽡發電廠的三○％股份。其他投資者包括李嘉誠、美國⼯程建設企業柏克德（Bechtel）。⼀家股份制的新公司將成⽴，股東為國外投資團、⼭東省電⼒公司和⼭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然後，這樁交易的綠燈滅了。在北京舉⾏的⼀次會議上，吉⽐安詳細說明了交易的結構，包括項⽬的預期回報（最初⼗⼆年裡，年均近⼀三％），要完成交易這⼀點是必須的。
39.聽眾裡有⼀位⼥⼠叫李⼩琳，⼀位年輕的電⼒⾏業官員；剛巧她是李鵬的⼥兒，⽽李鵬是中國總理，是反對快速改⾰的保守派⾸要⼈物。接著我們得知，這宗交易被要求停⽌。我們聽說，李鵬不喜歡外國投資者拿這麼⾼的回報。⼀九九三年⼗⼆⽉，⼭東能源項⽬被取消了。我們學到⼀個⼗分重要的教訓：有許多官員能批准交易，但在⼀個基於共識的決策系統裡，扼殺交易只需要⼀個位置恰當的官員。我們從此學會，不管做什麼領域的項⽬，任何可能有利益牽扯的、能想到的⼈或機構，都要廣泛去爭取，並且要不懈地把他們拉到我們這⼀邊來。像⼭東交易這樣複雜的、突破性的交易，⽽且是在⼀個總理關⼼的政治敏感領域，我們本該尋求國務院（由中國的⾼級政府部⾧組成）的批准。即使是今天，中國⼈在⾃⾝內部的協調上做得也不怎麼好；⽽在⼀九九○年初，政府對新政策的批准程序本⾝就還在打造之中。李鵬的⼲預也⽣動體現了中國重塑經濟時權⼒和家庭關係的交叉。總理職務之外，李鵬與電⼒業關係極深，他的⼥兒和兒⼦也將成為這個領域的重量級⼈物。這是我初次⾒識到黨領導⼈⼦⼥逐漸增⾧的影響⼒。利⽤家庭關係是常⾒的事。許多黨政領導⼈的⼦⼥（所謂「太⼦黨」）聰明能幹，做著⾼效合法的⼯作。但也有許多⼈不是這樣，⽽蔓延的任⼈唯親成了公開的痛處，惹惱了中國公眾；其明顯的不公與中國的精英治理傳統形成了鮮明對照，這種傳統⽀配著普通⼈，他們的未來取決於他們在⼀個競爭殘酷的考試系統裡的表現。⼭東電⼒項⽬的挫折當時很令⼈沮喪，但也揭⽰了在中國做⽣意的有利⼀⾯：中國⼈的榮譽感很強，⼀旦做出了承諾就會信守。⼀位CEO完全有權扼殺⼀個未完成的交易，如果他斷定那不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同樣，國家⾸腦可以叫停⼀個不怎麼有利於國家的協議。發⽣這樣的反轉時，很少有國家會認為，在⼀個簡短道歉之外（如果他們認為需要道歉的話），還需要再做點什麼。但中國不同。李鵬扼殺了交易，讓我們吃了⼀
40.驚，但其他⼈向我們保證，當情勢允許時，我們將得到⼭東未來的⽣意。證監會主席劉鴻儒是⼀位⽬光⾧遠的堅定改⾰者，負責審批中國國有企業上市的第⼀批授權。他許諾說，電⼒公司的IPO將交給我們辦。事實上，⼀九九四年我們的確獲得了承銷資格——雖然並不像在公園散步那麼簡單。⼀九九九年六⽉，⼭東國際電⼒能源發展公司最終在⾹港上市，⽽此前的過程漫⾧⽽艱難，最少有三次失敗的路演——銀⾏家陪同公司管理層⾧途旅⾏到許多城市，吸引國際投資者對募股的興趣。 ★ 我和合夥⼈從李鵬對⼭東交易的⼲涉裡明⽩了，中國領導很深地涉⾜經濟的枝微末節和改⾰產⽣的變化。這是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不可避免的後遺症，頂層要介⼊本就是題中之義，也反映了他們為國家做出的⽅向性決策的重要性。結果是，在⼀九九○年代，外國商界領袖很容易⾒到國家⾼級領導並建⽴關係。後來就不是這樣了。例如，⼆○○⼆年胡錦濤成為總書記後，⼀個商⼈幾乎不可能⾒到他。⾒溫家寶總理要容易⼀點，不過我認為他不會討論具體的交易。這種轉變不只是個⼈⾵格的問題，⽽是⼀個海量巨變的結果：隨著經濟的繁盛，國家領導⼈不再必須特別去籠絡外國公司的執⾏⾧了，⽽外國執⾏⾧卻敲破了⾨要到中國來做⽣意。頂層領導也有了更多的協助。更能幹、富有經驗的官員佔據了各個部和⾼級職位，政府正在變得專業化。⼀九九○年代我頻繁⾒到的⼀位⾼級領導⼈是朱鎔基，當時他是副總理，掌管經濟的⽇常運⾏。我們的會⾒通常涉及⾦融和經濟政策問題。他思維敏捷，對情況瞭如指掌，專注於找到解決⽅案。朱鎔基⾛到這⼀步並不容易。他在湖南渡過了艱苦的童年，⼀九五⼀
41.年畢業於著名的清華⼤學，學的是⼯程，進⼊中央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作。他總是直⾔不諱，在⽑澤東時代的政治動盪中兩次遭迫害。但他是個堅毅不屈的⼈。⽂化⼤⾰命後，他回到北京，在國家經濟委員會⼯作，⼀九⼋七年來到上海擔任市⾧。他在上海設⽴了共產黨掌權以來的第⼀家官⽅股票交易所。也是在他的領導下，浦東——外灘東⾯、⼤⼩與新加坡相當的菜地和窪地——變成了中國嶄新的⾦融中⼼，矗⽴著中國最⾼的⼀批摩天⼤樓。朱鎔基很直接了當，沒有廢話；⾄少對我，他是個好的傾聽者，若他認為符合中國的最⾼利益，就會採納逆⽿之⾔。⼀九九三年我們為中國的主權信⽤評級當顧問，中國政府與美國評級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會談時，我也在座。我感到朱鎔基並未那麼直接地談標準普爾的⼀個關切點。會後，我以就事論事又不失尊重的⽅式，對朱鎔基說了這件事，我的同事們⼤吃⼀驚。朱鎔基沉默不語，同事們認為不是好兆頭。但朱鎔基⾻⼦裡是個實際的⼈，在隨後與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的⼀次會⾒時，他坦率⽽巧妙地處理了同樣的問題。朱鎔基和其他中國領導⼈熱衷於國有企業在海外股票市場的上市。私有化在那時還是個有點新的概念，但中國⼈敏銳地看到了其籌措資本和重建產業的潛⼒。朱鎔基已經⾒過⽩賴恩．格菲斯勛爵，格菲斯曾領導柴契爾夫⼈（Margaret Thatcher）⼀九⼋五年⾄⼀九九○年間的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努⼒；朱鎔基也⾒過⾼盛的其他⾼階主管。我第⼀次⾒朱鎔基時，他請我們做⼀個可⾏性研究，內容是哪些產業是最佳候選。他也問我，⼀家公司在紐約證交所上市需花多⾧時間。「六個⽉到兩年。」我回答。但是，為中國公司上市做準備，是⼀項嚇⼈的任務——⽐我想像的遠為困難。中國的國有企業源⾃各個部，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各部擁有國家的所有資產，並監管國家的所有商業運作和活動，從油氣勘探和開採，到
42.農業、製造業和礦業。國家決定做哪⾨⽣意，設置產量定額。產品品質、管理控制和會計則被忽視。隨著經濟的開放，國有企業快速地成⾧。但它們仍處於政府控制之下，拖累於各種國家包袱，包括對⼯⼈及其家⼈「從搖籃到墳墓」的昂貴照顧。公司為職⼯設⽴醫院、學校、飯館和商店，有時甚⾄還有墓地，並且為它們所提供的服務⽽⾃豪。我記得，⽩賴恩．格菲斯訪問過⼀家這樣的公司後說，它簡直就像個中世紀村莊，還有⼀句，他的原句是：「你不能把它弄上紐約證券交易所。」到了⼀九九○年代，稚嫩的私有成分經濟——外資企業、經濟特區出⼜企業和鄉鎮企業——興旺起來，⼤多數國有企業變得臃腫低效、負債累累和虧損。它們幾乎沒有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知識，提供的揭露訊息⾮常原始，幾乎不可能度量經濟虧損的程度。經理被賦予更⼤的⽣意上的決策權，但他們常常既缺乏訓練，也沒有做這種事的魄⼒。公司缺乏⼯作重點，浪費資源。在第⼀波⾃由浪潮期間，經理的決定經常是誤導的或是腐敗的，成⽴混亂的集團，投機房地產，或以「準銀⾏」的⽅式不明智地借款給其他公司。更糟的是，為這些步履沉重的國有企業提供貸款的國有銀⾏，實際上無法發揮功能。它們沒多少現代信貸、投資或⾵險管理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不瞭解⾃⾝不良貸款的程度，甚⾄不懂如何評估⾃⾝的資產價值或度量虧損。⽽且，在地⽅層⾯，管控銀⾏的官員也正是指⽰銀⾏向國有企業貸款的官員。你可以想像這是多麼無效：省級官員監督銀⾏、檢查銀⾏的資本充⾜率，同時他們又在為⾃⼰偏愛的項⽬找貸款。朱鎔基希望整頓國有企業的管理⽅式，撤銷其特權和補貼，⿎勵提拔職業經理⼈以刺激國有經濟。他認為國有企業上市，把股權賣給戰略投資者也就是領先的國際公司，不僅能籌措資本，也將迫使國有企業採納國際會計標準並更好地運作。他也認識到，要改⾰國有企業，就得改⾰銀⾏系
43.統；本質上，銀⾏系統為公司提供了企業版本的鐵飯碗：無盡的貸款和絕對的⽋貸寬免。當時，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進⾏私有化，原因各種各樣——重組資產以增強國內產業的競爭⼒，籌措資⾦，償付⽋債，或拓寬股東構成。德國則渴望創造⼀種股本⽂化。有些政府認為，在市場規訓下，他們的公司將⽐在國家所有和控制之下表現得更佳。中國⼈採取了⾃⼰設計的模式。⾸先，他們覺得「私有化」這詞聽起來不舒服，跟「有中國特⾊的社會主義」不完全⼀致。他們喜歡⽤「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和「資本重組」（capital restructuring）。政府領導出售各⾏各業的公司股份，但選擇保持對這些公司的控制，保持在黨的領導下，⽽黨選定公司領導。我那時不知道這個計劃是暫時的還是⾧期的。但隨著時間流逝，他們很顯然是不願放棄國家的控制；這種牢牢根植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中的欲望，其消極後果⼀直延續到今天。最⼤的企業當中有太多源於⼤型政府部⾨，中國的⼟地上到處可⾒；當政府想要發展出⼀流的全球性公司，並轉向不那麼依賴國家投資和出⼜的另⼀種經濟模式時，那些企業就很⿇煩了。朱鎔基的計劃是，這些企業要變得現代、⾼效和市場導向，接受真正的競爭。但今天這些公司的情況並不是這樣。中國對私有化的興趣吸引了全世界投資銀⾏的注意⼒。在很⾧的⼀段時間裡，⾼盛都得在後⾯追趕。像怡富（Jardine Fleming）、施羅德（Schroders）和巴林（Barings）這樣的英資銀⾏，憑藉其在⾹港的歷史⼀開始就佔了上⾵；另外還有⾹港匯豐銀⾏（HSBC）旗下的投資銀⾏獲多利（Wardley），和頗有背景的本地新投資銀⾏百富勤（Peregrine Investments）。但我們覺察到了⽼⼀派的脆弱。⾹港回歸前它們已經在⾛下坡路了，回歸則將終結它們的歷史優勢。美國競爭者當中，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丹利也⾛在我們前頭。那時候，我們在中國做的許多事是教育性質的。我們也⼤可以辦個學
44.校——有時我們真覺得⾃⼰就是在辦學。甚⾄，我們的銀⾏家在努⼒建⽴關係、尋覓⽣意機會時，也開講座和研討會；在這樣的輔導中，他們解釋私有化的好處，分析中國的產業，圈出可能在海外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或解釋IPO過程中的技術細節，如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發⾏詢價與訂單建檔（book building）、路演管理。這⼀切都是絕對必要的。雖然中國⼈聰明能幹，但在政府部⾨裡，或者坦率地說，在新⽣的⾦融系統裡，官員很少有經濟學基礎，現代銀⾏或資本市場的實際經驗更是少得可憐。但他們真是學習的海綿，記筆記，沉浸在訊息裡，總是要求更多的細節和分析。我們很快建⽴了⾹港辦公室，也就是我們在⽇本之外的亞洲地區開展⼯作的中⼼。這個地區正變得⽇益繁榮，⼀九九四年時，我們已經有幾百名銀⾏專家和輔助職員，管理我們在東南亞的⼯作。我們開始建⽴中國組。就如同在別處⼀樣，我們尋找年輕、有才華的專業⼈⼠，能夠經過我們的訓練成為出⾊的投資銀⾏家。許多競爭公司僱⼈時看的是語⾔技能，⽽⾮銀⾏業天資；或挑選台灣⼈和⾹港⼈，因為他們是「中國⼈」。⾼盛的⽂化既注重競爭也注重團隊合作，我們要找的⼈，是能夠在這種⽂化裡脫穎⽽出的。我們找的是劉⼆⾶這樣聰明的⼤陸⼈。他在布蘭迪斯⼤學和哈佛商學院都拿過學位，是最早⼀批出國留學的中國學⽣。⼆⾶是我們在中國⼈中招聘的第⼀位真正的投資銀⾏家，在建⽴我們最初的⼤陸關係時⾮常有⽤。他⼀九九三年離職後，我們僱⽤了李青原。轉向經濟學之前，她在北京外國語⼤學教英語，⼆⾶曾是她的學⽣。她聰明專注，曾在國務院經濟體制改⾰委員會、趙紫陽⼿下⼯作，也曾是中國證監會的初期成員。她先到⾼盛的紐約總部，短暫地學習了公司的⽂化和業務，然後於⼀九九四年⼆⽉建⽴了我們的北京辦公室。同年⼗⼀⽉，我們增設了上海辦公室。不過，我們在中國⼤陸的⼤量⼯作仍舊⽴⾜於⾹港。
45.中國的⽣意氣候令⼈沮喪。我們為許多政府發⾏者包銷債券，也找到了⼀些諮詢的⼯作，但股權發⾏的業務來得很慢。⼀九九四年⼀⽉，中國證監會宣布了第⼆批⼆⼗⼆家海外上市的預選企業，包括幾家能源公司；不過，到⼀九九四年六⽉，即第⼀批名單裡的最後⼀家企業在⾹港上市時，中國公司的IPO在吸引投資者⽅⾯變得⾮常困難。⼀個原因是，有幾家最近上市的公司提供的資產品質糟糕。我們沮喪的另⼀個原因，是中國經濟的變化無常。鄧⼩平南巡後中國經濟開始過熱，信貸控制放鬆後，銀⾏的投資貸款在⼀九九⼆年跳升了五 ○％，第⼆年通貨膨脹率達到⼀五％。投機地產項⽬在廣東和海南蜂擁⽽上；海南島位於廣東南⾯，是中國最南端的省。朱鎔基⼀九九⼀年成為副總理，⼀九九三年四⽉李鵬突發⼼臟病之後，朱鎔基獲得了更⼤的經濟主導權。朱鎔基⾯臨的挑戰，是找到⼀條道路，既穩定經濟又不失去改⾰的陣地。他的辦法，是同時處理眼下的危機和⾧期的經濟根本問題。朱鎔基直接指揮央⾏，實⾏⼗六條經濟緊縮措施，限制銀⾏信貸和價格上漲。他推⾏了第⼀階段的⾦融系統改組：新設三家政策性銀⾏，敦促其他銀⾏進⼀步商業化、在信貸決策時較少政策導向。他整改稅務和財政系統，改⾰外匯體制。朱鎔基意志堅定，據說他曾威脅，如果哪個銀⾏官員出北京後不遵守新規則，就要「砍誰的腦袋」。朱鎔基及其改⾰派同僚是在打⼀場戰役。隨著貨幣供應的過度膨脹和信貸產⽣泡沫，通貨膨脹率在⼀九九四年上升到約⼆四％，然後朱鎔基的緊縮政策起作⽤了，引導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九九六年通貨膨脹率降到⼋．三％，⼀九九七年降到⼆．⼋％。與此同時，⼀九九四年⾼盛⾃⼰急轉直下——但跟中國無關。⼀九九四年⼆⽉，聯準會⼤幅提升利率，引發了全球債券市場崩潰，因此，我們在倫敦管理不佳的⾃營⽣意遭到衝擊。很快，我們每個⽉的虧損⾼達⼀億美元。我們的合夥⼈結構加劇了這個公司內部的⾦融危機。⾼盛那時的制
46.度允許退休的合夥⼈帶⾛⾃⼰的⼀半資本。許多⼈這麼做了。公司眼看就要沉沒。然後，在仍處危機之中的九⽉，瓊恩．科贊（Jon Corzine）和我被任命為主席和副主席，開始領導公司。瓊恩和我在許多地⽅意⾒不⼀致，但都認為急需採取⾏動。我們不得不做出艱難的決定，在世界範圍裁員⼀三％。我努⼒保護亞洲的⽣意，尤其在中國，但為了保證存活，我們不得不下重⼿；最後我倒不那麼確定，縮減之後我們是否真的變弱了，因為我們曾在世界各地快速增⾧，僱⽤了很多不對勁的⼈。
47.Chapter 4 真⾦⽩銀 Real Gold and Silver ⼀九九七年九⽉，中國共產黨⼗五⼤召開，鞏固了中國的經濟改⾰路線。私有企業快速增⾧引起了⼀些⼈的不安，針對這種情況，中國領導⼈江澤民堅定地說：黨無需控制經濟的⼀切⽅⾯，也能保持黨的本⾊。他宣稱，「國有經濟⽐重減少⼀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江澤民的論點⿎勵私有經濟繁榮，並為經濟改⾰的下⼀個關鍵階段搭建舞台。這個階段就是重組⽼朽虧損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共有⼀億⼀千萬個⼯作者，佔⼯業GDP的近三○％。江澤民的談話題為「⾼舉鄧⼩平理論偉⼤旗幟」，他誓⾔減少這些臃腫⼤型企業的數量，透過合併、減員、技術升級和股份出售的辦法進⾏重組。當時，所有⼈的⽬光都集中在⼀家國有企業⾝上——中國電信。按計劃，幾週後它將在⾹港和紐約進⾏IPO。這是前所未有的事。這筆四⼆．⼆億美元的交易，主要關乎兩個繁榮沿海省份的移動通信資產；不過，由於中國電信系統複雜、分散的性質，上市的公司需要從頭搭建。這次IPO體現了朱鎔基的鐵腕，他意在讓中國電信成為國有企業重組的樣板。這位副總理久經沙場，知道改⾰的真正難處在細節裡。他認為 IPO過程將迫使公司發⽣改變，若沒有這種改變，在重建整個產業和產業監督機構時，公司的管理者就不會稱職。這麼做將有助於為中國久拖未決的⼊世（WTO）掃清路障，並為⼊世後的中國最終向國際競爭開放鋪平道路。但中國絕⾮團結⼀致⽀持朱鎔基的所為；他⾯臨著派系和意識形態的反對，同時還有惰性。如果中國電信的IPO失敗了，中國向更開放的以市場為導向的體系邁進的步伐就會受阻。不幸的是，中國電信的上市與亞洲
48.數⼗年來最⼤的經濟危機不期⽽遇，市場狀況變糟了。⾼盛主導這個項⽬，肩負重擔。⾵險幾乎從未如此之⾼——中國改⾰的未來、⾼盛的聲譽究竟如何，都是未知數。 ★ 令⼈啼笑皆⾮的是，⾼盛拿到中國電信的業務，部分原因是我們拒絕了另⼀樁⽣意。⼀九九○年代初，中國政府曾邀請⾼盛與中國的某家主要商業銀⾏，創建⼀家合資投資銀⾏。我們急欲進⼊中國市場，獲得⽐擔任財務顧問或投資商更⼤的操作空間，但⽅案裡有個問題：中國只允許⾼盛擁有公司約三分之⼀的股權。有些同事喜歡這個⽅案，他們覺得，⾼盛受到邀請是⼀⼤突破，會帶來更多的業務；我強烈反對，我不想參與營運我們做不了主的企業。我弄不明⽩，如果股權分額不⾜以使我們具有決定權，我們怎麼可能取得成功，怎麼可能保證⾼盛的品質和執⾏⼒，怎麼可能保持我們⾏事的原則，同時還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遵守法律。哪怕不出紐約的家⾨，營運⼀個機構都很難——招聘、培訓、整合業績評估和薪酬體系以鞏固團隊協作、服務客⼾和⾼職業道德標準的企業⽂化。到地球的另⼀邊去，要我們的僱員聽命於⾮⾼盛的經理？絕對不可能！於是我們拒絕了提議。摩根⼠丹利接替了我們，⼀九九五年很⾵光地跟中國建設銀⾏共同成⽴了中國國際⾦融公司。很快地，我們的這個主要競爭對⼿徑直掉進了我們已預⾒的陷阱裡。⼀九九六年九⽉，時任建⾏⾏⾧的王岐⼭來到我紐約⾼盛的辦公室，我有機會⼀窺問題的嚴重性。
49.那時我已⾒了王岐⼭好幾次，跟他吃過⼀頓難忘的晚餐。王岐⼭是個堅定的改⾰者，精明⽽前途無量，擁有完美的關係網。那次我們在北京⼀家餐館⾒⾯，我的妻⼦溫蒂（Wendy）和⼀位⾼盛同事也在場。雖然要靠翻譯，溫蒂和王岐⼭仍聊得很投機。王岐⼭學識淵博，和溫蒂交流教育理論，剖析中國、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和⽂化。⾓落的電視不停放著中國流⾏歌曲。最後王岐⼭對溫蒂說，「不好意思，鮑爾森夫⼈，我能和您丈夫聊⼀會嗎？」然後我們討論了中國經濟的狀況和改⾰的前景。由於建⾏和摩根⼠丹利的關係，我把王岐⼭看作競爭對⼿，⼀位極有魅⼒的競爭對⼿。因此，幾年後王岐⼭⾛進我的紐約辦公室時，我並無準備。他⾸先介紹了中國的計劃：改⾰電信⾏業，透過IPO出售股份。這印證了我們那年夏天早些時候聽說的消息，即中國政府期望很快進⾏私有化——可能是在⼀九九七年七⽉⼀⽇⾹港回歸前後。這筆業務是每⼀家投資銀⾏都想拿下的。中國電信的IPO必將是⼀個轉折性事件，除了籌措資本，它也將在全球市場樹⽴中國「品牌」，鋪平其他國有企業出售股份的道路。它還將標誌著中國通信產業基礎建設⼤⾯積重構的開端。隨著中國電信市場的增⾧和⽇益現代化，很容易預⾒進⼀步的⾏動——股本和債務融資、合併及收購。王岐⼭指出，中⾦公司是中國主要的投資銀⾏，在這樁交易裡扮演重要⾓⾊。然後，他投下⼀顆重磅炸彈。「項⽬需要⼀家領先的國際投資銀⾏，」他說，「我希望是⾼盛。」「跟你們合作我們再願意不過了，」我張⼜就答，但忍不住加上⼀句：「摩根⼠丹利是你們的合資夥伴，我不明⽩你們怎麼能來找我們。」「我理解你的意思，」王岐⼭說得很簡單。「但是我已經決定跟⾼盛合作。」王岐⼭這麼說讓我吃驚。不管中國⼈和摩根⼠丹利出了什麼問題——
50.我們曾聽過中⾦公司內⾾的傳聞——但他們畢竟是合資夥伴，我認為摩根⼠丹利有內部關係，⽐我們有利。王岐⼭是中國建設銀⾏的領導，不是真正的客⼾郵電部的領導。但就如另⼀位⾼盛同事後來說的，「他從來不只是個銀⾏家。」就中國電信來說，重要的不是他是建⾏⾏⾧，重要的是副總理朱鎔基委派他操作中國電信的上市。朱鎔基希望這樁交易能為中國⼤型國有企業的改⾰和重組領路。王岐⼭是為朱鎔基和中國政府⼯作，並做出相應的決策。朱鎔基依賴的是⼀個同盟和弟⼦的網絡，他們是堅定的改⾰派，有動⼒也有執⾏⼒去突破官僚主義的懶散，戰勝政治上的反對⼒量，在時機和勢頭有利時推進變⾰，⽽王岐⼭正在成為朱鎔基最重要的助⼿。為什麼中國⼈對摩根⼠丹利不滿？我覺得是⽂化和溝通的問題：雙⽅組成合資企業時的期望不同，不完全理解對⽅想要什麼。也許摩根⼠丹利想要營運⼀家成功的當地企業，瞄準的是純外資銀⾏不能碰的中國⽣意。合資企業為他們提供了這樣的跳板。但王岐⼭想的是更⼤的事情——⼀個現代化的國家。後來，⼀位中國的頂級交易⾏家向我解釋說，⼀開始王岐⼭就不太在乎中⾦公司是不是賺錢，衡量成功的標準是看中⾦在多⼤程度上推進了改⾰。摩根⼠丹利把中⾦視為中國國內企業，中國⼈則視之為他們的旗艦級國際投資銀⾏。王岐⼭想的是，⼀家中國的⾦融機構如何能在全球成⾧，與西⽅投資銀⾏匹敵。王岐⼭和⽅⾵雷（中⾦副總裁）找摩根⼠丹利談中國電信的案⼦時，被告知這家紐約銀⾏在中國有⾃⼰的管道，不需要中⾦這家合資企業來做國際上市的業務。摩根⼠丹利的銀⾏家懷疑中國電信的 IPO做不成，就算能做成，交易的規模也不會⼤。可中國⼈不這麼想。我從中領悟到，你需要仔細聽對⽅實際上說的是什麼，要的是什麼；只要那不是不合理或不道德的，就要盡全⼒幫他們實現⽬標，或者說服他們那是實現不了的。在什麼地⽅都是這樣，在中國尤其如此。在中國，很
51.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對⽅說著同樣的話，意思卻相當不同。你可能認為雙⽅合資時⽬標⼀致，結果你的合作夥伴感興趣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甚⾄「合作者」這個詞也能造成誤解。後來我瞭解到，中國⼈認為，這家合資企業是摩根⼠丹利做⼩股東，培訓中⽅，得到⼀些特別待遇作為回報。中⽅具有完全控制權，希望摩根⼠丹利順從他們，幾乎像對待客⼾⼀樣。摩根⼠丹利則理所當然地以為，作為合作者，中⾦將在很⼤程度上依賴他們來管理合資企業，儘管他們只是⼩股東。我們沒有跟中國⼈組成合資企業，就⽐較容易把他們當作客⼾來服務了。我們明⽩，所有事情都要經過中⾦公司，與中⾦的⼈拉近距離對我們有利。起初，由於中⾦和摩根⼠丹利的關係，沒有⼈跟我們談。「沒有⼈」的意思是，⼀個也沒有，除了⽅⾵雷，⽽他恰好是那裡最重要的⼈。⽅⾵雷是我在中國遇到的最不同尋常的⼈之⼀。他堅韌⽽富於創意，在中國這個重視⼈際網絡的國家裡，⽅⾵雷在這⽅⾯的能⼒也極不尋常。他⼀九五⼆年出⽣於湖南省，離⽑澤東的故鄉不遠。他在北京⾧⼤。他⽗母是共產黨員，中級政府官員。和那⼀代的許多⼈⼀樣，他和家⼈在⽂⾰中受了苦，⽗親和哥哥⼊獄，他⾃⼰⼗六歲時因抗議他們的遭遇也⼊獄三個⽉，出獄後被發配到內蒙古，當了兩年農民和牧民。然後當了五年兵，之後在⼀家電⼒設備廠⼯作了兩年。⽂⾰結束，⽅⾵雷進了著名的廣州中⼭⼤學，畢業後進⼊外經貿部，即現在的商務部。在⼀九⼋三年的反腐運動中，他被借調到⼀個隸屬中紀委的⼯作⼩組，來到河南省⼯作。他在那裡⼯作了兩年，期間轉向經濟領域，成為河南省糧油⾷品進出⼜公司的主管，這個機構每年向⾹港輸送五⼗萬頭豬。然後他協助管理河南省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的⼯作。在河南的最後幾年，⽅⾵雷的⼀位上級正是吳基傳。沒過多久，吳基傳就成了郵電部⾧。
52.王岐⼭先任命⽅⾵雷營運⼀家附屬的投資機構，在建⾏成為中⾦公司的發起者時，王挑選⽅⾵雷作為合資企業的中⽅⾼管。⽅⾵雷逐漸感覺到，摩根⼠丹利對他缺少⾜夠的重視。這讓他特別不快，因為⽅⾵雷曾幫助組建中⾦公司。⼀九九○年代初，他曾設想創辦⼀家中國投資銀⾏，以加速國有企業改⾰的進程。⽅⾵雷的弟弟娶了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的⼥兒，⽅⾵雷得以和劉國光討論這個想法。劉國光介紹他認識了林重庚（Edwin Lim）。林重庚曾建⽴世界銀⾏的中國代表處，並擔任⾸位⾸席代表。⽅⾵雷和林重庚創辦了中⾦公司，林重庚擔任⾸位CEO直到⼀九九六年——這段時間⽅⾵雷向世界銀⾏請了假。有時⽅⾵雷固執⼰⾒。他英語說得不太好，按我們的標準看是⾏業新⼿。但若低估他的才能或意志⼒，則是⼀⼤錯誤。⽅⾵雷是個⾏動派，是在中國體系裡運作的天才。我認識的銀⾏家裡，很少有⼈具備他那樣的辦事能⼒，中國銀⾏家更是少之又少。他還是天⽣的講故事⾼⼿，能化繁為簡，把複雜的事情對中國官員講明⽩，說服他們展開⾏動。我們確保像對待客⼾⼀樣對待活⼒無限的⽅⾵雷，給予他應得的尊重。這件事由約翰．桑頓領頭。約翰是很棒的戰略家，精通公司策略和客⼾服務，這讓他在併購業務⽅⾯成為⼀個有價值的顧問，⽽在這個領域他也得到了磨煉。在爭取⽅⾵雷的問題上，他的價值也得以體現。約翰有時會搞得⾼盛內外的⼈都不太⾼興，但在贏取客⼾的信任和⽣意時是無與倫⽐的。他富於遠⾒卓識——⾝為⾼盛在英國和歐洲不斷擴張業務的主管，本該如此。約翰接觸⽅⾵雷的時候，⽤了⼀種典型的坦率⽅式，說話的⼤意是：「你說你是銀⾏家，但你不懂銀⾏的基本知識。我主管⾼盛的亞洲業務，但我對中國⼀點也不瞭解。我教你怎麼做銀⾏，你教我瞭解中國。」⽅⾵雷把這種直率當作⼀種尊重。⼀九九六年⼗⼀⽉⼗⼋⽇，德國電信在⾧久的等待後終於完成了
53.IPO；我們慎重安排，邀請了⼀個中國代表團到法蘭克福，施以貴賓之禮。⽅⾵雷和郵電部官員就在其中。他們⾒證了我們啟動德國的⾸次⼤型私有化項⽬，⾼盛董事⾧喬．科爾⾟也和他們會⾯。IPO順利完成，德國電信融資超過⼀百三⼗億美元。我們希望，中國⼈回國時，對⾃⼰混亂但珍貴的電信資產的潛⼒能夠產⽣新的信⼼，並確信⾼盛是做那個項⽬的最佳公司。中國⼈對德國電信的交易印象極深。甚⾄到今天王岐⼭還喜歡開玩笑說，德國花了⼋年時間創建德國電信，中國⼈則在給予銀⾏授權的六個⽉裡完成了交易。當然，德國⼈在那幾年裡要解決幾個⼤問題，⽐如柏林圍牆的倒塌和兩德統⼀。但兩個國家確有相似之處。和中國⼀樣，德國的郵政和電信服務纏繞得很深，⼀九⼋九年之前德國電信仍屬西德郵電部（德國郵局），這個郵電部的起源可追溯到神聖羅⾺帝國。在中國，政府的束縛也很強。很⾧⼀段時間裡，只有⾼級政府官員才有住所電話。⽂⾰期間曾短暫取消郵電部，由軍⽅管理電話系統。⼀九七三年時，電話系統回到了民⽤機構⼿裡，但混亂不堪，⼀⼤堆駁雜的省市縣局所同時聽命於重建的郵電部和地⽅政府。改⾰啟動後，北京開始分離商業⾏為和監管功能，⾏政權⼒去中⼼化，成果良莠不⿑。⼀九九○年代早期，政府成⽴了電信總局，「中國電信」是更出名的叫法，來管理郵電部的這些商業功能。 1997年11⽉，在中南海慶祝中國電信成功上市。前排（左起）為王岐⼭、我、朱鎔基、溫蒂、約翰．桑頓；後排（左起）為⽅⾵雷、徐⼦望、邁克．伊雲斯、畢明建、孔永新、王學明。
54.在此過程中，政府對這個先前被忽視的領域增加了投資，採⽤了優惠的稅收政策，要求管理者對利潤負更⼤的責任。不過，到⼀九⼋○年代末，每兩百⼈仍只有⼀條電話線路（⼀九七⼋年時，每五百⼈⼀條）。中國的擴建舉世無雙，⼀九九⼆年到⼀九九六年基礎設施建設花費超過三百五⼗億美元。回報是驚⼈的。固定電話訂⼾從⼀千⼀百五⼗萬⼾激增⾄近五千五百萬⼾；移動電話訂⼾從⼀七．七萬⼾飆升到七百萬⼾。單單從⼀九九六年底到⼀九九七年中，就新增了兩百四⼗萬移動⽤⼾。但中國仍有很⾧的路要⾛。⼀九九六年，擁有固定電話的⼈⼜僅佔總⼈⼜的四．五％，⽽美國是六四％；擁有蜂窩移動電話的⼈⼜佔總⼈⼜的○．六％，⽽美國是⼀六．三％。但這個國家的潛⼒巨⼤，⽽且由於起步晚，遺留問題較少，也能跳過陳舊的技術。到了⼀九九○年代，成熟起來的消費者對差勁的服務、安裝前的⾧久等待、郵電部為了擴建⽽收取的⾼額安裝費和其他服務費的抱怨越來越多。政府逐漸減少了對郵電部的傾斜政策，國務院批准成⽴了⼀家競爭企業，即中國聯通公司。聯通的股東包括中國的鐵路和能源部⾨（亨利．季⾟吉〔Henry Kissinger〕成為榮譽顧問，為這家公司妝點⾨⾯）。中國聯通的規模排名第⼆，⽽且離第⼀很遠，但它提供移動通信服務，並打破了郵電部的壟斷，對消費者收取的費⽤也降低了。不過，到了⼀九九○年代後半段，中國雄⼼勃勃的電信擴建事業仍需要更多的資本，⽽這是系統⾃⾝無法解決的。 ★ 在中國電信項⽬上，雖然王岐⼭和⽅⾵雷⽀持我們，但我們仍謹慎地到各⽅⾯活動。⼀九九六年⼗⼆⽉，團隊安排我會⾒頗有權勢的郵電部部⾧吳基傳。那天，出師不利，李青原和我眼看就要到郵電部了，卻堵死在路上。我們知道絕不可以遲到，頻頻看錶。如果遲到，將被對⽅視為難以
55.原諒的輕慢。只剩五分鐘了，還是堵著。「你說怎麼辦？」我問青原。我說，「咱們跑吧。」說跑就跑。我們跳出出租⾞，沿著⾧安街疾奔，⾐⾓翕動，周圍的⾏⼈忍俊不禁。我們總算準時趕到了郵電部那灰褐⾊的⼤樓。六⼗歲的吳基傳戴著眼鏡，已經在等著了。他幾乎⼀直在郵電⾏業⼯作。他畢業於北京郵電學院，⼀路從技術員、分局局⾧幹到副部⾧，⼀九九三年成為部⾧。他甚⾄跟這個⾏業結了婚：相伴他近四⼗年的妻⼦是⼀位電信傳輸專家。吳基傳是⼀位強硬和善謀的官員，這些年來戰勝和擊垮了幾位威脅他電信領域掌控地位的競爭者。我們的⽬標是取得吳基傳的⽀持，讓⾼盛為郵電部官員主持召開⼀次急需的電訊業重組上市研討會。我也想跟吳基傳建⽴融洽的私⼈關係，並表明我們把中國電信看得極重。我是⼀家全球性投資銀⾏的CEO，無法監督⽇常的交易，但我能為之直接負責。這⼀點對中國⼈⾮常重要，他們可能是地球上⾝份和職位意識最強的⼈群。我們商定，研討會將於⼀⽉份在中國南部的海南島三亞舉⾏，我許諾⾃⼰將會參加。三亞是⼀處熱帶旅遊勝地，有海灘和⼤酒店，度蜜⽉的新婚夫婦和吳部⾧都很喜歡那裡。出乎意料，郵電部在三亞擁有⼀家酒店供我們使⽤。這次會議和我們的團隊都是由王學明組織的。加⼊⾼盛前的幾年，她是⾹港⼀家⾶機租賃公司的創始合夥⼈。她的作⽤極其重要：培養與中國客⼾和官員的關係，特別是吳部⾧和王岐⼭。她理解「⾯⼦」的重要性，擔⼼我們派去海南的⼈不合適。如果我們把低級別的銀⾏家派到吳這樣的⾼級部⾧⾯前談⾦融，可能當場就徹底失去了獲得授權的機會。約翰．桑頓慎重安排了⾼盛⾼級合夥⼈參會，我們的團隊在聖誕期間繼續⼯作，準備會議時的各種演⽰材料。
56.⼀九九七年⼀⽉中旬，離既定的會議⽇期只剩下兩週，我卻不得不退出了。此事引起了⼀次⼩⼩的危機。我們需要有⼈與吳部⾧的⾝份相當，否則他可能也不去了，那會危及合作的前景。我們剛剛任命約翰．桑頓為亞洲區主席，但他才四⼗出頭，感覺上無法匹配吳的名望。幸好，⾼盛國際副主席、五⼗三歲的鮑勃．霍⾺茨（Bob Hormats）同意⾛⼀趟。約翰是⾼盛六⼈執⾏委員會成員，內部級別遠⽐霍⾺茨⾼；但⼀九七⼀年亨利．季⾟吉來中國開啟中美外交之⾨時，鮑勃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在⼀九七九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前的⼀系列會談中，他也有所參與。中國⼈對這樣的淵源具有持續的尊重，很⾼興由他來接替我。數⼗⼈參加了會議——⾼盛的銀⾏家、中⾦的銀⾏家，⼀批從北京和各省來的郵電部官員。吳部⾧宣布會議開幕，約翰則主持研討。我們的展⽰材料意在給郵電部和中⾦公司的官員上⼀堂電信公司上市的啟蒙課。就像⽅⾵雷對我們說的，「我不太瞭解⾦融，也不太瞭解IPO的規則和規定；如果連我都不瞭解，可想⽽知郵電部也不會太瞭解。」我們的團隊以德國電信的上市為模板，展⽰了IPO的全過程，在每⼀個環節上給予指導，從如何組建公司和記帳，到寫招股說明書和路演。儘管語⾔有障礙，他們仍努⼒吸收知識，以中國⼈的⽅式記下詳盡的筆記。有⼀個時刻很特別：德國電信財務⾧說過的話，不得不從德語譯為英語再譯為漢語。中國⼈的⽬標雄⼼勃勃。他們渴望九⽉完成交易。那時恰逢兩個令⼈矚⽬的⾼規格事件——世界銀⾏／國際貨幣基⾦組織（IMF）的年會⾸次在中國⼟地（⾹港）上舉⾏；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召開。此會五年⼀次，批准黨的關鍵決議，包括領導⼈變更。此外，我們瞭解到，中國⼈希望融資超過⼆⼗億美元——對於⼀個沒做過六．⼆五億美元以上交易的國家，這個數字驚爆眼球。它並⾮基於任何經濟分析；它就是個⽬標，⼀個堅定的⽬標。
57.我們⾯對的最突出挑戰是，並無⼀家傳統意義的實際公司供我們承銷。上⼀年三⽉，中國電信（⾹港）控股公司正式揭牌。不過，這個公司⼀開始就是個沒有資產的空殼，公開銷售股份的那個實體還有待創建。我們必須幫助郵電部做出⼀個公司，滿⾜上市的需要，並吸引投資者。這種情況與正常的承銷相反。正常情況下，先有⼀個營運中的公司，有已知資產、可衡量的收⼊或現⾦流以及審計過的帳本，然後承銷商與公司管理層共同為公開上市做準備。我們必須⼀邊做，⼀邊發明新模式。約翰和邁克．伊雲斯對吳部⾧解釋說，⼆⼗億美元的交易要成功，郵電部需要滿⾜許多條件。政府固然牢牢地控制公司，但要滿⾜在⾹港上市的標準，籌到預期的資本，中國電信（⾹港）進⼊市場的股份就得佔⼆ ○％到⼆五的⽐例。公司必須納⼊最優質的資產，證明未來增⾧的可能性；畢竟，投資者買的是中國電信市場的巨⼤潛⼒。還需要⼀個強⼤的管理團隊，進⾏兩星期的路演推銷；⾹港上市之外，還要在紐約證交所上市，讓投資者確信公司滿⾜美國苛刻的會計和⾦融標準。政府還要建⽴透明的監管框架，明確稅費，以使投資者能評估增⾧的前景。吳部⾧接受了這五個條件，邁克簽了⽂件。這不是合同，但我們重擔在肩，必須兌現。從實際的⾓度看，政府不能從中國電信⾝上切⼀⼩⽚，就拿來賣。它太⼤太複雜，⽣意太集中於固話業務，⽽固話業務不太吸引投資者。解決⽅案是讓中國電信（⾹港）專注於移動業務，植⼊各省的移動通信資產。郵電部必須幫助我們確定，哪些省份既能滿⾜收⼊、增⾧潛⼒，還能有「動⼈故事」。故事的內容得是這樣：數百萬⽽⾮數千⽤⼾、商務訂⼾⽽⾮農村訂⼾（提⾼單位⽤⼾收⼊）、⾼利潤率。隨後，交易團隊必須梳理⾏政和政治的亂⿇，從固話線路資產裡剝離出移動資產。這兩者在⼤多數省份是混在⼀起的。做好這⼀切可不容易。往好裡說，郵電部各層級的帳⽬都很晦澀。很快，畢⾺威會計事務所（KPMG）超過三百五⼗位全職會計師就開始研究
58.帳本、做盡職調查了。他們沒⽇沒夜地盤問郵電部官員，盡⼒對上數字，以致有的官員請求我們的⼈給他們放⼀天假。同時，好多省份不肯參與。他們控制著當地的電信業務。為什麼要把⾃⼰最有前途的業務及其盈利拱⼿交給由北京郵電部控制的公司呢？當他們認識到移動通信資產的價值，便想⾃⼰去做，⽽不願意被納⼊中國電信（⾹港）的結構。郵電部運⽤其影響⼒平息了他們的異議。在這個例⼦裡，改⾰的努⼒⾸先增強了，⽽⾮弱化了中央的控制。郵電部提出三個省份作為候選：廣東、浙江和江蘇。這三個省都是興旺的沿海地區，具備快速增⾧的潛⼒。最後決定先從移動訂⼾數量最多的浙江和廣東開始。兩者合起來佔全國移動訂⼾的接近三○％；其收⼊和增⾧前景的可論證市場價值，將給公司帶來⼋⼗億美元的市值。拿出⼆五股份上市，就能籌募到政府想要的⼆⼗億美元。這個交易的關鍵⼀點是，中國電信（⾹港）許諾給投資者的不只是廣東和浙江的市場，⽽是中國移動電話的未來。江蘇（及其他省份）的移動資產可以在未來取得。因此，⼀開始就設定了，公司將席捲全國各省，創建⼀個巨⼤的移動網絡。這麼做排除了經濟發展的⼀個路障，帶給中國電信（⾹港）兩個誘⼈的增⾧源：兩省不斷增加的需求所帶來的有機增⾧，以及該系統收編的其他省份的移動資產增⾧。我們可以告訴投資者：「把它設想為類似⼀家開放式基⾦，每隔⼀、兩年，我們就會加⼊更多的省份。」起初，我對這個⼤膽的計劃是有保留的。這是對中國未來的⼀次賭博。如果沒有繼續注⼊其他省的資產呢？投資者拿到的就是個空洞的許諾。但我意識到，中國⼈別無選擇，只能跟進。他們想獲取外國的經驗技術，他們想要資本，他們想要其他國有企業也能上市。中國電信（⾹港）是世界看中國的⼀塊透鏡，世界將據此判定，中國的⼤公司能否成為有競爭⼒、管理良好、值得投資的盈利公司。中國會盡⼀切可能把這樁交易做
59.成功。 ★ ⼀九九七年五⽉⼆⼗⽇，郵電部正式授權⾼盛和中⾦公司為這次交易的全球聯合協調商。這意味著我們將擔負起⾸要的責任，幫助中國電信（⾹港）準備上市，並協調股份的銷售和定價。在吳部⾧的辦公室裡，郵電部財務司司⾧⽯萃鳴（未來中國電信董事⾧及CEO）⽤筆擬定了⽂件並簽署，中國電信總裁陳兆濱、⾼盛代表約翰．桑頓、中⾦公司代表⽅⾵雷，分別簽了字。不久，郵電部指定J. P. 摩根（J. P. Morgan）和⾙爾斯登（Bear Stearns）為財務顧問。財務顧問是個有限的⾓⾊，其實是為公司獨⽴提供建議，特別是在IPO定價之後。當時，我們的北京代表處位於喜來登⾧城飯店旁的⼀棟樓裡，只有幾個房間。拿到授權後，這幾個房間就擁擠不堪了，團隊很快有了⼗六個全職⼈員，為這次募股⽇夜⼯作。北京、杭州、廣州和⾹港都派駐了我們的⼈，每週⼆他們向郵電部的⽯萃鳴報告。世界將關注這次交易，我們絕對不能有絲毫差池。六⽉，中國電信（⾹港）宣布，將從英國公司⼤東電報局（Cable & Wireless）⼿裡購買⾹港電信五．五％的股份，價格是⼗⼆億美元。⾹港電信是⾹港主要的服務提供商，⼤東電報局是⾹港電信的控股⼈，也是⼀九⼋○年代柴契爾政府私有化改制的第⼀批國有企業之⼀。兩年前，王岐⼭和吳部⾧聽說英國電信可能要收購⼤東電報局，從此⼀直推動中國電信購買股份。⼤東電報局的收購⼀直沒有實現，但吳部⾧仍放不下中國收購並控股⾹港電信的事，因為他不希望回歸後⾹港的電話業務還留在英國⼈⼿裡。然⽽，⾹港電信要和中國電信（⾹港）上市的事切割開，這是已經定下的策略。市場感興趣的是「紅籌股」——在⾹港上市的⼤陸公司；我們
60.不希望⾹港的資產⼲擾中國電信的故事。⽅⾵雷體格強壯，嗜學無厭。IPO前幾個緊張的⽉份裡，⽅⾵雷隨時都會出現在喜來登⾧城飯店，拖著王學明，找邁克．伊雲斯提問題。他會坐在⼤堂裡，要⼀杯威⼠忌，跟邁克和學明花幾個⼩時討論交易的各個⽅⾯。有時是投資銀⾏收費的問題，有時是簿記管理的細節問題。⽅⾵雷決⼼學會這⾨業務，⽽他的⽼師是世界級的投資銀⾏家。如果誰的耐⼒能超過⽅⾵雷，那就是邁克。邁克⾃信好勝。他和孿⽣兄弟⾺克（Mark）是⼀九⼋四年洛杉磯奧運會男⼦⼋⼈賽艇⾦牌得主加拿⼤隊的成員。⼀九九四年起，⾺克在⾹港為我們監督亞洲區的營運，⼀九九七年轉到紐約做全球股票市場業務。邁克是⼀九九三年從所羅⾨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來到⾼盛的；⼀九九六年，他已經是歐洲股票市場部的主管。邁克曾運作德國電信的上市，因此是管理中國電信IPO的當然⼈選。他⾼⾼瘦瘦，頗具主動性，具備槳⼿無視極限的性格。他⾝上結合了出⾊的⾦融專業技能和敏銳的戰略思維；他捲起袖管，進⼊交易的每⼀個細節中，交流時，無論對⽅是CEO、國家領導⼈還是最初級的分析師，都⼀樣親切⾃如。六⽉末我來到⾹港，⾒證⾹港的回歸。⼀百五⼗六年之後，英國⼈把這塊殖民地正式交還給中國，從此中國和其收回的⾹港進⼊了⼀個新時代。歡慶持續了許多天。⾼盛為此舉辦了⼀次盛⼤晚宴。在慶祝活動中，我撞⾒了⼀位⽼朋友裴熙亮（Phil Purcell）。摩根⼠丹利和迪恩維特公司（Dean Witter, Discover & Company）剛剛合併，裴熙亮當上了合併後的摩根⼠丹利CEO。我是在芝加哥認識裴熙亮的，當時他是我的客⼾，主管西爾斯（Sears Roebuck）的企業戰略部。此刻，他在⾹港和摩根⼠丹利亞洲區主管⾱仕華（Jack Wadsworth）同⾏。我很尊重裴熙亮，但禁不住吹噓我們拿到了中國電信IPO承銷權。
61.最後裴熙亮轉向⾱仕華，當著我的⾯說，「再向我解釋⼀次，我們的合資夥伴為什麼把這筆⽣意給了⾼盛。」⾱仕華是⼀流的職業投資銀⾏家，此時卻說不出話來。我總是告誡我們的⼈不要炫耀勝利，或借成功奚落旁⼈。但我禁不住要逗逗裴熙亮。他是朋友，⽽且在我的投⾏⽣涯裡，這是最不尋常的⼤反轉之⼀。 ★ 我只得意了幾天。七⽉⼀⽇⾹港回歸中國，七⽉⼆⽇市場魔性⼤發。跟投機者搏⾾了數⽉之後，泰國不再捍衛⾃⼰的貨幣。那天泰銖對美元的匯率暴跌⼆○％，引發了亞洲⾦融危機。這次危機重創了這個地區許多雄⼼勃勃的經濟體達數⽉之久。泰國只是第⼀個受到影響的國家，但痛苦很快蔓延開來，⼗年的繁榮就此逆轉。總的來說，這些經濟體都已過熱，推波助瀾的是熱錢、太容易得到的信貸、地產投機和裙帶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罪惡——腐敗和內部交易。泡沫破碎時，資本外逃，銀⾏借貸乾涸。這些國家主要由出⼜驅動，在匯市波動下很脆弱。許多國家的貨幣跟美元綁定，美元⾛強時，出⼜需求急劇下降，貨品價格上漲。此外，⽇本經濟的疲弱，加劇了東南亞出⼜的疲弱。問題的徵兆在⼀九九六年就已出現，但起初只是局部性的。⼀九九七年五⽉，針對泰銖的投機達到了頂峰，泰銖遭受了⼀次猛攻。泰國花費數⼗億美元進⾏防禦，但七⽉時政府再也打不起這場仗了，只好聽任泰銖沉浮。幾天之內，菲律賓⽐索貶值，⾺來西亞和印尼的貨幣也遭到攻擊。資⾦從這個區域外逃，並且相互傳染蔓延。地區股市受到重創，貨幣⾛低，
62.流動性乾涸，銀⾏無能為⼒，國債降級。到最後，國際貨幣基⾦組織籌集了四百億美元資⾦，扶持泰國、印尼和韓國的貨幣。這可不是啟動史上最⼤的中國IPO的好時機。誠然，這些事情是在幾個⽉的跨度裡發⽣的，⽽且危機之初⾹港的市場挺住了。恒⽣指數⼀九九六年上升超過三○％，⼀九九七年⼀⽉繼續爬升，隨即回落。也許是受到即將回歸的激勵，四⽉恒⽣指數復甦並穩定爬升。在泰銖崩潰後的那個要命的⼀週裡，儘管恒⽣指數下跌超過三．⼆％，但在⼋⽉七⽇，又扭轉了勢頭，創紀錄地達到了⼀六六七三點。波動令⼈不安，我禁不住回想起我們剛來亞洲的時候。當時⾼盛有些⼈更中意東南亞⽽⾮中國，認為那是更安全的賭注。這次危機期間，我們認真審視了亞洲業務。由約翰．桑頓領頭，⼀筆筆細查⾃⼰的⽣意。我們決定，集中爭取少數⾼規格的交易和客⼾關係，派少⽽精的銀⾏家搞定這些交易。我們的想法是，要爭取中國電信這樣的標誌性客⼾，不要因為追逐許多次要交易⽽分散精⼒。⼀旦⽤令⼈矚⽬的交易建⽴起品牌，更多⽣意就會接踵⽽⾄。這是⾼盛在全世界的戰略，但在亞洲我們未能完全抓住重點。按計劃IPO將在九⽉中旬進⾏，不過，即便沒有這場危機，這個⽬標也難以實現。核查中國電信時，⾼盛和中⾦公司對郵電部施壓，要求滿⾜投資者對這樣⼀家想在這個極受關注的領域籌募如此⾼額資⾦的公司的需求。為IPO做準備的過程本⾝，⽐如澄清臆斷、索要答案、核對帳本、確定業務計劃、核查管理品質和專注於盈虧基本⾯，就已促使郵電部在公司營運和產業組織⽅⾯發⽣了關鍵的變⾰。我們的關注點也延伸到⾏政和監管⽅⾯：未來將如何經營固話線路資產？中央政府的⾓⾊將是什麼，各省如何配合？移動通信將如何監管？朱鎔基處理這些問題的⽅法體現了⼀個改⾰者的才能。郵電部和各管
63.理層不能也不會⾃⼰產⽣變⾰，他運⽤市場促成這些變⾰。正如我說過的，他不是個理論家，⽽是強硬的實幹家，⼀位願意⽤市場機制加速改⾰的社會主義者。要提⾼中國企業的效率，改善中國⼈的⽣活，這種改⾰是必須的。那年晚些時候，他在⼀次會議中⽤典型的坦率語氣對我說，「管理落後，管理要更現代，更進步。」但他感到⾃⼰只能⾛這麼遠。國有企業需要外國資本，但中國⼈不能放棄控制權。理由很簡單，國有企業虧損的部分原因是⼯⼈過多，外國⼈掌控就會⼤量裁員，他估計最⾼會到⼋○％。如果沒有充分的社會保障體系，就會威脅社會的穩定。中國必須建⽴⼀個安全網，同時，利⽤股票市場實施中國版本的部分私有化。 ★ 這時，我們的團隊正排除萬難為IPO做準備。IPO的時間已推遲到⼀九九七年⼗⽉⼆⼗三⽇。邁克．伊雲斯和中⾦公司的同僚設計了⼀個⽅案，分成三⼤部分推售股份：美國、亞洲和國際（主要是歐洲）。亞洲板包括⾹港散⼾募股、機構募股和給核⼼公司投資者的配額。我們判斷，核⼼公司投資者出現在交易裡，有助於鎖定這筆IPO交易，並增強市場的信⼼。⼗幾家⾹港的商界⼤亨和中資機構（如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港分⽀機構，同意以 IPO定價買進，並且⾄少持股⼀年。他們合起來佔了IPO股份的近⼀半，也就是公司的⼀○％。這個「基⽯投資者」概念以前從未嘗試過。我們為中國電信創造了這個概念，未來還將在許多成功的IPO案例中加以運⽤。但是，交易的期望規模越來越⼤，市場變得不安穩，有些投資者開始
64.緊張。按照我們的建議，吳基傳部⾧請他們到深圳參加⼀次緊急會議。邁克．伊雲斯發布了最新情況，告訴他們，對中國電信股份的需求很強，散⼾⾯（後來超額認購三⼗倍）和全球機構⾯都很強。但有些公司投資⼈悶悶不樂，他們擔⼼交易慘敗，⾃⼰套在IPO的定價線上。只有吳基傳能讓他們寬⼼，⽽吳基傳也這麼做了。他在簡短⽽富有激情的講話中強調，無論市場現狀如何，投資中國電信（⾹港）的⾧期收益將帶給他們巨⼤回報。吳部⾧說，「這只是開胃菜，主菜還在後頭。」他這句話讓公司投資⼈吃了定⼼丸。 1998年10⽉，信息產業部⾧吳基傳（左）與邁克．伊雲斯和王學明⼀同訪問⾼盛位於紐約的總部。九⽉⼆⼗九⽇，我們第⼀次給投資者看中國電信的定價區間：⼆⼗六億股，七．七五— ⼀○．○○港元。隨後，邁克和中⾦公司團隊帶領⼀群⼈進⾏了⾺不停蹄的兩週路演，路經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概⼗⼆個城市。美國的第⼀站是紐約，⼗⽉⼋⽇。我在廣場飯店主持了午餐展⽰會。潛在的投資⼈坐在下⾯，戴著同聲傳譯⽿機。隨著需求顯著增加，我們罕⾒地在路演途中重新定價，把區間提⾼到九．三九— ⼀⼆．四⼋港元。召開定價會議時，邁克感覺定價應當在區間的中部，但建⾏⾏⾧王岐⼭希望在更⾼的價位發股，要能嚇跑投機者。他和其他官員還更青睞包含數字「⼋⼋」的價格，許多中國⼈覺得那是雙喜之兆。價格設定為每股⼀⼀．⼋⼋港元。邁克擔⼼疲弱的市場會反應冷淡，王岐⼭極其⾃信，卻也稍作了⼀點妥協。
65.「我們就定⼀⼀．⼋○港元。」他平靜地對邁克說。「他不是詢問我，」邁克記得⾃⼰當時想，「他是在通知我。」在⾹港，價格是上市交易前⼀週確定。美國則很不同，IPO在交易前⼀天收盤後定價。我們於⼗⽉⼗六⽇宣布定價，距IPO交易⽇⼗⽉⼆⼗三⽇提前⼀週。邁克總是為市場把脈，他的疑慮得到了印證。真正意義上的⾦融危機在六⽉爆發，此刻⾸次殃及⾹港。⼗⽉⼗七⽇，我們為IPO定價後的第⼆天，台灣不再捍衛其貨幣。投機者攻擊⾹港，此時港元是這個地區最後⼀種跟美元掛鈎的貨幣。新的⾹港特別⾏政區政府誓⾔捍衛港幣，⼩幅提升短期利率。⾹港分量極重的地產市場慌了。到⼗⽉⼆⼗⼆⽇，中國電信公開上市交易的前⼀天，⾹港股市已下跌⼀四％。我們的船開進了⼀團肆虐的逆⾵。⼗⽉⼆⼗三⽇星期四，⾹港很潮濕，烏雲密布，⼤⾬如注。這種天氣在加拿⼤⼈邁克．伊雲斯眼裡是個壞兆頭。那天早晨他和⽯萃鳴⼀起⾛向港交所，他說，「你能相信⾬竟然下得這麼⼤嗎？」「這是個好跡象。」⽯萃鳴糾正邁克。「這是個吉兆。」隨著⾹港貨幣遭到攻擊，恒⽣指數如巨⽯急墜，那⼀天下跌超過⼀ ○％，很快得名「⿊⾊星期四」。中國電信開盤猛跌⾄⼀○．五○港元，全天跌跌撞撞，最後，第⼀交易⽇收盤於⼀○．五五港元。中國電信已經融資四⼆．⼆億美元，但隨著⾹港股市繼續遭受打擊，我們都很緊張，不知道後⾯會怎麼樣。⼤盤普遍糟糕，中國電信的股票卻在星期五攀升過了IPO定價線，達到⼀⼆．⼀五港元，星期⼀是⼀⼀．九五港元，仍保持在定價之上。恒⽣指數星期⼀跌了六％，引發了紐約⼀次⼩⼩的危機，道瓊⼯業指數下跌七．⼆％，兩次停盤，提前收市。星期⼆
66.更糟，恒⽣暴跌⼀四％，中國電信回到了第⼀交易⽇的收盤價⼀○．五五港元。中國⼈也擔⼼。王岐⼭後來告訴我，在市場的狂亂中，他的⽼闆朱鎔基副總理把他從⾹港叫回北京。⾒朱鎔基之前，他打電話查問中國電信的股票，得知股價反彈了。「你拿到四⼗⼆億美元了嗎？」朱鎔基問他。「是的，」王岐⼭說，「真⾦⽩銀。」這是⼀句中國俗語，意思是「真的錢」。「錢到了你⼜袋裡我才放⼼，」朱鎔基說。「只有這時才能確定錢是你的。」今天也許很難相信，中國會擔⼼錢的問題，但那時的確如此。幸運的是，對中國電信的市場需求很強，持續了整個秋天。到年底，這⽀股票較⾸⽇收盤價上漲了⼆六％，較IPO定價上漲了⼀三％，恒⽣指數上升了三％。事後邁克告訴我，定價時王岐⼭反覆要他別擔⼼需求，當時邁克⼼想，「這些⼈根本不懂交易定價。」後來他說⾃⼰的想法變了：「也許我才根本不懂中國交易定價。」⽅⾵雷則有別的法⾨——中國的迷信。中國電信在港交所的股票代碼是「九四⼀」，中國讀法的諧⾳是「九死⼀⽣」。 ★ 不到⼀個⽉後，我和妻⼦溫蒂⾶到北京參加中國環境論壇，我將代表
67.⼤⾃然保護協會發表演講，內容是環保經濟。這是我熱衷的事。⼗⼀⽉⼆⼗⼀⽇，朱鎔基在中南海紫光閣會⾒了我，我們⼀⾏包括約翰．桑頓、邁克．伊雲斯和溫蒂。溫蒂觀察⼊微，我看得出，她在⼼裡⼀⼀記下了如下事物：湛藍⾊的地毯，華麗的花卉，穿著優雅的年輕姑娘⾛進房間上茶，動作如軍⼈般精準。正如我們⼆⽉的那次會⾒，朱鎔基和我隔著茶⼏⾯對⾯坐著，翻譯坐在⾝邊。九個⽉前，朱鎔基在中國電信委託⼀事上給了我們⽀持，但沒有明說。中國⼈總是決定起來很慢，⾏動起來快得出奇。朱鎔基問我，「你對中國電信的表現有信⼼嗎？」「儘管發⽣了⾦融危機，它卻是亞洲表現最好的股票。」我說，「沒有認購IPO的⼈將後悔終⽣。」朱鎔基說了句中國成語：「⼀枝獨秀」。指的是亞洲⾦融危機中，中國電信是中國穩定的象徵。「⾼盛做得很好。」他對我說。然後他指向坐在⾺蹄形邊沿的邁克．伊雲斯。「⾼盛有多少邁克．伊雲斯這樣的⼈？」「只有⼀個。」我說，「他在他做的事情上全世界最佳。」「伊雲斯先⽣，」朱鎔基說，「如果我有⼗個像你這樣的⼈，我將重振所有的國有企業。如果我有⼀百個像你這樣的⼈，我將重振整個中國。」就他說的這個⽬標⽽⾔，中國電信的交易為朱鎔基發動了引擎。它是國企改⾰的第⼀個⾼規格案例，是真正的⾥程碑。它的成功標誌著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認可，也印證了朱鎔基的觀點：缺乏決⼼、技能和新
68.鮮視野的官僚做不了的事，西⽅資本市場能夠為中國⼯業做到。這筆交易同樣標誌著電信系統開始廣泛的企業重組。這⼀重組將創建⼀個全國性的移動通信系統，透過⼀系列複雜的企業重組，產⽣出更具競爭性的國內市場。此次IPO後，政府很快重組郵電部，與其他部⾨合併，創建信息產業部，由吳基傳出任部⾧。中國電信（⾹港）後來成為中國移動，餘下的資產保留中國電信的名稱，整合中國的固話業務，後來也擴展到移動業務。⼀九九九年將出現另⼀個新的挑戰者中國網通，接管了中國電信中國北部的有線業務，並於⼆○○⼋年併⼊中國聯通。最終中國有了三家⼤型的、相互競爭的全國性電信營運商。
69.Chapter 5 你們的董事⾧睡著了 Your Chairman Has Gone to Sleep 中國⽯油天然氣總公司總經理周永康，很想會⾒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H. W. Bush）。那是⼀九九⼋年初，我們得知周永康計劃出席⼀次能源會議，會議地點在前總統的家鄉德州休斯頓。中⽯油（CNPC）是中國最⼤最重要的能源企業，有望成為第⼆家上市的⼤型國企，我也很想跟周永康及其同事加深瞭解。我第⼀次⾒到他是上⼀年⼗⼀⽉在北京，我們在中⽯油總部附近⼀起吃午飯。周永康⼀直從事⽯油業，就學於北京⽯油學院，學業完成後踏上了中國東北的凍⼟。與那個時代許多還⽤⽩襪搭配深⾊西裝的政府官員不同，周永康⾐著⼊時，精⼼打理。他敏銳嚴肅，前⼀年開始主持中⽯油，精通業務，顯然抱有變⾰公司的雄⼼。我們邀請周永康與他的同事到美國來。前總統⽼布希的表親喬治．赫伯特．沃克爾四世（George Herbert Walker IV）在⾼盛資產管理部⼯作，透過他，我們安排了周永康與前總統⾒⾯。⼆⽉⼗⼆⽇，約翰．桑頓、邁克．伊雲斯和我⾶到了休斯頓。我們在⽼布希的辦公室跟周永康會合。⽼布希的兒⼦內爾（Neil）迎接我們，帶我們去⾒前總統。周永康笑容滿⾯，稱⽼布希是中國的⽼朋友。⽼布希曾在⼀九五○年代創辦⽯油鑽探公司扎帕達（Zapata）。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的⼀九七四⾄⼀九七五年，他在北京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我這輩⼦⼀直是⽯油⼈，」周永康告訴⽼布希，「⽯油⼈總是值得信任的。」⽼布希⾝體不錯，開朗親切。他介紹掛在牆上的紀念品，驕傲地提到他的總統圖書館將於⼗⼀⽉在鄰近的卡城（College Station）開放。⽼布希邀請我們進⼊辦公室，談了⼀會兒世界局勢、油價前景和⽯油⼈的⼀般性
70.格。他喜孜孜地回憶⾃⼰在北京的時光，說中國發⽣了多麼⼤的變化。他從桌上拿起紙寫了個便條，請周永康帶給李鵬總理。周永康為什麼想⾒⽼布希？我只能猜測。我發現，出於好奇和對地位根深蒂固的迷戀，許多中國⼈來美國時喜歡會⾒顯貴。回國後，這種⾒⾯能顯出⾝份。不管怎樣，有沒有實質性的會談並不重要。我跟中國打交道時懂得了，會談本⾝就是實質。這次會談有助於我們與周永康建⽴關係，他回國後也許會多⼀點威望。我不知道⽼布希寫了什麼給李鵬，但我並未忽略他請周永康傳便條這個⽅式。幾年後，我請周永康把⼀條重要訊息傳遞給另⼀位中國領導⼈。那時我們都經歷了⼈⽣的轉折，他成了中國公安部⾧，我成了美國財政部⾧。我們中午⾶回紐約。第⼆天早晨陽光明媚，我們帶周永康和他的同事聽了⼀系列情況介紹，展⽰我們的⾏業專⾧和資本市場技能，並參觀我們的股票交易廳。銀⾏部和研究部的專家陳述了我們對⽯油天然氣⾏業的看法，說明了融資的基本操作細節。午飯後，我們⼀⾏⼈前往紐約證券交易所。周永康和中⽯油的名字出現在⼀條歡迎訊息上，在交易所的電⼦看板上閃過，周永康看了很⾼興。我們還安排了其他活動，但時間不夠了，周永康還要去摩根⼠丹利。這事很微妙，我們並不想出⼿幫忙。中國電信IPO成功後，⽅⾵雷很想與我們再次合作，我們的主要對⼿當然很⽣氣。摩根⼠丹利丟掉了中國電信的⽣意，便努⼒修復與中國建設銀⾏的關係，想要贏得中⽯油的上市項⽬。建⾏⾏⾧王岐⼭在中國電信的IPO項⽬上曾給⽼闆賺到了「真⾦⽩銀」，現已調往最⼤的、也是經濟上最重要的廣東省當副省⾧。新的⾏⾧是周⼩川，朱鎔基的另⼀個弟⼦。隨著周⼩川被任命，我真正領會到了朱鎔基的巧妙⼿法。周⼩川是⼀位出⾊的經濟學家，他把建⾏做成⼀個模板，以便重建委靡的銀⾏系統。國企改⾰將由海外上市驅動，中⾦公司會參與每⼀個項⽬。如果說資本市
71.場是變⾰的⽀點，那麼周⼩川將幫助朱鎔基拉動槓杆。我們後來聽說，摩根⼠丹利對於⾃⼰的⼈員不能與中⽯油團隊有更充分的時間交流⽽不滿。周永康在紐約的⽇程很滿，不過他也偷閒在城裡逛了⼀晚。他們⼀⾏⼈在有名的⽜排餐廳Smith & Wollensky吃晚飯，然後全體去看新⽚《鐵達尼號》。⾼盛最終拿下了中⽯油的單⼦，摩根⼠丹利則獲得了中⽯油的主要競爭對⼿中⽯化（Sinopec）的IPO授權。 ★ ⽯油在中國⼈的⼼裡佔有特殊位置，遠不只是⼀種關鍵能源。多年來，⽯油已經成為中國獨⽴和⾃⽴的標誌，國家⾃豪感的泉源。⽑澤東⼀九四九年掌權後不久，就請蘇聯幫助中國擺脫對進⼜的依賴。在那之前，中國的⽯油勘探⼤多無所建樹。⽑澤東在冷戰時的同盟國蘇聯派來了數千名專家，還有裝備、技術和資⾦⽀持。鑽探始於⼀九五⼋年，第⼆年在東北⼤慶的地下發現了⽯油，「⼤慶」也可意會為「偉⼤慶祝」。但是，由於意識形態分歧和兩國⽭盾的加劇，⼀九六○年蘇聯撤回了幾乎全部的技術顧問。兩年後，兩國斷絕了關係。中國決意⾃⼰發展能源，⽤⼗⾜的決⼼彌補專業技能的缺乏。政府像打仗⼀樣迎接挑戰，把⼀撥撥⼯⼈送往油⽥。王進喜帶領⼀個團隊，以在零下三⼗度的低溫下奮戰並鑿出⽯油⽽享譽全國。⽑澤東稱讚「王鐵⼈」及其⼀⼆○五鑽井隊的成就，號召全國學習「⼤慶精神」。王進喜被譽為模範⼯⼈和國家英雄，甚⾄在⼀九六⼋年當選中共中央委員。他兩年後去世，終年四⼗七歲。⼤慶後來成為產量最豐厚的油⽥之⼀。周永康於⼀九六七年去⼤慶⼯作。上個世紀六、七○年代，⼤慶油⽥的產量佔中國⽯油產量約四分之三，⿍盛期每天產出超過⼀百萬桶。隨著中國向能源獨⽴的⽬標邁進，其
72.他油⽥也發展了起來。⼀九七○年代末，中國成為世界第九⼤產油國，是⽯油的淨出⼜國，尤其是出⼜到近鄰⽇本。這⼗年又恰逢原油價格在⽯油危機中飆升，鄧⼩平和其他中國領導⼈開始相信，猛增的⽯油收⼊將能⽀撐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不過，鄧⼩平的改⾰引發的爆炸性增⾧，對能源的需求越來越⾼。新興的⼯廠，消費者剛剛⽤上的冰箱等等，都需要能源。到了⼀九⼋○年代末，中國明顯又需要進⼜⽯油了。雖然需求激增，⽯油儲備卻停滯不前，部分原因是政府制定的國內銷售價格低於市場⽔平。這個定價策略是對⾼耗能國企的補貼，但⽯油企業的錢櫃裡剩不下幾個錢去開採和⽣產。到⼀九九四年，中國又⼀次成了⽯油淨進⼜國。中國已經較過去遠為深⼊地融⼊了世界經濟，要為這樣的國家提供能源，靠復興⼤慶的精神是⾏不通的。中國領導⼈需要創造更多樣化的供應管道，發展其他種類的能源，到海外為得到更多的油氣產品試試運氣。這麼做需要資本，也給國家在經濟、政治和國家安全上帶來潛在的影響。如果中國再次進⼜⽯油，就必須保證供給不被封鎖。⽽且，為了找到、確保並管理好所需的資源，國家控制的能源產業必須經營得更好，更具有全球競爭⼒。⼀九七⼋年改⾰開始後，中國領導⼈⼤⼒調整能源產業，使之更有效率，結構更合理。⼀九⼋⼆年，政府成⽴了中國海洋⽯油總公司（CNOOC），透過與外國公司的合資，在深度超過五⽶的⽔域開發油氣⽥。⼀年後，煉油和⽯化部分從⽯油⼯業部中分離出來，與原屬化⼯部和紡織部的化學和纖維製造企業，聯合成⽴了中國⽯油化⼯總公司（中⽯化）。這家公司將負責煉油、⽯化產品的⽣產和銷售。中⽯油成⽴於⼀九⼋⼋年，從事陸上油氣的開採和⽣產，以及部分煉油和化學製造⼯作。中⽯油控制了主要的輸油管道，所有的陸上油⽥，五⽶深以內⽔域的油⽥。⼤慶油⽥屬中⽯油，仍是中國最⼤的油⽥。
73.不過，到⼀九九○年代末，受累於⾼額的運⾏成本、低⽣產⼒、⼈員臃腫和過時的設備，中國的油氣公司仍遠遠落後於西⽅競爭者。⽐如，中⽯油就飽受⾼於平均⽔準的⽣產成本之苦。 ★ 我們看得出來，⽐起中國電信，中⽯油的重組和IPO在政治上更為困難，組織起來更為複雜。在中國電信的案例中，我們幫助郵電部剝離出最誘⼈的資產——主要省份的移動電話服務——創辦了⼀家能吸引國際資本市場的公司。中⽯油則是另⼀回事。總體經濟圖景是黯淡的，亞洲⾦融危機已經削弱了需求，⽯油輸出國組織（OPEC）正處於混亂之中，⽯油價格降到了⼀九七三年以來從未⾒過的⽔平。最難的是，公司⾃⾝需要做出的變⾰令⼈望⽽卻步。但我們還是熱切地想要推進此事。邁克．伊雲斯向周永康建議，參照我們在海南島為中國電信開的陳述會，舉辦⼀次峰會，參會者由更⼤範圍的中⽯油經理和⾼盛專家組成。周永康似乎很樂意這麼做。紐約之⾏後，周永康前往莫斯科開會。我們的中國團隊主管徐⼦望也跟著去了。徐⼦望，我們叫他「Z」，是個精⼒充沛和⾜智多謀的銀⾏家。他擁有上海復旦⼤學經濟學碩⼠學位、塔夫茲⼤學（Tufts University）佛萊契爾法律與外交學院的國際商務關係碩⼠學位。我們是在前⼀年從摩根⼠丹利把他挖來的。在莫斯科，徐⼦望和周永康聊過⼀次，這次談話使徐⼦望更進⼀步瞭解到這筆交易推進中會遇到的⼀些障礙。有⼀個障礙，來⾃確定即將於⼀九九⼋年三⽉出任總理的朱鎔基。朱鎔基對這個IPO的保留意⾒，反映了政府內部對能源產業的爭論。據說朱鎔基對中⽯油及其兄弟企業的競爭⼒和前景評價不⾼，不贊成中⽯油收購海外資產。周永康則偏向國際戰略，即將卸任的總理李鵬也是如此；李鵬
74.對能源界有很強的影響⼒。另外，據說朱鎔基認為⽯油價格將從⽬前的每桶⼗三美元繼續下滑。不只他⼀個⼈這麼想。第⼆年《經濟學⼈》發表了⼀篇⽂章，預測油價要降⾄每桶五美元。我們還聽說，有些中國的決策者正在推動中⽯化和中⽯油合併，在此之前不考慮任何交易。朱鎔基成為總理後，對改⾰的鞭策⽐任何時候都緊促。他給國有企業三年時間轉虧為盈，⽅法是削減員⼯、升級技術或關停並轉。他也瞄準了臃腫的政府機構。朱鎔基提出，把中國⼋百萬官員群體裁減⼀半，把國務院部委的數量從四⼗個減為⼆⼗九個。多數⼯業部要減少功能，監管功能轉移給國家經貿委，商業資產劃分給各家國有企業。成⽴了三個新部⾨，其中的⼀個部管勞動和社會保障，以便處理國企重組精簡帶來的下崗⼯⼈問題。朱鎔基的⽬標是讓政府脫離經營，透過分離監管者和營運者，讓國有企業更加商業化。朱鎔基進⾏的變⾰⽴刻影響了能源業。國務院決定，中⽯油和中⽯化保持為兩家企業，透過資產置換進⾏重組，創建垂直整合的全國性油氣公司。此前，中⽯油的重點是「上游」的開採和⽣產，中⽯化集中於「下游」的煉油和銷售。中⽯油要把數家油⽥轉讓給中⽯化；作為回報，中⽯化把許多煉油廠、⽯化廠和零售分銷公司轉給中⽯油。中⽯油的開採和⽣產資產將集中在中國北部、東北和西北，中⽯化的資產則主要在南部和東部。只不過在紙上簡單劃了幾筆，政府就創辦了中國版本的埃克森（Exxon）、荷蘭皇家蜆殼（Royal Dutch Shell）和英國⽯油（BP）。這些措施發⽣在全球⽯油業的⼀個關鍵時刻：低原油價格和更激烈的競爭很快引發了⼀次合併潮，孵化出所謂的超級⼤公司。英國⽯油在⼀九九⼋年與阿莫科（Amoco）合併，埃克森和美孚（Mobil）即將到來的合併也是在那⼀年宣布的。中國政府還進⾏了另⼀項關鍵變⾰。直到那年春天，幾乎所有與⽯油相關的產品價格都由國家制定，與市場價相⽐有折扣。這種做法有效地補
75.貼了消費者，但限制了中⽯油的利潤。現在，國內原油和精煉產品的價格將與國際市場掛鈎。中⽯油和中⽯化⼀直是⾃我監管，現在，政府把監督和⾏政職能轉移到國家經貿委和新設的國⼟資源部，⿎勵公司專注於管理和經營。最意外的，也似乎對我們不利的是，周永康被任命為國⼟資源部部⾧。建⽴這個部是為了管理中國的礦藏，審批⽯油開採和評估儲量。他剛剛在⼀九九六年底接管中⽯油，⼀上任就重點抓重組和上市，但黨對周永康另有重⽤。經周永康的安排，三⽉中旬的⼀個中午，我們在飯桌上會⾒了他的繼任者⾺富才。⾺富才和周永康的經歷類似，兩⼈都是能源⾏業的⽼資格了，⾺富才是踩著周永康的腳印⾛過來的。不過，在跟我們的⼯作關係上，⾺富才的⾏事⾵格與周永康⼤為迥異。周永康雄⼼勃勃，熱切地想重組中⽯油。⾺富才是個具體事務的操作者，對戰略和⾦融的世界還很陌⽣。他顯得游移不定，動作緩慢。這顯然使我們團隊的⼯作變得更難，他在許多階段都拖延了這筆交易。在我任內，中⽯油的上市⼤概是⾼盛在中國最困難的⼀次任務。甚⾄到今天，⾼盛的⽼員⼯談起「中國⽯油」（PetroChina）的IPO時還會抱怨。「中國⽯油」是中國⽯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年四⽉在⾹港和紐約上市的⼦公司名稱。⾸先，經濟環境不利。網路泡沫快速膨脹，投資者對「舊經濟」公司沒什麼興趣，更不⽤說這個⾏業還遭受到歷史性低價的打擊。「中國⽯油」的IPO也引發了針對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的第⼀次有組織抗議。這是中⽯油的外部環境。在中⽯油內部，為了吸引投資者、滿⾜上市條件以及達到國際監管機構的標準，重新部署的任務是⾮同⼀般的。正如許許多多其他國有企業，中⽯油不太像西⽅意義上的公司，倒像⼀個⾃給⾃⾜的城邦。公司提供住房、學校、醫院、殯葬、飲⾷和警務服務，滿⾜超過⼀百萬⼯⼈的需求。拆解這個包含了必須和不必須功能的集團，做出
76.⼀家現代上市公司，是⼀個超⼤規模的挑戰，考驗著每⼀個參與者的才智和耐⼼。為這筆交易⼯作的專業⼈員曾超過⼀千⼈。⾼盛派遣了四⼗⼈的團隊，⽐中國電信團隊的⼈數多了⼀倍。另外還有中⾦公司的⼀⽀隊伍、⿆肯錫（McKinsey & Company）的諮詢顧問、來⾃七家公司的律師、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批審計師。⽯油巨頭之間的資產置換在⼀九九⼋年六⽉完成，中⽯油變成了⼀家所謂的綜合集團。我向中⽯油的新主管⾺富才發信表⽰祝賀，並重申了我對中⽯油重組的個⼈承諾。我們正與中⾦公司緊密合作，但尚未獲得正式授權，中⽯油也說不準何時（或會不會）上市。這種令⼈沮喪的狀況在中國太典型了，⼀些事情數⽉懸⽽不決。對於提上議程的項⽬，各部⾨要求得到這個或那個⽅⾯的陳述或研究論⽂，索要競爭者的分析報告，跟國務院來來回回打交道——國務院審查和細化各個選項。然後，突然之間，決定就在⼤⾨緊閉的屋⼦裡出籠了。⽽且中國⼈希望⼀切事情都以創紀錄的速度完成，你不得不踮著腳尖，時刻窺測⾃⼰到了哪裡，還能做什麼，你的團隊不得不隨時待命。⼀九九九年⼆⽉，⾺富才建⽴了內部IPO團隊。團隊主管是蔣潔敏，後來CEO位置的繼任者。這位經理⼈瘦⼩憔悴，卻能幹善決，在這筆交易裡⽐中⽅的其他⼈都更負責任。中⽯油需要成⽴⼀家能上市的⼦公司。哪些資產該放進⼦公司？要搞明⽩這⼀點可不簡單，⽽且在政治上也很困難。資產置換以後，垂直整合的中⽯油甚⾄⽐過去更為龐雜：⼤型油氣開採⽣產業務、精煉和營銷企業、⼤量⽯化廠。中⽯油主宰了中國原油天然氣的⽣產和銷售，但虧損的天然氣和化⼯業務需要轉虧為盈。⾺富才和其他國企的領導為IPO做準備時，我對他們抱以同情。⼀九九九年初，我經歷了同樣的考驗。經過⼀場極其痛苦的內部辯論之後，按私有合夥⼈制度營運了⼀百三⼗年的⾼盛決定成為⼀家上市公司，我的許多時間和注意⼒⽤在我們⾃⼰的IPO上了。這次IPO將在⼀九九九年五⽉到
77.來。為了創建「中國⽯油」，⾼盛和中⾦公司指導中⽯油的經理班⼦，⼀絲不苟地挑選出核⼼資產，使之與⾮核⼼資產分離。核⼼資產放到「中國⽯油」，⾮核⼼資產留在中⽯油。中⽯油將擁有⼦公司九○％的股份，⼀ ○％的股份賣給公眾。這些做法⼤多是⾮常顯⽽易⾒的。在⼀家全球性的競爭企業裡，中⽯油的社會服務職能沒什麼意義，但要把這個部分剝離開，員⼯和經理並不容易接受。他們是⼀路從這個系統裡⾛過來的，對「從搖籃到墳墓」保障的期盼深深根植在這個系統裡。改⾰之前，就業的意思遠不只是⼀份朝九晚五的⼯作和⼯資。在城鎮地區，被稱為「單位」的⼯作機構，對⼈們的⽣活扮演著核⼼的組織作⽤。離開學校後，中國的男⼈和⼥⼈被分配到某個終⾝崗位上，那裡提供飲⾷、住房、社會和醫療服務，旅⾏、結婚和⽣育都要取得單位的允許。這些年來，來⾃私有公司的競爭已經侵蝕了這個系統。但它在國有企業並未動搖，結果，國有企業受累於過多的員⼯、巨⼤的財務負擔和管理龐雜體系的拖累。朱鎔基及其改⾰同道致⼒於消除這種低效，也準備好了承受重組和強迫下崗帶來的短期陣痛。對⼯⼈、幹部和整個國家來說，這⼀過程會引起多⼤的混亂和痛苦，我只能去想像。對於能夠抓住新機會的⼈來說，這是⼀種解放；但對於下崗⼯⼈和⽼⼯⼈來說，這只能是件可怕的事，尤其是中國只有⼀個初級的、政府⽀撐的社會保障體系。光⼀個中⽯油就要對⼀百五⼗萬左右的在職⼯⼈和他們的家庭負責，總數⼤概有六百萬⼈。相⽐之下，全球⽯油巨頭英國⽯油的員⼯數在⼀九九九年是⼋萬⼈。顯然，中⽯油需要減少數⼗萬⼯⼈才能具有競爭⼒。可以理解，中⽯油官員不願讓⼯⼈下崗。最終中⽯油保留了四⼗⼋萬⼯⼈。雄⼼勃勃的⽬標是在兩年內削減成本⼗億美元，即⼋％的成本，計劃到⼆○○⼆年再減少五萬勞動⼒。中⽯油的數字只是揭⽰了中國⾯臨著多麼⼤的問題。那⼀時期國企就業和下崗的統計數字並不可靠，但據國際貨幣基⾦組織在⼆○○四年的估
78.計，⼀九九○｜⼆○○⼀年間，中國國有企業裁減了超過四千萬個⼯作崗位。這些⼯⼈的買斷補償少得可憐，絕⼤多數找不到新⼯作。他們的⽣活⼗分艱難，從許多⽅⾯來說也實在不公平。這種變動帶來了⼀個以市場為基礎的體系，幾億⼈擺脫了貧困，但對不具備能⼒應對新世界的⼈來說，那些成就構不成實際的安慰。許多⼈後來回廠索要更多補償，常常出現亂糟糟的抗議，公司為了平息事態通常會給錢。但在江澤民主席的⽀持下，朱鎔基及其改⾰團隊決⼼推進國企改⾰，哪怕要⾯對陣痛和政治⾵險。他們知道，鐵飯碗損害公司的效率和中國的未來。很容易確定哪些是中⽯油的社會服務部⾨，但它們只是冗員的⼀部分。另⼀個因素是，幾乎所有⼯作都是在公司內部解決，包括勘探、鑽井、建造、機械⼯程等等數⼗個⼯種。無疑，這是「⾃給⾃⾜」的遺產。事實上，改⾰前，沒有成⽴服務性公司的私營市場空間，因此也沒有提供這些服務的競爭。中國以外的主要⽯油公司則外包⼤部分服務性職能，減少經常性開⽀和其他費⽤。按計劃，「中國⽯油」要把⾮核⼼的職能和企業留給中⽯油，中⽯油則要及時把社會服務企業轉給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已同意逐漸擔負起這些責任，⾼級官員敦促不情願的、財政短缺的地⽅政府分擔，並最終接下這個重負。同時，「中國⽯油」將跟中⽯油簽訂合同，付費請母公司提供所需的服務。許多有名或有聲望的企業分⽀並不適合新的「中國⽯油」，如某些國際性的勘探和⽣產資產，還有隨王鐵⼈同時成名的標誌性鑽井隊。由於歷史和感情的因素，這種決定頗具爭議。可是埃克森和英國⽯油——阿莫科（BP Amoco）這樣的跨國能源公司也沒有鑽井業務。我們的銀⾏家指出了這⼀點，⾺富才和中⽯油在過去的調研和會議中也已經知道這種情況。
79.「中國⽯油」從中⽯油獲得了不少最誘⼈的資產，包括油氣勘探⽣產、精煉和營銷以及化⼯等⽅⾯。「中國⽯油」也擁有頗受珍視的⼤慶油⽥，還有傳輸中國⼋四％天然氣的傳輸管道。「中國⽯油」將控制超過七 ○％已探明的油氣儲量，它佔⼀九九⼋年全國產量的三分之⼆。滿⾜美國嚴格的會計和監管標準是上市的必要前提，但要達到並不容易。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提供五年的會計帳冊，從美國派了美國訓練的分析師來到中國東北各油⽥查找⽂件，據此整理出「折舊細則」之類的東西。我們和普華永道不得不回答數百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的問題，內容涉及過去做的會計決策。有⼀個問題是儲量——衡量能源公司的⼀個關鍵指標。我們僱⽤了⼀家有名望的諮詢公司做國際標準的儲量評估，這在中國還是第⼀次。我們等了幾週，才收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答覆。收到答覆時正是中國新年的除⼣，所有中國⼈都不⾒了，都回了⽼家。「中國⽯油」需要每年向中國政府申報⽣產許可。這個要求雖不過是個形式，但包含了不確定因素。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此不⾼興：如果監管者突然拒絕延⾧⽣產許可怎麼辦？「中國⽯油」的儲備將⼀錢不值。我們不能等到假期結束，必須⾺上聯繫中⽅，請中國政府放棄這個要求。但是，我們在國⼟資源部的⾼層沒有熟⼈——周永康已在⼀九九九年去做四川省委書記了。所有的中國⼈都放假了，⼀位中⾦公司的⼀流銀⾏家居然設法找到了⼀個官員。經過⼀番溫⾔軟語，這位官員在⼤年初⼀處理了我們的請求。這位銀⾏家是蔡⾦勇，畢業於北京⼤學，擁有波⼠頓⼤學經濟學博⼠學位，後在世界銀⾏⼯作多年，上⼀年剛從摩根⼠丹利來到中⾦公司。隨後，這個棄權聲明由當時的副總理（未來的總理）溫家寶簽署，國⼟資源部在他的經濟職責範圍內。證券交易委員會亮了綠燈，IPO 能夠繼續進⾏下去了。「中國⽯油」的募股不得不克服許多障礙。亞洲仍處於⼀九九七年危
80.機後的恢復期，中國經濟疲軟，GDP增⾧率從⼀九九七年的九．三％下滑到⼀九九九年的七．六％。⾹港股市的H股表現不佳，網路股的瘋狂達到了頂點。儘管⽯油價格在上漲，⼀九九⼋年是每桶⼗美元，⼆○○○年⼆⽉上升到每桶⼆⼗七美元，但能源⾏業被認為乏味無聊。⼀九九九年⼗⽉，在艱難的市場狀況中，中國海洋⽯油總公司被迫取消了⼆⼗五億美元IPO 的計劃。那次IPO是由我們的⼀家競爭對⼿公司領銜的。那麼，「中國⽯油」的募股就必須成功。第⼆次IPO失敗將使中國在全世界⾯前丟臉，⽽且證明世界對中國及其能源產業缺乏信⼼。對於「中國⽯油」的⾺富才來說，那也意味著斷送前程。我們做了各種設計來吸引市場。投資者⾃然會斟酌：⼀個共產黨的國有古董能不能真正改變習慣，遵守每⼀個承諾。於是我們⿎勵公司實施⼀個創新的薪酬激勵體系。「中國⽯油」給了三百名⾼級經理股票期權，為更多的次級經理設計了激勵性的打包合約。這種做法在中國是突破性的，將為其他國企開創⼀個先例。⾼級經理收⼊的七○％⾄七五％將取決於是否達到業績指標，業績指標則與淨利潤、資本回報和降低成本掛鈎。「中國⽯油」也為每⼀家企業設置了明確的財務⽬標。既然可變薪酬的⼤頭來⾃於股票期權，股東和經理的利益就⼀致了。為了更好地鎖定這筆募股交易，我們仿照中國電信的模式，招募了幾家基⽯投資者。他們同意購買三．五億美元的股份，⾄少持股鎖定六個⽉。這些投資者也都是當初中國電信的投資者，包括李嘉誠。我們還⽤了⼀招，邀請了⼀家主要的戰略投資者。這麼做不只是想融資，也是想幫助「中國⽯油」與⼀家世界級⽯油公司建⽴關係，從⽽吸取這家公司的經驗、管理技能和技術。這個做法又是中國的頭⼀回。後來再進⾏⼤型募股時，政府就歡迎這樣的戰略投資商了，銀⾏業尤其如此。那家⽯油公司是英國⽯油——阿莫科，我們很熟悉他們的CEO約翰．布朗（John Browne）。隨著⾼盛⾃⾝IPO程序的進⾏，⼀九九九年五⽉布
81.朗加⼊了⾼盛董事會。這家英國公司正在完成對⼤西洋富⽥公司（Atlantic Richfield，ARCO）的收購，此舉將⼤幅增加公司在亞洲的儲量。布朗盯著中國已有段時間了。我⾶到倫敦，跟邁克．伊雲斯會合，去布朗的辦公室⾒他，快速說明了我們的提議。這事可不容易說服他。⼀九九九年，英國⽯油剛剛投資⼀個⾵險項⽬，開發⼀個巨型的西伯利亞油⽥，資產縮⽔了⼆億美元。布朗不肯輕易承諾。「這交易能做成？」布朗問。「會成功嗎？」我們向他擔保，他回答，「那好，我不能再失敗了。」我們的銀⾏家很想讓中⽯油和英國⽯油在路演開始之前達成協議。但英國⽯油並不那麼著急，希望先確定⾃⼰投的錢能物有所值。布朗提議，他的公司買⼊IPO的可觀股份，作為回報，允許他的公司進⼊繁榮的中國南⽅省份經營油料零售業務。但這裡有個問題，中國正處於申請加⼊WTO 的關鍵階段，雖然中⽯油願意做交易，但按照中國在世貿協議中已同意的計劃，英國⽯油的要求遠超出當時的允許範圍。我們完成倫敦路演時，還沒有跟英國⽯油達成協議。投資者的興趣不慍不⽕。紐約的營銷活動開始前，英國⽯油仍未同意投資。⾺富才開始緊張了，他不希望「中國⽯油」的IPO像中海油的那樣觸礁。中國加⼊WTO的申請懸⽽未決，但中⽯油需要政府保證英國⽯油能得到想要的加油站。⾺富才設法找到了分管國有企業的副總理吳邦國說明情況，吳邦國同意出具書⾯⽀持，請求中⽯油團隊為他起草⽂件。⼀份批准加油站交易的⽂件初稿很快傳真給了他。第⼆天早晨，從副總理那裡來了答覆，但內容模稜兩可：他並未明確說中⽯油可以把加油站賣給英國⽯油，⽽是說，⼀旦加⼊WTO，中國將對
82.此類交易更為開放。布朗接受了這個模糊的承諾，同意買⼊此次募股待售股份的最多⼆○％，最終的數字是將近六億美元。後來，英國⽯油雖等了⼀段時間，最終還是如願以償，在⼆○○七年和「中國⽯油」成⽴了⼀家擁有廣東五百個加油站的合資企業。如⾛鋼絲⼀般正是中國⾵格，但你只能如此。在中國你不得不頻繁地在灰⾊地帶⼯作。在這個邊⾛邊幹、重塑整個經濟的國家，往往是先完成交易，然後再頒布法律法規——⽽在中央控制的計劃經濟時代，並不需要這些法律法規。你不得不憑著信念做事：儘管出於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中國⼈不能完全照你希望的那樣⽴下字據，但他們最後會遵守和兌現承諾。這是⼈治⽽⾮法治的國家，當時是這樣，現在很⼤程度上仍然是這樣。信任和⾯⼦是最要緊的——哪怕他們閃爍其詞，你必須相信，他們承諾了就會兌現。我跟中國最⾼層的政府和企業領導⼈打了⼆⼗年交道，我的經驗是，只要某件事符合他們的最⾼利益，他們就會無⼀例外地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確保「中國⽯油」IPO的成功，顯然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英國⽯油的理解很正確：中國需要西⽅⼈的技術和資本，誤導外國合作者對中國並無好處。英國⽯油的協議⼗分關鍵，因為承銷⼯作引起了強烈抗議。抗議始於⼀九九九年秋天，當時中⽯油募股的事出現在媒體上。第⼀次抗議來⾃宗教團體，他們譴責中⽯油在蘇丹的活動。在蘇丹，除了油井和鑽探的權利之外，中⽯油還擁有「蘇丹⼤尼羅河⽯油計劃」的四○％（蘇丹主要的勘探和⽣產項⽬）份額。由於蘇丹⽀持國際恐怖主義，以及國內糟糕的⼈權紀錄，美國在⼀九九七年對其實施制裁。激進份⼦認為，蘇丹政府的⽯油收⼊會⽤於針對南部基督徒和泛靈論者的內戰。他們抗議說，這次IPO籌集的錢將⽤來資助蘇丹政府的⾏動。我們要中國⼈認識到這⼀批評的嚴重性，努⼒把新公司和這個蘇丹污點切割開來。為了區別於母公司，新公司被命名為「中國⽯油」；蘇丹業
83.務和⾮核⼼資產⼀起留在了集團母公司——中國⽯油與天然氣總公司。此外，我們建⽴了會計防⽕牆和跟蹤機制，確保IPO的錢不會⽤在蘇丹。⼀家上市公司由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國有企業控股，我對此結構並不很滿意。我們堅持在「中國⽯油」和母公司之間建⽴嚴格的財務控制，這是原因之⼀。我把這個解決⽅案看作是務實的開始，這樣做把公司的許多運作置於公眾的審視和嚴格的國際資本市場標準之下。在中國，許多經濟試驗被廣泛模仿，因此我相信這筆交易將奠定⼀個藍本，簡化和加快許多其他⾏業國企急需的改⾰進程。我期待，⼀旦管理層獲得了經營上市公司的經驗，⼀旦中國⼈看到市場規範和滿⾜新股東期望的壓⼒造就了更成功的企業，留在集團的其他良好資產將能在上市時追隨「中國⽯油」IPO的腳步。我相信，我確定朱鎔基也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黨對上市國企的控制將弱化，政府不再插⼿太多⽣意決策，不再給予特殊的優待——這種優待會阻礙市場驅動的競爭性公司的發展。同時，針對這筆交易的抗議越來越多。環保主義者關⼼西藏，美國勞⼯聯合會——產業⼯會聯合會（勞聯——產聯，AFL-CIO）率領⼯會成員也加⼊了。抗議是勞⼯領導⼈和其他反對者阻⽌中國進⼊WTO最後⼀搏的綵排。中國早在⼀九⼋六年申請加⼊WTO的前⾝關貿總協定，美國和中國在⼀九九九年⼗⼀⽉做出了關鍵突破，在世貿協定的條款上達成了⼀致。現在，⽐爾．柯林頓總統需要勸說國會批准中國對美國市場的永久進⼊權，⽽不是延續⼀年⼀度的審議——進⾏那種審議時，通常都有抗議者反對北京。⼗⼆⽉，WTO的反對者暴⼒阻撓其在西雅圖的會議，他們打算在他們發⽣的運動中拿「中國⽯油」說事，勸說國會拒絕總統的提議。⼯會領導⼈指責中國惡劣的⼯作條件，⽽且嘗試了⼀個新戰術：在勞⼯和⼈權問題之外，還貶斥交易的投資價值。勞聯——產聯的⼀份報告認為，蘇丹問題、可預⾒的⼯⼈下崗和公司的管理結構對投資者構成了財務⾵險。同時，鑒於美國對蘇丹的制裁，許多養⽼基⾦宣布不會購買中⽯油
84.股份，如美國教師退休基⾦會（TIAA–CREF）和加州公務員退休基⾦（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這場運動使我們處境艱難。我理解這些擔⼼，也理解有些投資者不買股份的理由。⾸先我⾃⼰就不太喜歡那種公司結構：把上市公司跟控股公司切割開，後者繼續不透明地經營。我也肯定不贊成蘇丹政府的可憎⾏為。但我從來不是個很絕對的⼈。若能帶來更多進步，我願意接受並不完美的東西。我相信，為這⾏業的⼤公司公開募股，正是這種情況。我覺得，這筆交易將在中國經濟⼀個⾄關重要的⾏業啟動必要的改⾰，並終將導致中⽯油的剩餘資產私有化，接受公眾股東的審查和監督。我相信，繼續⿎勵中國將其經濟融⼊世界經濟、開放市場並⽀持⾃由貿易，意義重⼤。由於IPO正處於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的「靜默期」，我們不能在媒體上對指控置評。私底下我們竭盡所能地反駁那些批評。⾼盛的幕僚⾧約翰．羅傑斯（John Rogers）積極活動，向柯林頓政府的關鍵⼈物解釋交易的保護措施。他進⼊⾼盛之前曾擔任副國務卿，在華盛頓有⼈脈。他⽀持並能很好地論證這種觀點：改⾰正在中國引起翻天覆地的變化，將改善中國的⽣活狀況，促進中國與美國及世界的關係。儘管國會成員遊說柯林頓政府⼲預交易，財政部和國務院並未插⼿。從⼈權的⽴場看，我完全相信，由中央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必然給中國帶來更多的經濟和政治⾃由。IPO結束後我在《紐約時報》發表了⼀篇署名評論⽂章，⽂章裡寫道，「美中貿易永久正常化就是『中國⽯油』的故事重複⼀百遍或⼀千遍……⾃由市場固有的個⼈⾃由、主動性和責任就其本質⽽⾔與極權統治格格不⼊。」中國的進步是緩慢的，但今天我仍然持有上述觀點。⾹港規定，IPO時公司必須向公眾開放某個⽐例的股份。為了滿⾜這
85.個規定，需要⾄少從投資者那裡融資⼆⼗億美元。剛開始討論「中國⽯油」的IPO時，有⼈提出融資應超過五⼗億美元。但就算在英國⽯油最終⼊局後，投資者的反應也不熱情。⼆○○○年三⽉⼗四⽇，我們已把「中國⽯油」IPO的⽬標削減到⼆⼗⼋⾄三⼗四億美元之間。即使是這個數字，成敗的情況也不明朗。⾺富才顯得不太⾼興，我能理解其中緣由。他肩負極⼤壓⼒。起初他對這筆交易有點猶豫，現在，他則擔⼼會不會讓中國領導層失望。有⼀次，⼀個銀⾏家團隊就要⾶往⾹港路演時，他在登機前攔下他們，⽤了好幾個⼩時爭論募股的定價區間——我們先前建議，參照疲軟的需求降低價格。⾺富才似乎不願意授權這⼀變動。「我不能這樣出售國有資產。」⼀位銀⾏家記得⾺富才當時說，「我不能做這種事。」整合此次交易的過程是如此緊張和艱難，⾺富才承受著巨⼤的壓⼒，以致在協商的過程中，溝通問題引發了信任危機。三⽉三⼗⽇向公眾出售「中國⽯油」股份，在決定最終價格的最後時刻，⾺富才成了個障礙。定價會議在⾼盛紐約總部召開，與會者有中⽯油集團和「中國⽯油」的⾼管、中⾦公司和我們⾼盛的項⽬團隊。討論始於下午七點半。我們覺得會議不會開的很⾧。我們認為，情況很清楚，由於需求不強，只好把定價定在⼀．⼆四｜⼀．五⼀港元區間的下端。我們根據⼤機構的跡象判斷價格接近⼀．⼆⼋港元——連這個價格我們都覺得不⼀定挺得住。⾺富才認為價格這麼低是他的失敗，不肯簽字。幾個⼩時後我離席回家，交代邁克．伊雲斯，決定好了再打電話給我。可我沒接到電話：會議直到第⼆天凌晨五點半才結束。中⽯油和中⾦公司的官員⽤中國話爭論了許久；我得知他們把漢語「叛徒」這個詞拋來擲去。⼤約凌晨兩點時，⾺富才在會議室桌⼦上睡著了，輪到蔣潔敏繼續來談了，他是政府指派來監督此次IPO的。
86.「你們的董事⾧睡著了，」邁克對蔣潔敏說。「你和我在這樁交易上共同⼯作了兩年，這是唯⼀可⾏的價格，你必須信任我，我們只能這麼做。」最終蔣潔敏同意了。⾺富才醒來後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決定，但後來他⼀直對⾼盛耿耿於懷。 ★ 對中國來說，「中國⽯油」的重組是⼀個艱難甚⾄令⼈不快的事件，但無論如何都絕對必要。這次IPO融資⼆⼗九億美元。⼗五年後的今天，「中國⽯油」已是全世界⽯油⽣產量最⼤的上市公司——⼆○⼀⼀年超過了埃克森——美孚。⼆○○七年，「中國⽯油」的⼈民幣結算股⾸次在上海亮相時，市值曾短暫地超過⼀兆美元，成為全世界市值最⾼的公司。「中國⽯油」⼆○⼀三年盈利兩百⼀⼗億美元，⽽⼀九九九年的盈利是三⼗三億美元。中國重組和重振「中國⽯油」這樣的國有企業，增強它們的競爭⼒，在此過程中也願意裁減數千萬⼯作崗位。帶來的直接結果是痛苦、混亂和不穩定。⽽⾧遠來看，許多上市的國企變得更⼤更強更⾼效，為中國快速增⾧的經濟做出了貢獻。但改⾰的努⼒在⼆○○○年後的頭幾年停滯了，即便是中國最好的國企，業績和業務⽔平仍然遠遠落後於國際競爭者。許多⼈對重組的痛苦記憶猶新。「中國⽯油」和中⽯油的下崗⼯⼈獲得了離職補償，但⼆○○⼆年他們沒錢了，又回到公司要錢。隨後，在⼤慶油⽥和其他企業發⽣了普遍的抗議和騷亂。⼆○○○年進⾏IPO的中⽯化也有類似的事情發⽣，對公司和政治領導層是嚴峻的挑戰。數⼗家其他重組國企也是如此。許多國企的辦法是給⼯⼈發額外補償，或重新僱⽤過去的⼯⼈，以便平息事態，同時想辦法增⾧業務。遲⾄⼆○⼀⼆年，中⽯化⼆○○○
87.年IPO預備階段下崗的不滿⼯⼈還威脅到北京抗議。公司董事⾧傅成⽟同意提⾼⼆⼗萬⼯⼈的養⽼⾦，或者把⼯⼈放進「公益性」崗位的⼯資名單。傅成⽟認為，這些⼯⼈曾遭遇不公，⽣活⼗分困難。說到底，無論公司的照顧多麼周到或慷慨，中國當時缺乏、現在仍然缺乏⼀個資⾦充⾜的全國性養⽼⾦和社會保障體系。這個急迫的問題仍然等待中國去解決。
88.Chapter 6 粵海重組 Cleaning the Stables in Guangdong 在西⽅，中國進⼊國際資本市場成為重要玩家，常常被視為平穩推進的結果。但是，從廣東等地設⽴經濟特區，到中國公司⾸次在紐約證交所上市，這期間的道路並⾮沒有伴隨著災難。鄧⼩平的偉⼤改⾰，激發了⽣產⼒爆發式增⾧和經濟繁榮。但由於缺乏充分的透明和監管，市場⼒量的釋放，引發了⼤量的浪費、管理不善、欺詐和腐敗。我對中國奇蹟的這個⿊暗⾯的第⼀⼿瞭解，是從粵海企業（控股）公司（GDE）開始的。當時，我們同意協助這家膽⼤妄為的投資集團進⾏痛苦的債務重組。該公司總債務近六⼗億美元，債權⽅是國際銀⾏機構、債券持有者和其他債主。⾼盛介⼊粵海重組，牽線⼈是⼀個熟悉的⾯孔。⼀九九七年末，王岐⼭被任命為廣東省常務副省⾧，前去清理急劇增⾧的⾦融混亂。這是中國改⾰⾯對的⼀次關鍵考驗。王岐⼭出⽣於⼭東，後進⼊西安西北⼤學學習歷史，閱讀廣泛。他顯然⼤有前途：不僅深諳中國⼈的⾏事之道，對西⽅的思維和實踐也有敏銳的理解。這種理解對改⾰開放是⾮常重要的。中國頂住了亞洲⾦融危機的衝擊，但仍很脆弱。特別是在廣東，因為貨幣投機者已開始圍攻⾹港，⽽廣東相當倚賴對⾹港的出⼜和與⾹港的緊密聯繫。王岐⼭請⾼盛協助解決粵海的問題，這是⼀家隸屬廣東省政府的⼤型投資公司。粵海和另⼀家相似的企業——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信，GITIC），都位於中國最⼤最受矚⽬的公司之列。兩家公司都岌岌可危——無法延緩短期貸款，處於破產的邊緣。這種事情並不合我的胃⼜。破產重整（workout）或類似的債務重組，對⾼盛這樣的投⾏是⼀件吃⼒不討好的⼯作。技術上複雜，⼯作強度⼤，難免產⽣爭議；⽽且，即便你跟憤怒的債權⼈就苛刻的條件進⾏談判，這
89.種交易也需要你勸說公司採取不情願的痛苦⾏動。⽽且債主很有可能是你⾃⼰的客⼾。你往往把最好的⼈⼿消耗進去，還要冒著名譽受損和得罪客⼾的危險。⾼盛沒幾個⼈的脾氣適合這種對抗性的⼯作。我們最好的銀⾏家受的訓練是搭建橋樑，⽽⾮拆毀橋樑，但討論如何分擔破產公司的損失時，債主們會吵來吵去，拆橋的事情時常發⽣。王岐⼭開⼜求助時，我深吸了⼜氣，說，「你確定找不到更好的⼈做這件事嗎，岐⼭？」「這是為了我，漢克，這件事很重要。」他回答。「我希望由你來處理。」很快我就明⽩了。中國的⾼級領導⼈決定與過去⼀⼑兩斷。與先前其他步履蹣跚的龐然⼤物不同，這兩家公司將得不到政府撐腰或緊急援助，債務也不會以主權債論處。公司要嘛重組，要嘛清盤，這麼做將震動國際⾦融界。但領導層認為必須發出⼀個明確的信號：以市場規範約束投資者和債權⼈——這件事他們是認真的。輔助輪已經撤掉，政府不再保護莽撞的孩⼦了。這件事的成敗，對中國正在進⾏的改⾰⼤業和王岐⼭的個⼈聲譽都⼗分重要。我起初推拖，是想確認他是否明⽩這個挑戰有多困難。但到頭來，我沒辦法說不。我怎麼能說不呢？⾼盛曾獲得機會，主導中國的標誌性海外上市交易，我們和王岐⼭曾緊密合作，親密無間。所以我們同意接下這樁我認為肯定吃⼒不討好的業務。關係是⼀條雙向道。如果重要的客⼾請你做既困難又不⼤賺錢的事情，你也不能拒絕，尤其這位客⼾曾把中國電信（⾹港）的IPO這樣盈利好、具有開創性的項⽬交給你來做成了。結果粵海的重組甚⾄⽐我預計的更困難。不過，事後證明，這是我們在中國做過的極重要的事情。
90.★ 王岐⼭在廣東接下的是⼆⼗年積累下來的爛攤⼦。⾃⼀九七⼋年鄧⼩平改⾰起，中國經濟謹慎地向海外貿易和投資開放，政府在廣東省及毗鄰的福建省建⽴了經濟特區，吸引海外華⼈的投資，同時允許設⽴信託投資公司從海外借貸、從銀⾏借貸，後來也到債券市場借貸，⽤以刺激發展。政府⿎勵借款⽅與外國公司成⽴合資公司，引進資本、技術和專業技能。⼀九七九年，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CITIC）在國務院直接指導下成⽴，是這類公司中的第⼀家，也是最著名的⼀家。全國各省市和國有銀⾏紛紛仿效，成⽴信託公司，包括在國內融資的公司。在⼀個缺乏有效的現代資本市場或商業銀⾏⼿段的經濟體系裡，這些名為「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具，提供了⼀個關鍵的融資管道。當時，外國銀⾏只能貸款給在中國做⽣意的外國公司，國有銀⾏則為⼤型國企提供資⾦。信託公司給了外國銀⾏⼀個⼊⼜，進⼊⼀個前景光明的新市場，地⽅政府則有了⼀個新的資⾦來源，可⽤於急需的基建項⽬，如橋樑和發電廠。信託公司並不是從國外獲得資⾦的唯⼀通道。授權成⽴經濟特區的法律，還允許省市政府在⾹港成⽴所謂的「窗⼜公司」，後來證明，它們不過是為⼤陸經濟活動融資的前哨陣地。由於北京滯後的監管和地⽅的融資壓⼒，特別是在⼀九⼋四年達成⾹港⼀九九七年回歸的協議之後，這些公司遍地開花。⼀九⼋○年代末，中國已有數百家信託投資公司，由政府⽀持設⽴在⾹港和澳⾨的公司則更多。在此期間，地⽅官員偏離了⽀持基礎設施建設的初衷，開始把投資導向房地產開發和建設，最後項⽬變得五花⼋⾨，也往往超出本省範圍。此外，有些⼤陸公司在⾹港收購⼦公司，在⾹港上市並籌措債務資本。正如信託投資公司和其他窗⼜公司，這些所謂的紅籌公司也把錢扔進⾵險越來越⾼的項⽬，⽐如炙熱的地產市場，或豪賭⼤幅波動的股票。
91.漫不經⼼的觀察者可能認為，龐⼤的中央政府是全知全能的，但北京並不總是能輕⽽易舉地控制各省的⾏為，更不⽤說完全掌控了，尤其是廣東這樣充滿活⼒的⼤省。中國的歷史，⾧期受到軍閥割據的困擾，⼀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前的數⼗年也是如此。中央政府和地⽅⾃治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個揮之不去的問題。直到今天，各省和軍區仍然不斷輪換⾼級政治領導⼈和軍隊⼤員，以防任何⼈培植過強的地⽅權⼒基礎。以過度借貸為投機⽽融資從來不是好事。更糟的是，中央政府完全不知道地⽅政府滾出了多少債務。把債券、銀⾏貸款、擔保和其他債務加起來，總數估計有數百億美元。外國債權⼈吞下這樣的⼤借⼤貸，是因為他們相信中央政府將⼀如既往地保障這些債務的償還。北京試圖遏制這種過度，但沒什麼效果。這類投資⼯具已經成為各省和地⽅政府的蜜罐。他們靠借錢來刺激經濟增⾧，為⾃⼰仕途發達助⼒，有時也放進⾃⼰的腰包。許多所謂的「關係」貸款純粹基於⼈際關係，沒有任何堅實的財務或法律分析。這種關係存在於⼀個污濁的、由能⼒不⾜或腐敗的借貸者及其外國幫兇組成的聯盟中。後者拿到的回報⽐向中央政府貸款更⾼。他們對巴黎、法蘭克福、東京或紐約的⽼闆說，別擔⼼，這種融資⼯具終究是由國家埋單的。北京責令地⽅領導⼈減少這種⾏為，但此類交易仍在繼續。正如⼀句中國的⽼話，「⼭⾼皇帝遠」。中國的歷史性崛起有其陰暗⾯，不軌的⾦融⾏為是其中⼀⽅⾯。⼀個⼈⼜超過⼗億的⼤國快速轉型，要從主宰⼀切的指令型經濟轉變為更⾃由流動的市場導向經濟，在⼀定程度上這種情形不可避免。各個領域的法律需要制定或修訂；已有法規的領域，則缺乏公共機構保障有效的管治，例如，真正獨⽴的司法系統和完全⾃主的監管機構。此外，中國也缺少受過良好訓練的官員來運作已經存在的機構。迎接這些挑戰需要時間，但中共領導層已經把⾃⼰在改⾰時代的合法性，押在為國家帶來增⾧和繁榮上了。有中國特⾊的資本主義圖景不斷演
92.化，黨卻要為此圖景的所有⽅⾯設計全⾯的理想藍圖，這種情況下想要掌控經濟是做不到的。因此，即便中國的精英知識分⼦研究了應該採⽤的國際標準和做法，中國仍⼀頭扎進了毫無準備又無規矩的經濟活動，創造性的和混亂的⾏為交替出現，甚⾄有時是違法的——政府各部⾨常常對其視⽽不⾒。中國政府尋找振興經濟的途徑，⿎勵廣泛的實驗。他們允許雄⼼勃勃的地⽅領導⼈進⾏⼤規模試驗，例如⿎勵安徽的農民私⼈承包⼟地，或在深圳這樣的地⽅建⽴經濟特區。地⽅性的實驗常常演變為國家級的政策，最終改變了中國。從科學智庫到軍隊，幾乎中國的每⼀個組織都衝進了⽣意場。倡導變⾰的⼈若成功了，便成為英雄⼈物，最終變得難以置信地富有。企業家、政府官員、街邊的攤販，全都不得不邊做邊摸索。由於缺少連貫⼀致的法治，即使是最正直的⽣意⼈也發現⾃⼰⾛進了灰⾊地帶，打起擦邊球。「法律禁⽌賄賂，但執法是選擇性的，雖然引起恐懼，但⼈⼈都在違法。」中國⼀位極有名望的商業領袖對我說。回顧⾃⼰成功的職業⽣涯時，他坦誠地說道，他最⼤成功是「在這個體制裡存活了這麼久」。這⼀切使中國初⽣的資本主義有了⼀股「狂野西部」的⾊彩。⼀九⼋ ○年代，數百萬⼈透過新興的店頭交易市場（over-the-counter markets）買賣股票。這個市場名義上由中國⼈民銀⾏監管，但在不受監管的⿊市上，交易廣泛得多，⾵險也⼤得多。⼀九九○年和⼀九九⼀年，官⽅批准的交易所分別在上海和深圳成⽴，「股票熱」（當地報紙的⽤詞）⾼漲不減。⼀九九⼆年⼋⽉，為購買IPO的新股抽籤表，深圳近百萬⼈排隊超過三天三夜。政府的抽籤表賣完後，五萬⼈徹夜騷亂，指控官員把抽籤表留給⾃⼰——沒錯，事實正是如此。這次⾵波也是設⽴中國證監會的緣由之⼀。⼀九九○年代時，市場操縱猖獗，國家⽀持的證券公司數量⼤增，其中數⼗家將在未來倒閉。
93.同時，中國⼈民解放軍已經把⾃⼰變成了商業巨無霸。⼀九九○年代時，軍隊擁有數千家企業，許多企業彷彿是太⼦黨內顯貴之⼦⼥的私⼈領地。從航空公司、礦井、卡拉OK廳、電信，這些企業每年盈利數⼗億美元。這只是合法的部分。軍官還從事或慫恿涉及很多領域的⾛私活動，弄進汽⾞、⼿機、⽯油、⾹煙等商品。⼀九九⼋年江澤民下令軍隊不得經商，提⾼軍費預算作為補償。政府打擊⾛私，海關收⼊⼀年迅速上升了⼋⼀％。很少有像濕熱的廣東這般狂野的地⽅。這裡有悠久的從事商業活動和辦企業的傳統，⾸個經濟特區就是在廣東建⽴的。⼀九九⼆年，鄧⼩平擔⼼改⾰停滯，進⾏了著名的南巡以重燃改⾰之⽕，所到之處也正是廣東。從⾹港和亞洲各地來的製造商把⽣產線搬到廣東珠江三⾓洲，充分利⽤全國各地湧來的數百萬打⼯者的廉價勞動⼒。⼀九九○年代初期，廣東經濟年增⾧率⼀四％或更⾼，成為世界⼯廠。這個省也是投機、缺乏遠⾒的管理和不規範⾦融的溫室。初到廣東時，王岐⼭⾯對的是數⼗家不可靠的⾮銀⾏⾦融公司——據估計，廣東有四⼗家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最後他將無奈地⽀持、重組或關閉那些公司。⽽當下最急迫的挑戰是粵海和廣信。這是兩家膽⼤包天的公司。廣東是第⼀個允許在⾹港開辦公司的省份，⼀九⼋○年粵海公司成⽴，⽬的是促進出⼜，進⼜關鍵材料。粵海公司的業務類別狂野地增⾧，⼀九⼋七年收購了⼀家⾹港上市的地產和投資公司「友聯世界發展有限公司」（Union Global Development Limited），更名為「粵海投資有限公司」（粵海投），由此奠定了「紅籌公司」之路。⼀九九⼋年，粵海公司已是⼀家主業不明的臃腫⼤集團，其名下有五家紅籌⼦公司，在中國、南亞和歐洲的⽣意範圍之廣，令⼈摸不著頭緒。廣信也經歷了相似的凌亂擴張，成為中國第⼆⼤信託公司，是廣東最⼤的地產發展商。它持有製造業公司的股份，跟⿆當勞這樣的外企組成合資企
94.業，也控制著⾃⼰的兩家紅籌公司。由於管理無能，兩家公司都處於崩潰邊緣。經營班⼦裡有不少退休的地⽅官員，他們擠進粵海公司和廣州國投，當是肥美的閒職。兩家公司資本結構鬆散，借貸過度。正如所有⾦融⾦字塔（financial pyramid），它們靠著「不規範」的帳⽬隱藏問題，若不能吸引新的資⾦掩蓋加劇的虧損，就根本不具備償付能⼒。亞洲⾦融危機爆發時，債權⼈開始把錢撤出這個地區，在信貸緊縮中，這兩家公司的資⾦鏈斷裂。王岐⼭說，他剛到廣東還沒坐穩，這兩家公司就到他辦公室求助，以滿⾜債權⼈的要求。起初他給了需要的資⾦，但他們很快又來要更多的錢。王岐⼭當然不會傻到就這麼幫下去。他告訴我，「這是個填不滿的無底洞。」 ★ ⼀九九⼋年⼗⼆⽉，我⾶到⾹港宣布⾼盛擔任廣東省粵海重組的財務顧問。我到港島⾹格⾥拉⼤酒店會⾒王岐⼭。這是⼀家五星級的豪華⾼層酒店。我們簽完協議後，向⼀群急於瞭解情況的本地媒體記者說明了⽅案。粵海公司在⾹港份量很重，這次清理是中國政府改⾰以來，⾸次重組這麼⼤規模的資產。王岐⼭和我帶著同樣的紅⾊紐扣花，坐在不⾼的台上，⾯前是蓋著⽑呢的桌⼦，⽴著⿆克⾵。房間裡擠滿了記者。這是我⾒過最喧鬧難纏的⼀群記者。他們⼀個接⼀個，重複彼此的問題，或重新措辭，盤問粵海的未來和省政府對公司的承諾。
95.1998年12⽉，⾹港傳媒報導我與王岐⼭召集的廣東省企業債權⼈會議。媒體的反應體現了市場的極度緊張。兩個⽉前，王岐⼭和中國領導層決定，廣信迷途甚遠，無可救藥。他們不想把好錢扔到壞錢裡，選擇關閉公司。這⼀⼿震驚了投資者。中央銀⾏向外國債權⼈保證，登記過的借貸⼈將得到償還，但廣信的許多債務並未登記，銀⾏⼀直在官⽅管道外放款。評級機構把中國的主要信託公司降級，緊張的借貸⼈進⼀步撤出資⾦，收緊了粵海公司脖⼦上的套索，於是省政府的某些領導聲明⽀持粵海。⼗⽉末，朱鎔基在打擊⾛私運動中來到廣東。此時有⾵聲說，政府將領導粵海公司的重組，⽽且朱鎔基批准省政府注⼊資產⽀撐公司。但細節尚未透露，媒體急切地想知道這些細節。⾹港媒體的咄咄逼⼈嚇了我⼀跳，王岐⼭卻顯得毫不慌亂。但我覺得他不⼤可能在⼤陸⾒過這種場⾯，⼤陸的媒體恭順得多，他們聽政府的話，偷偷從為之作報導的公司拿紅包的情況也不少⾒。王岐⼭要傳達的訊息簡單直接，即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全⼒⽀持粵海重組，使得它在⾦融上獨⽴，商業上可營運。他說，中國決⼼改⾰，粵海的重組將為其他國有企業設⽴⼀個標竿。改造將集中於企業、⾦融和管理上的問題。他向⼤家保證，重組的成功意味著，確保粵海公司擁有優質資產和⼀流管理。他還向⼤家保證，中國理解並遵循最佳國際慣例和市場標準。他也說明，經濟繁榮的廣東具備充分的資源以補充資本，將根據需要將資產注⼊粵海公司，
96.並參照⾼盛提供的諮詢建議。「⼤股東就像⽗母，」他說，「孩⼦雖然⾧⼤了，如果他們遇到很⼤的問題，我們也還有能⼒，我們必須照顧他們，伸出援⼿。」我⼼⽬中的王岐⼭是個銀⾏家，現在我第⼀次把他視為政治領導⼈，極能幹和⾃信的領導⼈。並不在於他說了什麼，⽽在於他怎麼說。他說得直接有⼒，⼀會兒直率、⼀會兒瀟灑，處變不驚，掌控⾃如。這完全是⼀次精湛的表演。若⼲年後，⼆○○⼋年⾦融危機時我遭到記者的圍攻，我不⽌⼀次回想起王岐⼭在炮⽕下的冷靜和清醒，但願⾃⼰也能有幾分那樣的優雅和雄辯。那天我在整個過程中的作⽤⼩得多。我是去提供技術性⽀持，說到底，是道義⽀持。對媒體和債權⼈來說，政府聘⽤⾼盛證明中國不會武斷地解決這次危機，⽽將遵循國際最佳的慣例。我強調我們將極其努⼒地⼯作，宣布我們將注進⾃⼰的資本，凸顯我們對此事的承諾。我說，⼀旦重組完成，⾼盛將向新⽣的公司投資達兩千萬美元。「我們這麼做不是為了獲得具體明確的回報，」我說。「我們投資，是為了傳達我們對廣東的信⼼。」 ★ 王岐⼭的⽗親是建設部的⾼級⼯程師。王岐⼭天⽣具有領袖氣質，在北京上⾼中時是學⽣會主席。⽂⾰開始後，和許多其他知識分⼦⼀樣，他們家也吃了苦：他⽗親曾是⼀位出眾的學⽣，⼀九⼆九年考⼊清華⼤學，此時卻被迫掃廁所。王岐⼭則被送到陝西省延安鄉下。延安是個著名的地⽅，⽑澤東及其紅軍游擊隊⾧征後曾躲在延安的窯洞裡。王岐⼭設法使⼀幫同學跟他分配
97.到⼀起，其中⼀⼈叫姚明珊，是他姐姐的朋友，後來成為他的妻⼦。她有個外國名⽶歇爾（Michelle），⽗親是姚依林。姚依林曾是商務部⾧，⼀九⼋○年代末升任第⼀副總理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天，在為⽣產隊挖煤時，姚明珊掉進了⼆⼗英尺深的礦井裡。⼤家⼀度擔⼼她的腳要截肢，但醫⽣費盡⼒氣把碎⾻頭拼了起來。她和王岐⼭於⼀九七六年結婚，後來她⾃⼰也當了醫⽣。⼀九七⼀年，王岐⼭來到省會西安，在陝西省博物館⼯作，隨後在西北⼤學學習歷史。三年後，那裡出⼟了兩千年的兵⾺俑，真⼈⼤⼩，從此西安舉世聞名。王岐⼭又回到博物館⼯作了⼀段時間，然後在⼀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到社科院近代歷史研究所做研究⼯作。正如他的許多同齡⼈，王岐⼭⾝上有⼀種使命感，彷彿有⼀股驅動⼒，推著他不懈改善幾億⼈的⽣活⽔平，他在延安貧瘠的⾼原上親⾝體驗過他們的貧困和無望。⼀九⼋ ○年，他和另外三個年輕知識分⼦共同在⼀家有影響⼒的黨報上發表了⼀篇⽂章，提出⼀個新的改⾰框架。這讓他⼩有名氣。他們以「四君⼦」著稱，不久就進⼊了頗有影響⼒的智庫。在改⾰派總理趙紫陽⼿下，這些智庫⾵起雲湧。⼀九⼋○年代的⼤部分時間，王岐⼭都在參與設計⾄關重要的農村改⾰。他⼀九⼋三年⼊黨，第⼆年領頭召開了⼀次著名的青年經濟學家會議。此次會議使中國正式採⽤雙軌定價體系。雙軌制是漸進式改⾰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正式的國有體系之外，允許發展較⾃由的商品市場。他⼀九⼋九年⾸次進⼊銀⾏業，成為中國⼈民建設銀⾏（中國建設銀⾏前⾝）副⾏⾧。雖然這家銀⾏當時⽇益承擔較多的商業銀⾏功能，但仍是政府政策執⾏者，根據國家經濟計劃，為⼤型基礎設施相關的建設項⽬發放資⾦。⼀九九○年代初，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把王岐⼭叫到辦公室詢問了兩個⼩時，兩⼈的關係密切了起來。他們以前⾒過⾯，但這是第⼀次實質性談話。過不了多久，朱鎔基直接掌管中國⼈民銀⾏。朱鎔基讚賞王岐⼭的能⼒，把他帶到央⾏當副⾏⾧，打擊猖獗的外匯投機。王岐⼭完成得很
98.好。這是他第⼀次承擔這樣的⼯作，後來屢次出⼿解決棘⼿問題，被稱為「救⽕隊⾧」，為中國迅速發展的經濟中出現的局部混亂收拾爛攤⼦。我第⼀次⾒到王岐⼭時，他剛剛於⼀九九四年⼆⽉離開央⾏，出任中國建設銀⾏⾏⾧。建⾏卸掉了政府代理⼈的⾓⾊，成為⼀家提供全⽅位服務的商業銀⾏。我⽴刻就看出，他是個學得很快的⼈，智性敏捷，罕⾒地同時具備商業精明和政治技巧。他有⼀種天賦，懂得分辨「可能做到的事」和「希望做到的事」，從⽽把事情做成。他也是個溝通⼤師，正如⼀九九⼋年⼗⼆⽉的那⼀天，我在粵海公司新聞發布會上⾒識到的。不過，王岐⼭雖然對媒體⼤打包票，其實甚為擔⼼當時的局勢。他的擔⼼有充分理由，後來吃午飯時他跟我談了這⼀點。⾸先，粵海的⾦融狀況⽐所有⼈想像的還要糟糕。超過⼀半的債務是短期的，沒有多少騰挪空間，⽽且粵海的資產很可能⽐過去認為的少。除了別的其他問題，⼀組會計師已經在各種各樣的⼦公司裡發現了欺詐⾏為。粵海的⿇煩反響之⼤，超出了公司本⾝。中國領導⼈擔⼼⾹港和⾹港市場的穩定。粵海和廣信讓投資者對其他⼤陸信託公司疑神疑⿁，也凸顯了對飽受壞債之累的中國⼤型國有銀⾏的擔憂。中國的整體經濟實⼒沒有問題。中國⽐亞洲的鄰國更具韌性，避開了亞洲⾦融危機的打擊，因為其⾦融系統和資本帳⼾（capital account）是封閉的，貿易餘額健康，貨幣不由市場決定。即使出⼜下降，中國仍拒絕⼈民幣貶值，因為北京不想引起⼀輪把事情搞得更糟的貶值競賽。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約⼀千四百五⼗億美元，堅實⽽且還在增⾧。早先北京曾透過發⾏國家主權債測試市場，結果⾮常熱⾨，擔任主承銷商的⾼盛後來把銷售量翻倍到⼗億美元。朱鎔基和王岐⼭看到了⼀個展⽰新獲得的⼒量的機會：透過清理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紅籌公司和窗⼜公司，為改⾰中國不牢靠的⾦融體系創⽴⼀個模式。第⼀步是明確告知債權⼈，中央政府不承擔償還公司債務的責任。事實上，這不是⼀項新政策。評級機構週期性地警告投資者，中國並
99.不擔保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債務。可經驗卻並⾮如此：中國政府唯恐外國資本撤離，⼀再完全償付失敗企業的債務。於是，雖然各省的借款理論上不是中央政府擔保的主權債，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顯得就是主權債。這種情況使得各省的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能以較低的利率借款，⿎勵了⾼⾵險⾏為，庇護了無能和腐敗的官員。外國貸款者⼀直開著資⾦⽔⿓頭，⽤感覺上的政府擔保，替代必要的盡職調查和貸款債券的合理市場定價。朱鎔基想要實現銀⾏業的現代化，驅除這種道德危險。確保壞的決定將導致壞的結果，對發展市場經濟⼗分重要。這麼做還能透過減少失控借款者借到資⾦的機會，約束他們，也可以將地⽅政府和省政府置於中央政府的號令之下。隨著中國開始重組和私有化國有企業，澄清哪些是主權債、哪些不是，是重要的⼀步。正如王岐⼭告訴我的，朱鎔基堅定地相信：「誰犯的錯誤就⼀定由誰負責。」債權⼈並不太想聽到這些。他們已過慣了東家報銷賭注的⽇⼦。公平地說，中國官員發出的信號並不⼀致。關閉廣信，要求銀⾏在⼀九九九年⼀⽉初之前登記借貸，是警告的信號。但⼗⼆⽉天津市政府獲得允許，為當地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填補⼀筆⽇元結算的到期債務缺⼜，這就給了廣信的債權⼈希望：國家終歸還是會緊急援助。（天津是⼈⼜數量全國第四的城市，位於北京東南⽅向七⼗五英⾥處，渤海灣邊。）王岐⼭的任務很微妙。亞洲⾦融危機的瘡⼜還遠沒有痊癒，必須找到辦法強硬地對待粵海的債權⼈，但又要採⽤某種⽅式，不要把他們推得太遠乃⾄不理睬中國的證券，因為此時中國正想透過國有企業的IPO籌集到更多的資本。幸運的是，我們擁有完美的⼈選領導⾼盛團隊，並為王岐⼭提供諮詢。史提夫．夏弗蘭（Steve Shafran）是⾼盛亞洲區主要投資業務的主管之⼀，駐新加坡；他具備處理公司重組的經驗，也是⼀位真正的⾦融⼯程師，分析和剖析複雜⾦融結構的神⼈。他不知疲倦，熱衷於研究⼀
100.切東西的背後結構；最重要的是，他⾵度翩翩卻不講情⾯，做事公平，⽽且善於決斷——這些全都是進⾏艱難談判的關鍵品質。史蒂夫從⾹港坐⽕⾞到廣州⾒王岐⼭。他直接地告訴王岐⼭，省政府過分與⼈⽅便了。他對王岐⼭說，債權⼈「⼀定以為聖誕節提前到了。」他坐⽕⾞回⾹港，⼈還沒到，我就接到了王岐⼭的電話，內容很簡單：「我要⽤那個⼈。」史蒂夫在⾹港主導粵海的重組。他從⾼盛各部⾨召集了⼀個⼆⼗⼈團隊。其中有王學明，她曾在中國電信交易裡扮演了⾮常重要的⾓⾊；劉熾平（Martin Lau），剛剛嶄露頭⾓，擁有西北⼤學凱洛格管理學院MBA學位，加⼊⾼盛前是諮詢師（他後來成為騰訊控股的總裁，騰訊是極為成功的中國社群媒體先驅）；還有李⽅（Brian Li），⼤陸出⽣的律師，那⼀年從達維律師事務所（Davis Polk & Wardwell）來到⾼盛，將成為⾼盛北京代表處⾸席代表。史蒂夫在中⽅的對應⾓⾊，是王歧⼭的左右⼿武捷思博⼠。武博⼠是⼀位受過良好訓練的經濟學家，曾在中國⼯商銀⾏⼯作，⼀九九⼋年來到王岐⼭⾝邊，職務是廣東省省⾧助理，此前擔任過蓬勃發展的深圳市的副市⾧。他屬於中國官員中罕⾒的⼀類，同時具備技術能⼒和領導能⼒。武博⼠有不懈的⼯作精神，粵海重組和廣信清盤的事務都需他逐⽇處理。⾼盛團隊的⾸要任務，是確定粵海的資產，評估其價值，決定該保留、出售或關閉哪些資產，以救出⼀家可盈利的⾃⽴企業，同時為債權⼈提供收回資本的機會。拆解粵海公司，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短暫的公司⽣涯裡，粵海演變成⼀家令⼈眼花撩亂的集團，包含數百家⼦公司，涵蓋⼗幾條業務線，沒有清晰的重點、戰略或邏輯。史蒂夫的團隊會同⼀⽀會計師⼤軍，需要重建每⼀家公司的歷史和構成。紀錄就算存在，也維護得不充分；太經常地，史蒂夫的團隊不得不成為公司民俗學家，整合僱員們的鬆散記憶。不少粵海的⼦公司是有價值的，經營得還算不錯，包括粵
101.海投的許多⼦公司；但無價值的⼦公司實在太多，⽽且⼤多無關於廣東省的基礎設施建設。史蒂夫挖出來的東西，或者滑稽，或者可怕。有做主流⾏業的公司，如釀酒、⽪⾰和洗⾐機製造；可也有⼀個鰻⿂塘，裡⾯的鰻⿂據稱被洪⽔沖跑了（假定起初是有的）；還有巴黎市郊的⼀家酒店，和週期性淹沒的泰國海景地產。然後還有犯罪⾏為。粵海公司擁有廣南控股公司近六○％的股份。廣南是⼀家紅⽕的紅籌公司，是⾹港淡⽔⿂、禽類、蔬菜和牲畜的最⼤供應商之⼀。但這家公司也是欺詐聚集的⽔坑；有些經理合謀虛報利潤，另⼀些⼈貪污，更多的⼈設法騙取銀⾏為虛假的交易開⽴信⽤證。三位廣南董事後來接受審判，另幾⼈逃回⼤陸藏匿，在⼀系列涉及廣南及其⼦公司的欺詐案中，⼗六⼈被判有罪。公司的財務狀況⼀團糟。為粵海⼯作的畢⾺威會計事務所估計，⼀九九⼋年的前九個⽉，公司虧損⼆⼗三億美元。虧損包含了為清理公司帳⽬⽽付出的⼀次性費⽤，這其中有不得已為不可回收的貸款提取撥備，那類貸款放給了廣東各市政府和其他政府機構。就像⾼盛團隊的⼀位成員後來說的，「粵海公司是⼀本商業與財務上不該做什麼的百科全書。」公司債務的複雜度正如公司的架構。粵海公司及其附屬企業總共⽋債近六⼗億美元，債權⼈是約⼀百七⼗家國內外銀⾏、三百多家債券持有者、超過⼀千家貿易債主。銀⾏貸款的數⽬略多於⼆⼗⼆億美元，⼤多由外國銀⾏發放。許多債務將不得不銷掉。政府願意注⼊有收益的資產重建公司，但也想明確，不會負擔所有損失。⼀九九九年⼀⽉，第⼀次債權⼈會議在⾹港召開，政府提出延遲粵海集團和南粵公司的本⾦償付，這將是重組的⼀部
102.分。南粵公司是⼀家駐澳⾨的窗⼜公司，也屬廣東省政府。兩家公司都將繼續⽀付利息。銀⾏⼼有不⽢。起初，他們拒絕粵海的這個要求：不管銀⾏的索賠有無擔保，都派出代表組成⼀個債權⼈委員會，共同從⼀家病倒的公司裡打撈出⼀些價值。銀⾏堅持認為，中國⼈終究會負擔損失，就像以前那樣。但朱鎔基和王岐⼭堅決說不：他們的意圖是遵循西⽅慣例。他們想要國有企業像真正的商業實體⼀樣運作，也像真正的商業實體⼀樣被對待，⽽不是國家的被監護⼈。債權⼈要擔⼼的事⾮常多。粵海的⼤部分銀⾏貸款是無擔保的，這意味著出借⽅的償還保障是⼀家現已無⼒償付的公司的承諾，⽽⾮具體資產的擔保。若排除政府援助，那要嘛談判重組，要嘛清盤，後者帶給債權⼈的損失更為巨⼤。⼀⽉，政府宣布廣信的債務⽐先前認為的多⼀倍，將進⾏破產清盤，中國⼈已經⾮常明確，他們就是打算這麼做。債權⼈只能去殘骸裡有什麼挑什麼了。廣信破產的決定給投資者拉響了警報，他們可能只拿得回少於⼀○％的錢。⼀九⼋六年中國就有了破產法，但廣信將是第⼀家⾛此程序的⼤型公司。在發展更為市場導向經濟的道路上，這是⾮常重要的⼀步，⽽且也是對粵海債權⼈的有效警告。正如⼀句俗語所⾔，中國⼈是「殺雞儆猴」。銀⾏和債券持有者派代表去⾒王岐⼭，並在與朱鎔基會⾒時表⽰不滿。但領導層很堅定。最後粵海的債權⼈終於服了，成⽴了銀⾏和債券持有者的債權⼈委員會。為⾸的銀⾏是倫敦的渣打銀⾏，歐洲的荷蘭銀⾏和法國巴黎銀⾏；債券持有者的諮詢⽅是美國的私募股權機構⿊⽯（Blackstone）集團（亞洲分公司）。完成談判將花費近兩年時間。⾸先，所有⼈都得瞭解粵海財務狀況的可怕真相。經過數週的挖掘，畢⾺威在三⽉告知震驚的債權⼈，粵海資不抵債約⼗六億美元。廣東省願意把東深供⽔項⽬注⼊粵海，改善粵海的資產和現⾦流——⾃⼀九六五年起，⾹港⼤部分的淡⽔都由東深供⽔項
103.⽬提供。即便如此，王岐⼭也警告債權⼈，他們可能需要承擔⾼額損失，或⽤銀⾏的話講叫「剃頭」（haircuts）。《商業周刊》引⽤王岐⼭的⼀句話：「甚⾄我說了『謝謝你們』後，都沒有⼈⿎掌。我幾乎沒碰到過這種情況。」團隊準備了⾸份正式重組⽅案，五⽉末，王岐⼭在⾹港君悅酒店向五百位臉⾊陰沉的銀⾏家宣布了這個⽅案。這裡我不會進⼊太多細節——細節複雜得要命——但實質上，⽅案的意思是重新構建粵海公司，紅籌⼦公司粵海投存活下來，寶貴的東深供⽔項⽬注⼊粵海投。許多⼦公司將關閉，剩餘的⼦公司，包括粵海在⾹港的地產，組合為另兩家實體，取得了強於清盤的效果。債權⼈將獲得粵海投和另兩家實體的各種股份（包括優先股）和債權，還有⼩部分現⾦。這個⽅案裡體現了政府的⼤度。債權⼈和中國政府分擔的損失是對等的，因為注⼊的供⽔公司價值與提出的削債數⽬⼤致相當。但債權⼈拒絕了⽅案，有些⼈是不滿意條款——條款設定了低利率和較⾧的還本期限 ——其他⼈則還是不想接受削債。我們預計到了這種情況；我們希望把債權⼈帶到談判桌上，但也擬定了強硬的條款，以使他們確信他們必須要接受損失。王岐⼭堅稱，如果債權⼈不同意重組，粵海將清盤。團隊給出的分析表明，在清盤的情況下，未擔保的債權⼈只能期望收回⼀⼀％的錢。史蒂夫的團隊和粵海公司的官員明確說，具體的細節可以調整，但某些原則不能改變。在⼀九九九年六⽉的⼀次會議上，我們說明了這些原則。原則之⼀是，只有債權⼈同意與政府分擔損失，廣東省才會把東深供⽔項⽬注⼊粵海投。廣東省將只使⽤東深這⼀資產，⽽且只能注⼊粵海投。廣東只跟債權⼈委員會的代表談判。如果債權⼈不談判，政府將清盤粵海。此外，粵海公司宣布將停⽌⽀付利息。這個強硬⼿段惹惱了債權⼈，但也使他們回⼼轉意。⼗⼆⽉，⼀份初步協議達成了，許多條款⽐五⽉份
104.的更溫和。最終的協議直到⼀年後的⼆○○○年⼗⼆⽉⼆⼗⼆⽇才簽署。簽約時，債券持有者和貸款⽅的回收率被評估為總主張價值的約六三％。不過，由於供⽔公司的強勁表現，以及中國和⾹港經濟的復甦，沒有轉賣獲得的證券的債權⼈最後收回了全部的錢。 ★ 「沒有破產的資本主義，就像沒有地獄的基督教。」這是弗蘭克．伯爾曼（Frank Borman）的妙語。他曾是太空⼈，後來成為東⽅航空公司（Eastern Air Lines）的CEO。王岐⼭⽤不同的話說出了同⼀個意思。⼀九九九年五⽉，粵海重組的⾸個⽅案宣布後，他對記者說：「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贏家贏、輸家輸。」王岐⼭到廣東接下這個爛攤⼦，此事的巧妙處置是改⾰的⼀⼤⾥程碑，也是通向市場導向經濟的道路上的關鍵⼀步。公司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這件事為透過破產程序和重組應對這種失敗開了⼀個先例，⽽且也更加明確了商業責任和政府責任的決定性區別。這個差別，是國有企業公司化和私有化的重要前提。他採取的這些舉措調整了與外國投資者和債權⼈的關係，啟動了銀⾏系統的清理，為未來的國企改⾰設定了藍圖。這些舉措也標誌著消除道德⾵險的重要⼀步——此種⾵險已引發了⼀堆糟糕的⾦融實踐——在朱鎔基正為中國加⼊WTO⽽努⼒之時，表明了中國接納商業市場原則的嚴肅態度。粵海重組使王岐⼭在中國成了⼀位不可⼩覷的⼈物，提升了他的權⼒和影響⼒。他從廣東被召回北京，擔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辦主任，進⼊了全國改⾰進程的輪機艙。⾼盛參與粵海重組，則進⼀步鞏固了我們的名聲——即使最難的事情也能做成，⽽且採取的⽅式⽀持並促進了中國正在推進的重要變化。由於
105.這件事，⾼盛和我個⼈也跟⼀位領導⼈⾛得更近了，這位少⾒的、有才華的領導⼈將在未來幾年裡擔任改⾰的重要先鋒。
106.Chapter 7 通往成功的學校 School for Success 無能和貪腐導致粵海公司挫敗，充分說明中國⼗分缺乏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管理⼈才。沒有⼈⽐朱鎔基更明⽩這個問題。⼀九九⼋年成為總理的朱鎔基，不想看到⾃⼰雄⼼勃勃的國企改⾰計劃由於管理不善⽽擱淺。⼀九九七年秋天，中國電信的IPO上市剛剛完成時，我曾⾒到他。他要求我想辦法訓練優秀管理者，⽤於⾼盛正幫助重組和上市的公司。「管理落後，」他直截了當地說。這是他的說話⽅式。⼀九九九年三⽉，朱鎔基又⼀次提到提升管理⽔平。當時我和幾個同事在中南海⾒他。我們正深陷粵海的泥沼中，同時也在做極其複雜的中⽯油IPO的早期⼯作。我告訴朱鎔基，這幾家公司或其他公司的重組固然極為關鍵，但若無第⼀流的⼈才去經營這些企業，最終還是不會成功。王岐⼭在粵海重組案上的副⼿武捷思是優秀的經理⼈，監督中⽯油IPO的蔣潔敏也是，中國電信（⾹港）的董事⾧和總經理王曉初也是，但國企中的⼀流領導⼈實在不多。⼀定程度上，這個弱點是⽑時代後期的遺產。⽂⾰時關閉⼤學耽誤了⼀代⼈，否則他們正該進⼊職業⽣涯的⿈⾦時期。不妨做個⽐較。⼀九六六年中國關閉⼤學時，我剛剛在達特茅斯學院讀完⼤⼆；⼀九七七年⼗⼆⽉中國舉⾏⼗多年來⾸次全國⼤學⼊學考試時，我早已讀完⼤學，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在五⾓⼤廈和尼克森的⽩宮裡都⼯作過了，還在⾼盛做了四年的投資銀⾏家。那段時間我的中國同齡⼈在種地、養豬和挖煤，還有別的重活。這種艱苦經歷滋養了他們的雄⼼，堅定了他們的改⾰願望，但中國需要的那種專業⼈才訓練卻被耽誤了多年。另外，到⼀九九○年代末，計劃型經濟的轉型只進⾏了⼆⼗年。讓上
107.進的經理⼈取得良好經驗，讓全國教育系統適應新的市場經濟要求，這點時間可不算⾧。中國的⼤學擅⾧產出⼯程師，造路、建壩、建廠；但若論培養能幹的企業管理⼈才，就⼤為遜⾊了。⾼盛在中國招⼈時親⾝體會了這⼀點。我們認定更合理的做法是，僱⽤當地⼤學的新近畢業⽣，或是留過學的中國學⽣，然後⾃⼰來培訓，⽽不是招進中國公司（特別是國企）的⽼⼿。多數⽼⼿的知識技能結構不符合要求，也養成了壞習慣；許多⼈謹⼩慎微，不願提出新的想法，對上司畢恭畢敬。中國需要頂級的商學院來領路。清華⼤學被稱為中國的⿇省理⼯學院，他們辦了⼀個MBA教學項⽬。朱鎔基對這個項⽬有些擔憂，請我去評估⼀下，再向他提出改進意⾒。約翰．桑頓當時是⾼盛的總裁和聯合營運⾧，他⿎勵我接受這個挑戰。我們兩個⼈都知道企業管理⽔平的提⾼對中國未來有多麼重要，也瞭解朱鎔基對母校清華的深厚感情。他⼀九五⼀年獲得清華⼤學的電機製造學位，他的夫⼈也是他在清華的同窗。他倆在圖書館裡共同渡過了無數光陰——在北京酷寒的冬天，圖書館是清華校園裡少數有供應暖氣的地⽅。⼀九⼋四年，朱鎔基創辦了清華經管學院並任創始院⾧，甚⾄在當上總理之後，仍繼續擔任院⾧。⼀九九九年春天，⾼盛⾃⼰的IPO拖住了我，五⽉IPO完成後，我就能把精⼒更多地放在清華上了。按計劃，我將在⼗⽉再次會⾒總理。我希望到時能呈上⼀份學院的具體⾏動計劃。這所⼤學培養中國精英已經快九⼗年了，其聲譽和影響⼒，哈佛和⿇省理⼯這樣的美國頂級學府恐怕都要艷羨。⼀九九○年代末，七名政治局常委中有兩名清華畢業⽣，即朱鎔基和胡錦濤，⼆○○⼆年這個⽐例上升到九分之四。中國現今的領導⼈習近平也是清華畢業⽣。學⽣的素質不是問題。每年⾼考，清華和相鄰的北⼤都能吸引分數最⾼的學⽣。但是清華經管學院的課程和教學⽅法都過時了，也缺乏新的師資。世界⼀流的院校需要世界⼀流的教授，但許多教師是過去的時代遺留
108.下來的，很不瞭解市場或現代商業實踐。經管學院的教學很⼤程度上限於理論教條，照本宣科，不太有實⽤性。中國最需要的是企業領袖，不是⾺克思主義理論家。⽽且清華的課程在⾦融、營銷、戰略和組織這樣的關鍵領域⾮常薄弱。在我看來，商科教育要學術性，也要有職業性。商科教學就像醫科教學：理論很重要，但上⼿實踐最關鍵。醫科學⽣從屍體解剖和醫院臨床中學習，商科學⽣則從案例研究中學習。案例研究是⼀百多年前哈佛商學院率先開創的教學⽅法，要求學⽣分析現實世界中企業和管理者⾯臨的實際複雜困境。正如中國教育系統的整體狀況，清華的教學⽅法依賴的是死記硬背（講課、背、書⾯考試），不培養學⽣創造性互動性地解決問題。學⽣應該學會在團隊中⼯作，這是中國要學的重要⼀課，因為這裡的⼈不太能夠協同⼯作。哈佛商學院教的不是「正確」或「錯誤」答案，⽽是⿎勵我們⾃⼰思考，在同學和有時挺嚇⼈的教授⾯前捍衛⾃⼰的想法。這樣的訓練磨礪了我的分析技能和⾃信，我相信類似的⽅法也能讓中國學⽣受益。我找⼈共同討論，有我在哈佛商學院認識的教師，也有⾼盛同事，如桑頓、⽩賴恩．格菲斯、王學明和胡祖六（Fred Hu）。胡祖六是⼀位聰穎過⼈的清華校友，在⾹港辦事處負責⾼盛⼤中華區的經濟⼯作，同時還擔任清華⼤學教授和中國經濟研究中⼼聯合主任。我和他們進⾏了無數次討論，⼗⽉時我已擬定了⼀系列⽅案。⽅案中有⼀項是，建議學院成⽴國際顧問委員會。顧問委員會將包括全球著名的企業領袖（他們能帶來實際的指導，也能帶來聲望）、學院院⾧以及中國的商業領袖和政府領導⼈。 2006年秋，我的舊拍檔胡祖六到
109.我華盛頓特區的家探望。（Wendy Paulson）學院需要⼀個新的⾧期計劃，不只是轉向案例研究的⽅法，還要創建針對中國的案例。我還建議設⽴⼀⾨煥然⼀新的經理⼈在職培訓（executive training）課程，⽴⾜於中國的商業實踐現實。最急需這種課程的那群⼈將因此得益。⽽且，由於這種課程可收取⾼額學費，清華的管理培訓課幾乎⼀開始就能⾃⽴。部分的錢還可⽤於建設研究中⼼，吸引和留住最好的教師，提升學院的聲譽。我在紐約的幾個朋友有點疑慮：怎麼可能設⽴⼀個講授西⽅⽅法的課程，卻不撞上意識形態之牆，還不觸及⼤學⾃由的爭議問題呢？如果我們設計的課程屬歷史、新聞、政治科學之類的學科，那麼我不懷疑會有那些困難。中國很在意政治穩定，⼈權問題或公民⾃由的討論空間⾮常⼩，更不⽤說爭執中國的政府體系或共產黨⼀黨統治的優劣了。但實⽤的中國領導層傾向於⽤不同的眼光看待經濟學，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公開討論或批評更為寬容。政府內部有著對經濟問題的健康爭論，中國⼈也到世界各地尋找最好的實踐⽅法引進國內。在⾼效的商業管理這個領域，他們知道⾃⼰差得很遠，要學的很多。於是，設⽴⼀⾨強化的商業教育課程，特別是 MBA課程，就是挺容易說通的事了。中國⼈想要學習，希望學⽣和嶄露頭⾓的領導⼈接受盡可能好的商業教育。 ★ ⼀九九九年⼗⽉，去⾒朱鎔基的前⼀天，我來到清華看看學⽣並做演講。我們的⾞穿過校⾨時，安靜、⽥園般的校園之美令⼈⼼動。校園位於⾸都西北⾓，建於⼀九⼀⼀年，原是⼀處清朝皇家花園。我常去熙攘的政府各部委和國企總部開會，這裡卻距之甚遠了。建這所學校是為學⽣留美
110.做預備的，此地的建築混合了中國、希臘羅⾺和德國的⾵格，體現出那段豐富的歷史。清華的部分建校資⾦是美國總統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下令劃撥的捐贈，這筆錢出⾃中國被迫繳納給西⽅列強的戰爭賠款，起因是⼀九○○年民族主義的義和團反對西⽅的運動。美國的影響可⾒於傑弗遜式的圓形拱頂禮堂，這是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 Murphy）於⼀九⼀七年設計的。經管學院剛剛搬進⼀棟嶄新的、五層樓⽩⾊⽯頭建築，⼊⼜處有朱鎔基的中⽂題詞，旁⼈告訴我部分意思是「共同努⼒辦成世界第⼀流的經管學院」。我和同事胡祖六、王學明⼀起，沿著⼀⾯掛著諾⾙爾經濟學獎得主照⽚的廊牆，⾛進了⼀個會堂。裡⾯擠滿了學⽣，有些⼈被引到其他房間，透過擴⾳器聽我演講。我講了⼤概半個⼩時，談了企業管理的各個⽅⾯，最後談了談保持事業和⽣活平衡的重要性。然後我請⼤家提問。問答持續了⼀個⼩時，學⽣的能量、熱切和專注簡直讓我招架不住。完畢後，他們嚴嚴實實地把我團團圍住，請我在筆記本和報導我或⾼盛的報紙上簽名。這是我最有搖滾明星感覺的⼀次。當然，我並沒有幻想⾃⼰剛剛發表了第⼆次「蓋茲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我沒能把準備的稿⼦念得很好，⽽且講的時間肯定太⾧了。但這個國家正努⼒進⾏經濟改⾰，擺脫數百年的貧困，投資銀⾏成了熱⾨的⾏業。不過，我說的有些話確實引起了迴響，尤其在⼥性聽眾中。我知道，許多中國⼈希望找到⼯作賺錢之外的追求，就談了家庭、祈禱和環保⼯作對我的意義。我講到，我在⾼盛努⼒⼯作升職，卻也早點趕回家在床邊給孩⼦讀點書，等他們睡著了，又給客⼾打電話。後來，我驚異於眾多學⽣——全是⼥⽣——圍過來追問祈禱和宗教信仰的問題。清華的這天有⼀處缺憾。學⽣的英語⼜⾳很重，不容易聽懂。我只好請翻譯重述問題。中國很少有什麼秘密，朱鎔基得到了消息。第⼆天，我和同事在釣⿂台國賓館會⾒了他，那裡在北京西邊，離清華不遠。朱鎔基
111.請我先講，我仔細講述了我的⽅案。在談⽅案之前，他卻先向我道歉。「我很不好意思，」他說，「我們學⽣的外語技能還不夠好。教師也是⼀樣。他們都是精英，但英語還不夠熟練。」朱鎔基決⼼提升清華的教學品質。提⾼學⽣的英語技能，是促進進步的⼀項具體措施。現在回過頭看，我想他或許還有另⼀個更微妙的動機。他知道學院需要升級師資，許多⼈並不夠格教⼿上的課；⽽且，⽤他的話說，缺乏「實踐經驗和企業管理知識」。但他們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換。要求教授⽤英語授課，許多⼈是做不到的，於是就容易引進新⾎了。「許多年來，我⼀直想要建成⼀所世界⼀流的管理學院，使中國改⾰能⾛得更好。」他對我們說。然後他轉向我：「這件事我們需要依靠你。」帶著朱總理的祝福——以及很強的責任感——我對清華的這個項⽬全⼒以赴。我聯繫了我的朋友⾦．克拉克（Kim Clark），當時的哈佛商學院院⾧。他答應哈佛商學院和清華經管學院結為夥伴。哈佛帶來了無可⽐擬的案例研究技藝，還有其管理教育課程的卓越聲望。正巧運氣也不錯。沃倫．⿆克法蘭（Warren McFarlan）是廣受讚譽的哈佛商學院教授、⼀位多產的著作者，多年來他在哈佛講授著名的、針對⾼階主管的⾼等管理課程；此時他正在上海進⾏研究和教學⼯作。他渴望加⼊，開發針對中國的案例研究，重塑清華的管理教育課程。⿆肯錫和哈佛商學院有密切的合作，他們的諮詢師同意為清華設計⼀個五年的戰略規劃。我拿起電話，邀請顯赫的商業領袖加⼊顧問委員會。如伊⼠曼——柯達（Eastman Kodak Company）的CEO喬治．費雪（George Fisher），英國⽯油——阿莫科的CEO約翰．布朗，諾基亞的CEO約瑪．奧利拉（Jorma Ollila）。我還找了⾼通（Qualcomm）的艾⽂．雅各（Irwin Jacobs）、⽇本軟銀（SoftBank Corporation）的孫正義、⾹港貿易巨頭利豐（Li &
112.Fung）的馮國經（Victor Fung）。加⼊的還有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簡稱AIG）的漢克．葛林伯格（Hank Greenberg）、索尼的出井伸之、溢達集團（Esquel Group）的楊敏德（Marjorie Yang）、摩托羅拉的克⾥斯．⾼爾⽂（Chris Galvin）、安盛（AXA）的克勞德．⾙⽐爾（Claude Bebear）、沃爾瑪的李斯閣（Lee Scott），和電訊盈科的CEO 李澤楷。我熱情⾼漲，想組建⼀個強⼤的委員會，於是也聯繫了我認識的中⽅的⼈，如聯想創辦⼈柳傳志、中國銀⾏的新⾏⾧劉明康、剛從建⾏調到中國證監會當主席的周⼩川。我也從哈佛找來了⾦．克拉克院⾧。出乎我的意料，幾乎我聯繫的所有國際商業巨頭都同意加⼊。事實上，太多⼈同意加⼊了，倒讓我⾯臨著⼀個問題，即擁有太多才華橫溢的 CEO——過於龐⼤的委員會將變得無效。不過，這只是我最⼩的問題。中國⼈說樹⼤招⾵。我籌備⾸次顧問委員會會議時，聽說經管學院和朱鎔基遭到了批評，也聽到了猜測我和我的動機的流⾔。這裡我只能說，那「訊息」源於銀⾏業的競爭對⼿，他們顯然對於我扮演這樣顯要的⾓⾊忿忿不平。「鮑爾森把他的全球客⼾全放進了委員會，」流⾔如此說道，「他是為了⾃⼰坐⼤。」流⾔達到⾼峰時，我正要從紐約⾶往新加坡，出席⾼盛在新加坡新辦公室的開幕儀式；計劃隨後去北京參加⼆○○○年⼗⽉六⽇清華顧問委員會的⾸次會議。就在登機前，王學明告訴我⼀個消息。她和經管學院當時的常務副院⾧趙純均保持著⽇常聯繫。她說，我能不能當委員會主席，或在會議上起什麼作⽤，已經不再確定。我通常在⾶往亞洲的⾧途⾶⾏中都會盡量休息，但這次卻睡不著；這種不確定性和誤解侵噬著我。我拿起紙筆，花了幾個⼩時起草了⼀份給朱總理的信函，坦誠講述了我做這些事的
113.原因。我明確說了，此事完全是為清華和中國⽽做，絕⾮為了我⾃⼰或⾼盛。我希望這位直率的中國領導⼈會欣賞⼀封同樣直率、沒有廢話的信。在法蘭克福轉機時，我給王學明打電話向她⼜述了信，請她遞給朱鎔基。我搭上往新加坡的⾶機後，王學明把信給了周⼩川，由周⼩川親⼿交給朱鎔基。周⼩川是清華的優秀畢業⽣，我們為學院設計⽅案時，他曾跟我共同商討提供了很多慧⾒。 2000年10⽉，清華⼤學經濟管理學院諮詢委員會的第⼀次會議。前排（左起）：拉雅．古普塔（Rajat Gupta）、王雪冰、約瑪．奧利拉（Jorma Ollila）、王⼤中、我，朱鎔基，喬治．費雪（George Fisher）、陳⾄⽴、⾦．克拉克（Kim Clark）、劉明康；後排（左起）：趙純均、沃倫．⿆克法蘭（Warren McFarlan）、柳傳志、孫正義、周⼩川、李偉、艾⽂．雅各（Irwin Jacobs）、馮國經、約翰．桑頓、朱雲來。到了新加坡我向團隊報平安，卻聽說中國團隊有⼀些員⼯不滿我魯莽地寫這麼封信給朱鎔基，也不滿王學明把信遞了出去。他們說，我實在過分直接了，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他們的嚴厲責備使我⼗分緊張。⾼盛新加坡辦公室開幕儀式結束後，我⾶往北京。第⼆天早晨我到了清華，完全不知道等著我的是什麼。我硬著頭⽪⾛進了經管學院⼤樓，⾛過朱總理的題詞。我⼗分清楚，我的強烈性格，即使是美國同胞也覺得無禮難纏。⼀位學院代表領著約翰．桑頓、王學明、胡祖六和我來到⼀個禮堂，能來出席的顧問委員會國
114.際委員已經在那裡了，共有⼗幾位。然後我們穿過⼀條⼤理⽯⾛廊，⾛進了學院的⽼圖書館。朱鎔基⼤步⾛向我。我做了最壞的打算。但總理像往常那樣友好地笑了笑，雙⼿握緊我的右⼿。「我讀了你的信，」他⽤英語說，「你說的我都同意。」我們落座時朱鎔基轉向我說，「主席先⽣，請召開會議吧。」委員會的⾸次會議⾮常成功。顯然，朱鎔基是來真的，⽽且，不像我所知的許多其他機構，清華也會認真對待委員的建議——有了朱鎔基的⽀持，我充滿信⼼地推進我們的計劃，開設管理教育課程、升級師資、邀請訪問教授。幾個⽉當中，王學明實際上住在清華監督這個項⽬，與趙副院⾧同⾈共濟。她的判斷⼒、⼈際交往能⼒、審慎和成事能⼒都是⾮凡的。哈佛商學院的沃倫．⿆克法蘭幾乎⽴即把在職管理教育項⽬做起來了，把案例分析的⽅法引進清華和中國。起初，有些中國公司不願意分享所需的資訊，但在⼤陸很受尊重的馮國經幫忙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這不是在洩漏國家機密。⼆○○⼀年⼀⽉，⾸次委員會會議過後不到三個⽉，第⼀⾨課程「網路時代的管理」就開課了；沃倫團隊新撰寫七個圍繞中國的案例研究在課堂上講授。案例研究涉及的五家公司的執⾏⾧出席，向來⾃中國各地的⼋⼗五位經理學員分享⼼得。沃倫和另外兩位哈佛商學院教授在課堂上和清華的教授合作，講課的同時也培訓了師資。到了⼆○○⼆年六⽉，這⾨課就完全由經管學院的教師講授了。今天，清華經管學院中國⼯商管理案例中⼼每年開發和編撰數⼗個中國公司的案例，例如中國招商銀⾏的案例，或是極為成功的海底撈⽕鍋店。許多案例由清華的教師撰寫，⽬前總案例數超過了四百個。（哈佛商學院撰寫了超過七千五百個案例。）⾃第⼀⾨培訓課以來，超過五萬名中⾼級經理完成了清華不授學位的管理培訓課程，現在共有六⼗多⾨課。授予學位的管理MBA課程設⽴於⼆
115.○○⼆年六⽉。清華的招牌課程、⼗⼋個⽉的管理MBA課程，已經訓練了超過四千名中國⾼級經理和政府官員。清華還和英⼠國際商學院（INSEAD）合作開設了⼗⼋個⽉的EMBA課程。在職管理教育課程的學費⽐本科和傳統MBA課程都⾼，增強了學院的財⼒，學院得以僱⽤受過國際訓練的師資。⼆○○⼆年起，清華新招募了三⼗位講師和優秀教授進⾏三年的輪換教學。他們來⾃哈佛商學院、MIT史隆管理學院、哥倫⽐亞商學院、耶魯商學院和加州⼤學柏克萊分校哈斯商學院。這顯著地提升了經管學院的師資實⼒。學院現有⼗⼋個附屬研究中⼼，如中國經濟研究中⼼、中國⼯商管理案例中⼼和中國財政稅收研究所。⼆○○⼆年六⽉的清華國際顧問委員會會議之後，我卸下主席的職務，把更多精⼒放到另⼀項⾮營利組織上，即⼤⾃然保護協會（TNC）的亞太理事會，我是TNC亞太理事會的聯合主席。英國⽯油CEO約翰．布朗則接替我擔任清華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布朗把顧問委員會的⼯作做得有聲有⾊，⽽我繼續留在顧問委員會，在⼆○○六年出任美國財⾧之前，參加了顧委會的每⼀次會議。我最喜歡的委員會⼯作是評議學⽣的現場陳述，⼀⼤原因是我越來越能聽懂了。朱鎔基決⼼提⾼經管學院的英語能⼒，此時收穫了果實；今天，學院有三分之⼆的課是⽤英語講授的。我喜歡⽤同樣的⽅法⾯對每⼀個挑戰：先有⼀個⼤圖景，再挑選能迅速完成的第⼀個具體措施，以積聚能量，然後不懈地推進，給所有⼈設定緊張的進度表，否則太容易失去重點和動⼒。我在商界⽤這種⽅法有效，在清華⽤這種⽅法也有效，很⼤程度上是因為結果導向的朱鎔基也喜歡這樣⼯作。他希望創辦⼀所商學院，⽴⾜於中國商業的實際情況，同時借鑑最佳的國際實踐經驗——正如他在總體經濟改⾰上的做法。我們⾼盛的⼈不是專職教育家，但我們關注教育，尤其理解管理培訓⽔平的提升對於提⾼中國的改⾰能⼒的重要作⽤。⽽且，我們⼀再證明了我們能夠把困難的
116.事情做成。這⼀切正是朱鎔基興趣所在。他正為推進中國改⾰和現代化⽽孜孜不倦地⼯作。
117.Chapter 8 拯救⾹格⾥拉 Saving Shangri-La ⼤約在我們和粵海公司聯⼿⼯作的時候，另⼀項事業越來越佔據我的注意⼒。即保護世上⼀處極奇異美麗的地⽅——中國西南的雲南省。坦率地說，我絕想不到中國會有這種原⽣地帶，擁有如此壯觀的⽣物多樣性。⼀九九○年代末，我⼀路看到、聞到和嘗到中國經濟奇蹟的可怕代價。⼯業的快速發展污染了空氣和⽔，威脅居民的健康，⾃然奇蹟也未受到良好的照料和保護，貪婪的商⼈過度開發，成群的遊客亂扔垃圾。⽬睹這種⽣態災難的發⽣，我感到痛苦。我在伊利諾州巴靈頓的農場渡過童年，對⾃然和野⽣動物保持著強烈持久的興趣，未遭破壞的地⽅總是吸引著我。童年時我養寵物烏鴉和浣熊，夢想當個護林員。我如飢似渴地閱讀動植物書籍。六⽉是我⼀年裡最棒的時光，每⼀年我們家都會去美加邊境天然的「邊界⽔域」，在獨⽊⾈上過兩個星期，釣鱸⿂和湖紅點鮭、採藍莓，看熊、河狸和⽔獺，那裡是我的天堂。讀完商學院後我到華盛頓⼯作，先去五⾓⼤廈，又去了尼克森的⽩宮。那段時間，我和溫蒂每年⼗⽉到橫跨⾺⾥蘭州和維吉尼亞州的阿薩迪格島（Assateague Island）過週末。在遊隼（peregrine falcon）的年度遷徙季，我們為牠們繫上標識帶。我迷戀⾷物鏈頂端的猛禽，因為牠們的兇猛之美，也因為牠們傳達出的⾃然訊息——既然它們健康，環境也健康。⼀九七四年，溫蒂和我搬回巴靈頓，從我⽗母⼿裡買了⼀塊五英畝的地建了座房⼦。我妻⼦和我⼀樣喜愛美麗的⾃然地，開始在我們家周圍的⾃然保護區裡吃⼒地修整破敗的當地草原花草。我剛進⾼盛⼯作，⼿頭並不寬裕，她花五百美元加⼊⼤⾃然保護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時，我驚呆了。那是個創建於美國的⾮營利組織，致⼒於保護⽣物多樣性。溫蒂越來越投⼊，起初是志願者，後來成了⼤⾃然保護協會伊利諾州
118.分會和紐約分會的會⾧，最後成了美國協會副會⾧。我也漸漸折服於協會⼯作的影響和效果。協會希望在遠東和中國更積極地活動。他們要我幫忙發起亞太地區理事會時，⼀開始我是不情願的。我半開玩笑地說，那裡的發展⾵馳電掣，恐怕很快就剩不下什麼東西保護了。⽽且，我親⾝體驗過那裡薄弱的監管環境和冷漠，確實懷疑⼤⾃然協會能起到多少作⽤。我的中國朋友總是和藹的主⼈，知道我對⿃類觀察和野⽣⾃然的興趣後，經常說要安排我到偏遠地區⾛⼀⾛。不過，尚未有⼈說⾃⼰對環保有興趣。我認識的多數官員也是⼀樣。正如我認識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他們的主要⽬標是創造⼯作機會和減少貧困。處理污染的優先級別⾮常低。王岐⼭是⼀個例外。在廣東任職時他熱誠地談到過，廣東省的河流充著有毒垃圾和⼯業污染物，需要治理。此外，我喜歡參與能產⽣看得⾒摸得著成果的計畫。若能感覺到⾃⼰的作⽤，我就樂意加⼊。⼀九⼋○年代末我參與了游隼基⾦會（The Peregrine Fund）項⽬。這個基⾦會為⾃⼰定義的使命很明確，也成功地幫助某些猛禽免遭滅絕。⼀九九六年我成為基⾦會主席。但我不確定⼤⾃然保護協會能否產⽣這樣⽴竿⾒影的效果。聽了卡露．霍⼠（Carol Fox）的⼀番話後，我的疑慮消失了。她是位出⾊的⼥性，常駐夏威夷，是⼤⾃然保護協會亞太項⽬的發展總監。她的⽬標遠⼤，例如保護印尼和帕勞的森林和海礁。卡露在台灣和⾹港住過幾年，學習了漢語，渴望把⼤⾃然保護協會的專家技能引進⼤陸。她談起了協會正在中國雲南省西北部做的⼀個項⽬。那裡地處偏遠，在喜⾺拉雅⼭腳下；許多⼈認為，詹姆⼠．希爾頓（James Hilton）⼀九三三年的⼩說《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裡的神秘天堂「⾹格⾥拉」，就是以那個地⽅為原型。這個項⽬最初是跟⼀位泰國商⼈合作。他想要開發⽣態旅遊，地點在
119.⾵景如畫的⼋百年古鎮麗江，以及俯視古鎮的最⾼峰——海拔⼀⼋三六○ 英尺的⽟⿓雪⼭。他請⼤⾃然保護協會幫忙。這個項⽬夭折了，但卡露下了決⼼，協會要參與保護這個地區出眾的⽂化多樣性和⽣態多樣性。在世界範圍裡，雲南西北⼭區在⽣態系統上也極其壯觀，具有極豐富的⽣物形態。那裡是亞洲四條⼤河在⾼海拔地區的分⽔嶺，即伊洛⽡底江（Irrawaddy）、薩爾溫江（Salween）、湄公河（Mekong）和⾧江。後三條⼤江平⾏排列，從北往南流過許多壯觀的峽⾕，有時由峰到⾕直墜兩英⾥。它們最靠近時相距不到五⼗五英⾥。⾬季時鄰國緬甸吹來溫暖的季⾵，杜鵑能在海拔⼀萬四千英尺處開花。肥沃的深⾕滋養了豐富的動植物，這個地區的植物種類佔全國總數的⼆○％強，哺乳動物和⿃類種類佔全國總數約三分之⼀。其中近⼀百種瀕臨滅絕，如⿊⽻狨——⼀種兩英尺⾼、⾧著獅⼦⿐的雲南猴。這個地區的許多動植物是最後⼀次冰川紀遺留下來的，如今是雲南獨有的物種，在溫和的峽⾕裡得以倖存。 2002年10⽉，溫蒂與我在雲南登⼭途中稍作休息。這個地區的多樣性也延伸到居民。約九○％的中國⼈屬漢族，他們說漢語或漢語的變種，⽣活在⼈⼜稠密的沿海和中原地區。但這個國家還有另外五⼗五個民族，主要⽣活在廣袤⽽艱苦的邊疆地區。躁動的西藏和新疆吸引了更多的國際⽬光，但雲南的⼭區和鬆散邊境容納了許多少數民族群落，超過全省⼈⼜的三分之⼀。⼤⾃然保護協會在雲南西北部⼯作，那裡有近⼆⼗個少數民族相鄰⽽居。藏族信仰佛教、放牧氂⽜，在裸露的⼤⼭⾼處建造寺廟；納西族是泛靈論者，集中在麗江，擁有深厚的⾳樂傳
120.統，交流時使⽤世上已為數不多的圖畫⽂字；傈僳族⽣活在薩爾溫江上游的⼭⾕裡，與邊境外的緬甸⼈來往之密切超過了與漢⼈的來往。有些地區在⼀九⼋○年代設置了⾃然保留地，但保護薄弱，執法不⼒。貧困的當地⼈伐⽊為柴，放牧⼭⽺和氂⽜，侵蝕著陡峭的⼭地，但並無⿎勵停⽌這種⾏為的措施；當地政府允許過度開發，將摧毀理應得到拯救的⽣物，但也沒有相應的措施制⽌這種⾏為。⼤⾃然保護協會的⾧期⽬標是設定優先級別，級別最⾼的地⽅劃為保護區。保護區將成為遵循國際標準的國家公園，為當地政府帶來收⼊，也把旅遊利潤交到當地少數民族的⼿裡，緩減他們的貧困，協助他們以保護⾃然維⽣，⽽⾮靠破壞⾃然維⽣。我答應擔任⼤⾃然保護協會亞太理事會的聯合主席。⼀九九七年⼗⼀⽉，溫蒂和我代表協會在北京參加了⼀次環境會議。這是中國舉辦的環境會議中較早的⼀次。數百⼈出席，包括⼤型跨國公司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代表。雲南省副省⾧⽜紹堯向在場的許多中國政府領導和商業領袖介紹了我們稱為「雲南⼤河計劃」的項⽬。我談的是協會如何與政府和私有企業緊密合作，藉由妥協與合作來解決問題。⼤⾃然保護協會的做事⽅法是⾮對抗性的、基於科學的，能完美地適應中國的狀況。⾯對外界的責難，中國的憤怒是⼀種條件反射。中國⼈最不想聽的就是國際⼯業強國的說教，那些國家也是⼀路製造污染才達到今天的強盛（這⼀點可以爭論），現在卻提出環保的要求。他們的意⾒可能阻礙中國⾃⾝的發展。我承認，中國的迅猛增⾧意味著要做出艱難的選擇，但健康的經濟不⼀定與健康的環境相牴觸。環境保護是⼀⾨好⽣意。預防破壞⽐回過頭來治理的成本更低。我還提到我看過的⼀個研究報告：在美國，認真對待環保的州在每⼀個經濟類別上的發展都超過了其他州，無論是整體增⾧、⾮農就業還是⼯程建設。我隨會議的⼀個⼩組在⼈民⼤會堂會⾒了李鵬總理，親⾝體會到做出
121.那種選擇的難度。過去我們在⼭東電廠項⽬上遇挫時，我和他看事情的眼光並無多少相通之處，例如，他不太情願主動改⾰。李鵬⾸先說，富裕的西⽅國家應該⽀付中國環境治理的部分費⽤，彌補⾃⼰⼯業發展過程中造成的污染。他向我們保證，中國會做好⾃⼰份內的事，並舉三年前動⼯的三峽⼤壩⼯程為例。李鵬是⼀位⼯程師，引起爭議的⼤壩是他的⼼肝寶⾙；他為⼤壩很快就將產出的清潔能源⽽⾃豪。我則擔⼼，⼤壩也將迫使數⼗萬⼈移民，淹沒數百個歷史遺跡，擾亂⾧江的流動，摧毀⾃然濕地 ——濕地過濾污染物，降低突發洪⽔的影響，為珍稀物種提供棲居地。當時，李鵬的想法跟我並不⼀致。我明⽩，與燒煤的電廠相⽐，清潔、可再⽣⽔電有其優點，但這個巨⼤複雜的項⽬帶來如此多的環境⾵險和社會不安，對此我是質疑的。不過，在這次環境會議上，我⾒到了許多決⼼應對中國⾯臨的重⼤挑戰的官員，離開北京時，中國對環保越來越強的承諾確實⿎舞了我。募款是⼀個挑戰。我知道，要讓西⽅⼈看到中國的富⼈也樂意捐贈，否則在美國募款會很難。但當時中國的慈善形式主要是回饋故⾥光宗耀祖，或者「捐」給地⽅政府拉攏關係。組織想法相近的⼈為⽣物多樣性這樣的事業籌款？這是個艱難的任務，尤其亞洲⾦融危機正在肆虐。我決定從⾹港開始。⾹港的商界領袖處理得很好。⼀九九⼋年六⽉，我們為⼤⾃然保護協會亞太理事會安排了⼀次晚餐會。理事們是⼀群政府和商界的領袖⼈物，都承諾為保護雲南的⽣物多樣性⽽⼯作。餐會在⾹港的半島私⼈會舉辦，主持者是⾹港特⾸董建華的弟弟——船業⼤亨董建成，共籌募⼀百萬美元。我們也在潛在捐贈者之中提⾼了保護⽣物多樣性的意識，這⼀點同樣重要。⼤陸的中國⼈在瞭解這項事業的意義後，也慷慨解囊。我漸漸發現，許許多多的中國⼈其實特別在意乾淨的空氣和清潔的⽔，不滿伴隨中國經濟增⾧的環境破壞。許多⼈（包括政治領袖）為中國尚存的野⽣佳處⽽⾃豪，希望保護⾃⼰國家的⾃然遺產。
122.1998年6⽉，溫蒂與Amanda在位於雲南⾹格⾥拉的碧塔海⾃然保護區遠⾜，現被納⼊普達措國家公園。晚餐會後我取消了⾶往雲南的計劃回家⼀趟，因為⾼盛的事情很急迫。⾼盛計劃於九⽉進⾏IPO，在準備過程中我被任命為聯合CEO。但這次IPO由於市場狀況不佳被推遲了。溫蒂和我⼥兒阿曼達（Amanda），還有幾位⼤⾃然保護協會的成員，前往協會打算保護的地區住了幾天，遠⾜、露營、與政府官員會⾯。我直到四年多以後，才實現了我的雲南之⾏。事情有了⿎舞⼈⼼的進展。雲南省政府和⼤⾃然保護協會簽訂了⼀份協議，啟動了「⼤河計劃」（Great Rivers Project）；在更宏觀的⾯向上，北京開始更為關注環境問題。⼀九九⼋年，在原有的國家環保局的基礎上創建了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級別上升到正部級，加強了⽴法和執法⼒度。那年夏天，⾧江部分地區的⼤洪⽔造成四千多⼈死亡，⼀千五百萬⼈無家可歸；這場災難充分顯現了上游地區過度開發和⼤規模商業化伐⽊使森林退化⽔⼟流失帶來的⾵險。雲南計畫的領導團隊開始成形了。卡露早先已僱⽤了⽜紅衛（Rose Niu）——⼀位⽣於麗江的納西族⼈——來領導實地⼯作。⽜紅衛在雲南的政府防疫部⾨⼯作了近⼗年，在泰國的亞洲理⼯學院拿到了碩⼠學位。她
123.的畢業論⽂是《⾃然旅遊業和環境保護：對西南中國⼀個少數民族地區的戰略分析》。這篇論⽂實在是完美契合了⼤⾃然保護協會的使命。⽜紅衛和丈夫移民紐西蘭了，但卡露說服她回了家。⼀九九九年初，愛德華．諾頓（Edward Mower Norton, Jr.）加⼊了團隊。他是⼤峽⾕信託基⾦（Grand Canyon Trust）的共同創辦⼈，是美國⾃然公園⽅⾯的專家，也是演員愛德華．諾頓（Edward Norton）的⽗親。諾頓和妻⼦安．⿆克布萊德（Ann McBride）搬到了省會昆明。⿆克布萊德是美國公民促進組織「共同事業」（Common Cause）的前總裁，她設置了⼀個創新的⽅案：把相機贈送給當地村民，⿎勵他們拍下⼼中特別的地⽅，描述那地⽅對他們的意義。就像政治⼀樣，所有的環保⼯作都要在本地完成。如果當地⼈不買帳，計畫就不會成功。協會職員實地運⽤了⼀種綜合⽅法，稱為「⾃然保護系統⼯程」（Conservation by Design），聯合所有利益相關者——國家機構管理者、省市官員、社區成員和⼤⾃然保護協會等保護團體——共同討論問題、制定⽅案。這種⽅法很適合中國的共同決策傳統。我們⽤「⾃然保護系統⼯程」⽅法確定保護地點，研究策略以減少對⽣物多樣性的威脅。協會職員與中國科學家和官員合作，從技藝嫻熟的美國⽣物學家和保護專家那裡吸取經驗，共花了⼀年半時間探集數據，以便鎖定⾏動的具體區域。數據涉及這個地區的動植物和地理特徵，還有社會經濟狀況。他們⼀邊做，⼀邊為中國同伴做環境管理和數據探集的培訓。提姆．達特爾斯（Tim Dattels）是管理亞洲投資銀⾏業務的⾼盛部⾨主管，常駐⾹港。在他的協助下，我在亞洲地區尋覓商業和政府領袖，組建⼀個強⼤的理事會。我有了⼀個最關鍵的收穫，即有幸招募到李光耀擔任亞太理事會的聯合主席。他是新加坡共和國的國⽗，到⼀九九○年為⽌，擔任總理超過三⼗年。李光耀的參與⽴即提升了理事會的規格，在中國⼈眼裡的地位也更⾼了。中國⼈普遍敬重他，因為正是在他的監督下，新加坡這個彈丸之地取得了傑出的經濟成就，成為⼀個重要的貿易、⾦融和創新中⼼。
124.起初，理事中沒幾個是熱忱的環保主義者；有⼀個例外是⽥溯寧（Edward Tian）。他是遼寧⼈，是亞信（AsiaInfo）的共同創辦⼈。亞信是⼀家軟體和基礎設施解決⽅案供應商，後來成為第⼀家在納斯達克（Nasdaq）上市的中國公司。⽥溯寧是天⽣的企業家，後來成為中國網通（⾹港）的第⼆號⼈物。和他的⽗母⼀樣，他是專業⽣物學家；在拉伯克（Lubbock）的德克薩斯科技⼤學念博⼠時，曾研究過北美的牧場。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理事會⼯作的進⾏，許多其他商⼈也成了堅定的環保主義者，如⾹港利豐公司董事⾧馮國經和台灣遠東集團董事⾧徐旭東。還有，王岐⼭擔任協會顧問委員會成員的初期獲得了環境保護⽅⾯的培訓，到今天都感謝我。⼆○○○年⼋⽉我們第⼀次聚在⼀起。會議在新加坡舉⾏，由李光耀主持。協會很快帶來了數百萬美元⽀持我們的計畫。不過，若不能有效地在中國實地操作，把全世界的錢都拿過來也沒⽤。⽽且還需要克服某些挑戰。雖然雲南省政府和當地政府⼀開始就⽀持我們的計畫，但協會還是要跟對⼿競爭，要克服各中央政府機構之間差勁的協調⽔平。⼀九⼋○年代，中國建⽴了兩類全國性保護區。「景區」開發旅遊業，很奇怪地由建設部經營；⾧城的⼀段，或是四川的藏民村，都是景區。建設部的公園概念往往是⼀塊露天的地，在上⾯建幾棟醒⽬的房⼦。「⾃然保護區」則由國家林業局管理，對商業⾏為控制更嚴格。這種限制常常被置之不理：當地官員要求開發，⽣活在設置的保護區裡（或毗鄰地區）的貧窮原住居民則⼀向無視法規——他們為艱難地滿⾜⽣活需要，砍樹作柴，私挖野礦。協會的做法是保護⾃然和⽂化財富，同時透過可持續的⽣態旅遊為當地⼈帶來收⼊。這是兩種模式的中和，但煽起了官僚中間的磨擦之⽕。建設部和國家林業局的有些官員原是同盟，現在則擔⼼「⼤河計畫」破壞兩個機構治下的系統。國家環保總局則較為配合，他們認為這是⼀個做⼤的
125.機會。有⼀個衝突關乎我們使⽤的名稱。⼀位建設部官員曾相當專橫地對卡露和她同事說，協會無權把要保護的區域稱為國家公園。為什麼？這位官員說，國家公園歸建設部管，既然建設部沒有參與，協會就不能使⽤這個名稱。正如卡露回答的那樣，只要我們確定的區域得到了保護，我們無所謂中國⼈取什麼名字。但我們不只想建⽴雲南省的試點公園，還希望為中國的其他地⽅做恰當的⽰範。「⼤河計畫」是中國環保的經典試驗案例，正如深圳經濟特區之於經濟改⾰。協會幸運地取得了⼿握⼤權的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State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mmission，SDPC）的⽀持。此事的由來再次表明，可能相關的⼀切⽅⾯都要聯絡。協會的⼯作之⼀，是對官員進⾏環保⽅⾯的培訓；如提供贊助，把當地和中央的官員送到國外的國家公園考察。代表團對考察之旅印象深刻，有⼀位代表是SDPC的副主任郝建秀⼥⼠。她跟代表團去美國時，到過⼤峽⾕、⿈⽯和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回來後，她在最終的考察報告裡強烈建議中國推進雲南「⼤河計畫」。 2000年7⽉，時任⼤⾃然保護協會代表的卡露．霍⼠（Carol Fox，左）、⽜紅衛（右），與國家發展和改⾰委員會前副主任郝建秀同遊⿈⽯公園。 SDPC無權在這個領域⾏動，但在制定中國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時扮演關鍵⾓⾊，影響⼒⼗⾜。郝⼥⼠是靠⾃⼰的能⼒出頭的。她原是紡織⼯
126.⼈，⼀九五⼀年，年僅⼗六歲的她發明了⼀種減少浪費的紡紗⼯作法，⼀舉成為全國有名的勞動模範。她後來進⼊黨的頂級機構中央委員會，是中國官階最⾼的⼥性之⼀。在她的幫助下，麗江於⼀九九九年春天舉辦了⼀次⼯作坊。⼯作坊由協會和雲南省政府聯合主辦，許多機構的官員⿑聚⼀堂，包括國家環保總局和建設部，共同討論西北雲南的未來。隨後，協會和雲南省官員制定了⼀張藍圖，其中⼀項提議是，撥留⼤⽚地區為新的⾃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藍圖設定了地⽅社區在新能源使⽤⽅⾯的⽬標；建議⽤成本效率更⾼的⼤型礦場取代⼩礦場，使⽤更好的技術和污染控制⽅法；建議停⽌耕種坡度⼤於⼆⼗五度的陡坡，其他斜坡⽥地改為梯⽥。省政府採納了⽅案，⽅案納⼊了中國第⼗個五年計劃（⼆○○⼀｜⼆○○五）的雲南部分。最終政府為雲南「⼤河計畫」撥留近⼆．六萬平⽅英⾥——⽐西維吉尼亞州略⼤⼀些，相當於兩個台灣。協會雖取得了這⼀成功，卻還是在灰⾊地帶運作——我們仍需獲得北京的官⽅許可。在中國，那種事情總是吉凶難料。⼀⽅⾯，協會有試驗的⾃由；另⼀⽅⾯，計畫隨時可能被終⽌。北京不信任⾮政府組織（NGO）。當時中國很少批准NGO的活動，且⼤⾃然保護協會的活動區域⾼度敏感，位於西藏的邊界處，也是許多藏族⼈的家鄉。對中國領導⼈來說，涉及西藏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成為問題。若能獲得國家最⾼層的⾸肯，⾃然會有幫助。也就是說，要安排⼀次與主席江澤民的會⾒——問題是怎麼安排。從前，⼿上有對華投資項⽬或合作協議的外國⼈都能⾒到中國主席，但那樣的⽇⼦早已過去了；⽽且我還想跟主席討論另⼀個問題，即中國資本市場的繼續改⾰。事情因此更複雜了。⾼盛⼀直想在中國開設⼀家⾃主經營的全資證券公司，卻始終只能限於合資公司。我相信，把世界最好的那些銀⾏拒於⾨外，是⾃相⽭盾的做法，也限制了中國的發展潛⼒。許多中國的改⾰者同意我的想法，但在
127.國家頂層，對進⼀步開放市場仍有阻⼒。有些阻⼒來⾃意識形態的抗拒，有些來⾃國內的證券⾏業（限制競爭符合他們的既得利益）；還有⼀些，我認為是來⾃⼀種可以理解的不安。全球市場不穩，⼆○○○年三⽉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在網路泡沫破裂後崩潰；⼆○○⼀年深秋，美國能源巨頭安隆公司（Enron Corporation）倒閉。⽽中國的市場以⾼波動性⽽聞名。會⾒⾼級官員必須由某個國家機構出⾯主持，但⾦融界的政府部⾨不會幫我們。如果他們安排⾼盛跟江澤民會⾯，那全世界所有的⾦融服務公司都會要求同樣的單獨會⾒，中國⼈根本不能也不會那樣做。不過，並無多少在中國活動的環保NGO要求會⾒江澤民。所以我們決定⾛國家環保總局的路⼦。我得說清楚：我們不是在放誘餌，談環境問題只是為了談⾦融問題。遠⾮如此。這兩個話題中國⼈都很想談——中國證券監管委員會主席周⼩川熱⼼協助安排了會⾒，也計劃出席。不過，我們的做法必須符合既有程序，這樣就能同時討論環境和⾦融問題，⽽不會為打算上⾨糾纏的全世界銀⾏打開閘⾨。問題是，環保部⾨並無多⼤權⼒，也不容易接近江澤民。他們的官員覺得，代表我們提出跟國家主席會⾒是個⼤賭博，不肯那樣不⾃量⼒。於是我們透過⾼盛中國區主管徐⼦望，聯繫了江澤民的⾧⼦江綿恒。江綿恒對環保有濃厚興趣，他取得了主席對會⾒的⾮正式許可。然後，我們去找環保總局的官員，請他們相信，我們透過⾃⼰的內部管道得知，若他們提請會⾒，將會獲得批准。經過了三個⽉的時間，協會員⼯去了好幾趟北京，環保總局才終於有了⾜夠的信⼼提出會⾒主席的要求。可⾒中國的官員是多麼謹慎。⼆○○⼆年⼆⽉的第⼀週，我們在中南海⾒到了江澤民。⾸都到處都忙著準備春節慶典，吵鬧的鞭炮聲陣陣響起，歸鄉的旅客擁堵在⽕⾞站；但領導⼈所在地的厚厚圍牆裡，⼀如往常地寧靜有序。下午四點，我們被引
128.⼊⼀間華美的會議室，坐在⼀排⾺蹄形的⾧⽑絨扶⼿椅裡，椅⼦上⽅的牆上掛著⼀副巨⼤的⽔墨⾵景畫。我帶來了卡露．霍⼠、愛德華．諾頓和⽜紅衛，還有⾼盛的幕僚⾧約翰．羅傑斯、徐⼦望和王學明。 2002年2⽉，與江澤民商討在雲南建設公園。⾼盛的徐⼦望在我⾝後。中⽅出席者有國家環保總局局⾧解振華。他曾在清華⼤學學習⼯程，在環保總局前⾝的那個混亂機構裡⼯作過多年，做著吃⼒不討好的事，為中國的環境⽽拚搏（⼆○○六年，他被任命為中國氣候變化⾸席談判代表）。出席的還有周⼩川和雲南省省⾧徐榮凱。江澤民如往常般放鬆友好。他穿⼀套剪裁合⾝的⿊⾊西服，戴著標誌性的⽅形⿊框眼鏡。他直奔主題。「中國需要在股市和全球經濟政策⽅⾯更多地學習，」他對我們說，「我想先談這些事情。」江澤民問我⾦融⽅⾯的問題，特別是股票市場對經濟發展的意義。他⽤典型的挖苦語氣引⽤了⽜頓（Issac Newton）的名⾔，即他能掌握物體和天體的運⾏規律，卻掌握不了股票的運⾏規律。江澤民說，他很難理解納斯達克指數的崩盤（相⽐巔峰值跌了六○％以上）。我覺得他有更切⾝的擔憂：⼆○○⼀年中期以來，上海證交所綜合指數跌了三分之⼀。江澤民認可中國設⽴股票市場的好處，但也表達了對中國⼈投機傾向的憂慮。我解釋說，股市提供了⼀種⼿段，把中國快速增⾧的資本投⼊到全國的經濟活動中去，⽽⾮放在銀⾏。我也強調，要由優秀的經理⼈經營公眾投資的上市公司，這⼀點⾮常重要。談話過程中，我試著把話題轉向雲南
129.和環保，指出健康的經濟和健康的環境相互依存，但江澤民的注意⼒仍在資本市場上，持續的時間⽐我預期的⾧。我說完後，江澤民問我能否把我的想法擴充為⼀份報告交給他。「當然是不收費的，」他添了挖苦的⼀句，「我隨時可以找J. P. 摩根來做的嘛。」然後江澤民對⾺蹄形中⽅的那⼀側做了個⼿勢，對我說，我們最好開始談環境問題，不然解局⾧和徐省⾧要⽣他的氣了。我便很簡短地談了談⼤⾃然保護協會，稱之為「全世界最好的保護組織」，然後我介紹⽜紅衛，建議由她說說雲南「⼤河計畫」。「我是個簡單的納西族⼥孩，來⾃麗江，」這是⽜紅衛的第⼀句話，對著江澤民說的。「由我來向您報告我們在雲南的⼯作，我本來⾮常緊張。後來我聽到您講話。您的⽼家跟我丈夫的⽼家只差⼀條河，我想，啊呀，您講話跟我公公差不多。」絕妙的開場，徹底消除了隔閡。從那⼀刻起，這位矮⼩的納西族⼥⼈ ——坐在⼤紅椅⼦邊緣，腳剛剛搆到地⾯——完全掌控了這個空間。她脫稿講了⼤概⼆⼗分鐘，陳述切中要害、豐富細膩，解釋了⼤⾃然保護協會在雲南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河計畫」的意義——不只是對雲南，⽽是對整個中國的意義。江澤民聽得⼊神了，很專注，為了更⽅便地看和聽，⾝⼦朝我右邊的⽜紅衛靠過來。我幾乎覺得應該把我的位⼦讓給他。在某⼀處他打斷了她，詢問如何⽤英語說⼀個術語，然後響亮地跟著她說：「Conservation by Design（⾃然保護系統⼯程），⼀種很系統化的基於科學的⽅法。」
130.江澤民是⼀位⼯程師，喜歡系統的東西。⽜紅衛說完後，江澤民熱情洋溢地誇獎她，稱讚她講得清晰準確。他問她在哪裡學的英語，她說是亞洲理⼯學院，他說他知道那個學校。然後他轉向中⽅那⼀側，宣布：「所有相關的中國政府官員都要跟⼤⾃然保護協會合作，把這個計畫做成功，在全中國推廣這個模式。」這正是我們希望聽到的話。結束後，閃光燈喀嚓地響，電視台的攝影記者們推擠著找⾓度，紀錄下外國環保NGO代表和中國國家主席的⾸次會⾒。會後江澤民給我寫了封信，認可協會的雲南計畫是中國其他地區環保⼯作的藍本。同⼀天，協會和國家環保總局簽訂了⼀份合作協議。協會已在雲南活動多年，現在江澤民給了我們官⽅許可，打開了各級別政府機構的⼤⾨。誰也不能質疑⼤⾃然保護協會這樣的外國NGO能否在中國活動了——哪怕是在西藏的邊界。⽜紅衛把江澤民的信裱起來，官員若難纏就在開會時帶上。協會於當年⼗⽉設⽴了北京代表處，很快應環保總局的邀請設計⼀個科學⽣態區⽅案，確定中國的保護區優先級別，最終產⽣了中國第⼀個⽣物多樣性匯總數據庫。設計出的藍圖納⼊了政府的「國家⽣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動計劃」。此計劃獲溫家寶總理的批准，於⼆○⼀⼆年頒布。計劃呼籲加強⾃然地的撥留、保護九○％的中國瀕危物種、保護⽣態系統；到⼆○⼀五年，在重要地區完成⽣物多樣性的全⾯調查；⼆○⼆○年，停⽌中國的⽣物多樣性流失。⼆○○三年，雲南計畫的⼀個可觀部分被列⼊世界⾃然遺產。「三江並流保護區」是得到聯合國教科⽂組織認可的最⼤區域之⼀。⼆○○七年六⽉，中國⾸個試點國家公園在雲南西北部開放，公園由省政府監督。普達措國家公園⾯積達五百平⽅英⾥，依照設計，公園包含藏族村、⾼聳的⼭峰和⾼⼭湖泊、森林和草甸，遵循環保、⽣物多樣性留存和⽣態旅遊的嚴
131.格國際標準。按照雲南省政府已批准的計劃，到⼆○⼆○年共將建成⼗⼆個試點國家公園。 ★ 和主席江澤民會⾒完畢後，雲南省省⾧徐榮凱邀請亞太理事會到雲南舉⾏下⼀次理事會會議，讓理事們看看他們正在保護的地⽅。我們接受了邀請。⼆○○⼆年⼗⽉末，溫蒂、阿曼達和我早早⾶了過去，想趕在麗江的會議前看看那個地⽅。這是在中國，我們想偷偷溜進去是辦不到的。徐省⾧在昆明機場接機，為了不錯過我們的早班⾶機，那⼀夜他是在機場過的。吃過歡迎早餐後，溫蒂、阿曼達和我出發前往梅⾥雪⼭，同⾏的有協會科學總監鮑勃．莫斯利（Bob Moseley）、愛德華．諾頓和幾位當地的中國員⼯。經過短途⾶⾏，我們抵達新近更名的⾹格⾥拉縣。前⼀年，中甸縣及其周圍地區擊敗了其他當地市縣，獲國務院批准正式更名為⾹格⾥拉。這是⼀次旅遊業營銷的漂亮奇襲。當晚我們住在德欽⼩城，早晨訪問⼀所學校。⼤⾃然保護協會為這所學校提供了屋頂式太陽能熱⽔器、清潔燃燒的⽣物氣爐（燃料是來⾃豬糞的甲烷），以及種植學⽣職⼯⾷⽤的新鮮蔬菜的溫室。這些改進措施不算真正的環保⼯作，但能讓孩⼦們在多為寄宿的學校裡⽣活得更舒適，當地的家庭⾃然會開⼼。許多附近的村民受到觸動，在⾃家也安裝了超⾼效的⽊柴爐。此後的四天，我們探索了雲南的⼀部分。聽過旁⼈的介紹，我們早已暗暗期待，但實際的景⾊甚⾄⽐我們想像的更為繁茂，美得不可思議。離開德欽，我們先坐汽⾞、又⾛⼀段⼩路來到⼩⼩的⾬崩村。以那裡為起點，我們開始了艱苦的攀爬，在古⽼的硬⽊樹叢間上升下降；⼩⼼地摸索
132.狹窄的斷⼜，下⽅就是令⼈暈眩的千尺深淵；⾛過⾼⼭草甸，少數遲來的⿓膽花仍開著花；沿著流往湄公河的⾬崩河穿過⼀個個村莊，⽯灰粉刷的房⼦簇擁著，穀物在屋頂鋪開曬乾。因為是⼗⽉份，這個地區壯觀的野花只有少數開放，但⾬季早已過去，留下清澈⾼遠的天空，梅⾥⼭脈的⾼峰矗⽴其間，鮮明得突兀，幾乎不真實。看著這⽚景象——⼭峰、瀑布和⼭⾕——不難理解當地⼈（多數是藏傳佛教徒）為何視之為聖地。我特別記得林線以上⼀道瀑布下的陡坡。我們歇下來吃午飯，吃速⾷麵，還有納西族的傳統麵包「粑粑」。溫蒂和我在圓⽯堆裡坐定，瀑布在⾝後；我們驚異地看著⼭間的陽光在⼀群喜⾺拉雅雪鴿飄渺的⽩翅上閃亮。鮑勃．莫斯利解釋說，我們住了兩晚的⾬崩村位於⼀個基於宗教的複雜分區系統裡，由村民維護，附近的寺廟領袖⽀持。我並不驚訝。我整天都看到禱告的旗⼦在陡峭⾼地的微⾵中飄動。在⾬崩村，有些地⽅對⼀切營⽣開放，包括林業和打獵。在另⼀些地⽅，打獵是禁⽌的，但允許放牧犛⽜、採摘草藥和蘑菇。⼈們相信有些區域是神靈的居所，禁⽌⼈類踏⾜，違反禁令將遭受強制的懲罰。受過西⽅訓練的環保計劃者（甚⾄⼤多數中國的⾃然科學家），原本想不到把這種神聖的分區系統納⼊梅⾥保護區的設計之中。所幸鮑勃．莫斯利協助我們辨認和劃分了這個無形的世界。若團隊配合這個數百年歷史的系統進⾏⼯作，保護這個地區⽣物多樣性的機會就⼤得多了。這事也很明⽩地提醒我，成功的保護固然需要在⾼層建⽴關係，但同樣也要在基層艱苦⼯作，花時間理解當地⼈的需求。有時中國的動作極快，有時候變化的節奏則慢得要命。耐⼼（我從來沒多少）、堅韌和⼀點點機靈會獲得回報。中國的環保不會有簡單快速的靈藥。這個國家⼈⼜眾多，尚存的⾃然區域有限，根本不可能撥留⼤⽚國⼟進⾏嚴格保護。中國的陸地⾯積和美國相當，耕地⾯積⽐美國少近三分之⼀，要養活的⼈⼜⽐美國的四倍還多。⽽且，就像任何國家⼀樣，許許
133.多多的利益相關者對⼟地提出相互競爭的主張。原住居民想維持傳統⽣活⽅式，當地官員渴望出售⼟地刺激收⼊增⾧，能源廠商想在天然的峽⾕上建壩滿⾜飆升的電⼒需求，採礦業急於開發豐富的礦產資源……等等。發展和保護的⽭盾，在這個資源豐富的地區特別突出。雖已建起許多⽔壩和礦井，但還有更多建設的提議。⼤⾃然保護協會⼀直致⼒於協助減少⽣態損壞，例如，引進專家為⽔壩的選址和施⼯提供諮詢。有時候，協會則跟其他中外保護組織共同起⽽反對，⽐如近期在薩爾溫河上游建設⼀連串⼗三個⼤壩的⽅案。中國政府也值得稱道。⼤⾃然協會的實踐表明，中國政府對新觀念持開放態度，願意進⾏實驗，⼀邊為前所未有的環保挑戰尋找對策，⼀邊平衡⾃然和⼈的需求。如果雲南的試點國家公園成功了，其他省份就會採納這個概念。到那時，在保護其受到威脅的⾃然和⽂化遺產⼀事上，中國也就前進了許多。
134.Chapter 9 ⼀⾏兩制 One Bank, Two Systems 死寂的深夜，我們租來的私⼈⾶機正在太平洋上空⾶往中國。⾶⾏員⾛出駕駛艙，告訴我公司有急電。半個⼩時前，我們剛從堪察加半島起⾶。⾶機在半島加油，我也跟助⼿朱莉．⾙克特（Julie Becht）報備過。這麼快她又來電話，我很吃驚。邁克．伊雲斯和我是去⾹港參加⼀個為時兩天的會議。會議將在當天早晨開幕，對⽅是中國龐⼤的國家電⼒公司的總經理。按這家公司的計劃，負責在全國傳輸分配電⼒的電網將獨⽴為⼦公司，我們希望獲得⼀點⽣意。然後我們要去北京參加清華⼤學經管學院國際顧問委員會會議，還要和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川共進早餐。⾼盛正在為「中國銀⾏」的⾹港資產重組做著緊張的準備，資產總額達數⼗億美元，事關⾸次中國銀⾏的國際IPO。IPO計劃於⼆○○⼆年⼆⽉進⾏，剩下不到五個⽉的時間了；朱鎔基總理計劃重組鬆垮的銀⾏業，這次IPO要有⽰範的作⽤。周⼩川是⾦融改⾰背後的軍師，我渴望與他商討重組的事宜。我呼叫朱莉，她把電話轉接給⾼盛幕僚⾧約翰．羅傑斯。我們剛剛通上話，會議啊、交易啊那些思緒就⼀下⼦拋在了腦後。「漢克，」他說，「⼀架⾶機撞進了世貿⼤樓。」約翰總是那麼冷靜精確。他說他不知道這是個意外，還是代表著更糟的事情。但就在我們還通話時，我聽到背景裡傳來⼀⽚驚叫。後來我得知，喊叫聲來⾃布羅德街⼋⼗五號⾼盛總部⼆⼗⼆樓的員⼯。總部北邊隔幾個街區就是世貿⼤樓，他們透過窗⼾看⾒第⼆架⾶機撞進了世貿雙塔的另外⼀座樓塔。⼀九九四年進⼊⾼盛之前，約翰曾在政府⼯作了⼗幾年。他說：「現在絕對不可能是意外了。」
135.我向邁克⽰意。「告訴⾶⾏員返航。我們要回去。⾺上。」⾶機劃了⼀道⾧⾧的弧線，開始往東⾶，但⼀會兒又折返回來。我⽴即問怎麼回事，結果得知美國領空已經關閉，只對軍機開放。我們意識到問題已變得多麼嚴重。別無所擇，只好繼續⾶往⾹港。接下來的幾⼩時如此漫⾧。我們聯繫家⼈——都安全——每隔幾分鐘我就打電話詢問情況，當然，消息越來越糟糕。我們得知，雙塔倒塌了，五⾓⼤廈遭到攻擊，有⼀架⾶機在賓州尚克斯維爾（Shanksville）墜毀，死亡⼈數和破壞程度越來越⾼。所幸我們瞭解到⾼盛無⼈受傷，但後來我們悲傷地得知不少⾼盛員⼯失去了家⼈。這很不真實：浮在⾼空，⼩型私⼈⾶機過濾了的嗡嗡聲靜靜地響著，只有⾶⾏員、邁克．伊雲斯和我，腦⼦裡滿是疑問，卻沒有答案，似乎做不了任何有⽤的事，反覆打電話到辦公室只為再問⼀件忘記問的事，同時卻⼀路⾶駛，遠離我想盡快返回的地⽅。我們早上七點在⾹港降落，決定直接去會場。我希望表現出堅定的決⼼。我也希望以⾝作則。我不希望任何⼈認為這些攻擊能阻⽌我們。坐在⾞裡，我開始起草⼀封發給全公司的語⾳郵件，寬慰世界各地的兩萬三千名員⼯。我知道，他們擔⼼家⼈和朋友，也擔⼼⾼盛和其他紐約公司的同事。我⾒的第⼀個⼈是⾼嚴。他是國家電⼒公司的CEO，李鵬的⼈⾺。我們⼀起在⾹港半島酒店頂層的⾼級餐廳Felix吃早餐。我無法相信，他竟顯得對美國發⽣慘劇的新聞如此冷漠。我提起這次攻擊，因震驚和悲痛⽽顫抖著，他卻⼀句話也沒說。我是指，連⼀個字也沒說。他⼀邊享⽤豐盛的早餐，⼀邊要餐廳循環播放他⼼愛的⼀⾸歌，似乎那是他真正關⼼的事情。我好幾次告請離開，去打電話給約翰．羅傑斯瞭解最新情況。約翰還在辦公室，直到我回紐約，他都在那裡過夜。我真希望會議趕快結束，擺
136.脫這個只顧⾃⼰的傲慢傢伙。結果，剛過了⼀年⾼嚴就曝出了⼗億美元的腐敗醜聞，逃離了中國。⾄今他仍是個逃犯。所幸，在我遇到的中國領導⼈和企業家之中，⾼嚴的態度絕無僅有。還有⼈打電話給我，向我表達慰問，以及對美國、美國⼈和市場的關切。在這之前或在此之後，我從未⾒過中國的⾼級官員表現得像⾼嚴這樣粗魯無禮、⿇⽊不仁。邁克和我趕回⾼盛⾹港辦公室。⾼盛沒有⼈傷亡，這讓我放⼼了，但我擔⼼那天的恐怖事件嚇壞了我們的⼈，引起情緒崩潰。許多⼈⾮常擔憂在紐約⼯作的朋友和親戚。我申明⾼盛把他們的⼈⾝安全放在第⼀位，也儘量⿎勵每⼀個⼈往前看，把精⼒集中到正⾯的事情上，聯繫家⼈安慰朋友。午飯時，邁克和我⾒了⾹港特別⾏政區財政司司⾧梁錦松（Antony Leung），然後又⾒了李嘉誠和⾹港特⾸董建華。他們都透過電視關注事件，感到震驚⽽悲傷——⼤概也有點嚇著了，就像我們⼀樣。世界正在我們眼前改變，沒有⼈能真正想像接下來會發⽣什麼事。我暫時擱置了去北京的計劃，與約翰．羅傑斯和我辦公室的⼈⼀起想辦法早點回家。同時我向全體⾼盛員⼯發了⼀封語⾳郵件，請他們安⼼：我過幾個⼩時就動⾝返回，「我們作為⼀個團隊，⼀家公司，要向前進，我們是堅強的，也是危機時刻的⼀⽀穩定⼒量。」我們屬第⼀批獲准⾶回美國的海外旅⾏者，因為我領導的是美國舉⾜輕重的⼀家投資銀⾏，政府最⾼層認為，重啟攻擊後關閉的美國資本市場具有關鍵意義。九⽉⼗四⽇星期五，邁克．伊雲斯和我在⾹港登上了⼀架奈特捷（NetJets）的⾶機。⾶機在⼤阪停靠加油時，我錄了另⼀封語⾳郵件，敦促所有⼈返回曼哈頓下城上班；我簡單地說，「我們要回到正常的業務⼯作中去。」我清晰地記得，我們⾶過阿拉斯加，然後⾶越美國的領空，兩側各有
137.⼀架美國空軍F–16戰⾾機護航。我們降落在紐約的⽩原市（White Plains），我的司機阿列克斯．諾雷丁（Alex Noreddin）來接機。他問我要不要回曼哈頓上西區的公寓。「不，」我說，「直接去公司。」那是個陰天，飄散著⼩⾬，我們在空蕩的道路上疾駛，上了羅斯福路。我們在運河街搬開路障，進⼊了爆炸點⼀帶的封鎖區。我⼀直努⼒地做⼼理準備，但眼前的景象還是讓我震驚：遍地殘骸，漫天灰塵，街上空落落的，只有救護⾞、警⾞、國民衛隊和可怕的燃燒氣味。隨後的幾天⾮同尋常。美國債券市場於週四重新開放，⾼盛⼤部分員⼯都回到辦公室，與⽇夜⼯作的營運和技術團隊匯合。我們花了很⼤⼒氣才把⼈弄進來。在⾼盛危機管理團隊的組織下，渡船從紐澤西開來，巴⼠由警察護送穿過警戒線，油⾞為後備發電機加燃料。我們還有另⼀個團隊，與紐約證交所⼀起連班⼯作，為紐約證交所週⼀重新開業做準備。我和其他華爾街投資銀⾏的負責⼈在交易所共同⾒證了敲鐘儀式，然後拔腿跑回⾼盛交易廳，出席華特．迪⼠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的⼤宗股票買賣交易。正如我預計的，那⼀天市場表現糟糕，投資者積壓的恐懼釋放後演變為⼀次拋售，道瓊斯⼯業平均指數暴跌超過七％，即六⼋四．⼋⼀點（仍只是歷史上第三⼤點數跌幅）。雖然股指動盪不安，但我並未過分擔⼼。我對美國有信⼼，對美國經濟和⾦融系統的韌性有信⼼。我知道我們會反彈的。看到市場運⾏平穩，看到我們的員⼯努⼒克服那些可怕⽇⼦帶來的驚嚇和悲痛，我鬆了⼜氣。我們⾼盛的團隊，其實還有其他華爾街的所有同⾏，都在不可思議的艱苦條件下奮⼒⼯作，我為他們感到驕傲。我明⽩了，無論彼此的競爭多麼激烈，更基礎和重要的事物把我們團結在⼀起 ——這就是對祖國的熱愛，還有⼀種共同享有的、強⼤普遍的⼈道主義精神，使得我們全都決⼼證明，恐怖主義分⼦不會擊敗我們，也不會削弱我
138.們的堅定意志。那天我打了許多電話，打給⾼盛在世界各地的合夥⼈和客⼾。第⼆天早晨，我打電話給周⼩川和王岐⼭。王岐⼭已從廣東調到國務院經濟體制改⾰辦公室當主任，那個機構是中國政府全⾯經濟改⾰的神經中樞。我想要他們直接從我這裡聽到：美國和⾼盛沒有被嚇倒。他們、朱鎔基總理和全中國都可以放⼼：我們的⼯作不會有⼀點兒停滯。他們的改⾰計劃仍在軌道上——⾄少涉及⾼盛的那部分如此。 ★ ⽑澤東時代的中國不太需要商業銀⾏。財政部把資⾦輸⼊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把利潤上交給財政部，形成⼀個單調的閉環（closed loop）。城市⼯⼈屬國企，國企直接滿⾜⼯⼈的基本需求。農村的農民勉強度⽇，沒什麼錢，或者沒有錢。家庭儲蓄僅為GDP的六％，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過低了。如今這個⽐例是五○％（美國的家庭儲蓄為GDP的五％）。有⼀個機構主宰了⾦融舞台——巨⼤的、全功能的中國⼈民銀⾏。央⾏既是中央銀⾏，管理貨幣供應，設定利率，監管國家的外匯持有；央⾏也是商業銀⾏，發放幾乎中國所有的貸款，擁有全部存款的五分之四。也有幾家其他⾦融機構，它們是前共產黨時期經濟的殘餘，⼀九四九年後併⼊了財政部和中國⼈民銀⾏。中國銀⾏創建於⼀九⼀⼆年，直到⼀九⼆⼋年都是南京臨時政府或北洋政府的中央銀⾏，後來成了中國⼈民銀⾏的外匯交易部⾨。中國農業銀⾏成⽴於⼀九五⼀年，意在為農村項⽬提供資⾦，其後三⼗年的⼤部分時候隸屬於中國⼈民銀⾏。⼀九五四年財政部成⽴了中國⼈民建設銀⾏，為基礎設施和⼯程建設項⽬籌資。為了從指令控制型經濟轉型為更加市場導向的經濟，需要商業銀⾏，最終需要資本市場。銀⾏先來。銀⾏在⾼效分配資本⽅⾯的作⽤很關鍵。
139.銀⾏貸款給企業和個⼈，幫助存款⼈保護和增值儲蓄，還主持⽇常交易 ——如開信⽤證、提供貿易融資、提供存款箱和資⾦轉帳服務——這些事情⼤多數⼈不太想得到，卻是商業⾞輪的潤滑劑。⼀九七⼋年改⾰開放啟動後，中國的領導⼈著⼿建⽴⼀系列銀⾏。它們要互相競爭，提供範圍廣泛的所需服務。中國銀⾏和中國農業銀⾏從央⾏脫離出來，成為獨⽴經營的商業銀⾏，直屬國務院。⼀九七九年⼗⽉，中國⼈民建設銀⾏脫離了財政部（後來更名為中國建設銀⾏）。⼀九⼋四年國務院施⾏⼀系列改⾰措施，旨在使央⾏變得更像傳統的中央銀⾏。央⾏的商業功能轉移給新創建的中國⼯商銀⾏，⼯⾏⽴即成為中國最⼤的銀⾏，擁有超過兩萬個分⾏或辦事處，貸款佔全部銀⾏貸款的近⼀半。其思路是這樣的：國有企業的⾏為溢出國家經濟計劃時，新創⽴的四⼤商業銀⾏——中國農業銀⾏、中國銀⾏、中國⼯商銀⾏和中國⼈民建設銀⾏——將為它們提供融資。各銀⾏將逐漸對發放的貸款和借貸的公司執⾏更嚴格的制度。後來發現這個思路有缺陷。銀⾏是創建了，制度卻沒有。⼀九⼋四年的⾦融改⾰減少了決策的中⼼化程度，賦予地⽅分⾏經理更多⾃主權，但在經營營利企業⽅⾯，那些經理沒受過什麼訓練，也沒有經驗。⽽且那些經理還得聽命於當地政府和黨的領導，領導則不計代價地為了經濟增⾧拼命融資：他們的政治命運——還有個⼈福利——都取決於此。四⼤銀⾏快速增⾧。猛增的創業活動給家庭帶來越來越多的財富，銀⾏迅速吸收家庭存款，放貸給國有企業。這種做法推動經濟急速增⾧，也加劇了⽇益惡化的通貨膨脹。⼀九⼋九年天安⾨抗議背後的社會不安，部分即來⾃通貨膨脹。亢奮的擴張最終將帶來堆積成⼭的呆帳。在這個過程中，為了逐漸引⼊更激烈的競爭，出現了⼗多家中等規模的合股銀⾏。它們要嘛是新創建的，要嘛是重新組建的⾰命前機構，如上海的交通銀⾏。⼀九九五年，國務院批准建⽴另⼀類新的銀⾏，即市政府
140.所有的、所謂「城市商業銀⾏」。不過，銀⾏系統的⼒量仍集中在四⼤銀⾏。在遏制通貨膨脹、引⼊財稅新政的同時，朱鎔基著⼿重組銀⾏體系。他的⽬標包括，停⽌地⽅政府對銀⾏貸款決策的⼲預，改⾰部⾨功能重叠和衝突的中央銀⾏。這樣的事情頻繁發⽣：中國⼈民銀⾏去中⼼化後，其各省⾏在壓⼒之下，要為四⼤銀⾏當地分⾏的損失買單。（結果政府採取措施，把權⼒從地⽅分⾏轉回北京總部，⼀部新的中央銀⾏法改造並增強了中國⼈民銀⾏的地位。北京把央⾏的三⼗⼀個省⾏改為九個地區分⾏，⾏⾧由央⾏⽽⾮當地政府任命。）政府還成⽴了三家新銀⾏——國家開發銀⾏、中國進出⼜銀⾏和中國農業發展銀⾏。它們要為政府項⽬提供資⾦：道路、橋樑、電廠等等。這樣的政策借貸通常有較⾼的違約率。在中國⼈民建設銀⾏、中國銀⾏和中國農業銀⾏先前的貸款中，政策貸款佔了三分之⼀或更多，現在這幾家銀⾏轉⽽專注商業貸款。這些措施的意圖很好，但有些未⾒成效。新的政策銀⾏很快也想做商業貸款；要求⼤商業銀⾏⽀援困難⾏業的壓⼒繼續存在，⾃然就導致糟糕的貸款決策。絕⼤多數貸款放給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國企則越來越多地⽤貸款⽀付營運費⽤；中國的私有企業充滿活⼒，剛剛起步，渴望貸款卻求之不得。此外，這些改⾰措施是想改善未來的信貸決策，卻未針對銀⾏帳本裡已然惡化的問題。這些存量問題很快就迫在眉睫了。國企⾃由地借貸、⼤出⾎般地虧損，積累了鉅額債務，拖垮了銀⾏。經濟增⾧的秩序、中國在國際市場的地位，都⾯臨著威脅。到⼀九九七年，根據政府估計，四⼤銀⾏的不良貸款⽐例達到駭⼈的⼆五。後來發現，甚⾄這個數字都⼤⼤低估了：政府開始使⽤更嚴格的貸款分類法後，壞帳的⽐例接近全部貸款的五 ○％。
141.亞洲⾦融危機使這個問題無處藏⾝。伴隨著投機地產借貸的坍塌、銀⾏的普遍失效和對國際投資者恐慌撤資的恐懼，出⼜疲弱和貨幣暴跌這兩件事在這個地區的國家可怕地同時發⽣。鑒於中國各銀⾏的虛弱，許多⼈懷疑中國也會發⽣問題。危機引起的衰退打擊了中國，GDP和出⼜增⾧明顯下滑，但中國領導⼈決⼼牢牢挺住。朱鎔基拒絕貶值⼈民幣。若貶值，中國的出⼜將更具競爭⼒，但會在這個地區引起以鄰為壑的競相貶值。他採⽤的措施則是，⽤⼀個巨⼤的基礎設施投資項⽬刺激經濟，並著⼿改⾰銀⾏體系。⼀九九⼋年，政府向四⼤銀⾏注⼊兩千七百億元（約三百⼆⼗五億美元），超過GDP的三％，將其資本⽔平提⾼到資產的⼋％——國際標準的最低要求。但壞帳仍然威脅著銀⾏系統，問題太⼤，簡單的財政措施無法解決。不良貸款的總額遠遠超過政府的年收⼊，也遠遠超過中國的外匯儲備（⼀千四百五⼗億美元）。⾼盛的銀⾏家們——其中⼀⼈是柯瑞根（Edward Gerald Corrigan），曾任紐約聯邦儲備銀⾏總裁，⾼盛⾵險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也是⾼盛全球協商與管理委員會的聯合主席——開始和政府商議各種⽅案。他們定期⾶往北京，與政府和銀⾏領導分享經驗和意⾒。⼀位銀⾏領導⼈是周⼩川。朱鎔基派給他⼀個任務，即由他領頭，為重建銀⾏體系設計⼀個試點項⽬。總理想要⼀個系統⽅案，處理不良貸款和資本的問題，以及銀⾏業的公司治理問題。在⾼盛的協助下，政府研究了各種國際模式，如瑞典的壞帳重整、中歐和東歐的銀⾏重組、美國資產重組託管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九⼋○年代對美國儲蓄和貸款危機的處理。周⼩川設計了⼀個⽅案，把壞帳從建⾏的資產負債表轉移到⼀家專⾨成⽴的資產管理公司。那家公司將努⼒回收不良貸款，⽅法是出售資產、債轉股、重組違約企業，以及其他貸款重組的⼿段。⼀九九九年⼗⽉，四⼤銀⾏的其他三家也成⽴了各⾃的資產管理公司。到⼆○○○年末，四家資
142.產管理公司收購的貸款超過了四⼤銀⾏貸款總額的五分之⼀，即⼀千七百億美元，數額之⼤相當於中國⼀九九九年GDP的⼀五．五％。這個措施減少了銀⾏資產負債表上的不良貸款，不過問題並未消除。處理這麼巨⼤的數額，需要奇妙的⾦融⼿法。為了⽀付⼀九九⼋年資本結構調整所需的三百⼆⼗五億美元，政府⽤了權宜之計，讓央⾏降低⼤銀⾏的準備⾦標準，釋放出資⾦，銀⾏便可購買財政部發⾏的債券。財政部再把資⾦注回銀⾏作為資本。在處理不良貸款問題時，⽤了⼀個類似的循環。資產管理公司以股本的形式獲得財政部的資⾦。他們購買壞帳的錢或借⾃央⾏，或是靠發⾏低利率債券，買家正是對應的銀⾏。這個⽅案最後成功了。⽅案雖有缺陷，卻頗富靈感。資產管理公司以票⾯價值購買壞帳，但絲毫沒有照價回收的機會。多數貸款糟糕透了，貸款回收率最後接近⼆○％，預⽰了資產管理公司的巨⼤損失。資產管理公司有權進⾏債權置換，獲得債務⼈的股權，但在政治⼈脈豐富的國有企業裡，資產管理公司的影響⼒不⾜以迫使企業改變經營⽅式。不過，關鍵是資產管理公司⾄少能堅持⼗年，這樣中國⼈就獲得了時間，把⾦融核算推遲到他們更有能⼒承受的時候。 ★ 周⼩川是銀⾏重組的設計師。他在改⾰第⼀線⼯作已經⼆⼗年，⼆○○ ⼆年成為中國央⾏的⾏⾧，如今依然在位。我認識周⼩川是在⼀九九⼋年初，當時他剛剛接掌中國建設銀⾏。就中國⽯油IPO的話題，我們談得很有興致。⾼盛正在競爭這個項⽬，希望與中⾦公司共同領銜這次IPO。中⾦是建⾏和摩根⼠丹利合資的投資銀⾏。周⼩川⾝⾧⽽優雅，多才多藝：英語流利，⼀九⼋○年代學會打⼀⼿好網球，熱愛西⽅古典⾳樂、歌劇和百⽼匯⾳樂劇，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的協助下編寫了⼀本西⽅⾳樂指
143.南。周⼩川是⼀位敏銳的思考者，⼈脈特別豐富——這在中國總是個巨⼤的優勢。⾰命成功後，他⽗親做了第⼀機械⼯業部的⾼官，是江澤民的早期導師之⼀；這位未來的共產黨領導⼈，當時是那個部裡的年輕官員。⼀九五○年代，周⼩川的⽗母都去蘇聯學習過。他們都是中央計劃的制定者（他母親是化⼯部的官員），但逐漸產⽣了深深的懷疑：中央計劃制定者是否有能⼒有效管理如此龐雜的經濟體？研究⽣時期，周⼩川⽤數學模型剖析指令控制型經濟遇到的實際挑戰，研究什麼樣的訊息能夠被收集起來，並正確地報告給國家計劃委員會，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資源分配，分析⾃上⽽下的計劃經濟裡的激勵機制（或激勵機制的缺乏）。⽂⾰時，周⼩川本⼈、他的⽗母與他的三個同胞兄妹散落在中國各地，去了不同的偏遠地區。周⼩川在東北⿊⿓江省當了四年農民，那裡的嚴酷冬天從⼗⽉持續到五⽉。他有時間閱讀，發掘⾃⼰對⾳樂的熱愛，收集的唱⽚疊起來⾼達五英尺。他曾對我說：「⽂⾰時他們不讓聽古典⾳樂，但在農村沒⼈管！」最重要的是，他把那段下鄉的寒冷⽇⼦⽤於反思，思考中國的正誤和改善⼈民⽣活的辦法。⼀九⼋○年代初期的北京，是⼀個熱烈的實驗場。周⼩川在清華⼤學攻讀⾃動化系統⼯程博⼠學位，成為⼀群新湧現的活躍年輕改⾰者中的⼀員（他的同齡⼈王岐⼭也在其中）。王岐⼭關注農村改⾰，周⼩川則研究物價、貿易和外匯問題。他與當時的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鎔基⼀起，為這些領域的全⾯改⾰設計⽅案。拿到博⼠學位後，周⼩川於⼀九⼋六年進⼊中國經濟體制改⾰研究所擔任副所⾧，同年又成為國家經濟體制改⾰委員會委員。⼀九⼋⼋年，⼀群學者和海歸⼈⼠試圖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王岐⼭和周⼩川都參與其中。⼀九九⼀年，周⼩川成為中國銀⾏副⾏⾧。⼀九九三年朱鎔基直接掌管央⾏後，周⼩川在銀⾏業改⾰中的作⽤越來越明顯。他與⼈合寫了⼀篇
144.論⽂，建議分離商業貸款和政策貸款，隨後在⼀九九五年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的外匯管理機構）局⾧，第⼆年進⼊中國⼈民銀⾏擔任副⾏⾧。此時央⾏正在改造為⼀個管理更嚴格的機構，樣板是聯準會。⼀九九⼋年，朱鎔基派王岐⼭去收拾廣東的⾦融爛攤⼦，周⼩川接替了建⾏⾏⾧之位。這個調整讓周⼩川能直接實施他協助設計的改⾰⽅案，因為在⼀九九○年代後期中國的⼤型重組和IPO項⽬中，建⾏下屬的投資銀⾏中⾦公司將擔任⾸席承銷商或聯合⾸席承銷商。建⾏整理了與摩根⼠丹利的關係，總理之⼦朱雲來也進⼊了中⾦公司管理委員會。周⼩川進⽽研究更廣泛的改⾰課題。⼀九九九年，周⼩川在朱鎔基的授意下寫了⼀篇論⽂，勾勒了全⾯銀⾏改⾰的⾧期計劃，詳細闡述了銀⾏如何重組——提升會計和IT技術能⼒、提⾼透明度以改善管理和信貸⽔平 ——然後如何建設為股份公司並為IPO做準備。為了成功出售股份，銀⾏需要向潛在的投資者表明，遺留的貸款問題已經解決，預防問題重現的機制已經到位。起初，周⼩川建議把政府的持股⽐例降低到三○％，既能保持控制又能籌到充⾜資本；但總理告訴他，這樣的⽅案在其他⾼級領導⼈那裡永遠無法通過。於是論⽂建議政府繼續控股。在朱鎔基的⽀持下，周⼩川的論⽂於⼆○○○年發表在《⼈民⽇報》上；同年，他調往中國證監會擔任主席。 ★ 中國銀⾏（⾹港）被挑中當朱鎔基⽅案的⼩⽩⿏。⼈們認為，⽐起⼤陸的銀⾏，這家銀⾏的狀況更好，經營得也更好。畢竟，它已經在成熟的⾹港市場，與匯豐控股公司（HSBC Holdings）和渣打銀⾏這樣的⼤型國際公司競爭了數⼗年；並且它在⾹港受到⾹港⾦融管理局的監管。⽐起中
145.國⼈民銀⾏，⾹港這個監管機構當時更為嚴格也更有聲望。由於這些因素，中國銀⾏（⾹港）對國際投資者最有吸引⼒，「共產黨機構」的包袱最輕。中國銀⾏（⾹港）的狀況⽐⼤陸銀⾏更好，但這話還得細說。⾸先，它不是⼀個單獨的機構，⽽是⼀⼤堆銀⾏的集合，⼤約有⼗多家：包括中國銀⾏⾃⼰的⾹港分⾏（有⼋⼗四年的歷史）、中華⼈民共和國政府掌權後，國有化的七家⼤陸銀⾏的⾹港分⾏、還有中央政府在⾹港建⽴的另外兩家銀⾏。⼀九⼋○年代，中國銀⾏要它們合起來加⼊⼀家新的中國銀⾏⾹港集團，但只建⽴了共同的ATM網絡和某些共享的軟體，其餘⼤部分只是擺擺樣⼦。集團擁有共同的總部，即⾙⾀銘（I. M. Pei）設計的絕妙的海濱⼤樓，但各銀⾏獨⽴營運，有⾃⼰的品牌、後勤部⾨和資訊技術系統。它們的帳本並未整合。集團沒有財務⾧或⾵險⾧。總⽽⾔之，在現代銀⾏裡這⼀系列缺陷是少有的。 2002年7⽉在萬⾥⾧城上慶祝中國銀⾏（⾹港）IPO 閉幕。⾼盛的特雷西．沃森克羅夫特（Tracy Wolstencroft）和徐⼦望，與中國銀⾏的劉明康在⼀旁。不出意料，集團的業績不怎麼樣。⼆○○⼀年的備考盈利為三．五五億美元，相對於九百⼋⼗億美元的資產實在微薄。問題貸款和⼤陸銀⾏相⽐不算多，但按⾹港的標準依然不少。⼆○○○年末，不良貸款率為⼀○．⼀九％，當地競爭對⼿恒⽣銀⾏則是三．三％。⼀九九○年代的⼤部分時候，中國銀⾏由王雪冰掌管。每個⼈都叫他
146.HP，HP來⾃「雪冰」的粵語發⾳。他畢業於北京外貿學院，曾在中國銀⾏的倫敦和紐約分⾏⼯作。他在紐約分⾏當交易員，⼀九⼋⼋年成為分⾏總經理，⼀九九三年回到北京任中國銀⾏⾏⾧。我第⼀次⾒到他是在⼀九九六年冬天。他中等個⼦，戴著顯眼的墨鏡，笑容燦爛、性喜熱鬧、英語出⾊，外國銀⾏家挺喜歡他。他最近求助於我們的⽼朋友——中⾦公司的⽅⾵雷；⽅⾵雷又來求助我們。⼀九九九年⼗⽉的⼀個星期六，按照⽅⾵雷的安排，徐⼦望和特雷西．沃森克羅夫特（Tracy Wolstencroft）去北京昆侖飯店⾒⽅⾵雷。徐⼦望是⾼盛的⾸席中國銀⾏家，特雷西是⾼盛亞洲⾦融機構部主管和⽇本銀⾏部的聯合主管。他們到了約定地點，吃驚地發現⾃⼰被引⼊蒸汽浴室。⽅⾵雷在那裡等他們，圍著⽩⽑⼱，頭上蓋著冷橙洗臉⼱。浴室裡沒有其他客⼈，⽅⾵雷的兩個⼈守住了⼊⼜。⽅⾵雷選這麼個會⾯地點，以便極為機密地談⼀個具體的銀⾏改⾰⽅案。他以中國銀⾏為重點，勾勒了「⼀⾏兩制」的戰略——這是參照鄧⼩平收回⾹港時提出的「⼀國兩制」。他介紹了⼀個⽅案：創建兩個分離的法⼈實體，⼀個在中國⼤陸、⼀個是國際資產，兩者都隸屬同⼀個控股母公司，這個母公司兩者兼顧。⼀直到那年聖誕節，特雷西和⽅⾵雷經過反復商討，制定了⼀個重組中國銀⾏（⾹港）的⽅案；⼀⽉，王雪冰和我及⾼盛團隊在午飯桌上討論了⽅案的細節。⽅案的想法是清理壞帳，把所有權從國家擴展為多個股東，然後透過公開募股籌措資本；實現⽅法逐漸有⼀些調整，但這個⽅案是中國銀⾏（⾹港）募股的基礎，也是四⼤國有銀⾏未來重組並進⾏IPO 的藍圖。不過，HP並未⼀直監督到這個⽅案最後實現。那次午飯後不久，他調往建⾏取代周⼩川，周⼩川則去了中國證監會。這是中國體制裡常⾒的那種看不懂的領導輪換。HP的接替者是劉明康，中國光⼤集團（⼀家⾹港紅籌集團）董事⾧，曾任中國⼈民銀⾏副⾏⾧。
147.朱鎔基知道，成功的關鍵是合適的⼈管合適的事。我們的結論是，中⽅預⾒到劉明康是推進中國銀⾏IPO⼯作的合適⼈選，並且，鑒於⾼盛過去在其他⼤項⽬上的成果，希望由他和⾼盛共同⼯作。到了五⽉，我們已簽訂了合作備忘錄。我習慣叫劉明康的西化暱稱 LMK。劉明康說他欣賞我們的團隊，欣賞其「知識、技能和經驗」。有益的是，我們在⼀九九⼋年粵海重組的⼯作中，與劉管理團隊的成員建⽴了信任。他們的銀⾏與粵海公司牽涉頗多，他們欣賞我們透明專業的重組⼯作。我們曾在中⽯油IPO時扛住了市場和政治的壓⼒，他們對此也評價頗⾼。⼆○○○年⼗⽉，我⾒了劉明康。他證實，國務院決定採⽤兩個階段的策略，中國銀⾏（⾹港）先上市，隨後相應的⼤陸銀⾏適時上市。約翰．桑頓與劉明康簽訂了⼀份技術轉讓協議，⾼盛將依照最好的專業標準，協助培訓中國銀⾏的管理⼈員。⼆○○⼀年⼀⽉⼆⽇，約翰和我們的銀⾏團隊正式為IPO提出投標，此時我們已經勝券在握了。⾼盛、瑞⼠的瑞銀集團和中國銀⾏旗下的投資銀⾏，成為主承銷商。重組中國銀⾏（⾹港）是個巨⼤的任務，特別是按朱鎔基起初設定的時間表：⼆○○⼀年第四季度上市。儘管我們已經做了不少初期⼯作，但在許多⽅⾯仍是從零開始，⾄少在銀⾏⾼層是如此。特雷西．沃森克羅夫特參加了授權發布後的⾸次董事會，向董事說明重組過程的步驟。有⼈問，我們認為銀⾏的定價應該是帳⾯價值的多少倍。其他承銷商的⼀位銀⾏家斷然地說「⼆．⼋倍」。這個估值很⾼，甚⾄有點鬧事，因為全世界最好的銀⾏不過是在帳⾯價值的⼆⾄三倍之間交易——帳⾯價值是公司資產減去債務和無形資產後的價值量度。劉明康問特雷西的觀點。「我們沒有想法。」特雷西直截了當地說，「接下來六個⽉的⼯作，正是要弄清楚帳⾯價值是多少。到那時候，我們才能告訴你應該是多少倍。」
148.要弄清楚帳⾯價值是多少，意味著我們得去深挖不良貸款，得看它們在多⼤程度上削弱了資本，政府願不願意接管壞帳。中國銀⾏的重組已在進⾏中了，但完成還要再花⼀年半。這段時間裡，我們⾝兼政策顧問、管理諮詢和投資銀⾏的⾓⾊，盡⼒加快變⾰的進程。⼆○○⼀年四⽉跟劉明康開會時，我明確說成功的IPO取決於徹底重組。這不僅僅是出售股份。這是建⽴⼀家好銀⾏。成功的IPO將向世界發出信號：中國的銀⾏登上了全球⾦融的舞台。但是，只有新股東買的是⼀家成功銀⾏的股份，IPO才會凱旋；只有重組中國銀⾏才有這個可能。劉明康向我保證，他理解這⼀點，他的願望和需求跟我⼀樣——⼀家好銀⾏。⼆○○⼀年的這次重組，涉及總共⼗五個附屬公司，資產總額⼀千零五⼗億美元，意味著中國銀⾏（⾹港）是僅次於匯豐銀⾏的⾹港第⼆⼤銀⾏。重組裁減了數百名員⼯，把⼤多數銀⾏放到同⼀個品牌下，整合了各銀⾏的帳本、管理和IT系統，建⽴了統⼀的貸款標準。「中國銀⾏」成了⾸家實施更嚴格貸款分類標準的中國銀⾏。各銀⾏在⼆○○⼀年⼗⽉正式合併。但那年發⽣的九⼀⼀恐怖事件，已深深震撼整個世界。 ★ 那次攻擊擾亂了全世界的市場，⽽中國政府仍在躊躇，未能最後確定不良貸款的規模，也未能決定要在不良貸款上承擔多少損失。這導致IPO 的⽇期被推遲。我們獲得授權時，募股的⽇期定在⼆○○⼀年末。此時則推遲到⼆○○⼆年⼆⽉，⽽且還會再往後。我強烈感受到時間的壓⼒，在⼗⼆⽉的⼀次北京會議上，我向劉明康強調，如果想在⼆○○⼆年上半年成功進⾏IPO，他的團隊必須加快決策過程。由於出現了⼀系列新問題，可能會進⼀步延緩募股，也考驗著我們和中國銀⾏的關係。直接的問題，是與中國銀⾏相關的欺詐腐敗案件曝光。
149.⼀⽉，劉明康的前任王雪冰在擔任競爭對⼿中國建設銀⾏⾏⾧僅⼀年後被免職，原因是他在擔任中國銀⾏紐約、洛杉磯分⾏⾏⾧任內之不法⾏為遭到指控。另外，⼆○○⼀年媒體還揭露另⼀個獨⽴事件：在九年的時間裡，僅僅在⼀家中⾏廣東省的分⾏，幾名經理偷盜了幾乎五億美元。（王雪冰後來被開除出黨，因受賄被判⼊獄⼗⼆年。）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這都是壞消息。在IPO的前夜則意味著可能出現災難。時機則使事情更加不利。⼆○○⼀年⼗⼆⽉，安隆公司會計造假曝光，製造了當時美國史上最⼤的破產案，公司崩潰。美國能源巨頭的轟然倒塌，佔據了數週的頭條，引發了對公司帳務的強化審查和對市場監管有效性的更多憂慮。（國會因此在⼆○○⼆年七⽉通過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美國市場實施更嚴格的財務治理標準。）安隆案引起了全世界投資者、公司經理⼈和政府領導⼈的注意。安隆案曝光後不久，我曾會⾒副總理溫家寶。他有望從朱鎔基⼿裡接過經濟的權杖。他問我安隆的事情，問得很全⾯；他問，怎麼會發⽣這種崩潰、對美國和全球經濟又意味著什麼。美國資本市場的事件，也影響了劉明康和他的同事。我們原本計劃在紐約和⾹港上市。現在中國⼈希望跳過紐約證交所，只在⾹港發股。此時市場提⾼了警覺，美國要求揭露更多的公司訊息，中國⼈擔⼼會延緩中國銀⾏（⾹港）的IPO，尤其是中⾏的醜事還被報導出來。我們的資本市場團隊不同意。團隊相信，在紐約證交所上市將催⽣需求，這個「⼤⾏情板」的認可將為母公司及其他中國銀⾏的上市奠定基礎。中國⼈很堅定，對我們的⽴場越來越失望。他們希望中國的⾸次銀⾏交易成功，⽽且渴望盡快推進。朱鎔基希望在他來年去職之前，銀⾏改⾰能⾛上軌道；根據新達成的⼊世協定，⼆○○六年⾦融業就將對外國競爭開放，他希望到了那個時候，中國的銀⾏已經做好了準備。我想要消除與劉明康的分歧。雖然認識他只有幾年，我認為他是個朋
150.友，與他在清華經管學院國際顧問委員會合作時也很愉快。他與許多⾼盛的銀⾏家關係密切，也很⽀持我們的⼯作。⾼盛的團隊逼著他的團隊做出成果來，對這種做法他顯得很欣賞。在他看來，這個過程也是在培訓他的⼈。劉明康本⼈也很吸引我。我能看出他的毅⼒和靈巧。許多他這⼀代的中國領導⼈都有這種特質，藉此挨過了⽂⾰，並在⽂⾰後發達。他聰明執著、品格頗⾼，很瞭解銀⾏業務，卻總是渴望學到更多。他在上海⾧⼤，⼀九六五年⾼中畢業，之後被送往江蘇省的⼀個農場幹體⼒活。在農場他偷偷⾃學英語，⽤破破爛爛的BBC教材，在漫⾧的冬⽇夜晚秘密收聽美國之⾳的特別英語節⽬。他的英語幾近完美。⼀九七九年，⼆⼗九歲的他通過了公務員考試——這次考試是要挑選沒有⼤學學位的下鄉青年直接參加⼯作，總⼈⼜五千七百萬⼈的江蘇省，只有兩個⼈通過。⼀九⼋四年，他在中國銀⾏倫敦分⾏⼯作，⾒識到柴契爾夫⼈的私有化進程。回國後，⼀九九三年他調任福建省副省⾧。隨後又在國家開發銀⾏、中國⼈民銀⾏和中國光⼤集團⼯作，權位越來越⾼。他掌管中國光⼤集團⼀年，隨後來到了中國銀⾏。按計劃，⼆○○⼆年⼆⽉我去北京貴賓樓飯店跟劉明康吃早餐。那裡離我住的地⽅很近。他⼀定肩負很⼤壓⼒，我雖然理解這⼀點，但終歸有點害怕⾒他。劉明康總是禮貌周全，但我們對於⾃⼰⽴場的堅持顯然正挑戰他的極限。他畢竟是⼀位忠誠的黨員、⼀位⾼效的官僚，為了那位要求苛刻的政府領導⼈，他需要讓這筆交易如期完成。我和特雷西．沃森克羅夫特上了⾞。⾞程很短。特雷西是⿇數⼈，個⼦很⾼，⼈際交往能⼒極強。他為我總結道：無論⼭⾼⽔深，劉明康都要完成這次IPO。我們要嘛靈活點，要嘛就可能被炒掉。我有時間琢磨整件事，因為北京擁堵的交通使得原本⼗五分鐘的⾞程翻了⼀倍。我越想就看得越明⽩，也看得越簡單。我們實際上是在說，
151.「這是我們以前的成事⽅式；以前成功了，所以應該繼續那麼做。」我思忖，我們只是固執呢，還是（⽤邁克．伊雲斯後來的話說）「刁難」呢。畢竟，我們都爭辯得臉紅⽿⾚了，劉明康卻完全接受不了。他的當務之急是時間。是的，他希望交易能做得出⾊，但他等不了，在⾹港上市會容易⼀些。若推遲，影響的不只是中國銀⾏，⽽是整個銀⾏業的改⾰。我忽然明⽩了，這是個不顧客⼾真正需求的典型例⼦。我轉向特雷西說，「特雷西，你和我等⼀下只好忘掉資本市場部的同事了。我們要去對劉明康說：『好，我們能夠按時完成，你們不必到美國上市。』」我做出這個突然決定是出於本能——也出於良好的判斷。對邁克．伊雲斯，還有他在資本市場部的⼈，我的信任重逾千⽄。我知道他們總有辦法完成交易。我可不幼稚。我們可以⽴場堅定，堅持要在紐約上市，我確信劉明康會表現得極為紳⼠和體諒，然後就出⾨另外找⼀家銀⾏取代我們。「我同意，」特雷西說，「但紐約會不會認為我們在⼀個原則問題上低頭了？」我告訴特雷西，如果原則的意思是反對不道德或違法的事情，反對不利於投資者或不適合客⼾的事情，那麼我永遠堅持原則。但這裡的情況不是這樣。我們必須判斷：中國⼈會把這個交易做成功嗎？這是⼀家基本上乾淨的公司嗎？他們是⼀些可信賴的⼈嗎？我的結論是，這幾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是」。我還有⼀條理由：若把⼀家有問題的銀⾏出售給國際投資者，中國⼈承受不起。我們到了飯店，跟劉明康絮叨著，他告訴我他很⾼興昨晚在電視上看⾒我。前⼀天我會⾒了江澤民主席，商談在雲南建⽴國家公園的事，晚間
152.新聞節⽬報導了⼀番。銀⾏業務之外，劉明康還有許多愛好。他是個有才能的藝術家，有⼀年，他的作品上了中國銀監會年度報告的封⾯，當時他是銀監會主席。他對環保和清潔能源深感興趣。他說我們的保護⼯作感動了他。「我相信，」他說，「在你的領導下，⾼盛公司是真⼼實意地注重中國的最佳利益。」我告訴他，我們也注重中國銀⾏（⾹港）的最佳利益。我告訴劉明康，我們已經改變了想法，決定按他的想法⾏事。特雷西可能是房間裡唯⼀沒有感到驚訝的⼈。我解釋說，跳過紐約證交所意味著我們還亟需改善透明度和訊息揭露，特別是在不良貸款⽅⾯。劉明康同意。他太⾼興了，⼤鬆了⼜氣，那⼀刻⼤概什麼事都會同意的。劉明康已經和我們的銀⾏家聯⼿⼯作了兩年，希望繼續⼀起做下去；更換投⾏也會延緩交易。說到底，我做出的選擇是實際的，是周全的。我不得不判斷，中國銀⾏是不是真的想解決⾃⾝的問題，是不是具備相應的管理能⼒。我的結論是，如果中國⼈未能控制住那些問題，他們的損失將⽐任何⼈都多。若再來⼀次危機或醜聞，所有其他銀⾏的IPO乃⾄銀⾏改⾰本⾝都要推遲，政府不會想冒這個險。在紐約證交所上市，意味著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確保所有事情都規整好。但我的判斷是，既然劉明康及中國政府希望推進，他們就⼀定把事情控制住了。假如我在這⼀點上不信任他們，去不去紐約上市、要不要再花六個⽉時間準備，都不會有什麼區別了。我把公司在中國的未來押在劉明康的能⼒和政府的真誠上了。兩者都沒讓我失望。 ★
153.募股完成是在五個⽉後的⼆○○⼆年七⽉。中國銀⾏（⾹港）募集約⼆⼗⼋億美元，⽐預期略低，但劉明康和中國⾼層對此結果都很興奮。這是繼中⽯化⼆○○○年⼗⽉融資三⼗三億美元後，最⼤的中國公司IPO，也是歷史上最⼤的⾹港單⼀上市IPO。最重要的是，「中國銀⾏」是⾸家在⼤陸以外出售股份的中國國有銀⾏，幫助改變了許多國際投資者對中國銀⾏的負⾯看法。這次募股將產⽣約⼀百⼋⼗億美元的全球需求。其中多數來⾃⾹港零售股，其強勁的買勢使得中國銀⾏（⾹港）成為⾹港持股廣泛度第⼆的公司，僅次於本地的地鐵有限公司（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這次出售並不容易，原因有好幾個。九⼀⼀後市場不穩，此時仍疲軟不定。六⽉，銀⾏請政府再拿掉⼗五億美元的壞帳，放進了資產負債表外的重整項⽬。於是不良貸款率下降到約九％，但⽔平仍然⾼得令⼈憂慮，⼀些機構投資者因此退縮了。但後來他們肯定要踢⾃⼰幾腳：中國銀⾏（⾹港）的股份價值漲到了三倍以上。作為這個新市場裡的銀⾏家，我們成功的關鍵是願意放開眼光，不只看短期問題，願意賭⼀賭中國與其領導層。許多企業投資者也下了同樣的賭注，投資了這次IPO，如李嘉誠的⾧江集團和郭⽒家族的新鴻基地產（Sun Hung Kai Properties）。和中國⽯油和中國電信IPO時⼀樣，我們也找了⼀家戰略投資者，即渣打銀⾏；渣打買下了⼀％的股份，投⼊約五千萬美元，⼗⼆個⽉的鎖定期。劉明康很看重的⼀點是，中國銀⾏（⾹港）的股本估值要能與其他⾹港銀⾏不相上下；按照最後的定價，市淨率超過了⼀．六倍，當時渣打銀⾏的市淨率是⼀．⼋倍。劉明康和他的同事們都很⾼興。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銀⾏重組和改⾰進程已經啟動了。
154.Chapter 10 全世界最⼤的壓錢墊 The World’s Biggest Mattress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是⼀種病毒性肺炎。⼆○○三年年初的幾個⽉，SARS的爆發使得出⼊亞洲的交通癱瘓了。中國和⾹港位於 SARS爆發的中⼼區。起初，中國的衛⽣部⾧忽視或隱瞞了危險；直到⼆ ○○三年⼆⽉，政府才開始向世界衛⽣組織報告病例。這種⾏為助⾧了恐慌在全世界的蔓延。⼈們害怕去中國，幾乎在什麼地⽅都怕⾒中國⼈。我親眼⾒識過這種恐懼。我妻⼦溫蒂為⽜紅衛安排了⼀次紐約演講會。⽜紅衛是⼤⾃然保護協會的⼀個項⽬主管，正致⼒於在雲南省設⽴國家公園。溫蒂安排參會的是她的⼀些中國朋友，許多⼈來⾃顯赫的家族，常常來往於紐約與⾹港或中國之間。溫蒂要⼤家放⼼，⽜紅衛沒得病，雲南也沒報導過任何⼀起SARS病例。但她還是被迫獨⾃主持午餐會演講，⽽沒有⽜紅衛到場，因為這些中國⼈沒有⼈願意和⽜紅衛⾝處同⼀個房間。「我們怎麼能確定雲南沒有SARS？」有⼈質疑。就像我知道的每⼀個組織⼀樣，⾼盛明智地施⾏了差旅限制，還採取了許多其他預防措施。我被迫取消了幾個預定⾏程。但我計劃在六⽉初去⽇本出差，我的同事戴青麗（Deborah Lehr）建議我緊接著去中國。危機似乎正在緩解，但由於恐懼尚存，去中國的⼈還是很少。中國⼊世談判時，戴青麗曾在美國貿易代表團⼯作；她也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作；此時，她正協助我爭取中國國內的證券經營牌照（後來成功了）。她⾮常瞭解中國，直覺很準，所以她提的建議我都會考慮。為了解決SARS問題，四⽉王岐⼭被任命為北京市代市⾧。我們跟他進⾏了確認，他回話說旅⾏是安全的。⾼盛的許多⼈勸我別去，但另⼀些⼈如⾹港辦公室的胡祖六則竭⼒敦促我去。⽽且，既然王岐⼭說了沒問題，
155.我覺得也就夠了。六⽉三⽇晚上，我從東京⾶往中國，聯合航空公司的這架⾶機空蕩蕩的。我得知我是SARS後⾸位造訪的跨國公司CEO。我受到的接待正像是如此。我被安排到釣⿂台國賓館的豪華客房，套間裡的浴盆簡直就是個⼩游泳池。我的到來是晚間電視節⽬的頭條，還登上了次⽇早晨各家報紙的頭版。這條新聞意味著中國恢復正常商業活動了，既⼒挺中國，也⼒挺了直接處理這次危機的王岐⼭。我很⾼興能幫助中國回到正常⽣活，但我此去並不只是為了向世界表明中國是安全的。⾼盛的許多業務延遲了幾個⽉，我卻只能停留⼀天，於是這⼀天的時間裡塞滿了會議。⼆○○三年六⽉四⽇，早晨的頭⼀件事是在國賓館與姜建清共進早餐。姜建清時任中國最⼤銀⾏中國⼯商銀⾏⾏⾧。約翰．桑頓和胡祖六已經與他有了較⾧時間的⼯作交往，但我還是第⼀次⾒他。他⾮常⾃信、精⼒充沛，決⼼要改造這個巨⼤的銀⾏機構。我們想與⼯⾏以及其他銀⾏有更多的合作。事實上，⾒過姜建清之後，我又趕著去⾒中國銀⾏的新⾏⾧肖鋼。肖鋼四⼗四歲，很有魅⼒，是中國⾦融界的⼀顆新星。吃午飯時我們討論了中國銀⾏重組的策略和前景。然後就是去市⾧辦公室⾒王岐⼭。那個⼤院⼦位於天安⾨廣場東側的⽼使館區，原是⽇本公使館所在地。王岐⼭廣東的任期結束後，回北京在國務院體制改⾰辦公室⼯作了兩年，接著被派往海南省當書記。到海南省沒多久，他就被召回北京應對SARS危機。⼆○○⼆年⼗⼀⽉，SARS病毒在廣東省出現，但中國政府隱瞞了問題，甚⾄把病⼈也藏了起來；這期間，中國、東南亞和加拿⼤有數百⼈死亡、數千⼈感染。四⽉，中國終於停⽌掩蓋問題真相，免去衛⽣部⾧和北京市⾧的職務，啟⽤了王岐⼭。王岐⼭直截了當的坦誠措施挽回了局⾯：他關閉學校，隔離數千⼈，發布準確的病例數字，指定新的SARS專⾨醫院——其中⼀所僅⽤⼋天時間建成。六⽉時，危機終於得到控制；這場危機在全世界感染了⼋千多⼈，其中近⼀⼀％死亡。
156.中國政府和王岐⼭採取控制SARS的嚴格措施。到處都是體溫計——機場、⽕⾞站和旅館。任何⼈進⼊任何政府機構都要量體溫。天熱起來了，我們又從⼀個機構跑到又⼀個機構，我擔⼼我會觸發感應器，被拒之⾨外。結果我沒事，我的同事理查德．諾德（Richard Gnodde）卻出問題了。理查德⾝⾧肩寬，南⾮⼈，常駐⾹港，主管我們的亞洲業務。他匆匆⾛過中南海灼熱的地⾯，出了⼀⾝⼤汗；在我們會⾒常務副總理⿈菊的房間⾨⼜，他三次觸發了警報。王岐⼭剛為我們列舉過他施⾏的嚴格隔離措施，我們開玩笑對理查德說要把他關幾天。最後中國⼈拿來了⼜腔體溫計測出他並未發燒，放⾏了。當時我並不知道，從某些⾓度來看，此次來華是我在⾼盛時最重要的中國之⾏。幾年以後，我的中國朋友還會動情地提到我在SARS期間到中國的訪問。⽽⾸次謀⾯的很多中國⼈都說，是靠著這次來訪的媒體報導才真正知道了我。嫉妒的競爭對⼿眼⾒⾼盛在⽣意上吃到了好果⼦，常說我運氣好，碰上了去的好時機——我聽了喜孜孜的。事實上，我早就懂得所謂患難之交對中國⼈的重要性，我的回報是獲得了深⼊持久的個⼈滿⾜感和⾃豪感。我很⾼興有機會終於回到中國⽽且得到這麼好的接待。但回程的⾶⾏卻苦樂交織。我租了架⾶機離開北京，約翰．桑頓在⾸爾登機和我⼀起回去。這是約翰在公司的最後⼀個⽉。在⾼盛⼯作了⼆⼗多年後，他決定退休了。我並不吃驚，因為約翰和我討論他的職業⽬標已經有⼀段時間了。按照他的⼀貫⾵格，約翰的選擇超出常規：他加⼊清華⼤學，成為⼀九四九年後在清華任正教授的⾸位外國⼈。他將在北京和美國之間通勤，因為他還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著名智庫布魯⾦斯研究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擔任理事會主席，後來又擔任巴利克⿈⾦公司（Barrick Gold Corporation）董事⾧。約翰和我親密合作了多年，如今我懷念有他出謀劃策的⽇⼦，也懷念與他的每⽇交流。約翰是⼀位⾮凡的戰略思考者，總是
157.能有⼀流的想法，也是客⼾的極棒顧問——罕⾒地集遠⾒卓識和呼⾵喚⾬於⼀⾝。他有點恨官僚主義，因此，⼀九九○年代末他幫助設計和建⽴⾼盛在中國的業務時，很⾃然地成為許多中國改⾰者的同盟；後來，⾼盛⼀九九九年完成⾃⼰的IPO前，他又成為⾼盛的聯合總裁和聯合營運⾧。在中國開拓⾼盛的早期業務這件事上，沒有⼈⽐約翰的貢獻更⼤了。 ★ ⼆○○四年秋，我和⼯⾏的姜建清又會⾒了⼀次。這次會⾒，為⾼盛在中國最不同尋常、最有爭議的⼀筆交易奠定了基礎。中國的⼤型國有銀⾏正在進⾏財務重組，為IPO做準備，這是個關鍵的時刻。我們與⼯⾏的合作，凸顯了中國銀⾏和西⽅銀⾏合作⽅式的變化。早期，⾼盛這樣的投資銀⾏為中⽅當財務顧問，現在我們也在考慮成為戰略投資者。所有國際投⾏都爭取在中國⼤銀⾏的IPO中當主⾓，但我想不出還有哪個銀⾏家⽐胡祖六有更⼤的激情與熱忱了。在⾼盛的銀⾏家之中，他和⼯⾏關係最親近；那年⼗⼀⽉初，他安排我們和姜建清⼀起吃⼯作午餐，餐廳俯瞰著⾧安街邊上美麗的皇史宬。胡祖六是⼀位優秀的經濟學家，後來成了傑出的投資銀⾏家。他熟悉理解中國總體經濟，瞭解中國領導⼈優先考慮哪些事情，也知道為了做成那些事情、需要採取哪些政策舉措；所有這些⽅⾯，他都⽐我知道的任何⼈都強。他⼈脈很廣，⽽且低調。胡祖六有才華有動⼒，正是那種在鄧⼩平的改⾰中湧現出的新⼀代雄⼼勃勃、⽬標明確的年輕領袖。胡祖六於⼀九六三年出⽣在湖南省的⼀個⼩村莊，⽂⾰開始時僅三歲。他在農村經歷了艱苦的⽣活，儘管政治動盪了⼗年，他的教育卻沒怎麼中斷。⼀九七⼋年，他和數百萬⼈⼀起參加了全國性的⼤學⼊學考試，⼗五歲就上了⼤學，後來在著名的清華⼤學拿到⼯程學碩⼠學位。他的多數同學年紀⼤他很多，努⼒彌補著在農場和⼯廠勞動中失去的歲⽉。受到鄧⼩平變⾰的⿎
158.舞，胡祖六這⼀代的⼤學畢業⽣舉起了改⾰的旗幟，決⼼在中國的現代化⼤業中有所作為。還有⼀個例⼦是樓繼偉，他是清華⼀九七⼋級學⽣，在⼀九九○年代成為朱鎔基的核⼼顧問之⼀，⼆○⼀三年出任財政部⾧。胡祖六之後被政府選拔出國留學，在哈佛⼤學拿到經濟學碩⼠和博⼠學位，隨後成為國際貨幣基⾦組織華盛頓總部的經濟學家。國際貨幣基⾦組織在東歐和前蘇聯推動市場改⾰時，胡祖六在⼀線⼯作，培訓中央銀⾏⾏⾧和財政部⾧。胡祖六多次回到中國開展總體經濟研究與政策磋商項⽬，也幫助培訓訪問華盛頓的中國財經官員。⼀九九七年，他應聘加⼊⾼盛擔任公司⾸席中國經濟學家。胡祖六擁有經濟學的深厚理論功底與第⼀⼿實踐經驗，深得客⼾的尊敬與信任，我們在這個⾮凡的多⾯⼿⾝上看到了潛⼒；⼆○○三年，我任命他為中國投資銀⾏部的聯合主管。他是個驚⼈的⼯作者，專業能⼒極強，運⽤富於洞察⼒的思維建⽴了強⼤的⼈際關係 ——他達成⽬標的能⼒令⼈嘆為觀⽌。許多年來，我越來越依賴他向我提供各種戰略性建議。中國官員也常常找胡祖六諮詢。和⾼級領導⼈（如朱鎔基、習近平）開完會時，⼤家都會紛紛道別，此時往往能看到有領導⼈請他說說對某個問題的看法。在我們公司的重要客⼾群中，中國國有銀⾏的⾏⾧們尤其欣賞尊重胡祖六的才華。午飯時，姜建清帶來了幾位同事，其中有他的得⼒助⼿潘功勝博⼠。跟我和胡祖六⼀起來的，有約翰．羅傑斯、邁克．伊雲斯和郭可瑞（Chris Cole）。郭可瑞是⾼盛最⾼級別的⾦融機構專家，也是⼀流的銀⾏家，⼆ ○○⼆年成為⾼盛投資銀⾏部聯合主管。姜建清那⼀⽅還沒到，我們有時間聊聊策略。⼯⾏是中國最⼤的銀⾏，國內業務最強規模最⼤，但按既定的計劃中國銀⾏和中國建設銀⾏要先上市。做完中⾏（⾹港）的IPO後，我們在中國銀⾏有了內部管道。拿到全部的業務單幾乎不可能，拿到某⼀個則會影響到另⼀個，於是我們爭論應該⽤多⼤⼒氣爭取⼯⾏。我覺得最好
159.是介紹我們的資質，努⼒爭取領銜IPO的機會。如果姜建清決定要⽤⾼盛，我們如何取捨，到時候再考慮不遲。吃飯時我們談得很熱鬧，話題涉及總體經濟健康與否、中⾏會不會⽐建⾏先上市、那兩間銀⾏計劃融資多少、吸引到哪些投資者、各家銀⾏的不良貸款多⾼等等。姜建清坦承⼯⾏的狀況複雜：銀⾏不怎麼掙錢，資本⽔平仍然較低，還在跟呆帳搏⾾。但他也強調了⼯⾏國內業務的強⼤，介紹了他引⼊的⼀系列變⾰措施。⼯⾏採⽤了更嚴格的貸款分類標準，加強了信貸政策和流程，安裝了新的信貸管理系統，⼤⼒投資IT基礎設施。⼯⾏把⼀九九九年⼀⽉⼀⽇前的貸款叫「舊帳」，之後的叫「新帳」，舊帳和新帳已經分離。在⼆○○三年末，舊帳裡的公司不良貸款⾼達近五七％；但新帳裡的不良貸款則不到⼆％。這是⼀種進步，但無疑還有很⾧的路要⾛。我介紹了⾼盛在銀⾏顧問⽅⾯的經驗，在資本市場⽅⾯的造詣，強調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輔導⼤型中國公司（如中國⽯油）進⾏⼤規模重組並最終公開上市。我提醒他，邁克．伊雲斯親⾝領導了這些⾸屈⼀指的承銷⼯作，並且將監督未來的中國IPO交易。我又說，邁克剛剛被任命為⾼盛亞洲業務部主席，將轉⽽常駐⾹港進⼀步親⼒親為。我說，郭可瑞曾為許多全世界最著名的銀⾏和保險公司做過顧問，郭可瑞和邁克還跟我緊密合作，實現了⾼盛⾃⼰的IPO。繼中國銀⾏（⾹港）的IPO完成後，胡祖六及其團隊曾成功地為交通銀⾏做顧問⼯作，實施了⼀個全⾯重組⽅案，加強了交通銀⾏的資產負債表，成功引進匯豐控股公司當交⾏的戰略投資者 ——這是外國⾦融機構⾸次成為⼀家中國銀⾏的戰略投資⼈。交通銀⾏在⾹港的IPO幾乎已經蓄勢待發了。姜建清和我在⼤圓餐桌上並肩坐著，翻譯轉譯了我的話之後，他把椅⼦轉過來直接⾯對我。「漢克，」他說，「我們做IPO之前，⾼盛有沒有興趣成為我們的⼀
160.家戰略投資者？」他的話讓我猝不及防。我期望的是投標上市承銷⼯作，並未多想這個選擇。這個想法本⾝並不新：IPO前投資中國的銀⾏（包括⼯⾏）這件事，我們的內部討論和爭辯已經超過⼀年。胡祖六是最早的倡導者，在他堅持不懈地⿎動下，郭可瑞、邁克和其他⼀些⼈都逐漸被他說服。我是最⼤的懷疑者。⾦融⽅⾯的理由是誘⼈的：向商業銀⾏投資，特別是在新興市場，本質上是⼀種槓杆投資，押的是銀⾏母國的經濟；⽽興旺的中國經濟勢必要更快增⾧。但我考慮的主要是隱患。中國的國有銀⾏正在政府協助下清理呆帳，狀況最好的也徘徊在資本耗蝕和無⼒償債的邊緣。承諾投⼊⼀⼤筆⾼盛資本將帶來的財務和名譽⾵險讓我緊張。姜建清這麼直接地說，也讓我有點不⾃在。我確信胡祖六已經跟他探討過戰略投資的問題，但我希望，在姜建清公開提出這個想法之前，我們的⼈已理清了相關細節。不過，後來我知道這就是姜建清的⾵格。他膽⼤、直爽，⾏事⾵格跟我遇到過的多數中國國企CEO都不同。他們更為謹慎，⼩⼼按草稿發⾔；除⾮事先知道了答案，他們避免單⼑直⼊提出這樣的要求，⽣怕遭到拒絕丟⾯⼦。姜建清強⼒⽽直接，隨性⽽為。後來我變得欽佩姜建清的這些特質，但此時我跟他還不夠熟。姜建清個⼦⾼、頭髮烏⿊、稜⾓分明，步態如運動員；⾛路快速有⼒，直奔⽬的地，沒有多餘動作。他笑起來很輕鬆，無拘無束。他給我的印象也許有點過於⾃信了。他在⼯⾏許多年了，我懷疑他是不是低估了眼前的問題，又⾼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能⼒。我擔⼼，⽤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的話來說，他並不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我⾮常確定，我也不知道他所不知道的東西。我有點不安。「我們很願意在IPO的事情上和你們合作，」我回答，「但是投資 ——」
161.我猶豫了⼀下，尋思說「不」的外交措辭——⾼盛很感謝你們的邀請，但並不想投資。我不想冒犯他，失去承銷IPO的機會。我快琢磨完的時候，聽到有⼈清了清嗓⼦。是邁克．伊雲斯。「漢克，也許我們應當考慮兩件事都做？」他聲⾳壓得低低的。他知道我反對投資的主意，也知道我有話直說的脾氣，所以果斷地在我關上這個機會的⾨之前打斷了我。我快速地掃了⼀眼同事們的臉：約翰、邁克、胡祖六和郭可瑞都在贊同地點頭。儘管有顧慮，我還是做了個突然的決定：為了我的同事，先讓這件事情存疑，保留投資的選擇。如果我們不能投資，隨時可以找到優雅的推謝⽅法。我轉回頭對姜建清說，「我們也願意跟你們共同探討投資⼯⾏的可能性。謝謝你。」我接著說：這顯然是⼀項重要的⼯作，我們還要進⼀步瞭解許多情況，也要經歷內部流程。我重申我們渴望透過領銜IPO來幫助⼯⾏，我們也能幫助他尋找其他合適的戰略投資者。「胡祖六和整個⾼盛團隊將在這裡幫助你們⾛過每⼀步。」我向他保證。我說完後，姜建清點頭並感謝我。我看得出他是⾼興的。我知道怎麼揣摩客⼾的⼼思，我知道姜建清（「⾃信先⽣」）想要直接的回答，我給他的則是盡可能直接的回答。他很⽼練，知道我得瞭解更多情況後才能更明確地回答。很快我就跟進此事了，寫了封信說，我們將啟動細緻的內部評估，我們對待這個投資機會的態度「很認真」。胡祖六告訴我，他把這封給姜⾏⾧的信翻譯成中⽂時，盡可能地強調了我們的認真態度。
162.★ 我對投資⼯⾏持懷疑態度，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國的國有銀⾏曾按政府指令發放所謂政策貸款，特別是去⽀援管理不善的虧損國企，這種貸款的遺產仍侵蝕著銀⾏的財務健康。⼀九九○年代後期，朱鎔基總理努⼒把政策借貸轉移到新的專⾨機構，同時加強國有銀⾏的內部控制和⾵險管理，將其轉型為較為商業導向的銀⾏。他注⼊相當於三百⼆⼗五億美元的資⾦充實四⼤國有銀⾏的資本，這⼀做法當時顯得⼤膽，這個數字卻很快證明遠遠不夠。由於銀⾏使⽤過時的會計制度和貸款分類系統，呆帳的幅度被⼤⼤低估了。充實資本的四年後，政府估算還需要⼀兆元（⼀千兩百⼀⼗億美元）才能使銀⾏的資本⽐率提⾼到國際最低標準⼋％。那是中國年度財稅收⼊的⼀半，或是近GDP的⼀○％。⼯⾏的例⼦充分地體現了這個問題。⼀九九九年起，⼯⾏把約合五百億美元的呆帳陸續轉移給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創建這家機構就是為了重組和回收呆帳。但是，五年後，⼯⾏的帳本上仍然有約合⼋百五⼗⾄九百五⼗億美元的呆帳，佔其總貸款的五分之⼀。周⼩川擔任了牽頭的⾓⾊，想⽅設法避免潛在的銀⾏危機，按照他為朱鎔基起草的⽅案加速改⾰。他的影響⼒在擔任央⾏⾏⾧後顯著上升，在這之前他是證監會主席。周⼩川也是⼀個新設的政策制定⼩組的成員。這個⼩組直屬國務院，領導⾦融業的改⾰。這個⼩組是新總理溫家寶於⼆○○ 三年建⽴的，由常務副總理⿈菊任組⾧，周⼩川主管⽇常⼯作。同時，政府成⽴了中國銀⾏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由劉明康擔任⾸位主席，從中國⼈民銀⾏⼿裡接過了監督和管理銀⾏業的任務。央⾏則把重點放在貨幣政策上。新機構的運作就像現在的美國貨幣監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按照周⼩川最初銀⾏改⾰⽅案的設想，銀⾏先重組並吸引外國戰略投
163.資者，改善財務狀況，分享先進技術和商業實踐經驗，加強公司治理，然後再上市。周⼩川的結論是，要吸引穩定資本來改善銀⾏脆弱的資產負債表，最好的辦法是把部份少數股權賣給外國投資者。後來遭到來⾃某些⽅⾯的批評，說他太便宜地出售了中國的資產。但回過頭看，我相信這是中國做出的絕對明智的關鍵決定。如果中國沒有採取這種做法，中國的銀⾏完全可能沒有機會充實資本⾦，遭受到與歐洲過度槓杆化、資本不⾜的機構相同的厄運——許多這樣的機構，在⼆○○⼋年⾦融危機的衝擊下覆滅了。但銀⾏的IPO進程開始之前，還需要再次清理資產負債表。周⼩川決定使⽤部分外匯儲備來提振銀⾏的資本基礎、再處理掉數百億不良貸款。由於出⼜繁榮、資本流⼊飆升，中國的外匯儲備正快速增⾧。與重組中⽯油這樣的⼯業公司不同，中國⼈明智地決定把銀⾏的所有業務都放進IPO 上市載體。若上市⼀家⼦公司（如「中國⽯油」），⼀個不透明的黨領導下的母公司董事會將控制這家⼦公司；現在，公開上市的將是整家銀⾏。央⾏創建了⼀個新機構，即中央匯⾦投資責任有限公司，來持有具備系統重要性的⼤型國有銀⾏的股份，以便向這些銀⾏注⼊資本保證⾦融系統的穩定。⼆○○三年末，央⾏向中國銀⾏和中國建設銀⾏各注⼊兩百⼆⼗五億美元外匯儲備。這個做法把資本⽔平提⾼到了⼋％，並取消了財政部在兩家銀⾏的股份。現在控制兩家銀⾏的是⼀個新股東，即更嚴格、更具改⾰導向的中央銀⾏。儘管做了這個清理⼯作，許多精明的投資者仍質疑銀⾏貸款的品質，最終質疑銀⾏業的償付能⼒。我們太熟悉這種懷疑了。交通銀⾏擁有⼤銀⾏裡迄今最乾淨的帳本，其既定IPO預期在⼆○○五年年中進⾏；但在籌備這次IPO時，我們發現多數外國銀⾏不願意投資這家上海的銀⾏，因為他們對不良貸款和有可能出現的資本短缺不放⼼。⾼盛團隊提出了資本補充
164.的詳盡⽅案後，匯豐控股最終才同意購買⾄多⼀九．九九％的股份。姜建清後來告訴我，他接觸了超過四⼗家潛在的戰略投資者，全球主要的⾦融機構都找遍了，但感興趣的只有歐洲的安聯（Allianz）和富通（Fortis），後來——我們和⼯⾏的談判內容洩漏後——還有美國的摩根⼤通（JPMorgan Chase & Company）和花旗（Citigroup）。但就算是他們，願意承諾的數⽬也遠遠低於姜建清期望的數⼗億美元。我對姜建清和我的同事都保證過，⾼盛會很認真地考慮這次投資。我要求胡祖六、郭可瑞和邁克組織⼀次對⼯⾏的徹底盡職調查。我向他們提出挑戰——說服我。我很快就開始看⾒他們的⼯作成果了，那些數字真的振聾發聵。我關注的⼀直是資產品質，⼀⼤堆變味的貸款。但資產負債表的另⼀側，是⼀⼤發現。⼯⾏的存款總量約合六千億美元，新的存款⼤量湧⼊；根據計算，每個⼯作⽇新增的存款約為⼆．⼆五億美元。這樣下去，只需⼀年，⾦額就⾜以排進全美銀⾏的前⼗五名。⼯⾏的前景似乎好得不可思議。中國政府設置銀⾏向公司貸款的利率，以及⽤⼾在銀⾏存款的利率；政府特意讓兩個利率保持較⼤的差距，確保借貸⼈的利差穩定。這麼多現⾦湧進來，⼯⾏簡直是在印鈔。這樣的盈利機器很容易就能抹掉許多歷史呆帳的損失。「這⼀定是全世界最⼤的壓錢墊。」我曾對郭可瑞說。郭可瑞、胡祖六和邁克⽀持投資的理由開始打動我了。中國的活⼒和增⾧潛⼒，與其銀⾏業難分難解。⼯⾏擁有⼀．五億個⼈客⼾和兩千五百萬公司客⼾，佔了中國全部銀⾏資產⼀七％的份額。沒幾家機構能⽐⼯⾏更好地代表崛起的中國經濟了。很難想像還能有什麼公司能從中國如此⼤規模的增⾧中獲得更多的收益。此外，我知道政府決⼼要⼯⾏取得成功。政府想要的是更健康、管理更佳，盈利能⼒更強的銀⾏。畢竟IPO之後，政府仍是⼯⾏的控股股東。外部投資者與中國政府的利益完美匹配。
165.我漸漸喜歡和信任姜建清了。我明⽩了他的⾃信來⾃刻苦勤奮的⼯作。姜建清⽣於上海，⽗親是醫院藥劑師，母親是教師。初中畢業後，他被送到偏遠貧窮的江西農村種稻⼦，在鄉村⼩學教書，後來去河南的煤礦幹活。⽂⾰結束時他回到了上海，到上海財經⼤學讀書，⼊職中國⼈民銀⾏上海分⾏。和許多同儕⼀樣，艱苦的歲⽉使他更堅強、更有決⼼。姜建清對會計特別熟悉，能⼒也出奇。「銀⾏帳本裡的數字就像⾳樂裡的⾳調。都是有邏輯的。」他曾對我說。「我讀財務報告就像讀樂譜。我喜歡那種感覺。」姜建清努⼒提升⾃⼰，在不多的空閒時間裡拿到了上海交⼤的⼯程碩⼠學位和管理博⼠學位。⼆○○○年，他成為⼯⾏⾏⾧（⼆○○五年⼗⽉，成為董事⾧）。他證明⾃⼰是⼀位有魄⼒的領袖，願意挑頭實施所需的改⾰措施，在這個他幾乎⼯作了⼀輩⼦的機構裡，他在⽂化、⼈員和流程⽅⾯都發起了⼀系列的根本性變化。⼯⾏的國內業務⼗分驚⼈，但最終說服我投資的因素是姜建清——在銀⾏業務⽅⾯，在⼯作的挖掘和完成⽅⾯，在激勵員⼯和機制變更⽅⾯，他都有出⾊的領導⼒、技能和熱情。我們要確保數字有意義，但同樣要確信這個機構擁有強⼤的領袖，這⼀點極為關鍵。⼯⾏有強有⼒的推動者，他對此深信不疑。他真的相信。有時候，我覺得他過分樂觀了。但後來的發展表明他還遠不夠樂觀！ ★ 我把公司裡最聰明的⼈都找來，請他們都仔細評估投資⼯⾏這件事。我們啟動了⼀個正式的審核程序，進⾏⼀系列嚴格的反覆核查，⼀個內部委員會到另⼀個，直到董事會。不過，我最後明⽩了，這次投資不只是看數字研究和盡職調查的結果。正如我向⾼層經理和董事會解釋的，這不是
166.傳統意義上的⾦融投資。我們知道中國政府需要⼯⾏及其姐妹銀⾏取得成功，說到底我們是在賭中國本⾝。各銀⾏的IPO是要融資，同樣也是要使中國的銀⾏系統通過資本市場檢驗、獲得全球認可。這些銀⾏的重要性怎麼說都不過分。中國談不上有真正的國內資本市場，四⼤銀⾏就是⽀持整個中國經濟的四⼤⾦融⽀柱。政府決不能讓它們失敗；我們的錢應該是安全的。當然，這也是⼀條雙向通道：中國⼈希望⾼盛的投資能印證⼯⾏的可靠，從⽽提升公眾的信⼼。我們開始和⼯⾏談判具體條款，⽬標是縮減⼀切誤差區間。根據我們的協議，⾼盛有權核查⼯⾏的資產組合，在貸款評估的決定上簽字。這些「記號」最終決定銀⾏的估值，因為虧損總是透過資本增減⽽反映出來的。這樣的仔細核查使得中國的監管者相信，正在進⾏的⼯作會確保⼯⾏獲得充分的資本補充。我們也開始聯絡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和德國的安聯，後來他們和我們⼀起成了⼯⾏的聯合戰略投資者。⾼盛和⼯⾏成為潛在戰略夥伴，站在雙⽅的⾓度我們思考了很多：⼯⾏跟⾼盛成為夥伴，能獲得什麼？⾼盛又能獲得什麼？戰略投資者意味著分享技術和經驗。憑藉⾼盛的⼀項關鍵業務能⼒，我們成⽴了⼀個戰略合作團隊，幫助實施了更先進的⾵險管理系統、訊息技術和管理控制，幫助⼯⾏改進了報表、透明度和公司治理。⾼盛的管理⼈員（如前紐約聯邦儲備銀⾏總裁柯瑞根）⾶到北京主持討論會和培訓課程，參加者是⼯⾏的董事和經理⼈，內容是信⽤⽂化與⾵險管理的良好實踐。同時，中國領導層和姜建清在推進全⾯重組。最終，⼯⾏把下屬分⾏和其他機構的數量從⼀九九七年的四萬兩千家減少為⼀萬⼋千家，把員⼯從⼆○○三年末的約三⼗九萬⼈精簡為三五．五萬⼈。（⼀九九○年代中期，⼯⾏有近五⼗七萬⼈。）⼆○○五年春，⼯⾏開始清查與重組資產負債表。四⽉，⼯⾏獲得來⾃匯⾦公司的⼀百五⼗億美元資本注⼊，財政部則
167.保留了⼀百五⼗億美元的股權，⼯⾏還卸掉了兩筆鉅額呆帳。五⽉，⼯⾏把約合三百億美元的不良貸款直接轉給了財政部，回報是附息債券。⼀個⽉後，⼯⾏向四⼤資產管理公司拍賣出售約合五百五⼗億美元的不良貸款。算上⼀九九九年和⼆○○○年賣出的不良貸款，這家中國最⼤的銀⾏在不到六年的時間裡處理掉約合⼀千三百五⼗億美元的呆帳。這個巨⼤的數字凸顯了⼯⾏和整個銀⾏業曾經是多麼搖搖欲墜，也凸顯了政府清理這個爛攤⼦的決⼼是多麼⼤。六⽉，我們和⼯⾏已經簽定了投資備忘錄，我們迫切希望組織正式的盡職調查，請外部審計師來核查銀⾏的帳簿。多重因素改變了市場看待中國銀⾏的眼光。⽐如，在西⽅銀⾏中突然興起⼀股到中國⾦融業裡參⼀股的⾵潮，⽽且穩步增強。六⽉建⾏宣布，美國銀⾏（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同意投資三⼗億美元購買約九％的股份，⽽且獲得購買期權，持股⽐例可達⼀九．九％。如果這還沒有讓其他國際投資者⼼動，下⼀週交通銀⾏的IPO肯定做到了。我們和匯豐銀⾏共同承銷這次IPO，募股⾦額為⼗九億美元，巨⼤的需求使得股價在第⼀天跳升了⼀三％。我們說服了匯豐前⼀年夏天買了交⾏⼀九．九％的股份，當時他們是在冒險，現在看上去好像他們聰明絕頂。投資中國銀⾏的態勢突然改變了。新加坡政府的投資機構淡⾺錫控股（Temasek Holdings）隨即同意投資建⾏⼗億美元。蘇格蘭皇家銀⾏（Royal Bank of Scotland）牽頭的⼀個集團宣布⽤三⼗⼀億美元購買「中國銀⾏」⼀○％股份（中⾏的顧問⼯作是⾼盛做的）。淡⾺錫同意追加購買⼀○％股份，瑞銀集團買了⼀．六％。中國的銀⾏⼀年前還被⼈嫌棄，現在頓時成了全球投資舞會上的皇后。七⽉，我們、安聯、美國運通公司與⼯⾏就投資的關鍵細節達成協議，簽字握⼿。由於交⾏IPO的成功，我們這個投資團付的價格稍微⾼了點，買下了⼯⾏⼋．四五％的股份。⼈們當時普遍認為⼯⾏作為最⼤國有銀⾏是最不穩健的，但鑒於其國內業務和存款基礎，我們相信它才是最強的。（中國農業銀⾏的狀況其實⽐其他銀⾏糟糕得多，直到⼆○⼀○年才⾸
168.次上市。）這筆戰略投資交易價值三⼗⼋億美元，是鄧⼩平對外開放以來最⼤的單筆外國直接投資。儘管已經達成了協議，又有姜建清的堅定⽀持，但我們知道在獲得最終批准前還有⼀段路要⾛。因為我們需要央⾏、⾦融監管部⾨、政府部⾨的簽字，最終需要國務院的簽字。我們是樂觀的，但也知道批准絕⾮確定之事。⼀個倒楣的巧合發⽣了。⼆○○五年⼋⽉三⼗⽇我們和⼯⾏的協議曝光。同⼀天，中國銀⾏公開宣布選中我們當IPO的⼀位領銜簿記管理者，即主承銷商。這是典型的幸運之⾄所帶來的尷尬：我們已經承銷了令⼈矚⽬的中國銀⾏（⾹港）IPO和交通銀⾏IPO。現在我們又吃到了兩個⼤果⼦。⽽且，⼈們普遍認定我們經由內部管道還將領銜⼯⾏的承銷。情況也的確如此：投資的諒解備忘錄裡約定我們將是IPO的承銷簿記⼈。這正是姜建清想要的——我們既當投資者又管理IPO。但他擔⼼，在差不多同⼀時間同時管理⼯⾏和中⾏的IPO會把⾼盛拖得吃緊。⽽他希望搶到中⾏前⾯先⾏完成IPO。⼆○○五年九⽉，姜建清來到美國參加世界銀⾏和國際貨幣基⾦組織在華盛頓特區的年會。他先到了紐約，就⼯⾏的前景向⾼盛管理委員會做了精彩報告，隨後我們主辦午餐會，向他介紹紐約⾦融界的⼤⼈物。他⾼興地看到我們邀請了九⼗歲⾼齡的⼤衛．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作陪。我們知道，他著迷於洛克斐勒的家族歷史，曾去紐約城外的波坎蒂克⼭參觀了這個家族的房產。我在世界銀⾏和國際貨幣基⾦組織的會議上好幾次⾒到姜建清，他強調⾮常希望⾼盛領導⼯⾏IPO承銷，並要求我放棄中⾏的項⽬。他堅持不懈。我們在⾼盛的華盛頓特區辦公室談過，也在我們主辦的晚宴席間談過。在這次晚宴上，⾼盛國際董事⾧彼得．薩瑟蘭（曾是WTO⾸位總幹事）就國際事務與前總統⽐爾．柯林頓進⾏了餐前訪談。晚餐時，姜建清堅持要求在第⼆天早晨他⾶回中國之前再跟我談。每⼀次他都傳遞同⼀個
169.訊息：放棄當中⾏IPO的承銷⼈。我盡我所能請他相信，⾼盛完全有能⼒分別完成兩筆交易。結果，我有點樂觀了。⼯⾏和中⾏的公告震動了投資銀⾏業，反彈⼒尖銳強烈。我們的競爭對⼿強烈反對，在媒體和背後抨擊我們，說⾼盛拿到了太多⽣意，充滿了利益衝突。我們申辯說，我們在全球⾦融業的影響和經驗無與倫⽐，應該把這種影響和經驗視作獨有的優勢，有利於服務我們最重要的客⼾。⽽且，我們認為，中⾏、⼯⾏這兩家銀⾏在同⼀時刻進⾏IPO的可能性很⼩，那樣做意味著中國兩家重要的國有銀⾏將會在國際資本市場⾯對⾯直接競爭招股，既然它們是國有姐妹銀⾏，避免那種局⾯就符合中國政府的最佳利益。我對姜建清和中國銀⾏董事⾧肖鋼都是這麼說的。但批評的⿎點聲越來越響。我們許多的競爭者僱⽤了太⼦黨，運⽤太⼦黨的影響⼒拆我們的台。這究竟在多⼤程度上影響了官⽅的決定，我只能猜想；⾦融業的領導⼈中，對事情的看法也有著明顯分歧。周⼩川⽀持我們在⼯⾏扮演的⾓⾊，從改善公司治理的⾓度出發，他也尊重並⽀持姜建清⼯⾏管理班⼦⾃主決策的權利，就像西⽅市場的CEO和董事會通常所做的那樣。但明顯出現了⼀⼩部分⼈的反對聲⾳。財政部認為，找投資銀⾏當中國商業銀⾏的戰略投資者沒有意義。中國銀⾏業監管委員會的新主席劉明康希望看到中國⾦融業對外開放，但是他和財政部⼀樣，更希望投資⼯⾏的是商業銀⾏。問題更複雜了：部分交易條款洩漏，觸發了⼀波公眾的批評聲⾳，即中國在賤賣國有資產。斥責不是只針對⾼盛：這次投資⼯⾏的定價是帳⾯價值的⼀．⼀⼋倍，建⾏和中⾏的交易則分別為⼀．⼀五倍和⼀．⼀四倍。我們知道勸說外國戰略投資者拿這麼多資本去冒險是多麼難，定價反映了這種難度。但現在⼈們把這些交易跟交通銀⾏的驚⼈成功做⽐較：交⾏的股價⾃⾼盛幫其上市以來上漲了三⼆％，交易價相當於帳⾯價值的兩
170.倍。事情很快到了緊要關頭。⼆○○五年⼗⼀⽉三⽇，姜建清邀請我們投資⼯⾏的⼀年之後，我來到⾧安街央⾏總部九樓餐廳和周⼩川進⼯作午餐。通常，和周⼩川⼀起⽤餐愉快有加，還充滿智慧的享受，常常交談兩國的總體經濟狀況、中國的改⾰、中國新興資本市場的發展或清華經管學院的新進展。那天卻不是這樣。周⼩川⼀如往常鎮定，彬彬有禮。但是，他在擔任央⾏⾏⾧之外，也是國務院國有銀⾏改⾰⼩組辦公室的主管。這個⼩組是跨部⾨的協調機構，擁有決策權。他直接向常務副總理⿈菊報告，在四⼤國有銀⾏重組⽅案的設計和執⾏⼯作中起著關鍵作⽤。他以這個⾝份直接從頂層帶來⼀條令⼈清醒的消息。領導層已經認定，⼀家投資銀⾏同時管理兩筆這樣的⼤交易不會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盛必須選擇放棄⼀家。很清楚，周⼩川並不是請我們來辯論或聽我們的想法，⽽是傳達這個新消息。他盡可能說得和悅，但態度堅定。或許是要強調事情的急迫，周⼩川離開了餐廳，讓邁克．伊雲斯、郭可瑞、胡祖六和我當場決定。我們的討論簡短⽽熱烈，隨後我告訴周⼩川我們希望承銷中⾏、投資⼯⾏，⽽放棄當⼯⾏IPO的聯合承銷簿記⼈。我們覺得，當戰略投資⼈⽐當領銜承銷商能為⼯⾏做更多事情，從中⾧期的⾓度看，無論是對⼯⾏還是對⾼盛，標誌性的戰略投資⽐只做IPO的意義⼤得多。我們也考慮到，如果不得不放棄中⾏已經正式公告委託給我們的 IPO承銷⼯作，將會傷害到中⾏的利益。幾天後我在⼀封短信裡確認了我們的決定。最終我們贏得了投資⼯⾏的權利。⼀⽉，我⾶往北京參加⼯⾏戰略投資簽字儀式。我們投資了⼆⼗六億美元，是⾼盛歷史上在全球最⼤的單筆投資。
171.⼯⾏舉⾏了正式的IPO「選美」，選擇⼀家幸運的銀⾏取代⾼盛的領銜承銷商⾓⾊。交易的授權給了美林、瑞⼠信貸（Credit Suisse）、德意志銀⾏、⼯商東亞融資（ICEA Capital）和中⾦公司。交易預期在當年晚些時候進⾏。媒體熱衷於編派投資銀⾏競爭對⼿之間的戰役，⼤做⽂章，把這件事情說成是⾼盛的極⼤羞辱。我們確實沒能參與負責⼯⾏的IPO，⽽這筆交易在⼆○○六年⼗⽉成了當時全球最⼤的IPO。但⾼盛在IPO之前完成了對⼯⾏的戰略投資。這筆投資將累積產⽣數⼗億美元的利潤。重要的是，我們找到了⼀個真正的⾧期合作夥伴——姜建清和⼯⾏，⽽且也為⼯⾏的重組和中國的銀⾏改⾰做出了重要貢獻。 ★ 在胡祖六的率領下，⾼盛的團隊帶著中國銀⾏於⼆○○六年六⽉在⾹港上市。中⾏融資⼀百⼀⼗⼆億美元——⼆○○○年以來最⼤的⼀個IPO。⼀個⽉後，中⾏在上海上市，再融資⼆⼗五億美元。中⾏是⾸家在⾹港和上海都上市的⼤陸公司，當時成為中國A股市場最有價值的公司。⼯⾏於⼆○○ 六年⼗⽉上市，是⾸家同時在⾹港和上海上市的銀⾏，融資兩百⼀⼗九億美元。這些交易是中國⾦融改⾰的⾼⽔位標誌。經過多年的重組，許多最⼤的國企穩定了下來。它們主宰了國內市場，成為影響⼒很⼤的既得利益者，阻礙著進⼀步的變⾰。各部之間的地盤之爭增加了，較為保守的派系抗拒要他們讓渡權⼒的變⾰。反對改⾰的保護主義聲⾳越來越多。成功會引起⾃滿。⽽且改⾰的最⾼級別倡導者退出了前台，使得改⾰的動⼒停滯。⼆○○三年，朱鎔基卸下了總理職務；⼆○○四年末，前領導⼈江澤民卸下了最後的官⽅職務中央軍委主席。繼任者是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他們把注意⼒從改⾰轉向了穩定與和諧。常務副總理、政治局
172.常委⿈菊是江澤民的盟友，負責監督⾦融和經濟。他⽀持加快⾦融改⾰，但⼆○○五年不幸患了絕症，⼆○○七年去世。值得⼀提的是，對持有四⼤銀⾏股份的中央匯⾦公司的控制權，也從央⾏轉移到了財政部，⽽財政部在改⾰上⽐較保守。與此同時，國有銀⾏充分利⽤國內業務，逐步成為巨⼤豐厚的利潤機器。⼆○⼀⼆年，⼯⾏成為全世界市值最⾼的銀⾏，建⾏排名第⼆，中國農業銀⾏排名第五，中國銀⾏排名第七。⼆○○⼋年全球⾦融危機爆發時，五年前從崩潰邊緣緩過來的中國各銀⾏成了⼀⽀新湧現的⼒量，穩定了中國經濟，也幫助世界市場避免了⾃由下落。但此事再⼀次阻礙了改⾰的努⼒。改⾰的⽬標是讓銀⾏的運作更商業化。⼆○○九年中國政府要求銀⾏放貸九．六兆元（⼀．四兆美元）的鉅額貸款刺激經濟。這是⼀百⼋⼗度的轉向，回到了過去政策貸款的做法，無疑將引起又⼀輪呆帳的增⾧——銀⾏為許多重複建設浪費或者低效的項⽬提供了資⾦。政府補貼、監管保護或其他好處太容易成為天經地義的權益，缺乏頂層的有⼒推動，很難有效地改變這種⼼態。但中國領導⼈似乎變得更在乎保持穩定，⽽不是繼續推動變⾰，彷彿他們從前任繼承來的突破性改⾰會按照慣性⾃⼰⾛下去。以我之⾒，中國需要在很⼤程度上，把經濟的發展當作⼀個在建⼯程。中國的經濟仍然處於⼀個艱難演化的開端，要實現這個國家的全部潛⼒，這⼀演化就必須完成。就中國的改⾰⽽⾔，步履蹣跚與快步疾馳相⽐，前者使中國遭遇挫折的⾵險更⼤。這種⾵險，當然也包括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173.Chapter 11 使命的召喚 A Call to Serve 我去過中國不下七⼗次，但是，⼆○○六年九⽉我作為美國財政部⾧的⾸訪，卻不同於以往任何經歷。我們驅⾞前往位於繁華城市杭州的西湖，⼀路伴隨我們的是警笛聲、⾧⾧的摩托⾞隊以及空蕩蕩的六⾞道⾼速路。當然，所有這些都讓⼈興奮不已。但⽐這更重要的是，我並沒有天真地以為這盛⼤的儀式都是為了我。毫無疑問，作為⼀個⽣意⼈，我在中國有很多朋友。然⽽，這是我第⼀次代表美國來中國，我為此感到驕傲，也深知此⾏之⽬的。我並⾮沒有壓⼒，因為我是來細化旨在另闢蹊徑發展和管理中美關係的⼀項計劃，⽽我對中國⼈是否會合作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對於是否要接受財⾧這個⼯作，我仔細⽽深⼊地思考了很久。在此過程中，我記起令⼈尊敬的中國央⾏⾏⾧周⼩川說過的話。就在幾個⽉前，他曾私下對我說道：「漢克，你可以有所作為。」那麼，現在我就在致⼒於美國和他的國家的關係，我相信，他說的我能做到。由於中國⼈很看重象徵意義，所以我們在此⾏的細節上花了很⼤⼼思。⾸先，我們決定打破常規、先在北京以外的地⽅停留，這個地⽅要有很多私有⾏業的經濟活動，以此來突出改⾰的重要性。杭州位於上海的西南，是沿海省份浙江省會，以其企業家精神和活躍的本⼟私有經濟⽽著稱。低成本的商品從這個城市的⼯廠裡源源不斷地⽣產出來，然後被裝進集裝箱運到世界各地。我想發出⼀個強有⼒的信號，那就是：新任美國財⾧懂經濟，也懂改⾰，和中國的領導層都有關係，⽽且還對北京以外的地⽅知之甚多。我還花了不少⼼思考慮此⾏要⾒的第⼀個⼈，⽽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無疑是最佳⼈選。作為⼀顆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習近平在振興
174.浙江民營經濟⽅⾯顯⽰了超凡⽽有效的領導⼒，因此我想和習近平的會⾯還可以向北京傳遞出另⼀個信號。我來中國是有具體使命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決定在兩國之間啟動我們稱之為SED（戰略經濟對話，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的機制。布希總統在此事上給予我「超內閣」的地位，讓我領導和協調其他內閣部⾧。我認為這個對話機制是管理我們和中國經濟關係的最好辦法，因為在我看來，中美關係是我們國家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我們和中國的交往被淹沒在⼤約上百個分散的、低層次的交流上，急需協調和優化。（例如，據我所知，關於停⽌⾮法伐⽊⾏為的努⼒就因為溝通不充分、加上糟糕的⽂件翻譯品質⽽受到阻滯。）我試圖建⽴⼀個⾃上⽽下的機制，⽤以解決⾧期的關切，並且能帶來短期成果。於是，我在剛接任財⾧兩個⽉後就來到了這裡，正驅⾞前往杭州與習近平會⾯，⽽習近平將成為中國未來的領導⼈。隨同我⼀起出訪的有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艾爾．哈伯德（Al Hubbard），他是來⾃中西部的⾼個⼦，笑聲很有感染⼒；副財⾧提姆．亞當斯（Tim Adams），肯塔基⼈，曾任職於⽼布希政府；以及我未來在SED中的協調⼈泰婭．史密斯（Taiya Smith），她來⾃紐澤西的⼀個貴格會（Quaker）家庭，有燦爛的笑容和鋼鐵般的意志。習近平出⽣於⼀九五三年，是⽼⾰命和前副總理習仲勛之⼦。習仲勛曾是廣東省委書記，在中國創⽴⾸個經濟特區時發揮了關鍵作⽤。他以正直的個性和完美無瑕的改⾰者形象著稱，是黨的改⾰派總書記胡耀邦的親密盟友。胡耀邦的去世，引發了⼀九⼋九年的學⽣運動。習仲勛在此事件後不久，就不再擔任要職了。許多年前，當習仲勛在⽂⾰中被關進監獄時，習近平才⼗五歲，這個享受特權的黨⾼級幹部的兒⼦被送去農村接受了七年的勞動鍛煉。習近平後來考上了中國版的常春藤學院——清華⼤學，取得化⼯和法律專業的學
175.位，此後在黨內穩步上升。他給耿飈當過秘書，具有在軍隊⼯作的經歷。耿飈在⼀九⼋○年代是⼀位受尊敬的將軍，曾任中央軍委秘書⾧和國防部⾧。習近平此後便在地⽅、縣和省級政府部⾨⼯作。⼆○○⼆年來浙江之前，他是富裕的沿海省份福建省省⾧，那裡和經濟充滿活⼒的台灣僅隔著⼀個海峽，也是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之⼀。與共產黨官員通常毫無辨識度的⼈⽣故事形成鮮明對⽐的是，習近平的妻⼦是漂亮的、受群眾喜愛的民歌⼿彭麗媛。幾個⽉前（編按：指⼆○○六年五⽉），在習近平率領浙江省代表團訪問紐約時，我和他⾒過⾯。他訪問了浙江的姐妹州紐澤西，同時與美國商界和⾦融界的傑出領袖建⽴聯繫。習近平⾝材⾼⼤、充滿⾃信，他是那種⼀出現就能讓滿室⽣輝的⼈物，所以我看得出來，為何他能在領導層晉升得如此之快。他觀點犀利，有遠⾒。他說，持續的繁榮抬⾼了勞動⼒價格，在低成本優勢消失之前，中國應該在其他地⽅複製浙江繁榮的私有經濟。他的關注點在幫助浙江和其他沿海地區⾛向產品價值鏈的更⾼端，也就是說，像新加坡在過去數⼗年裡所做的那樣。「我們要為創新培育⼀個更好的環境，」習近平對我說，「中⼩民營企業可以做領頭⽺。」同樣關鍵的是，他還希望中國在推動這些變化之時，能如他所說把環境保護作為「重要前提」。他讚揚我和⼤⾃然保護協會在雲南所做的⼯作，並說他很喜歡我妻⼦建議我送他的那本、關於中央公園⿃類的書。我這次與習近平會⾯，是在杭州著名的西湖國賓館。尼克森總統在⼀九七⼆年那次改變世界的中國之⾏中，曾和周恩來總理來到這個西湖邊上的美麗⼀隅，兩天後簽署了歷史性的上海公報，宣告了中美兩國對關係正常化的承諾。很明顯，習近平也和我⼀樣賦予此⾏以象徵意義。他說他想和我沿著周恩來和尼克森當年散步的路⾛⼀⾛。他說，這有助於凸顯我此⾏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當我們沿著周恩來和尼克森當年的路線散步時，
176.習近平的話讓我清晰地想起布希總統賦予我的重任。我覺得⾃⼰是這個重要關係的守護⼈，我也⾮常想在這條路上繼續增進這⼀關係。 2006年9⽉，鮑爾森⾸次以財⾧⾝份訪問中國，與未來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遊杭州著名的西湖國賓館。（AP Photo/Eugene Hoshiko）我們兩⼈透過翻譯交談，後⾯跟著保安⼈員和隨扈。我們穿過⼀個古⽼的亭⼦，⾛到⼀條曲折的⼩徑上，兩旁是盛開的⼀串紅，再通過⼀個雕刻華麗的⽊⾨來到了西湖邊上。湖邊垂柳成⾏，湖中點綴著由⽩⾊雅致⼩橋相連在⼀起的島嶼。這裡的⾵景堪稱園林建築的奇觀，培植得很完美的花園⼀直延伸到⽔邊。我解釋了我對中美關係的觀點以及SED為何重要。攝影記者爭先恐後地想搶鏡頭，於是我們像當年尼克森和周恩來那樣，在橋邊短暫停留，並肩站好讓他們拍照。習近平興致勃勃，⽽且⾮常友好。有朋友後來告訴我，他很感激我作為美國財⾧來中國的第⼀次訪問能⾸先和他⾒⾯。和習近平⾒⾯還給我帶來了另⼀個好處。我還沒能敲定和主席胡錦濤私⼈會晤的時間，⽽我對此志在必得，指望習近平或許能幫到我。我們聽說胡錦濤對⾒我有顧慮，他不願意有任何意外發⽣，認為我可能利⽤⾒⾯的機會公開說教⼈民幣匯率低估的事——這是⼀些國會議員抱怨中國時提出的最⼤問題，他們認為中國讓美國⼈失去就業機會。我明⽩無誤地告訴習近平，我只想和胡錦濤主席討論戰略經濟會談的議程。雖然我在杭州只待⼀晚，但我相信這個訊息會被傳遞給胡錦濤。
177.和習近平⾒⾯後，我和⼀些中國企業家在有⼀百五⼗⼋年歷史的樓外樓吃飯，這是⼀個佔地⾯積很⼤、嘈雜的海鮮館⼦。⼀個浙江省外辦的官員興⾼采烈地告訴我，這裡曾是蔣介⽯最喜歡的館⼦。我想助習近平⼀臂之⼒、釋放美國⽀持中國發展私有經濟的訊號。習近平正在他繁榮興旺的省裡致⼒於推動企業家精神。和我⼀起吃飯的⼗多個⼈包括：魯冠球，農民之⼦，⼗五歲當了鐵匠，後來成⽴了萬向集團；郭廣昌，⽯匠之⼦，後來和三個⼤學同學⼀起把B肝試劑的買賣發展成總部位於上海的復星集團，該集團是涉⾜製藥、房地產開發、鋼鐵和零售多種領域的股份公司；宗慶後，中國最⼤飲料公司娃哈哈的創辦⼈。他們藉此機會提出⽀持他們⽣意發展的政策主張，包括讓⼈民幣匯率繼續維持低⽔平。餐後，財政部的同僚和我⼀起去城裡⾛⾛，表⾯上是觀光，實際是為了有些私⼈空間。在房間裡，我們處在中國政府無處不在的竊聽之中；在⼾外，我們可以在交通和⼈群聲⾳的掩護下談話。我們沿著賓館的⾞道往西湖的⽅向⾛去，結果發現我們陷⼊了⼀場微型權⼒⾾爭。中國保安加⼊和我們⾛在⼀起，他們⾛在我們保安⼈員的前後，且在⼈⾏道上為我們強⾏清道。為了避免引⼈注意，我們很快結束了談話。即使如此，那天晚上休息的時候，我對⾃⼰作為財⾧在中國的第⼀天感覺良好。第⼆天到達北京之後，我的感覺更好了，因為胡錦濤準備⾒我。胡錦濤主席⼆○○六年四⽉訪問華盛頓時，我受布希總統之邀出席⽩宮為胡錦濤舉⾏的午宴。我被問及是否願意接任財⾧，還被要求在此前的⼀個晚上去⾒總統。可是，我決定不接受這個職位，所以只同意在午餐時短暫地和布希總統⾒⾯。為了這次訪問，包括央⾏⾏⾧周⼩川在內的⼀個龐⼤的中國代表團正在⾸都，周⼩川在午宴之前訪問了國際貨幣基⾦組織。我趕到那裡和他⾒⾯，會晤在官⽅議程之外。周⼩川問我，是否要接受財⾧⼀職。包括《紐
178.約時報》的⼀篇⽂章在內，已經有⼀些猜測把我和這個職位聯繫在⼀起了；但周⼩川看上去肯定⽐報紙上要知道得多。我告訴他我推掉了，因為我不知道在⼀個不受歡迎的政府的第⼆個任期裡，該怎樣有成效地⼯作。這太糟了，他說。他補充道，他是作為朋友才這麼說的。「能為你的國家服務是無上的榮耀，」周⼩川說道，「更重要的是，在這個位置上你會有想像不到的機會來發揮重要作⽤。」周⼩川的話打動了我，在接下來的⼀個多⽉裡我時常回味他說的話。經過⼀番⾃我反省，並和⼀些⽼朋友談過之後，我開始重新考慮我的決定。結果，⽩宮依然對我感興趣。於是，我在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我的職責範圍。布希總統和我談到需要進⾏福利改⾰，我認為這是美國所⾯臨的最迫切的經濟問題。我們討論了銀⾏系統在切斷對恐怖主義的資⾦⽀持以及施壓流氓國家以改變他們的⾏為⽅⾯所能發揮的重要作⽤。同時，我也讓總統知道我對中國是多麼感興趣。我對他說了我認為美國該如何改進處理中美關係的⽅式。「中國⼈從⾧遠和戰略上想問題，」我說，「我們也應該如此。」⾃從⼀九七⼆年兩國修好以來，我們和中國的關係被安全關切所左右。這⼀側重是冷戰時⼤國政治⾃然⽽然的副產品，當時的形勢使中美成為盟友，以對付我們共同的敵⼈——蘇聯。世界已經發⽣了巨⼤變化，最明顯的是蘇聯已經解體，⽽我們需要改進我們的做法。現在，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經濟問題，⽽總統對此也完全瞭解，我們應在此基礎上和他們接觸。我回憶起當布希問胡錦濤什麼讓他最頭疼時，胡錦濤回答說是每年要創造兩千五百萬個就業機會。中國領導⼈把穩定放在⼀切之上，這就意味
179.著必須有⼀個強⼤的經濟。相應地，中國需要更多以市場為導向的改⾰，以及與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美國的互利關係。本質上，共產黨是和⼈民達成了⼀個⽤繁榮來換取⾧期政治權⼒的協議。中國領導⼈把⾃⼰在⼈民中的信譽根植於經濟機會、創造就業以及不斷提⾼的⽣活⽔平。這些如同膠⽔般，把這個體制黏合在⼀起。可是，中國的持續成功，讓⼈民的期望也⽔漲船⾼。⽽隨著社會壓⼒的增加，這些期望變得越來越難以滿⾜。這些壓⼒包括惡劣的空氣和⽔，以及令⼈苦惱的收⼊差距。我的理由是，如果我們能把經濟關係處理好，我們和中國的其他問題也會迎刃⽽解；中國⼈會正⾯回應⼀切有利於經濟穩定增⾧的動議。同理，如果經貿關係失控，譬如保護性⽴法引發貿易戰，則將使整個關係受損。只要中國⼈站在我們這⼀邊，我們會發現世界上幾乎所有主要問題將更容易解決；⽽沒有他們，則難得多。和中國打交道，我們要堅定、要頭腦清楚，還要讓雙⽅合適的⼈選參與。這就需要⼀個⾼規格、跨部⾨的⽅案，讓兩國的最⾼決策者們坐在⼀起。我們需要包括總統在內的雙⽅⾼層的承諾，來確保直接的、⾃上⽽下的必要接觸。當我們在那個星期六的上午坐在條約室、也就是⽩宮⼆層總統官邸中的書房時，我⼗分坦率。我告訴總統，沒有什麼能取代與中國最⾼決策者建⽴⾧期的私⼈關係，⽽我願意把⾃⼰在這⽅⾯建⽴起來的關係充分運⽤。「當然，」布希總統說道，「我也想借助你的經驗。」他說他希望我能幫他和中國⼈在伊朗與朝鮮等問題上取得進展。在我和布希總統交談之前，我已決定要接受財⾧⼀職。我總不能在同意與總統⾒⾯之後再拒絕他，我只不過是想弄清楚這個職位的⼯作範疇。我沒有⽴刻把這個決定告訴⾼盛的所有⼈。五⽉⼆⼗五⽇，我去中國出差兩天，這是我最後⼀次作為這個投資銀⾏的負責⼈出差。此⾏的亮點之⼀是，我及胡祖六與中國銀⾏董事⾧肖鋼共進了晚餐，他的公司剛剛完成了
180.籌資額為⼀百⼀⼗四億美元的IPO，他正為此⽽⾼興。正是我在⾼盛的同事們，協助中⾏完成了此次IPO。第⼆天，我和胡祖六、⿆克．伊雪斯還⾒了財政部⾧⾦⼈慶。讓我吃驚的是，⾦⼈慶說道：「我從約翰．斯諾（John Snow）那裡瞭解到你很快要當下⼀任財政部⾧了。」問題是，作為CSX運輸公司前董事⾧和現任財政部⾧的約翰．斯諾，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會接替他。我⾃⼰也是前幾天才知道的。我開了個玩笑岔開了話題，⾦⼈慶也沒再繼續說下去。會⾯之後，⿆克說：「中國⼈怎麼認為你會離開⾼盛執⾏⾧的職位，去加⼊⾛下坡路的布希政府呢？」 ★ 在我接受財政部⾧⼀職後的那個夏天，我坐下來認真地考慮和中國的新接觸有沒有現實可⾏的辦法。我向戴青麗求助，我在⾼盛的時候，她經常就中國問題給我建議。作為⼀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她曾在柯林頓政府裡擔任⾸席中國貿易談判代表，處理包括中國加⼊WTO在內的問題。她也曾任職於中國公司，以及和中國做⽣意的美國公司的經歷。我信任她。她嫁給了⾼盛幕僚⾧約翰．羅傑斯。那個夏天，我經常在她華盛頓家中的起居室裡，和她研究SED的細節。戴青麗打字，我們並肩坐在她家的沙發上，來來回回地權衡各種觀點。我們最後敲定SED要有三個主要⽬標：透過促進兩國之間的合作，來推動美中經貿關係；加速中國的經濟改⾰；以及透過促使其更⼤程度地開放市場競爭、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和加速貨幣市場化，來⿎勵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系中負責任的⼀員。我們更為關注的是現實的政策⽽⾮過程本⾝：什麼是最有效的建⽴互信和做事的⽅法？如何專注於共同的戰略利益、同時避免陷⼊太具體的分歧⽽無法取得進展？
181.我們想設計⼀個架構，可以有效地應對中國⾃上⽽下、以共識為驅動的複雜決策機制。鑒於中國集權的架構和國家來做規劃的傳統，我們知道要讓最⾼層的官員參加進來，這樣才能取得他們對政策變化的認可。但是中國強⼤的共識傳統意味著，我們也要想盡辦法取得更多的政府部⾧和有影響⼒官員的認可，包括那些對特定議題不直接負責的官員。正如我很早就知道的，在中國，雖然⼀個⼈說了不算數，但很多⼈卻能說不，⽽把⼀件事搞砸。⽽你總是需要得到來⾃最⾼層的祝福。當我開始在財政部⼯作時，美國⼈管理兩國關係的做法太分散，因⽽也沒有效率。我們的很多政府部⾨在商貿、經濟發展以及科技等領域，與中國保持對話和夥伴機制。但討論常常陷在細節裡，從⽽看不⾒全域性問題。雖然我們的中國政策在最⾼層都有協調，但每個政府部⾧都認為他或她的問題是當務之急。在我們想要什麼和能給什麼樣的回報⽅⾯，中國⼈需要更為清晰的訊息。我們的結論是，SED要關注⾧期的戰略⽬標；為了表明我們在取得進展，更為了能贏得政治⽀持，也需要達成短期成果。為達此⽬的，官員們不僅需要定期會晤，更需要在政府部⾨層⾯有⼀個持續的談判和討論過程，來建⽴信任和化解任何不可避免的危機。這種信任的建⽴將有助於討論敏感問題，⽐如，中國對發展中國家資源的迫切需求。所有決策會被細⼼地監測和跟進，以確保得到執⾏。 SED對話不會取代、只會補充和幫助協調正在進⾏中的討論和現存機制。每⼀位內閣成員將繼續主導他或她⾃⼰的交流，還能透過SED獲得⼀個更為重要的平台。例如，商業和貿易聯合委員會將繼續由商務部⾧卡洛斯．古鐵雷斯（Carlos Gutierrez）和美國貿易代表蘇珊．施⽡布（Susan Schwab）主持，他們將繼續和中國官員⼀起舉辦論壇，解決⽇常貿易和投資問題，包括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在鋼鐵和紡織品⾏業的反傾銷貿易爭端。傳統上，和中國的⾼層級對話有可能因為冗⾧⽽令⼈沮喪，雙⽅宣讀
182.準備好的聲明，⾃說⾃話。這是⼀個沒有多少實質內容、不令⼈滿意的過程。我們設想的SED將更有活⼒。⽐如，美國將不僅僅與中國環保⽅⾯的官員談環境問題，因為他們權⼒有限；還要和其他部⾧、副總理和政治局常委談，也就是說，要和範圍更廣、權⼒更⼤的官員們去談。我們在談判中取得突破之後，美國內閣和中國國務院的最⾼層級領導⼈會當場拍板。總統已同意由我代表政府負責所有的經濟問題，我們也決定像中國⼈⼀樣，把「經濟」定義得更為寬廣。為何不把諸如能源和環境這樣的關鍵問題包括進去呢？還有⾷品和產品安全問題？我認為，除了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之外，SED應該包括所有問題。這就要求我在美中關係裡，扮演⼀個引領內閣同僚的⾓⾊。我知道這⽅⾯會有困難。有⼈肯定會認為我在攬權。這並⾮我的初衷：如果想讓SED取得成效，美國⽅⾯得有⼈出⾯，在眾多的話題和爭論之中，挑選我們的優先⽬標來和中國最⾼層談判。這件事布希總統不可能⼀年做兩次，但我可以。⼀個超內閣⾝份將讓中南海裡的領導⼈明⽩我們是認真的，鑒於他們認為我們的內閣成員職位⽐他們的副總理低，這個⾝份也會帶給我在中國所需要的「⾯⼦」。這同時也會給我⼀個在美國政府裡必要的地位來促成事情。我不僅是代表團團⾧，我還會協調我們的每項⼯作。財政部的員⼯開始試探他們的中國聯絡⼈，看看他們是否會接受⼀個和美國更廣泛的對話機制。從七⽉⼗⽇宣誓就職開始，我就在政府裡提出了這個話題。就批准SED⽽⾔，布希總統當然是最重要的⼈。雖然布希總統先前對我改善美中關係的想法表⽰⿎勵，⽩宮官員對此的回饋也很正⾯，但我知道我是⼩⼼翼翼地⾛在官僚的雷區裡，讓內閣同僚接受我SED的點⼦可能會是棘⼿的事。幸運的是，國家安全顧問史提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上給了我很⼤的⽀持。我⼀九七○年代初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後的第⼀份⼯作就是在五⾓⼤廈，⽽哈德利在我離開後接替了我在五⾓⼤廈的⼯作。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他歡迎我到布希總統的⽩宮⼯作，還替我
183.向總統和政府裡的其他⼈解釋我的觀點，並且最終讓這個跨部⾨的機制運作起來。和此攸關的⼈還包括國務卿康朵麗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宣誓就職後的第⼆天，我和她共進午餐。在這之前我只⾒過她⼀次，她在決定加⼊布希的競選陣營前，曾來⾼盛⾯試過⼀個⼯作。雖然我們相處得很好，但她對此有⼀些保留意⾒，這可以理解。她不想在中國問題上有兩個國務卿式的⼈物。我讓她相信，我不想取代她的位置。她後來給了我很⼤的⽀持。我還取得了國防部⾧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的⽀持。他在西爾斯（Sears）公司擔任執⾏董事的時候，我就該公司重組之事當過董事會的顧問。我以為他會反對SED，但沒想到他表⽰⽀持。不管怎樣，他幾個⽉後，在⼆○○六年⼗⼆⽉離職了。那些原先可能認為我在玩權⼒遊戲的官員，⽐如商務部⾧古鐵雷斯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施⽡布，⼀旦看到SED會奏效，尤其是能讓他們接觸到更多的中國政府部⾧、並且能向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直接反映問題之後，都給了我很⼤的⽀持。然⽽，並⾮所有⼈都接受SED。⼀開始，我的⼀些同事對於要讓他們在SED中服從於財政部⾧⼀點都不熱⼼。有些⼈認為我們不需要另⼀個美中論壇，也不願意在他們已經很繁忙的⽇程中再加上每年去北京的旅⾏。還有⼀些⼈警告我，時機差得不能再差了：美國還有幾個⽉就要中期選舉了，⼆○○⼋年總統選戰也很快要呼之欲出，⽽對我們的政治家來說，中國⼀直是⼀個敏感話題。此外，中國⾺上就要宣布⼆○○七年領導⼈換屆，⽽我們還得讓中國⼈也認同這個主意。我們知道無法依靠現有的官僚管道來傳遞我們的訊息。這些管道會很慢，還會適得其反。中國國務院的每⼀個⼈都要權衡利弊，爭論將沒完沒了，⽽我們要⼀起對話的這個好主意，會被扭曲成中國式的⾹腸。我們需要找到⼀個⼈，透過他的關係把我們的消息直接帶給政府最⾼層。
184.這個信使實際上是我的舊識——周永康。⼗年前我第⼀次認識他的時候，他執掌中國⽯油天然氣集團，⽽⾼盛在為中⽯油⾥程碑式的IPO做準備。事情剛進⾏到⼀半，他被調⾛擔任國⼟資源部部⾧，那是⼀個他不怎麼上⼼的職位。我不會忘記⼀九九九年初，我去他北京辦公室和他⾒⾯時，他說過的話。他說：「漢克，你認識我們政府裡的⼤⼈物。⽤你的影響⼒把我從這裡調出去吧。」我笑了笑。在那年晚些時候，中共任命他為四川省委書記。⼆○○⼆年⼗⼆⽉，周永康回到北京就任公安部⾧，統領⼀百六、七⼗萬警察，成了政府中最有權勢的官員之⼀。他正帶著⼀個龐⼤的代表團到華盛頓正式訪問，來參加關於共同安全話題的會議。他會⾒的⼈包括：史提芬．哈德利、總檢察⾧阿爾伯托．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和國⼟安全部⾧邁克爾．切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我們決定利⽤⼀下我和他以前的關係，要求與他在財政部會⾯，提出我們對中國⾦融體系中⾮法活動的關切。我知道，作為政治局委員，周永康可以幫我們繞過官僚體制，把SED的設想直接帶給胡錦濤。七⽉⼆⼗七⽇，我在⼤會議室和周永康以及他的代表團成員會⾯。為了和財政部⼤樓的⾵格保持⼀致，這個會議室是以⼗九世紀的⾵格裝飾的，有古典的壁式燭台、煤氣枝形吊燈和椅背上印有美元符號的紅⽊椅⼦。我和周永康⾯對⾯坐在⾧桌的兩旁，按照議程討論從⼤規模殺傷武器擴散到北朝鮮對⾦融體系的濫⽤等話題。談了⼀會兒後，我提出了戰略對話的想法，周永康對此並沒有覺得特別吃驚。在前⼀天晚上，我對美國駐中國⼤使蘭德（Sandy Randt）提前透露了我的計劃，我們透過⼀個⽼朋友 ——中國駐美⼤使周⽂重——要求安排這次會⾯，告訴他我有⼀個重要的動議要提出來。周⼤使本⼈也參加了在財政部的會談。他後來告訴我，我們的要求讓中國外交部感到震驚，他們想知道美國財⾧究竟要和中國公安的⾸腦討論什麼問題。「周部⾧，」我說道，「我們希望你把這個提議帶回去向胡主席彙
185.報。」周永康顯得很⾼興，承諾說他會把這個想法告訴胡主席，「我⼀回北京就告訴他。」他說道。在會議議程完成後，我帶他迅速地參觀了⼀下我的辦公室，給他看⼀些財政部的紀念品。他對於從「咆哮的⼆⼗年代」（Roaring Twenties）⿊幫頭頭艾爾．卡朋（Al Kapone）那裡沒收的⼿槍特別感興趣。我們透過⾃⼰的管道很快得知，胡錦濤對我的提議給予了積極回應。九⽉初，我們安排布希總統和胡錦濤通電話，兩國領導⼈同意年底在北京啟動SED。 ★ 按照安排，SED於九⽉⼆⼗⽇在北京正式宣布，也就是我在西湖邊上和習近平⾒⾯後的第⼆天。我要在九⽉⼆⼗⼀⽇和中國的⾼官⾒⾯，商定細節，但我要考慮的事情不僅僅是SED。隨著中期選舉的推進，國內的保護主義勢⼒也在施壓。來⾃紐約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來⾃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林賽．葛蘭姆（Lindsey Graham）代表兩黨草擬了⼀個法案，懲罰中國操縱⼈民幣匯率。法案將在九⽉底投票表決。我要向中國⼈強調靈活性匯率的必要性。中國的匯率政策已經變成⼀個⽇益熱⾨的話題。在計劃經濟時代，北京就把它的貨幣和美元掛鈎。隨著經濟的對外開放，⼈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直在貶值，從⼀九⼋○年的⼀．五貶到⼀九九四年的⼋．六⼆。隨著中國經常性帳⽬餘額的增⾧，⾃⼀九九○年代末到⼆○○五年決定把⼈民幣和美元脫鈎之前，政府⼀直把匯率穩定在⼋．⼆七。⼈民幣仍然由央⾏嚴格控制，但它的價值是由⼀籃⼦貨幣決定的。雖然美元被廣泛地認為是其主
186.要組成部分，但具體構成保密。很多美國⼈認為，為了讓出⼜獲得不公平的優勢，中國還在壓制⼈民幣的價值。按照這些⼈的觀點，中國的製造業在蓬勃發展，它們的錢袋⼦富得流油，⽽我們的公司卻無法在價格上和它們競爭，⾯臨關⾨或讓就業流失到海外。美國對華貿易的逆差也是⼤得令⼈瞠⽬結⾆。我強調了公眾和他們在國會⼭莊的代理⼈，對⼯作的流失和對美國⼯⼈壓⼒的關切。世界貿易帶來了便宜的進⼜商品和低通脹等好處，但公司被迫裁員，使得普通家庭、商家，有些地⽅甚⾄是整個社區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我在中西部的家鄉就深受其苦。⼈民幣被⼈為低估是造成這些痛苦的部分原因：從經濟學⾓度分析，如果不是中國的市場⼲預，⼈民幣本該更堅挺。然⽽問題本⾝及其解決之道卻要複雜得多。中國的⼈民幣匯率固然重要，但卻是⼀個被過度簡單化、被誤解的問題。它不是我們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畢竟，我們和主要經濟體都有逆差。和中國的貿易⾚字，源⾃讓美國存錢太少⽽借債太多的⼀系列結構性問題，⽽中國⼈卻存錢太多⽽消費太少。解決這個問題才是關鍵，修正貨幣政策只是其中⼀部分。很明顯，美國的失業問題還另有其原因。這些原因包括：新技術擠掉了製造業和其他很多⾏業的⼯作，以及教育體系不再能提供⾜夠的⾼等技術⼯⼈來滿⾜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貨幣應該反映⼀個國家經濟的實⼒和活⼒。我⼀直主張美元要堅挺。它不應該是操縱匯率市場的結果，⽽應該是⼀個強勢經濟的反映，這個經濟的總體經濟政策和其對產權及市場原則的保護，激發投資者的信⼼。⽽被⼈為低估的⼈民幣不⾜以維持美元的強勢。鑒於中國已經是世界主要國家，它的持續⼲預讓⼈民幣處於低位，由此造成的扭曲是有害的，這對⾃⼰、對美國、對全球經濟都不利。其中⼀
187.個扭曲是過分依賴出⼜型增⾧，⽽沒有發展好國內消費。⼆○○⼋年⾦融危機時，這⼀點很痛苦地顯現了出來，當時美國和歐洲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幾近枯竭。如果中國確實需要⼀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它得讓它的貨幣反映其經濟現實。⼀個可以⾃由兌換的、由市場定價的⼈民幣很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我們的利益。它會產⽣更準確、更現實的價格，這對市場效率很必要。它會讓資本配置得更好，讓中國更好地實現經濟再平衡，從⽽使更多的⼈享受到經濟繁榮帶來的利益。在中國讓⼈民幣⾃由浮動以前，它需要培育⼀個現代銀⾏體系，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最終會傾向於中國將它的資本市場向外國競爭開放。與僅僅調整貨幣價格相⽐，中國進⾏結構性改⾰，並給美國公司和產品更⼤的市場進⼊（market access），將會讓美國⼯⼈獲得更全⾯的利益。強⽽有⼒的中國經濟，會成為吸引美國投資和出⼜的磁⽯。貨幣問題最終是重要的，因為它是衡量中國改⾰步伐⼀個⾮常明確的指標。為了讓經濟變⾰繼續下去，中國必須不斷讓⼈民幣升值以反映其經濟現實。中國⼈對此很清楚。⽽我們的⼤眾對升值的速度和程度有不同意⾒。在北京之⾏前的⼀週，我在財政部的⼀次談話中把這個爭論提了出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些媒體把它解讀為對中國的「警告」。我的話也許引起了胡錦濤關於我會就匯率問題對他說教的顧慮，但這些話延緩了舒默和葛蘭姆參議員的⾏動。他們在等我北京之⾏的結果，再決定是否要推進他們的⽴法。他們很聰明，也對中國的情況很瞭解。可是他們卻緊緊揪住匯率問題不放，原因在於這能很輕鬆地贏得⼤眾的理解，他們也視此為刺激中國進⾏改⾰的⽅法。幸運的是，他們願意給我⼀個機會證明 SED能奏效。「我希望漢克帶著切實的成果回來，」舒默公開說道，「但如果中國⾔⾏不⼀，我們別無選擇，只好要求投票表決。」
188.⾄於中國⽅⾯由誰來主導SED還沒有定論，⽽這顯然是個棘⼿問題。正如布希總統同意給我超內閣⾝份，對⽅和我搭檔的對應⽅，也必須有⾜夠⾼的地位、或者被授權擁有超過國務院部⾧們的權⼒。合乎邏輯的選擇是常務副總理⿈菊，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主管⾦融和銀⾏；可惜⿈菊患了不治之症。我們要求溫家寶出⾯，但北京對此很推託；我們也理解，畢竟中國總理和美國財⾧不對等。我們還被告知，溫家寶是否會參加SED、或者扮演什麼⾓⾊都還不確定。這令⼈費解，直到最後有⼈把我們這邊的⼀個關鍵⼈物拉到⼀旁說道：「請你們不要再要求溫家寶了。胡錦濤⾃⼰想出⾯。」這個進展雖然是我們沒有預⾒到的，但實在是再好不過。實際上，中國⼈的意思是胡錦濤本⼈對SED的概念很⽀持，想⾃⼰親⾃掌控。由於顯⽽易⾒的原因，他不可能和我搭檔，但他會積極參與。最後，中國任命副總理吳儀為中⽅負責⼈。吳儀位列四名副總理之⼀，但她接管了⿈菊的很多⼯作，實際上⾏常務副總理之職。她是中國政府中職位最⾼的⼥性。作為⼀名受過訓練的化學⼯程師，六⼗七歲的吳儀出⽣於中部城市武漢。她的職業⽣涯始於荒涼省份⽢肅的⼀個煉油廠，此後在⽯油業步步⾼升，於⼀九⼋⼋年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九九○年代，她在擔任對外經貿部部⾧時，協助中國談判加⼊WTO。實際上，吳儀在讓她的國家成為出⼜⼤國⽅⾯，扮演著關鍵的⾓⾊。憑著能做事的⼜碑，她在SARS危機時刻從不稱職的前任⼿中接⼿衛⽣部⾧⼀職。她因幫助領導國家渡過SARS難關⽽贏得尊敬。吳儀作為商業和貿易聯委會（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的⾼級官員，已經在參與中美之間的討論。由於她在⿈菊⽣病後肩負了更多責任，她的副總理職責已經擴⼤了。⼀開始我對吳儀有幾個顧慮。⾸先，她⾧期擔任貿易談判代表，鐵娘
189.⼦稱號可不是憑空得來的。以我的經驗，職業談判代表不相信雙贏，他們只想著技⾼⼀籌壓過你，得到越多越好，妥協越少越好。⽽她是⼀個不屈不撓的談判者。我還擔⼼吳儀沒有和SED裡那些話題打交道的背景。⽽且，我也懷疑她是否具有能代表中國達成協議的權⼒。重要的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想積極地參與，⽽我在中國能有私下直接接觸到他的機會。作為對等，中國代表團全體能在美國⾒到布希總統。⽽每次在中國舉⾏的SED結束後，整個美⽅代表團都被邀請到⼈民⼤會堂與胡錦濤會⾯。在接下來四⼗五分鐘的會⾒裡，我的部⾧同僚們，當著中國部⾧們的⾯，直接向中國國家主席就關鍵問題提出他們⾃⼰的看法，然後代表團退出，我留下來繼續和胡錦濤會談。在那個時候，⼀個並⾮政府⾸腦的外國官員和中國國家主席單獨私下會⾯前所未有（SED開啟了其他⾼級內閣成員有時享有類似待遇的先例）。我記得曾在此後和布希總統討論過這種安排。當我告訴他我和胡錦濤單獨⾒⾯的時候，他問道：「單獨嗎？你說『單獨』是什麼意思？」我回答：「單獨就是只有我們兩個⼈。」「我很羡慕你啊，」總統說道。為了宣布SED的成⽴，中⽅在⼈民⼤會堂舉⾏了⼀個盛⼤的新聞發布會。與經濟事務有關的中⽅各部委都出席了這個會議。在會上，我⾸次⾒到了我的官⽅搭檔。副總理吳儀⼀頭灰髮，⾝⾼不到五英尺，她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我知道你不想讓我來，」她直⽩地說道：「我知道你覺得我不夠強。但是，我會證明我和你⼀樣，甚⾄⽐你還強。」我就是這樣被介紹給中國的鐵娘⼦的，我對她的態度開始軟化了。我欣賞她的直接，更不要說還有她握⼿時的⼒量。她的⼒量是⾃然⽽
190.然的。我後來發現她是個不好對付的談判者，也是有效率的溝通者。她從不扭曲意思，也從不喪失信⼼，對別⼈有⾜夠的尊重。那天，當我環顧有很⾼天花板的接待室，發現滿屋都是穿深⾊西裝的男⼈時，⽴刻明⽩了她升到黨和國家如此⾼的位置該經歷了怎樣的奮⾾。理論上，中國是個男⼥平等的國家，我在全國各地的商界⾒到很多有活⼒、強有⼒的⼥性，⽽吳儀是政府最⾼層裡唯⼀的⼥性——除了她，有⼆⼗五名委員的中央政治局裡再沒有其他⼥性。在中央委員會的兩百零五名委員裡，也僅有四名⼥性。我對她很欽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欽佩變成了惺惺相惜。再說到那次中國之旅，仍然不確定我和胡錦濤的會⾯能有多⾧時間。我的⽇曆裡排滿了其他會議。有個值得記住的會⾯，是商務部⾧薄熙來，在他離天安⾨廣場不遠、⾧安街旁的辦公室裡。薄熙來是⼀顆正在上升的明星，⼀個有強烈民粹主義⾊彩的優雅政治家。他有宣傳天才，喜歡引⼈注⽬，被很多⼈認為有機會進政治局常委會，那是中國最⾼權⼒機構。在⼆○○六年，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薄熙來和他的妻⼦⾕開來，會在六年後深陷於中國最嚴重的政治醜聞中。作為⼀名根正苗紅的太⼦黨，薄熙來出⽣於⼀九四九年，就是⽑澤東奪取勝利的那⼀年。他的⽗親薄⼀波是中國經濟計劃的主要制定者之⼀，也是陪⽑澤東游泳的⼈。薄⼀波在⼀九六○年代被清洗，後來在鄧⼩平掌權後復出。作為排在鄧後⾯的「⼋⼤元⽼之⼀」，薄⼀波是中國共產黨有影響⼒的⽼資格領導⼈。薄熙來和他的同齡⼈⼀樣在⽂⾰中遭到不幸，曾經⼊獄，並做過重體⼒活。但在⼀系列的艱⾟之後，他很快在黨內爬到⾼位。他在⼀九九⼆年⾄⼆○○○年期間擔任東北經濟中⼼遼寧省⼤連市市⾧，給⼤連帶來了⾶速發展和繁榮。接下來，他就任遼寧省省⾧，在⼆○○ 四年任商務部部⾧之前，⼀直致⼒於重振遼寧的⼯業。我和薄熙來的會⾯，證明他是⼀個精明、準備得極為充分、善於替中國宣傳的⼈。他告訴我他歡迎SED的舉⾏，⽽且胡錦濤主席對此⾮常重
191.視。對於我問他的每⼀個問題，他都能快速⽽不屑地作答。你們為什麼對貨幣問題那麼擔⼼？他質疑道。美國對亞太國家的⾚字佔美國GDP的⽐重在過去六年裡是下降的。這很好，難道不是嗎？他指出，美國對中國的出⼜增⾧了⼆○％，⽽絕⼤多數中國對美國的出⼜都源⾃在華投資的外國企業。我讓薄熙來放⼼，布希總統和我都認為保護主義⽅法是有害的，⽽且我會努⼒說服參議員們不要通過舒默——葛蘭姆法案。薄熙來承認浮動匯率⾧期來講是有好處的，但他爭辯道，中國廉價的勞動⼒會⼀直帶給中國競爭優勢。我對他和浙江的習近平迥然不同的態度感到吃驚。習近平已經看到中國有⼀天會失去成本的優勢，並開始思考中國應如何學習創新，以及如何在更⾼的產業價值鏈上競爭。薄熙來的⾃信和溝通能⼒、以及對事實的記憶⼒令⼈印象深刻，⽽我也發現他傲慢和好⾾。我注意到他糾正翻譯的⼀些譯法。他對英語的理解⼒，還有他蠻橫打斷翻譯的做法，都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這位譯者的翻譯，我應該說，⾮常出⾊。她還具有表演的天賦。我的⼈知道她翻得很準確、也很精妙，這就意味著薄熙來打斷她有賣弄的成分。她充滿激情地把薄熙來的爭辯⽤準確無誤的英語表達出來。然後，為了加重語氣，還把她的筆扔到桌⼦上。接下來的第⼆天，我在⼈民⼤會堂⾒到了胡錦濤，他⾝邊跟隨著⼀⼤群中國官員。胡錦濤很熱情地表⽰歡迎，對SED也很⽀持，認為有⼀個討論⾧期政策性話題的論壇很重要。我指出，雖然SED不是解決諸如貿易等領域裡短期分歧的場所，但是對已產⽣的、或突發的最嚴重和政治上最敏感的問題，我們還是需要應對。會談結束後，美國代表團和⼤多數的中國官員離開，吳儀、財政部⾧⾦⼈慶和外交部副部⾧戴秉國留了下來。這給了我和胡錦濤短暫⽽私下的⾒⾯機會。我敦促解決匯率問題，我解釋說除了⾧期的關切外，我們雙⽅都需要顯⽰短期成果，⽤以表明我們的對話在取得進展。我指出，在中國
192.之外，尤其是在美國國會，⼈民幣匯率的靈活性被認為是中國改⾰努⼒的⼀個標誌。當著其他中國官員的⾯，我認為也只能說到這個份上了。然⽽，會⾯快結束的時候，我把主席和他的翻譯單獨請到⼀邊，這樣就能更為具體地談談匯率了。⼀開始我就強調，我不是在要求他做對中國不利的事情。事實上，我之所以會提這個要求，是因為我相信讓匯率浮動對他的國家最為有利。最起碼，能幫助我們避免來⾃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政策。然後，我對他說了我永遠也不會透露給國會議員或我的內閣同僚的話，⽽這話也只能在如此「私下」的場合才能說（當然，我向布希總統彙報了這個交流情況）。我告訴胡錦濤⼀個數字。「主席先⽣，」我說道，「在我們⼗⼆⽉第⼀次SED會議結束前，如果你讓⼈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三％，結果會對中國很有好處，⽽且也能幫助我讓國會相信SED是奏效的。」我給出的數字並無⽞機可⾔。然⽽，我知道，在距第⼀次SED還有不到三個⽉的時間裡升值三％，意味著年化升值幅度幾乎會達到⼀五％。我在找有誠意的姿態，它得是切實的、有意義的，卻不能看上去對中國⼈來說是不可逾越的，或是粗魯的。畢竟，他們把匯率看成主權問題是有道理的。因此，我⼩⼼翼翼地把我的提議以⼀種「有建設性」的⽅式提出來，⽽不是⼀個需要談判的要求。我認為給出⼀個合理的數字和⾏動的時機，將有利於⿎勵中國⼈採取⾏動。這⼀招還能堵住反對者的嘴，他們認為任何現實可⾏的⼈民幣匯率升值對貿易⾚字的作⽤不⼤，⾚字主要是由其他因素決定的，除⾮中國能讓市場決定匯率，否則都會被批評者貼上升值不充分的標籤。⾃⼆○○五年七⽉中國將貨幣與美元脫鈎以來，⼈民幣已經升值了⼆．四％。中⽅下定決⼼要讓⼈民幣升值，可是不能太快，因為他們認為太快不利於穩定。
193.胡錦濤仔細地聽了我的建議，然後說道：「我理解。」他仍然很謹慎，也沒有做出承諾。但是他清楚地聽到了我的訊息。接下來，我把吳儀叫到⼀邊，對她強調我們需要很快看到⼈民幣有升值舉動的重要性，雖然對於美中來說，有更重要的問題需要關注。「如果匯率問題不重要的話，那你為什麼⽼是說它？」她問道。「這在美國是⼀個很⼤的象徵，」我解釋道，「如果我不說它，我回去後就沒有信⽤了。」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對中國⼈會讓匯率升值很有信⼼。回去後，我向布希總統做了簡要報告，還給舒默和葛蘭姆參議員打了電話。他們於九⽉⼆⼗⼋⽇撤回了法案。我對中國⼈的信⼼是有道理的：他們聽進去了，還讓⼈民幣以更快的速度升值。從⼆○○六年九⽉到⼗⼆⽉第⼀次SED會議結束，⼈民幣升值了⼀．三％；此後到⼆○○七年五⽉第⼆次SED結束，又升值了⼆．⼆％。此後的模式就很熟悉了，每當新⼀輪SED臨近的時候，升值也會加速，⽽且在會議期間速度更快。當我從財政部離職的時候，與我⼆○○六年九⽉和胡錦濤在北京⾒⾯時相⽐，⼈民幣已經升值了⼀三．⼋％。然⽽，中國外匯政策的批評者們還是不滿意。坦⽩說，除⾮⼈民幣的價值變成完全由市場決定，否則他們是永遠都不會滿意的。 2007年5⽉24⽇，正值第⼆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於⽩宮內的橢圓形辦公室會談。與會者包括中國駐美⼤使周⽂重（左）、副總理吳儀、總統喬治．布希以及翻譯。（David Bohrer, courtesy
194.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 第⼀次SED會議於⼆○○六年⼗⼆⽉⼗四⽇、⼗五⽇兩天在北京舉⾏。這個由⼆⼗⼋名內閣成員和政府機構負責⼈組成的代表團，是迄今為⽌美國向中國派出的規模最⼤的代表團。除了我們駐中國的⼤使桑迪．蘭德，還有六位我的內閣同僚：商務部⾧卡洛斯．古鐵雷斯、勞⼯部⾧趙⼩蘭（Elaine Chao）、健康和公共服務部⾧邁克．李維特（Michael Leavitt）、能源部⾧薩繆爾．鮑德曼（Samuel Bodman）、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蘇珊．施⽡布、環保局局⾧史提芬．強森（Stephen Johnson）。聯準會主席班．柏南克（Ben Bernanke），和美國進出⼜銀⾏董事⾧詹姆斯．朗布萊特（James Lambright）也參加了。中⽅出席的有⼗四名部⾧級官員，包括央⾏⾏⾧周⼩川、財政部⾧⾦⼈慶、國家發改委主任⾺凱、勞動和社保部部⾧⽥成平以及商務部⾧薄熙來。這前所未有的⾼官陣容，表明雙⽅是嚴肅認真的。對於SED，恐怕沒有⼈⽐我更認真了，⽽且我的意思是做到萬無⼀失。我在中國⽐在任何地⽅都忍受了太多的禮節性的會議，與會者⼀個接著⼀個講話，說完後坐下點頭⽰意，然後下⼀個代表站起來念著預先準備好的發⾔。我不願意SED也是這個樣⼦。我不想讓發⾔者乾巴巴地背誦寫好的講稿。我需要的是真正能奏效的會議，以坦率發⾔和坦誠討論來鎖定關鍵問題，促進理解和信任，以達成針對各種⾏動的協議，後者也被稱作可以付諸實施的成果。正式的SED會議不是⽤來做細節談判的，細節談判發⽣在我和中國官員的⽇常通話中或是正式會議的會場邊上，還有由財政部的泰婭．史密斯和她的中國搭檔、時任財政部國際司司⾧朱光耀共同主持的，⼯作⼈員層⾯的會議上。
195.「我們不僅要討論，」我對中國⼈許諾道，「我們還要達成短期可以付諸實施的成果。」我對美國代表團⽴下鮑爾森式的會議規則：「不許使⽤⿊莓⼿機。不許接電話。每⼈必須參加所有會議。這是⼀個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在真正的對話中，你們要集中精⼒討論。」兩個陣容龐⼤的代表團在⼈民⼤會堂空曠的⾦⾊⼤廳裡會⾯了，代表們⾯對⾯地坐在覆蓋著綠⾊厚呢台布的⾧桌兩旁。桌⼦之間擺放著螢幕，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PowerPoint演⽰。每個座位前都放著名牌，想發⾔者可以將名牌側放⽰意。與會者都配備了最先進的⽿機（⽐我們在財政部⽤的還好，雖然中國政府採購規則要求使⽤國貨，但我發現⽿機看上去是外國製造的）。四壁⾦⿈⾊的⼤廳裡裝飾著精緻的畫作，懸掛著吊燈，這種空曠的空間幾乎不適宜作私下討論。但是中國⼈顯⽰了對細節的重視，他們在房間周圍擺放了鮮艷的⼀品紅，並且派穿著優雅的年輕⼥性以近乎同步和精準的動作為與會者斟茶。我後來瞭解到，細緻認真的吳儀親⾃檢查了從菜單到鮮花的擺放等所有的準備⼯作。 2007年12⽉，在⾹河天下第⼀城舉⾏的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副總理吳儀正在展⽰精巧的「蔬菜雕花」裝飾，左邊是商務部⾧卡洛斯．古鐵雷斯（Carlos Gutierrez）。為了第⼀次SED，我們在議程上列出了幾個討論的主要話題：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讓中國的增⾧變得可持續，促進貿易和投資，應對具體的能源和環境問題。我們花⼀些時間討論了⼈民幣匯率，也談到了控制⼆氧化
196.硫、⾼科技貿易、對美國娛樂業的限制、盜版光碟和中國增加消費的努⼒，以及醫療和農村發展等問題。我們討論了中⽅關於赴美簽證被拒簽太多的問題，還有我們認為的中國⾦融服務業應向外資開放的問題。我們探討了中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勵領導⼈應對最近在農村發⽣騷亂的體制性原因，包括官員腐敗、財產權的缺失，以及對提供更好的醫療和教育的需求。會議不乏充滿希望的、坦誠交談的時刻。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敦促中國官員增加對養⽼和醫療的公共開⽀，並且改善獲得私有保險的管道。鑒於中國⾼儲蓄⽔平壓抑了消費，相較⼈民幣升值，這些措施能更好地應對我們和中國貿易⾚字的潛在原因。國家發改委主任⾺凱承認醫療保險的不⾜是個問題，但他同時指出政府已經在努⼒增加農民和城市貧困居民的收⼊。⾺凱此後在⼆○⼀三年出任分管⼯業、交通和⾦融服務政策的副總理。當貿易談判代表施⽡布聲稱中國的改⾰在⾛回頭路時，吳儀和⾺凱都給予了激烈的回應。⾺凱有禮貌地、但也固執地質疑施⽡布給出的事實，進⽽挑戰她的分析，他爭辯道，即使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的⼀些總體調控也是免不了的，不然監管到底是什麼？他反問道。他宣稱：「我們的改⾰必須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衡量中國是否建⽴了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標準，應該是看市場是否在資源配置上發揮基礎作⽤，⽽不是把任何總體調控都等同於改⾰的回頭路。」薄熙來以⼀種傲慢的語氣反駁商務部⾧卡洛斯．古鐵雷斯所說的「我們歡迎中國投資」，他反問道：「美國對中國的投資並不開放。看看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遭遇吧。」鑒於⾼盛為中海油那個⾼調且有爭議的交易做了財務顧問，他所說的事我再清楚不過了。我能想像薄熙來提這件事是為了讓我尷尬。然⽽，即使如此，我還是歡迎他的直⾔不諱。他說出了他中國同事所想的，⽽我希望SED會議開得活潑、開放、發⼈深省。薄熙來的事不提，坦⽩說，SED
197.⼀開始時，由於雙⽅都想摸清對⽅的想法，會議開得太正式、太平穩了，發⾔⼈也太過頻繁地依賴準備好的東西和發⾔提綱。隨著時間的推移，主要與會者雙⽅熟悉起來，雙⽅的⼯作⼈員在會議期間緊密合作以達成我們制定的⾥程碑式的成果，那麼這⼀切都改變了。⾄於中海油的事情，這家公司確實被迫撤回對美國優尼科價值⼀百九⼗億美元的收購，該美國公司的絕⼤多數⽯油儲備位於亞洲。我解釋說，我們和世界上任何國家⼀樣向外國投資開放，但中海油遭遇了政治抵制，因為它的交易是競爭性的，⽽優尼科已經和雪佛⿓（Chevron）簽約了。我沒有提每個⼈都知道的事情：中海油給出了更⾼的價格，但由於政治原因被迫撤回了投標。事實上，薄熙來是對的。這是中國⽇益增強的全球志向遭遇條件反射式的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個早期事例。我確實也指出，中國的能源⾏業投資也不對外開放。⾸次SED給了美國內閣部⾧們⼀個機會，可以跟總理溫家寶和主席胡錦濤⾒⾯，並直接提出問題。如果沒有SED，他們⾒到這些領導⼈的機會微乎其微。很明顯，溫家寶安排了和我們的會⾯，以期讓我們知道他希望參加對話。他告訴我們他會做三⼗五分鐘的發⾔，⽽讓我們吃驚的是，他確實就講了三⼗五分鐘。他在談話中說道，中國決定選擇美國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為中國的四個核電廠提供技術，這也是我⼀直在努⼒促成的事。鑒於它的母公司是⽇本的東芝（Toshiba Corporation），中國⼀直不願意批准總部在賓州的西屋公司。由於中⽅還沒有收到我們在SED期間對談判協議所做的最後修改，溫家寶的消息有點讓⼈吃驚。在我們和胡錦濤正式會⾯之後，我又在私下場合⾒到他，轉達了布希總統對他的問候。我再⼀次就持續的靈活匯率問題給胡錦濤施加壓⼒。我警告說，下⼀屆美國國會對這個問題會很強硬。我強調開放⾦融服務業對中國的發展⾮常重要，也有利於中美關係。胡錦濤對開放⾦融服務業的重
198.要性表⽰贊同。但他提醒，在這個⽅⾯，領導⼈不能操之過急，「飯得⼀⼜⼀⼜地吃。」如我所願，⾸次SED達成了⼀些⽴竿⾒影的具體成果。在敏感的貿易問題上，我們達成了促進美國對華出⼜的融資便利協定。中⽅同意在中國設⽴紐約證交所和納斯達克代表處，並同意重啟關於增加美國航空中美之間直⾶航班的談判。雙⽅同意共同致⼒於中國加⼊美洲發展銀⾏，該銀⾏為拉美發展提供融資。雖然這些成果不算多，但重要的是我們⾒⾯了，對熱點問題進⾏了爭論，達成了協議。最重要的是，為合作定調，還為未來建⽴了⼀套有效的程序。會議⼀結束，我就給舒默和葛蘭姆打了電話，還和來⾃蒙⼤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克斯．鮑克斯（Max Baucus）、以及來⾃愛荷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查爾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通電話，告訴他們我們有個良好的開端，指出⼈民幣⾃九⽉以來已經升值⼀％。對我來說，最為感動的時刻是SED開幕的第⼀天晚上。我們的代表團在晚上參觀了故宮，之後是盛⼤的宴會。宴會在位於王府井和⾧安街交叉處的北京飯店舉⾏，在⼀個中國樂團演奏的西⽅⾳樂聲中結束。吳儀⾃豪地說，她為我們準備了特別的節⽬。我們被帶到飯店的陽台上，⾵很⼤，從⾼處俯瞰北京城。吳儀提醒我，「在外⾯時請往後靠。」很顯然，她擔⼼我⼀不⼩⼼會從低矮的欄杆上翻下去。我沒穿外⾐，在⼗⼆⽉的夜⾵裡冷得發抖。助理們警告我別出去，怕我感冒。但我不想錯過我的東道主所做的安排，尤其是吳儀對此明顯很興奮。⽬睹了幾個街區外的驚⼈美景，我就把天氣的寒冷拋到了腦後。紫禁城內外所有的燈都打開了。這盛⼤的古⽼宮殿群⾒證過數個世紀的王朝興廢、戰爭、⾰命和抗議，今夜卻燈⽕通明，只為了歡迎我們。
199.Chapter 12 露台辯論 The Great Patio Debate ⼆○○六年⼗⼀⽉七⽇，美國中期選舉⽇，民主黨⼈擊敗了共和黨⼈，奪取了參議院、眾議院，⼤多數州⾧的位置和國家對⽴法機構的控制。布希稱之為這次「慘敗」，加深了華盛頓政治的分裂。但⼀個關鍵的領域除外——兩黨在抨擊中國上是團結的。他們指責中國操縱貨幣，為擴⼤的貿易逆差抨擊中國，為美國就業機會減少抨擊中國。隨著⼆○○⼋年總統選舉⼤戰拉開序幕，我預計這種敵意只會愈演愈烈。⼆○○七年⼀⽉，我被召到國會對參議院銀⾏委員會作證，主持聽證會的是康乃狄克州民主黨⼈基斯．多德（Chris Dodd）。他剛宣布了⾃⼰參選總統的候選⼈資格。我努⼒懇求免除作證，估計多德想透過敲打財政部⾧為⾃⼰得分。我要求把作證推遲到預算談判結束之後，但多德不答應，他告訴我，如果我不按時到場，就跟他永遠沒有⼯作關係了。按照法律要求，財政部⼀年審核兩次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外匯做法，決定是否有些夥伴操縱他們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然後把審核結果上報國會。在財政部⼆○○六年⼗⼆⽉的報告中，我拒絕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因為我知道這麼做只會適得其反。這樣做會得罪中國⼈，更不容易讓他們升值貨幣，他們不願讓⼈覺得他們向外國壓⼒低頭。財政部上⼀次列舉中國是在⼀九九四年，但我在做決定時受到很⼤壓⼒。我告訴參議員們，對抗不是最好的⽅式——只會導致報復——⽽應該採⽤講求實際的接觸，我們在SED中就獲得了這種接觸，⽽且正在取得成效。「我的⽬標是，朝市場決定的⼈民幣浮動匯率制努⼒並取得進展。」我說。我接著說，指責中國操縱貨幣應該是國際貨幣基⾦組織的事。「我們會⾒了我們的選民，他們很憤怒，」多德回答說，「看到這個
200.國家失去三百萬份⼯作，國會不能等待我們得到某種含糊的界定，解釋說為什麼這是某種進展。」這個聽證會讓我認識到，我們將⾯臨多麼⼤的壓⼒。⼆⽉眾議院出現了⼀個專⾨針對中國的提案，提議對「⾮市場經濟體」徵收反補貼關稅，⽽且兩院還在研究幾個其他提案。雖然我知道多數⽴法只是表⽰姿態，並不會真的成為法律，但還是擔⼼某項提案會付諸表決。如果真表決，提案⼀定會在國會獲得通過，因為這是他們家鄉感到受委屈的選民想要得到的，不會有議員想要表現得對中國「溫和」⼀些。我認為國會的領導⼈在尋找更好的理由不推動⽴法，但是我擔⼼，⼀些難以預料的經濟或政治事件，或者中國⽅⾯的⾏動，也許會使這些領導⼈的判斷發⽣改變。我的⽴場是，中國需要朝更靈活的貨幣推進，不是因為「我們」說應該這樣做，⽽是因為這樣做符合中國的最⾼利益。更靈活的貨幣會使⼈民幣變得堅挺，從⽽透過促進家庭消費和國內引領的增⾧，推動國內的經濟活動。當然還有其他好處。政策制定者也能夠更容易控制通貨膨脹，把經濟混亂和投機泡沫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胡錦濤主席和其他中國領導⼈表⽰，他們致⼒於朝市場決定的貨幣推進，但要循序漸進，因為他們擔⼼經濟增⾧受到影響，也擔⼼威脅到社會穩定。到⼆○○七年春天第三次SED時，⼈民幣名義價值已經從⼆○○五年⼈民幣匯率與美元脫鈎後上漲了接近六％。在我看來，有更直接和緊迫的議題。在這些議題中，中國應該加速⾦融市場的關鍵性改⾰。讓銀⾏脫離政府控制和⾮商業性借貸的指令，同時發展有效率的、有競爭的資本市場，有助於中國過渡到不依賴低成本出⼜的經濟。這樣的經濟也更能夠⽣產⾼附加價值的產品，為私營公司提供關鍵的融資。改⾰者努⼒實現這些改變，但遇到頑強的抵抗，⼀些來⾃意識形態，⼀些來⾃中國改⾰成功意想不到的副產品。經過重組、又能獲利的國有企業，成了⾮常有勢⼒的既得利益集團，竭⼒阻⽌來⾃私營和外國公
201.司更激烈競爭局⾯的出現。另外，中國的繁榮也導致了貧富之間⽇益拉⼤的差距，城市和鄉村居民之間⽇益拉⼤的差距，東部和西部地區⽇益拉⼤的差距。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計劃建⽴「和諧社會」，以消除不滿，於是提議不把政治資本花費在市場化的改⾰上，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有⾵險的；⽽是把政治資本投⼊到被改⾰落在後⾯的社會群體的⽀持上，⽐如農民⼯、貧困的農民以及退休⼈員。中國的快速發展在某些⽅⾯折射了財富的創造和收⼊的兩極分化。這種現象也曾出現在⼗九世紀末期美國的鍍⾦時代，當時創造了巨⼤的財富，社會緊張卻加劇了。我決定透過發起⼀場資本市場改⾰攻勢來影響中國的領導層。我認為資本市場改⾰對平衡中國經濟增⾧模式⾮常關鍵。因此，三⽉在⽇本和韓國的雙邊會議之後，我⾶到中國，在上海做了⼀個有關資本市場⾃由化的演講。我在北京⾸都機場做了短暫的停留，會晤了SED中⽅領導⼈吳儀，和吳儀⼀起來的，除了其他官員，還有商務部⾧薄熙來、財政部⾧⾦⼈慶和央⾏⾏⾧周⼩川。六位部⾧官員陪同吳儀來⾒我，吳儀說，這表⽰胡錦濤⾮常重視SED。就這個話題，我告訴吳儀，我跟國會解釋，SED是解決美中分歧的⼀個合適論壇。因此，我強調我們絕對要有成果。我在⼈民幣匯率上給她施加壓⼒，強烈要求中國進⼀步向外國商業和投資銀⾏開放⾦融市場。當時，在所有主要新興市場國家中，中國對股權控制的部分條例是最嚴格的。沒有⼀家外國實體可以擁有中國⼀家銀⾏超過⼆○％的股權；外資股權總計不得超過⼆五％。外國證券公司最多可擁有合資企業三三％的股權，⽽外國資產管理公司最多可擁有合資公司四九％的股權。對中國證券公司的投資，⼀家外國公司單獨持股不得超過⼆○％。我認為根本就不該有限制，但⾄少，我願意看到這些限制提⾼到五○％以上。當時，其他發展中國家，諸如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允許外國公司擁有⼀○○％的股權。
202.根據經驗，我知道⼀些中國官員認為，證券市場是國家的戰略資產，不想讓外國⼈介⼊。⾼盛花了四年中的⼤部分時間，想在⼤陸建⽴⼀家證券公司。最終，透過富有創造性的組合和耐⼼談判，⾼盛⾼華證券公司終於浮出⽔⾯；這是⼀家合資公司，⾼盛擁有允許的三三％股權，但全⾯掌控營運。雖然吳儀不接受貨幣改⾰，但她⿎勵改善⾦融服務。這與第⼀次SED 之後我得到的消息相吻合。當時財政部⾧⾦⼈慶告訴我說，股權擁有權上限會提⾼，他對此有信⼼。我⼿下的⼈提醒我，不要⾼興得太早，但我當時感到很樂觀。我於⼆○○七年三⽉⼋⽇在上海期貨交易所發表了演講。這個交易所⼋年前成⽴於浦東。浦東是中國的新⾦融中⼼，跟歷史上有名的外灘隔⿈浦江相望，這裡到處燈光閃爍，⾼樓林⽴。數百⼈聚集在交易⼤廳——他們之中有政府官員、最⼤證券公司的⽼闆、顯赫的學術專家，以及記者—— 我告訴他們，如果中國想要實現⾃⼰的諾⾔，就要加速⾦融服務市場改⾰的步伐。在透明、產權清晰、機構強壯和監管有⼒的基礎上，⾼效的⾦融市場會推動經濟增⾧。這樣的⾦融市場會把錢⽤來實現最好的構思，允許⼈們把錢投在他們國家的未來。雖然發展步伐很⼤，但中國的證券市場不成熟，也不完整。幾乎談不上債券，包括政府票據；房地產市場缺少流動資⾦，⼤多數⼈無能⼒涉⾜；證券交易市場不過⼗五年歷史，變化無常，⽽且欺詐橫⾏，從作假帳到炒⾼股價然後拋售的⾏為都有。中國急需有效和健康的解決辦法，來投資新創造的財富，應對⼈⼜和社會結構發⽣的變化。這些變化導致儲蓄率飆升，嚴重抑制了消費。政府「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不復存在，以及國有企業改制帶來⼤量失業造成的恐懼，導致⼯⼈要為養⽼和可能發⽣的不測多存錢。獨⽣⼦⼥政策也導致了同樣的問題，在這個講究孝道的社會，個⼈承擔了更多養育⽼年⽗母的負擔。但是，除了銀⾏儲蓄帳⼾，對於這
203.些「預防性」的儲蓄卻很少有合適的投資⼿段。政府規定的銀⾏儲蓄利息很低，結果⼈們不得不把他們收⼊很⼤⼀部分⽤來獲取儲蓄收益。資本市場⾃由化會為中國⽼百姓提供⼤量投資產品和服務，促進更多元化經濟的發展。更多國際介⼊會加速這個過程，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建議取消外資股權限制。我並不是要中國向外國銀⾏提供幫助。我不過是認為，限制世界最優秀的銀⾏加⼊，會傷害這個國家。「沒有很強的資本市場，卻擁有很成功和可持續的平衡經濟，我沒有聽說過世界上有這樣的國家，」我對上海的聽眾說，「我也想不出有這樣的國家，對國內和國外的競爭都不開放，卻能獲得經濟上的成功。」 ★ 第⼆次SED於⼆○○七年五⽉⼆⼗⼆⽇到⼆⼗四⽇在華盛頓舉⾏，議程包括我在上海演講中提出的⼀些議題。從在北京召開第⼀次SED以來，中美雙⽅的團隊就⼀直在忙於⼀些實質性的成果，議題包括⾦融服務進展報告、均衡經濟發展、替代性能源和減少污染等。幾項主要的協議即將公布，包括對美國航空公司開放中國的領空。建⽴SED，能讓可實施的成果在每半年舉⾏的會議之間經過談判定下來。我們各部⾨和機構⼀直在與中國的對等部⾨打交道，⽽且會繼續與他們直接會談，但SED過程會優先考慮中國⼈的議題，使我們能解決在過去許多年官僚主義混亂中被忽略的問題。在建⽴SED機制之前，美國政府的部和局都獨⽴游說他們對中國關切的問題。現在，在副財⾧泰婭．史密斯的指導下，來⾃每個部⾨的副⼿坐在⼀起透過⾧時間討論，定出我⽅政府五件或者⼗件需要優先考慮的事情。我們尋找「⼤主意」：符合中美兩國相互利益且對兩國都有改⾰意義的計劃。中國⼈做同樣的事。然後，中美會致⼒於製作「成果⽂件」（outcomes document），這份⽂件會列出為每
204.次SED準備的題⽬，每半年的SED會議留出來做對話：實質性的情況陳述之後是坦率的討論。雙⽅都⼀絲不苟地追蹤已經達成的成果，因為他們知道⼈們期待他們把這些成果付諸實施，⽽任何失敗的實施都會報告到我這裡，或者中⽅負責SED的最⾼領導那裡。每⼀次SED結束時，都會發布這些成果的簡稿作為事實清單。當然，中國⼈有他們的優先項⽬清單。他們急切地想要修改或推遲新的美國出⼜控制條例，以獲得更多機會進⼜諸如清潔能源、民航、電⼦和軟件等領域⽅⾯的技術。他們還向我們施壓，希望我們考慮給予他們國家所謂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樣他們的公司就可以享受優惠待遇。第⼆次SED之前，我給吳儀打電話，告訴她會議的安排情況。我再次向她報告，美國議員們變得對中國失去了耐⼼，向副總理建議，她親⾃會⾒美國議員，跟他們講講中國的事。「這輪SED將決定對話作為⼀種機制是否可以繼續下去，」我對她說，「我們需要突破性的⼀籃⼦成果。」我認為，中國同意提⾼外國投資中國證券公司的限額，可能會是可以實現的突破，但就在第⼆次SED召開前⼣，中國代表團⾶往華盛頓的時候，我們從泰婭．史密斯的中⽅對應官員朱光耀那兒得知，提⾼股權限制沒有得到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批准。這讓我很驚訝，因為在第⼀次對話之後，⾦⼈慶讓我們很受⿎舞，我知道我們不可能獲得想要的五○％以上，但我認為我們會得到⾄少三五％。五⽉⼆⼗⼀⽇早晨，中國代表團抵達安德魯空軍基地，我在那兒迎接他們。正式會議將於第⼆天在華盛頓召開，我們安排了正式的歡迎儀式，以表⽰對吳儀的尊重。我還希望提及股權限制的問題，贏得我們想要的讓步。我們⾛在溫暖⽽有⾵的柏油跑道上，說了幾句客套話之後，我對副總
205.理說：「我們有個⼤問題。SED召開之前，我們得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給你們的已經⽐你們給我們的要多了，」吳儀果斷地說，「不過我們可以商談。」我明⽩當天晚些時候還有⼀次努⼒機會。我的財政部團隊和我聽說沒得到股權限制讓步之後，我們決定邀請吳儀和她的同事到我家裡⽤晚餐，再給吳儀做⼀些⼯作。我讓助⼿，副⾏政秘書林賽．巴爾德翁（Lindsay Valdeon）提醒我夫⼈，正好那天她也在財政部，讓她安排個項⽬，讓財政部顯得「更歡快些」。我很幸運，娶了⼀個鎮定⾃若、⾜智多謀⽽且善解⼈意的⼥⼈。溫蒂跟我⼀起多次去中國，幫助我在那裡建⽴關係，也建⽴她⾃⼰的許多關係。她也⽤⾃⼰的廚藝款待過許多中國客⼈，但五⽉那天，她沒有時間準備晚餐。所以她就開⾞到當地的全⾷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直奔外賣熱菜的地⽅。她買了麵條、中式⽜⾁青椒及其他菜餚，希望這些吃的能取悅來⾃中國的客⼈。那天晚上，⼀⼩部分⼈聚在我們家位於華盛頓特區⾺薩諸塞⾼地地區的⼀棟法國鄉村式的房⼦裡。溫蒂跟我邀請了中⽅的吳儀、薄熙來、國家發改委主任⾺凱、央⾏⾏⾧周⼩川、財政部⾧⾦⼈慶、中國駐美⼤使周⽂重，以及朱光耀。美國⽅⾯，除了其他⼈，有泰婭、美國駐中國⼤使桑迪．蘭德，和財政部SED特使艾倫．霍爾默（Alan Holmer）。我們的房⼦位於⼀個⼩⼭丘邊上，有三個臥室，房⼦裡⾯不⼤，但很溫馨。我們的主廳在樓梯間下⾯，是敞開式的，起居室直接延伸到飯廳，兩個房間都對著⽯板露台。從露台往下看是森林密布的溝壑和沉靜的⼩溪。客⼈們⼀到，我就把吳儀領到露台上，把玻璃⾨關上。緊靠我們房⼦兩邊都有鄰居，有⼀個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但因為我感到沮喪，說
206.話的聲⾳有點⼤。「副總理⼥⼠，我⼀直對國會說貨幣不是問題所在，結構性問題才是。我認為我們會取得⼀些突破，」我說，「那意味著我們在股權限制這類問題上要展⽰真正的進展。你和我曾相互向對⽅承諾，不會有意想不到的事發⽣，可現在我感到驚訝和尷尬。」談話很激烈，溫蒂在屋裡能聽到我們說話，她甚⾄擔⼼我們不會坐在⼀起⽤餐了。但她還是成功地把⼤家領到了餐廳。我們⾃助式地把⾷物盛到盤⼦裡，找地⽅坐到露台或者起居室。吳儀和我坐在⼀起。泰婭和朱光耀也跟我們坐在⼀起。這時談話溫和了許多。「我們⼀直在股權限制問題上努⼒地做⼯作，」吳儀吐露說，「可是你們現在拿不到。」你⼀⾔我⼀語，我突然想到，可能吳儀不明⽩為什麼這個問題如此重要。她是貿易談判專家，她的背景是⽯油和化學⼯程，不是經濟學。⽽且，對不受限制的私營領域和這個領域會帶來的經濟增⾧，她幾乎沒有經驗。也許她根本無法完成我們希望她做的事。溫蒂的全⾷外賣很受歡迎。⽜⾁和青椒都吃光了。晚飯結束了，中國⼈準備離開，這是他們的習慣。但我看得出來，吳儀還有點不太⾼興。我們在露台上的爭辯顯然讓她感到不快。這次SED對副總理很重要。她是第⼀次作為我的對應⽅來美國。來年中國政府換屆，這位鐵娘⼦就要退休了。她當然想帶著成功的印記離開。我讓她不⾼興，真感到愧疚。我⽤雙臂抱住吳儀。我並不太擅⾧於⽤親暱動作表露感情。所以我不由⾃主的擁抱讓財政部同事很驚訝，我⾃⼰也很意外，或許中國的鐵娘⼦也同樣感到意外吧。「別擔⼼，」我安慰她，「這次對話⼀定會成功。」
207.第⼆次SED正式會議在位於憲法⼤街、聯邦三⾓（Federal Triangle）所在地，宏偉且具新古典⾵格的安德魯．W．梅隆會議廳（Andrew W. Mellon）舉⾏。雄偉的廟宇⾵格，以美國前財⾧之⼀的名字命名，這個⾦碧輝煌的會議廳是⼀組建築的⼀部分。除了有其他實體單位，環境保護署在這裡辦公。就像在第⼀輪SED⼀樣，我提醒美國團隊，中國⼈往往講話⽐較⾧，我們要注意舉⽌。中⽅想要我們理解他們和其需求。他們⾮常重視SED。他們在準備陳述上下⼯夫，內容很細緻、很全⾯。所以我們必須要認真對待。「他們要表演給他們的代表團同事看，還有他們在國內的同事，」我解釋說。「說話的機會對他們來說格外重要。你們聽他們的觀點，對他們也是⼀種真正的收穫。」我們能夠公布⼀些關鍵的⾥程碑式的成果。⾸先，我們宣布了「開放領空」的協議，開放了來去中國的空中旅⾏——布希總統最優先考慮計劃之⼀。這是體現SED價值的⼀個很好的例⼦。從美國到中國的航班配額太低了——⼀天只有⼗⼀個直⾶旅客航班，⽽到德國的直⾶航班每天多達五⼗五個。對中國來說收益巨⼤——⼀項估算稱每天增加⼀個額外航班，中國⼀年的經濟活動就能收益兩億美元——中國的航空公司，唯恐失去市場份額，給官員施加壓⼒，抵制向我們的航空公司開放領空。我們的運輸部和國務院⼆○○六年六⽉曾為拓展航空服務展開談判，但四個⽉後中⽅就退出了談判。 SED透過允許我們把議題提到更⾼的政治層⾯，重新啟動了討論，超越了中國民⽤航空⼯業狹隘的考慮，⽽訴諸於中國更寬泛的利益。在第⼀輪SED，我們就同意重新開啟會談，經過六個⽉⼯作⼈員⾟勤的⼯作之
208.後，我們宣布了⼀項協議，增加⼀倍客運航班，取消對貨運航線和貨運航班的限制。第⼆輪SED還宣布，在⼀定程度上放寬中國⾦融服務規則，包括逐漸拓展合資公司可以從事的業務範圍，這其中有證券經紀、⾃營交易和資產管理。所謂合格外國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定額增加了三倍，從⼀百億美元增加到三百億美元——我兩個半⽉前在上海演講時，就⼒推這個改變。配額的增加，使世界上⼗多家⼤型投資機構受益。這些投資者包括瑞⼠的⾦融⼤鱷瑞銀集團（UBS）和瑞⼠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專業的資⾦管理者，像是美國的坦伯頓資產管理公司（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以及機構投資者，如⽐爾與美琳達．蓋茲基⾦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及耶魯⼤學。這些機構現在可以在深圳和上海證券交易所買賣更⼤份額的⼈民幣股票了。我們還提出了中國出⼜到美國之商品的安全這個嚴峻的話題。⼆○○七年春天，「中國製造」品牌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美國⾷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宣布了史上最⼤的寵物⾷品召回，因為從中國進⼜的寵物⾷品中發現了⼯業化學品三聚氰胺。⼀些動物飼料在美國進⼊了⼈吃的⾷物中。美國衛⽣及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部⾧邁克．利維特（Mike Leavitt）派了⼀個調查組到中國。但顯然SED必須關注這個棘⼿的問題，這個問題牽扯到幾個經濟領域。我們與中⽅運作協議的禮儀安排意味著，在SED會議之後，我可以跟胡錦濤主席有⼀次單獨的討論。這些都是開誠布公的，我認為對雙⽅都很有好處。作為回應，第⼆輪SED結束之後，布希總統在艾森豪威爾⾏政⼤樓會⾒了美國和中國代表團。我向總統解釋，在橢圓形辦公室會⾒吳儀，對她很有意義。她從來沒有到過那裡，在世貿談判成功後也沒有機會跟柯林頓總統⼀起拍照。在我家讓她不⾼興，我仍然覺得愧疚。總統欣然邀請她到⽩宮。
209.布希總統知道如何施展魅⼒，我們⾛下⾏政辦公⼤樓樓梯，朝西翼⾛時，總統在我們中間引導著她。在攝影師拍照時，我們各⾃⽤⼀隻⼿抓著對⽅的⼀隻⼿。來到橢圓形辦公室，布希總統跟吳儀談中美關係，談她扮演之⾓⾊的重要性，然後提議和吳儀⼀起拍照。在我們的單獨會晤結束時，布希總統握著吳儀的雙⼿，彎下⾝⼦，與她吻別。吳儀那天什麼也沒說。但四年以後，她在北京設午宴接待我時，她眼睛閃爍著光說，「我⾒過許多外國領導⼈，但在橢圓形辦公室是我第⼀次被親吻。」吳儀到國會⼭莊⾒⼀些⽴法者時，情緒很⾼漲。副總理是中國婦⼥的有⼒捍衛者。她急切地期望⾒到眾議院議⾧南希．佩洛茜（Nancy Pelosi）。她對我說，有⼈警告她，⾒這位加數的民主黨⼈就像進⼊虎⽳⼀樣。但她⼀點也不怕。吳儀出⽣在虎年，⽽南希出⽣在⿓年。⿓告訴虎，「國會成員密切地關注著SED。」如何接待中國代表團，我們為此花了很多⼼思。與貿易順差或能源發展相⽐，娛樂活動似乎是微不⾜道的事。但中國⼈卻看得很重，花好多錢，精⼼籌備宴會、焰⽕、唱歌和雜技表演，來分享他們的⽂化，為來賓提供娛樂。在財政部，我們根本沒有類似的預算，我們的團隊不得不勉強花很少的錢搞了稍微像樣的娛樂，要不然太丟臉了。娛樂活動沒想到會成為會議的亮點之⼀。我們的團隊找到⼀位令⼈驚訝的歌⼿泰勒．湯普森（Tyler Thompson），來⾃加數奧克蘭。這個⼗⼆歲的⾮裔美國⼈在主要是美籍華⼈的居民區上學，超乎尋常地喜歡中國傳統⾳樂。我們在國務院布置精美的班傑明．富蘭克林國家宴會廳設晚宴，歡迎我們的客⼈。這裡紅⾊⼈造⼤理⽯的科林斯柱廊與鑲⾦邊的抹灰天花板相接，懸掛著豪華的雕花玻璃⼤吊燈。泰勒唱了⼀⾸蒙古民歌，唱得太美了，⾄少有⼀位中國部⾧聽歌時眼裡充滿淚⽔。代表團許多成員⾛到泰勒⾯前，誇獎他唱得好，有幾位告訴他，「我還是孩⼦時，我媽媽就給我
210.唱這⾸歌。」 ★ 經過多年與中國⼈的密切接觸，我瞭解到，把這個國家的環境挑戰和其快速發展分開是不可能的。中國令⼈眼花繚亂的經濟⼤躍進，給環境帶來了可怕的破壞。無論⾛到哪裡，你都可以親⾝看到和感受到這種破壞：令⼈窒息的霧霾越來越嚴重地籠罩著北京和其他城市；散發著腐臭味的河流和湖泊，使許多地⽅的⽔都無法飲⽤；有報導稱像⼤⽶這樣的基本主糧受到了諸如鎘等重⾦屬的污染。問題已經上街了，不僅中國⼈的健康存在⾵險，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穩定也⾯臨很⼤⾵險。⼆○○五年，中國估計有五萬多起抗議事件，其中⼀些是暴⼒性的，⽽這些抗議都是因環境問題引起的。中國經濟的結構本⾝⿎勵對環境的破壞，地⽅掌控國有企業的官員因不計成本的經濟增⾧⽽受到獎賞。環境破壞的代價令⼈驚訝：⼆○○七年世界銀⾏估計，污染每年使中國經濟損失五．⼋％，每年導致七⼗五萬⼈過早死亡。更早⼀些的世界銀⾏報告發現，世界上⼆⼗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有⼗六個在中國。遭受最嚴重的⽔和空氣污染，中國未來⾯臨著前所未有的環境災難。邊境也阻隔不了中國的污染，空氣污染中的顆粒物被西⾵颳過太平洋飄到了美國。發電廠燒煤以滿⾜對電的巨⼤需求，再加上⼤量的轎⾞和卡⾞駛上快速擴張的公路系統，結果溫室氣體⼆氧化碳的排放量從⼆○○○年到⼆○○七年幾乎增加了⼀倍。中國奮起直追，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的⼆氧化碳排放國家。如果中國不能採取有效措施保護環境，全世界都得跟中國⼀起受害。這個國家正在採取措施應對環境挑戰。⼆○○七年六⽉，中國發布了⼀
211.項應對氣候變化的計劃，並發誓要讓⼆○○⼋年北京的奧運會成為「綠⾊」的。但相互競爭的利益、領導層追求持續經濟增⾧的決⼼，使環境保護者處於不利的地位。⽽且，國家環保局是⼀九九⼋年從⼀個⽐較弱勢的前⾝拼湊⽽成，這個新部⾨沒有經驗、⼈員不⾜，在中南海也缺少影響⼒。美國也不是完美無缺，但經過數⼗年的公共討論，補救性的⽴法，以及政府的控制，我們昭⽰了良好的環境可以跟強⼤的經濟共存。我希望 SED為了每個⼈的利益，幫助中國改進其發展⽅式。在⼆○○六年⼗⼆⽉第⼀次會議上，我們同意就⾼效和可持續能源的利⽤進⾏合作。剛剛結束的第⼆次SED，包括了⼀系列有關環境議題的協議，包括清潔煤炭技術，以及商討確保簽訂⼀項終結⾮法砍伐的雙邊協議。⾮法砍伐造成了⼟壤流失、沙漠化，使野⽣動物失去了棲息地。我於⼆○○七年七⽉返回中國時，環境是我議程上的主要項⽬。我到的時候，恰好發⽣了⽣態災難。中國中部和沿海地區嚴重的⽔災，影響了⼀．○五億⼈，有五百多⼈喪⽣，沖毀了農⽥，威脅⽔壩和堤岸的安全。就在我抵達的⼀個星期前，胡錦濤主席到重慶考察受災情況。中國已經有數年連續遭受旱災和嚴重的⽔災。毫無疑問，森林的減少、過度耕種以及過度發展，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2007年7⽉，與時任美國國家科學基⾦會北京辦事處主任章以本，⼀同視察青海湖的⽣態災害。（REUTERS/David Lawder）根據財政部SED團隊主要成員丹．萊特（Dan Wright）的建議，我決
212.定到位於青藏⾼原的西部省份青海去看看，然後按照預定安排，在⼋⽉⼀⽇會⾒胡錦濤主席。以⼀位美國官員來說，冒險到這個地⽅是異乎尋常的，但青海巨⼤的、受到威脅的鹹⽔湖，典型地反映了中國⾯臨的諸多挑戰，也反映了世界⾯臨的諸多挑戰。我想特別強調環境議題對於兩國的重要性，同時表明，我們明⽩環境議題對中國⽐對上海和北京更重要，⽽且我們也理解中國挑戰的深度和複雜性。胡錦濤在中國西部待了好多年，於⼀九⼋⼋到⼀九九⼆年間擔任西藏⾃治區的黨委書記。青海是⽐較窮的省份，胡錦濤曾在此⿎勵經濟發展。我知道我到那裡，會引起他的注意並贏得他的尊重，正如同我與清華合作振興該校的經濟管理學院，加強了與著名的清華校友網絡的關係，⽽胡錦濤本⼈就是清華校友。要到青海，從北京西⾏要⼀千三百公⾥，該處海拔三千多⽶。青海湖是中國最⼤的湖，也是中國景⾊最美的湖之⼀。那裡以「中國⽔塔」著稱，因為亞洲最⾧的七條河流，包括⾧江、湄公河、⿈河，都發源於這裡的⼭區。這裡的冰川為下游河流提供了⽔源。青藏⾼原相當於西歐的⾯積，⼀直延伸到中亞，囊括了西藏、喜⾺拉雅⼭和喀什⽶爾的⼀部分。它在亞洲季⾵系發揮著重要的作⽤，因此影響著世界⼀半以上⼈⼜的⽣活。但青海湖和周圍的⾼原環境受到了威脅。部分由於過度放牧和⼟地開墾，部分由於氣候變化，沙漠化和乾旱困擾著當地。如同猶他州的鹽湖，青海湖屬內陸湖。它不流⼊海，是⼩溪和河流彙集的盆地。這個湖⼀個世紀以來⼀直在變⼩——其最深之處曾達⼀百⽶，但現在只有三⼗⽶——隨著⽀流的乾涸，湖⽔也變得越來越鹽鹼化。⼀九六○年代，⼀百零⼋條淡⽔河注⼊這個湖；到我去的時候，這些河流的⼋五％——包括其中最⼤的⽀流布哈河——已經消失。諷刺的是，⼆○○四年湖泊萎縮的趨勢逆轉了，湖的⾯積開始擴⼤。但科學家認為，新的⽔源部分來⾃西藏⾼原迅速萎縮的⼤冰川，⽽這是氣候
213.變化引起的。當地氣溫的升⾼，⽐中國其他地⽅快四倍；不僅對當地的氣候型態，也對整個世界的氣候型態，帶來了潛在的不利影響，因為這個⾼原對全球的急流有影響。正如我告訴與我同⾏的外國和中國記者，我到青海的⽬的是要說明，「中國內陸環境發⽣的變化，不僅對當地的氣候和經濟產⽣影響，同樣也對全球的氣候和經濟產⽣影響。」我們⼀⾏，財政部除了其他⼈，還有泰婭．史密斯，丹．萊特和林賽．巴爾德翁，還有⼀些中國和美國的科學家，從青海省會西寧驅⾞七⼗五英⾥抵達青海湖。我們⾛的是嶄新的四⾞道公路，這條公路最後蜿蜒地延伸到⼀個寬闊的峽⾕。在路上我們開始看到更多的西藏⼈：⾯頰呈櫻桃紅⾊的孩⼦，他們的⽗母膚⾊黝⿊，看上去好像⼆⼗歲就已經完成了⼀⽣的⼯作。他們的穿著都很鮮艷，繫著編織的腰帶和彩帶。我們看到成群吃草的氂⽜，當地的矮型⾺配著彩⾊的⾺具。我們抵達峽⾕的頂部，眼前出現了⼤⽚鮮艷的⿈⾊油菜花，青海湖出現在我們眼前，像⼤海⼀樣⼀望無際。在接近兩英⾥海拔的⾼度，毫不誇張地說，景⾊美得令⼈窒息。但就在我們⾛過⽩⾊細沙的⼭丘時，很快就看到了對環境的破壞，這些細沙⼀直綿延到⽔邊。如果沒有旨在恢復植被的植樹項⽬，我們很可能就站在⼽壁沙漠上了。中國政府已承諾投⼊接近九億美⾦，協助解決青海湖⾯臨的問題。⼤⾃然保護協會、世界銀⾏、亞洲發展銀⾏，以及⼀些其他機構通⼒合作，改善青海的⽣態體系。接待我的⼈領我穿過⼀條有標記的⼩路，⾛下⼭丘來到湖邊，儘量不影響稀疏的植被。青海湖是中國和世界遊客的旅遊勝地。來的許多⼈是觀⿃者；這個湖是瀕危的⿊頸鶴過冬產卵的棲息地，⽽這裡的斑頭雁則在冬天越過喜⾺拉雅⼭遷徙到印度去進⾷。因為我造訪青海純粹是為了研究環境問題，所以否決了看⿃⾏程的提議；雖然我也帶了我的望遠鏡，以備不時之需。我們沿著湖步⾏，和我們⼀起的有地⽅官員，安全保衛⼈員以及
214.我們的代表團。我們經過了⼀⽚散落的垃圾，好像這裡曾經開過啤酒聚會。站在我旁邊的地⽅官員跟我同時看到了這些易拉罐，有那麼⼀會兒，我擔⼼打掃衛⽣的清潔⼯會因為沒有清除這些垃圾⽽遇到⿇煩。所以我彎下⾝，撿起⼀個易拉罐看了看，然後把易拉罐扔在地上⽤腳踩扁，接著又踩扁⼀個。「每個⼈都有責任保護湖的清潔，」我說，「我來盡我的責任。」地⽅官員也跟我⼀起踩易拉罐。我們很快就把所有易拉罐踩扁，放進垃圾袋⼦裡。遊完湖，我們停下來和⼀些地⽅領導⼀起⽤午飯。西藏⼈的廚藝並不知名，但我很好奇，想看看當地⼈吃什麼。我們⾛進路邊村⼦裡的⼀個⼩飯館，上了幾道菜。其中有⼀道菜結果是氂⽜肘⼦——很⼤，⾻頭很多，帶⾁的⼤塊軟⾻煮在湯裡。沉浸於對青海湖⾯臨挑戰的討論中，我下意識地從湯裡揀出⼀塊肘⼦，開始啃起來。⼀會兒，我覺得泰婭在我肩膀上拍了⼀下，聽到她對我⽿語：「漢克，其他⼈都沒有吃這個。」她是對的。桌⼦上的每個⼈都繞過這道菜。再仔細看看，這道菜看上去有點不新鮮了，幸虧我沒有什麼不好的反應。近距離看到這個⾼原⾯臨的威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離開青海的時候，確信努⼒減緩氣候變化必須成為中美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清潔能源、清潔運輸、清潔空氣和⽔，以及推動更⼤範圍的⽣態多樣性，應該是合作的起始領域。最終有關能源和環境的、具開創性意義的協議，就是沿著這個思路⽽最後簽訂的，美國和中國在第⼆年發布了這個協議。 ★ 第⼆天，我在北京參加了⼀系列的會議，最後與胡錦濤在⼈民⼤會堂
215.⾒⾯。胡錦濤表現出我之前從未⾒過的熱情，他對我說，我花時間訪問中國的西部，對他來說是多麼重要。他侃侃⽽談，我懷疑他是不是儘量不讓我說話——故意把我們預約的四⼗五分鐘浪費掉，這樣他就不必和我討論更為棘⼿的中美經濟關係議題了。結果正好相反，他把我們的會⾯延⾧到九⼗分鐘，並且這是我跟他之間最深⼊的⼀次交流。「海拔那麼⾼，你感到不舒服嗎？」他關切地問我的青海之⾏，他說他到那裡去，總是需要點時間調整。我說，我在科羅拉多州的⼭裡待過很⾧時間，所以海拔對我沒有影響。我直率地談到腦⼦裡的議題。我對胡錦濤強調，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的兩個能源消費國，必須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共同承擔領導責任。我特別提到，我騰出⼀點在北京的有限時間，去⾒了國家林業局局⾧賈治邦，⿎勵他採取⾏動禁⽌⾮法砍伐。然後，我把我們的談話轉⼊更敏感的話題。我告訴主席，在最近中國產品安全出現問題之後，⼀些美國公司開始宣傳他們的產品「沒有中國元素」。⾃從三⽉發⽣寵物⾷品醜聞之後，在美國消費者⼼⽬中，中國的聲譽下降了。六⽉，含有⼀種防凍成分的中國⽣產的⽛膏在美國下架（同樣的成分陰錯陽差地在巴拿⾺被加⼊到⼀種治感冒的藥裡，結果導致⼀百多⼈喪⽣）。有報導說，玩具使⽤了含鉛的油漆——包括美國玩具巨頭美泰兒（Mattel）銷售的玩具——還有⽤限制使⽤的抗⽣素餵養的海產品，也銷售到了美國。在中國國內也沒有什麼好消息：七⽉⼗⽇，中國以貪污罪處決了國家⾷品和藥品監督局前局⾧鄭筱萸。
216.胡錦濤告訴我，他已經讓吳儀親⾃負責⼀個新的領導⼩組，應對這些安全問題。問題很難解決，因為腐敗、造假、缺乏透明度，以及沒有效率的管制和監督這些因素叠加在⼀起，導致出現了安全問題。以副總理吳儀⾧期推動中國出⼜的經驗，以及善於解決問題⽽名副其實的聲譽，她當然是這項⼯作的合適⼈選。我的青海之⾏引起了中⽅⾼度的關注。⼋⽉之後，我再次來到中國，這件事又再次被提起。我這次是來拜訪溫家寶總理。溫家寶是⼯程師和地質學研究者，曾接受專⾨訓練。他帶頭關注中國快速經濟發展對社會產⽣的影響。我們談的議題很廣泛，涉及諸多政治和經濟議題。我說話時，他舉起⼿臂打斷我，讓我很驚訝。「我⼿下的⼈告訴我，你在青海湖岸邊撿啤酒易拉罐，」溫家寶特別提到，「顯然你在乎中國。我們⾯臨的形勢很嚴峻。」他說話的時候臉上露出讚賞的表情，眼睛有些濕潤。我知道溫家寶⾮常關切中國糟糕的環境。中國已經建⽴了⼀⽀應對天氣變化的特別隊伍，溫家寶敦促地⽅政府努⼒減少能源的消耗和溫室氣體的排放。但我仍然沒有從這些努⼒中獲得些許安慰。⾔談很廉價，這在全世界都⼀樣，⾏動才是關鍵。中國⼈很真誠，也理解氣候問題。但勇敢地⾯對氣候問題不是溫家寶總理能夠做到的事，⽽氣候問題也不是中國政府最優先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 這次北京之⾏值得關注還有另⼀個原因。我離開華盛頓的兩個星期前，眾議院議員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要我協助他選區的⼀個選民。楊建利是⼀位⽀持民主活動的⼈⼠，他已擁有美國⾧期居住權，他的妻⼦和兩個孩⼦也都是美國公民。但他受中國當局所阻撓，無法離開中
217.國。楊建利⼀九六三年出⽣在中國沿海的⼭東省。他在離開中國到美國前，是⾮常有前途的黨員。他於⼀九⼋○年代來到美國，在加數⼤學柏克萊分校攻讀數學博⼠學位。他的中國同學在⼀九⼋九年選定他⾶回中國，參加天安⾨廣場的抗議活動。他逃脫了政府的鎮壓，回到美國，從哈佛⼤學拿到他的第⼆個博⼠學位，這次他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雖然中國禁⽌他回國，但他⼀九九⼆年使⽤⼀個朋友的護照，⾶回中國，為的是考察華北的勞⼯動亂。當他正打算登上⼀架民航航班時，當局逮捕了他。他被關押了⼀年，關押期間不允許和外界有任何聯繫。當他以間諜活動的罪名被判處五年徒刑時，他已經被關押兩年了。被關押期間，他遭受了嚴酷的體罰，他說這些體罰包括電擊和毒打。為了保證楊建利獲釋，他的⽗親⼆○○五年從他在⾺⾥蘭的家⾶到中國，結果在那裡去世。⼀年後，當局提出釋放這位持不同政⾒者，讓他返回美國；但楊建利堅持先到他⽗親的墳前祭拜。⼆○○七年四⽉，他被釋放出獄，但沒有護照和其他法律⽂件，無法離開中國。康朵麗莎．萊斯以與其他的美國⾼級官員都曾為其獲釋⽽努⼒，但沒有成功。聯合國也曾發布決議，稱楊建利被阻⽌離開中國是違反國際法的。楊建利的夫⼈住在巴尼．弗蘭克的國會選區，她請求巴尼．弗蘭克向中國政府施加壓⼒，給他的丈夫護照，讓他的丈夫回家。巴尼於是向我求助。這位⿇州的民主黨⼈曾經和我⼀起改⾰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這兩家由政府資助的抵押貸款⼤公司當時遇到了極⼤的⿇煩；我們⼀起⼯作，建⽴了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尊重。我承諾，我會看看能做什麼。我敬重那些為了幫助國⼈⽽奉獻⾃⾝⾃由和幸福的⼈，根據巴尼對我所說的⼀切，我想幫助楊建利。經過打聽，我得知這件事在北京⾮常敏感。我是否能私下並且絕對不張揚地跟中國⽅⾯商討這件事，是楊建利拿到護照的唯⼀希望。我們決定在我七⽉北京之⾏要強調的議題中加
218.上這件事。我們駐中國的⼤使桑迪．蘭德⾮常懷疑我能辦成這件事。「我們已經做了⾮常多的努⼒。」他告訴我。「你看著吧，」我說，「你不能跟我⼀起去⾒我要⾒的⼈。但我要把這件事辦成。」我決定不能直接找胡錦濤主席，讓他難堪，我得接近吳儀，讓她幫我做剩下的事。跟吳儀和幾位部⾧正式會晤之後，我把吳儀叫到⼀旁。正常情況下，泰婭．史密斯和吳儀的助理都會跟我們在⼀起，但楊建利的情況太敏感了，我安排單獨⾒副總理——只有我們的翻譯在場。我對吳儀解釋說，釋放楊建利對中國是有利的，因為要求我做這件事的巴尼．弗蘭克是國會⾦融服務委員會的頭，是新當選國會民主黨多數的重要領導者。我提醒她國會貨幣⽴法的可能性，說楊建利的釋放對我來說⾮常重要。我承諾不會對這件事⼩題⼤做。我們不需要宣傳，我們只要他回到美國。「讓我研究⼀下這事。」吳儀說。她需要和其他官員商量。我在跟胡錦濤、溫家寶會⾯時，沒有提到楊建利的事。但就在我要離開北京返回華盛頓的那天，吳儀把我拉到⼀邊，告訴我，如果我能保證楊建利⼀拿到護照就⽴刻離開北京，中國政府會給他護照。她要求我在楊建利抵達美國之前，不要發布這個消息。我⼆○○七年⼋⽉⼀⽇到家，終於從中國⽅⾯得到證實，楊建利在⾶機上。然後，我打電話給巴尼，他正在紐約的⽕島上度週末。我告訴他這個消息，強調我們這件事要對媒體三緘其⼜。楊建利於⼋⽉⼗⼋⽇回到美國。楊建利這件事是很好的例⼦，SED給了我接觸中國領導⼈的機會，⽽且賦予了我能⼒，可以促成⼀些事。對其他⼈來說，這些事可能就遠不在
219.對話經濟傘的庇護之下了。毫無疑問，就SED⽽⾔，我把「經濟」界定得很寬廣，國務院⼀些⼈⾄今仍對此感到有點⽣氣。但康朵麗莎．萊斯不是這樣的⼈，她理解並⽀持我們努⼒做的⼀切。更重要的是，布希總統理解並⽀持我們。他把SED當作中國政策的核⼼。總統⾮常明⽩，跟中國保持建設性關係，對美國⾮常重要——不斷地尋求增加推動相互合作的機會，並減少衝突的可能性是有好處的。他位列第⼀批宣布參加北京奧運會的世界領導⼈之中，他知道這個決定對於中國是多麼重要。然⽽，他堅信美國必須在亞洲強硬，經濟上強硬，外交上強硬，軍事上強硬。在這⼀點上他從未動搖。他明⽩我們必須維護⼈權和宗教⾃由。然⽽，他也認識到美中經濟關係的關鍵重要性，他⽀持我們與中國的貿易，即使在政治上對他⾮常不⽅便的時候，也是如此。
220.Chapter 13 打造新框架 Hammering Out a New Framework ⼆○○七年⼋⽉，與胡錦濤⾒⾯⾃北京返回幾天之後，我踏上了西部之旅。這是另⼀種建⽴關係之⾏。我的⽬的地是蒙⼤拿州的⽐靈斯（Billings），那裡的⼭巒和⼀望無際的湛藍天空，特別像青海湖周圍的⾼原。我應邀去會⾒民主黨⼈⾺克斯．鮑克斯，他是參議院財經委員會主席。這個說話柔軟、滿頭銀髮的參議員，在家鄉享受國會夏末的休假期。他跟紐約民主黨⼈查爾斯．舒默、愛荷華州共和黨⼈查爾斯．格拉斯利以及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林賽．葛蘭姆，共同起草了針對⼈民幣的⽴法。我希望透過在他的選區與他會⾯，能夠撤回這個⽴法。他們的法案使美國對匯率操縱國的回應更加激烈。這個法案允許政府實施限制措施，包括啟動WTO諮詢，這個諮詢可以導致實施國際貨幣基⾦組織的制裁，還可以對匯率操縱國家的進⼜產品加收⾼額反傾銷關稅。這項⽴法是六⽉提出的，最後審定七⽉底在參議院財經委員會獲得通過。我不想讓這個法案進⼊參議院表決，因為表決就會通過。如果通過，布希總統就必須使⽤他的否決權，但他這樣做有可能會遭到抵制。我開始有些擔⼼，舒默和葛蘭姆真誠地希望這個法案獲得通過，⽽不像⼀些別的議員，並不真正想投票贊成針對中國的⽴法。我希望我的⽐靈斯之⾏，可以說服鮑克斯不讓這個怪獸出籠。這個法案是四個類似的法案之⼀。參議院和眾議院各有兩個相關的⽴法，都是⼆○○七年提出的，旨在對操縱貨幣匯率獲取不公平競爭優勢的國家採取懲處措施。參議院的第⼆個⽴法是銀⾏、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的⾸腦克⾥斯．多德和資深共和黨⼈理查德．謝爾⽐（Richard Shelby）提出
221.的。這個法案提出，在美國採取⾏動之前，沒必要證明⼀個國家有意操縱貨幣匯率。很顯然，所有⽴法都是針對中國的。參議院的兩個法案都允許總統以國家安全或經濟原因為由取消制裁，這樣⾏政部⾨就可以享有⼀定的運作空間。眾議院的兩個法案更嚴厲。⼀個法案不允許總統解除制裁，⽽且還給商務部權⼒，使其可以對因⼈為下調匯率⽽受益的進⼜產品徵收關稅。財政部⽴法事務部的助理部⾧凱⽂．福勞默（Kevin Fromer）⿎勵我前往蒙⼤拿。美國SED特使艾倫．霍爾默親⾃在國會活動，阻⽌針對中國的⽴法提案成為法律。他也⿎勵我前往蒙⼤拿。我本來可以在國會⼭莊的辦公室拜會參議員，但我為什麼還要⾧途跋涉到蒙⼤拿呢？答案很簡單 ——⼈們都看重特別的努⼒。我過去從來沒有專程到國會議員的家鄉單獨拜訪，以後也不會。但我知道，如果我在夏天國會休會期間，在沒有⾸都眾⽬睽睽和壓⼒的情況下，去拜訪鮑克斯，我們的⼯作關係會更密切，⽽且我有可能會影響他的看法。這可不是⼩事，鮑克斯要在⼆○○⼋年⼗⼀⽉爭取連任，這是民主黨⼈在紅州（編按：共和黨贏得選舉的州）的連任競選。布希總統的財政部⾧專程拜訪他，不會對他的選舉造成任何傷害。我想讓參議員知道，我重視他的意⾒，同時表明我的⽴場：⾦融市場⽬前很脆弱，我們現在最不該做的事，就是透過保護主義⽴法引發⼀場貿易戰。鮑克斯曾經擔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律師，明⽩我的論點。但是他選區的選民，有⼩農場主、⼩產業主以及獨⽴性格很強的西部⼈，他們⼤多數⼈特別關注的是蒙⼤拿的就業問題。我到蒙⼤拿的第⼀個晚上，跟⾺克斯在⼀家⽜排店⽤晚餐（這裡的⽜排⽐我⼀週前吃過的氂⽜肘⼦要美味許多）。就在這裡，我跟⾺克斯談了我的觀點。第⼆天，我們⼀起在城裡閒逛，⼀起接受了《⽐靈斯公報》（Billings Gazette）的採訪；我們還換上⼯裝、戴上安全帽，參觀了當地的⼀家⼯廠；最後在市政廳會⾒了參議院選區的選民。⾺克斯沒有做任何承
222.諾，但我知道他對貿易的事情⾮常明⽩；⼀九九○年代早期，他曾經把參議院糧⾷聯合會的成員組織起來，⽀持⽼布希總統否決企圖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法。我離開了⽐靈斯，確信⾄少他在匯率問題上有所動作之前，⼀定會告訴我。正如我對⾺克斯所解釋的那樣，我明⽩國會在對美國民眾的沮喪做出回應，但是反射式保護主義會⾃⼰擊敗⾃⼰。讓中國產品更昂貴的⽴法只會傷害美國消費者，他們會突然發現，像電視機這樣的商品超出了他們的消費能⼒。並且，中國是增⾧最快的美國出⼜市場。中國⼈購買的商品讓美國公司受益，也讓美國⼯⼈受益。⾺克斯想讓蒙⼤拿州的⽜⾁上到中國的購買清單，但⾃從⼆○○三年⼗⼆⽉在美國⼀家養⽜場查出瘋⽜病之後，中國市場就不對美國的⽜⾁開放了。中國對於公開威脅反應強烈。中國不會退縮，⽽更可能會進⾏報復。這樣關鍵的出⼜⾏業就會受到傷害，⽐如計算機、⾶機、農產品和機械產品。進⼀步的類似⽴法也許會引發其他國家採取保護主義措施。中國的貿易順差⼤，且在中國加⼊WTO之後，貿易順差上漲很快。但中國對歐洲和⽇本都有貿易順差，並且⿇煩也很⼤，我認為我們不該帶頭糾纏貨幣匯率問題，並為此承擔後果。我在幕後已經運作了⼀段時間，給國際貨幣基⾦組織施壓，讓它採取⾏動。作為國際貨幣基⾦組織職責的⼀部分，它要監視成員國的貨幣政策。⼆○○七年六⽉，國際貨幣基⾦組織宣布它要修改已經維持了三⼗年的匯率監測框架，給⾃⼰更廣泛的權⼒，決定什麼樣的⾏為構成貨幣操縱。新的框架重點放在結果，⽽不是意願。中國反對這個變化，認為其侵犯中國的國家主權。無論如何，以我多年在資本市場，⽽不是在國會⼭莊⼯作的經歷，我認為貨幣問題讓我們無法關注真正的問題。以「我們——你們」相對⽴的嚴格術語描述中美經濟⽅⾯的分歧，也許聽起來很動聽，但雙⽅都有問題。核⼼問題是經濟不均衡。⼩⼼謹慎的中國⼈存了太多的錢；美國⼈則
223.受其稅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刺激，堆積了⼤筆債務，對廉價的中國商品趨之若鶩。如果中國沒有提供廉價商品，我們也會到其他地⽅去購買。但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清理過多的債務，⽽中國需要改變其⽅式，確保可持續發展。中國⼈聚集起來的⼤量⾦錢，又重新流回到西⽅，創⽴了這樣⼀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堆滿了廉價的⾦錢，催⽣了投機的過分⾏為。我們恣意揮霍的⽅式會將這⼀切付之⼀炬。 ★ ⼋⽉底，⾦⼈慶辭去了中國財政部⾧的職務，政府沒有給出官⽅的理由，但謠⾔很快不脛⽽⾛，說他捲⼊性醜聞。（後來有報導指出，他跟⼀個台灣間諜有曖昧關係。）說實話，我不特別想念⾦⼈慶；除了他在會議上習慣打嗝，讓⼈覺得掃興，⽽且還張著嘴睡覺之外，他在政府中沒有影響⼒。接替他的是謝旭⼈，之前是稅務總局局⾧，是個⽐較討⼈喜歡的⼈。他⽀持SED，但表現出了他部⾨保守的本性。不過，我沒有時間品味來⾃北京的政治傳聞。即將席捲美國和世界的⾦融危機爆發了。危機最先發⽣在法國，⼋⽉九⽇，法國巴黎銀⾏（BNP Paribas）以「流動資⾦全部蒸發」為由，停⽌對三家投資基⾦的贖回，這三家基⾦持有抵押貸款⽀持債券。歐洲的信貸市場嚴重收緊。第⼆天，道瓊斯⼯業平均指數下跌幾乎四百點，是五年來單⽇第⼆⼤跌幅。房市泡沫在膨脹了五年之後破了——雖然「泡沫」這個詞不⾜以反映這場即將⼤⾯積發⽣的災難之規模和慘烈程度。源⾃於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問題，透過房地產板塊，蔓延到銀⾏和其他的債權⽅，也波及到世界上購買了抵押貸款證券的投資商。這些問題很快就影響到準政府實體房地美和房利美，這兩家美國公司打包和擔保了美國的抵押貸款。問題也波及到許多活躍在市場上的⾮銀⾏機構，從投資公
224.司到專⾨從事這⼀業務的保險機構。在財政部，我們認為房產市場的調整可能會延續到⼆○○⼋年。隨著房市與諸如建築⾏業這樣的相關領域出現蕭條，經濟學家開始下調對經濟活動的預期估計。市場的波動和低增⾧預期使美元變得疲軟。在⼗⼀⽉中之後的⼗⼆個⽉裡，美元對歐元下跌了⼀四％，油價迅速上漲，給中國等⽯油進⼜⼤國帶來壓⼒。波動性對全球市場造成了巨⼤破壞。隨著⾦融壓⼒在美國的加劇，我⼗⼀⽉赴南⾮的開普敦，參加世界主要經濟體財⾧和央⾏⾏⾧的會議，會議被稱作⼆⼗國集團（G20）。⼆⼗國集團是⼀個相對新的組織，成⽴於亞洲⾦融危機之後的⼀九九九年，旨在協調應對政策。像代表了世界最⼤經濟體的七國集團⼀樣，⼆⼗國集團參加的是財⾧，但包括了新興市場國家。這些國家經濟增⾧很快，但過去在國際決策機構中缺少話語影響⼒。⼆⼗國集團包括了「⾦磚」（BRIC）成員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還有沙烏地阿拉伯和墨西哥等國家，當然也包括⼤的西⽅經濟體諸如德國和法國。（⼆○⼀⼀年，南⾮加⼊⾦磚國家「BRICS」。）我期待與中國央⾏⾏⾧周⼩川約定的私下會晤，地點在凡東飯店（Hôtel Le Vendôme），開普敦城外⼀個度假的地⽅，我就住在那裡。我希望聽到他對中國權⼒層發⽣的最新變化的解讀。⼀個⽉前，中國共產黨召開了黨內領導層五年⼀次的全體代表⼤會，這個會議決定誰上台、誰下台、誰將在中國的權⼒圈中處於上升的態勢。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按照九個⼈職務⾼低，⾛上⼈民⼤會堂的⼤台⼦公開亮相，是這個會議的⾼潮（這⼀次是第⼗七次代表⼤會）。對中國問題觀察家來說，這是重要的時刻。因為這個國家的政治進程很不透明，每⼀個公共事件都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也受到密切關注，⽽常委亮相⽐其他事件更有意義和受到關注。不出所有⼈的預料，胡錦濤和溫家寶仍然在黨內的第⼀和第三位置
225.（全國⼈⼤常委會的委員⾧吳邦國在黨內排在第⼆）。重要的是，習近平升⼊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鞏固了他的政治前景。我感到很⾼興，因為習近平顯然⾮常有可能接替胡錦濤，成為中國的最⾼領導⼈。我相信，這對中國和美國都有好處，因為他清楚，發展⾃由市場和⾮公有經濟對未來中國經濟的成功⼗分重要（⼆○○⼋年三⽉，他被任命為國家副主席）。另⼀個上升之星是李克強，得到胡錦濤⼤⼒提攜。他在擔任遼寧省委書記時，扭轉了這個東北省份的形勢，這次也升⼊了常委會（⼆○○⼋年三⽉他被任命為常務副總理）。擔任公安部部⾧的周永康也進⼊了常委會。周永康⼆○○六年曾把我提出召開SED的主意帶給中國國家主席。在為期⼀週的代表⼤會上，胡錦濤和溫家寶講的都很對，反對出現保護主義傾向，承諾要藉由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調整中國經濟增⾧模式，⿎勵節約能源，加強環境保護。但常委會出現的變化也表明，在確認胡錦濤掌控的前提下，要削弱前總書記江澤民上海幫的影響。⽽上海派主張改⾰，胡錦濤則是⼀個謹慎的領導⼈。三⽉，政府內職責將進⾏調整，這時我們將從另⼀個層⾯看到胡錦濤當政未來五年的前景。⽐如，吳儀退休了，我們不知道誰將接替她的位⼦，成為我們的對話者。周⼩川和我在我房間外的海景陽台上共進早餐。看著波光粼粼的南⼤西洋，周⼩川告訴我⼀些不好的消息。那個美麗的清晨頓時暗淡下來。隨著美國市場出現動盪，他說中國不打算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往前加快資本市場改⾰。雖然我感到失望，但並不覺得完全意外。我有預感改⾰的前景已變得不樂觀。我們從許多其他管道得知，反對改⾰的勢⼒得勢了。全球⾦融危機只不過加強了他們的影響⼒。為什麼要模仿西⽅不對的東西？那⼀年，中國出了⼀本書《貨幣戰爭》，這本書代表了對西⽅的猜疑和排外⼼態，⽽變⾰的反對者們則充分地利⽤了這種猜疑和排外⼼態。作者是⼀個叫宋鴻兵的⼈，這本書是偽經濟學和《達⽂西密碼》（Da Vinci Code）式探秘的奇
226.怪組合，試圖展⽰西⽅國家如何利⽤資本市場讓發展中國家⾂服，特別是如何遏制崛起的中國。這本書聲稱，西⽅國家聽命於跟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有密切聯繫的富有私家銀⾏。西⽅國家沒⼈拿《貨幣戰爭》當回事——無疑，這是陰謀論的⼀部分。但是這本書在中國很流⾏，據說國務院也有⼈看這本書。不過，周⼩川對於改⾰之路總的來說是⽐較樂觀的，這表⽰中國有可能在⼈民幣問題上展現更多靈活性。但他也提醒，既然氣候變化的事情尚未定下來，美國要避免通過反對中國的⽴法，這很重要。在美國，對中國的抨擊甚囂塵上：⼋⽉中旬的⼀次競選活動上，民主黨總統候選⼈克⾥斯．多德要求布希總統中⽌從中國進⼜⾷品和玩具。我提醒周⼩川，布希總統反對保護主義和報復⾏為。我向周⼩川講述了我赴蒙⼤拿州與⾺克斯．鮑克斯討論這事的經過。我會盡全⼒阻⽌針對中國⽴法的通過，我說。隨著會⾒接近尾聲，我轉⽽談到，我對中國銀⾏與伊朗有往來表⽰關切。我與財政部主管恐怖主義和⾦融情報的副部⾧斯圖亞特．利維（Stuart Levey）⼀起⼯作時，曾經提醒世界上所有主要銀⾏，要注意在伊朗做⽣意的⾵險。外國銀⾏做伊朗的合法⽣意是不違法的；但在伊朗做⽣意是危險的，因為伊朗⼈經常掩蓋其⾮法活動，這是眾所周知的。我表明，如果有銀⾏資助或援助伊朗的恐怖主義活動或製造核武器的⼯作，我們將對這些銀⾏進⾏制裁。中國的主要銀⾏之⼀受到美國制裁，並因此紀錄在冊，從⽽失去在美國和歐洲做⽣意的機會，這應該是中國最不願意看到的事。周⼩川說：「我仔細調查過，我認為我們的銀⾏沒有和伊朗從事任何⾮法或者不合適的⽣意。」「他們應該格外⼩⼼，因為我們會密切注視。」我提醒說。我知道他理解我說的話。
227.在開普敦會議之外，我們去參觀了在迦納和坦尚尼亞正在進⾏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建設。在那裡，我意識到中國對全球經濟的重要作⽤。⾮洲到處都有中國⼈，從事當地基礎建設投資⼤項⽬，簽署協議獲取重要的⽯油資源。我覺得⼆⼗國集團給了中國和新興國家⼀個發聲的機會，這很好，他們的聲⾳應該被聽到。就現代經濟⽽⾔，⼆⼗國集團⽐七國集團更具有代表性。七國集團只包括已開發國家，⽽且成⽴於⼀九七○年代中期，那時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經濟上默默無聞。所以，在開普敦，代表全球經濟主體的財⾧和央⾏⾏⾧能夠審視我們所⾯臨的挑戰。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和我來說，解釋我們國家所⾯臨的問題和政策應對，這是⼀個很理想的場合。開普敦的經歷讓我有信⼼，在不到⼀年後，向布希總統建議，把⼆⼗國集團向前推進關鍵⼀步，把其中⼀個部⾧級會晤拓展到領導⼈峰會，從⽽使許多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國家的政府⾸腦坐在⼀起商討世界問題。這個想法與SED的⼀個關鍵⽬標相吻合——讓中國更為融⼊國際社會。雖然中國是世界第三⼤經濟體，⽽且即將成為世界第⼆⼤經濟體，但在全球領導⼈論壇中，中國的代表性體現得不夠充分。中國的觀點也沒有被適當地傾聽和關注，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也沒有承擔與其國際秩序中地位相當的責任和義務。⾄少，我們要求有更多的國際協調，因為⾦融危機在蔓延。美國的主要銀⾏宣布遭受了巨⼤損失，英國的北岩銀⾏（Northern Rock）遭遇嚴重的擠兌，房產銷售下跌，消費者的信⼼也迅速下滑。在政府內部，我們開始考慮⽤刺激⽀出來推動不景氣的經濟。隨著房產市場問題蔓延到信貸市場，美元繼續貶值，加劇了國會的保護主義情緒。⼈民幣最近升值了，在⼗⼀⽉⼀個⽉裡上漲整整⼀個百分點。但國會似乎沒有⼈理會。第三次SED定於⼗⼆⽉⼗⼆⽇和⼗三⽇在北京召開。我在這之前告誡吳儀，在美國⽴法者中有敵對的情緒。我會盡我所能讓國會不⾄於受到這
228.種情緒的影響。但我說，我需要從她那裡得到幫助。「我在盡我最⼤的努⼒，」我說，「但我不能排除有關貨幣的⽴法會在年底前提交到國會的可能性。」吳儀在電話裡語氣⾮常和藹，但第⼀次會議召開前，我們晚間在北京⼀起⽤餐時，她的態度卻完全不是和解的樣⼦。中⽅在⾹河天下第⼀城召開第三次SED，離北京⼤約三⼗英⾥。這個旅遊景點有⼀個仿造的故宮，還有⼀個⼆⼗七洞的⾼爾夫球場，以天下第⼀城⽽聞名。副總理住在這個⼤院⼦中⼼⼀個傳統⾵格的房⼦裡，泰婭．史密斯和我與吳儀和朱光耀在那裡會⾯。⼤世紀城的⾵格介於迪⼠尼和古威廉城堡之間，又有中國元素，這種奇怪的結合，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迅速變化。僅僅幾年前，我步⾏穿過北京有歷史沉澱的街巷，現在這些街巷和以它們的名字⽽為⼈所知的居民區都被拆除了，以接納匆忙和無序的都市化。我在⼀個為旅遊奇幻世界製作的仿製品中⽤餐。吳儀利⽤這樣⼀個私⼈會晤轉換⾓⾊，在我們的貨幣問題上讓我很不好受。美元的疲軟給中國帶來了⿇煩。隨著已經低估的⼈民幣對歐元和⽇元的進⼀步貶值，他們在歐洲和⽇本的貿易夥伴也在抱怨。中國進⼜的以美元定價的商品，諸如⽯油，成本⼤幅上升。吳儀還表⽰了對中國在美國投資的擔⼼。到⼆○○七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增⾧到令⼈驚訝的⼀．五兆美元，⽽在六年前中國加⼊WTO時，這個數字是兩千⼀百⼆⼗億美元。其中⼤約九千億美元，即外匯儲備的六○％，投資到美國的政府票據和債券，或者像兩⼤抵押貸款巨頭房地美和房利美等機構發⾏的證券。「你想讓我們上調我們的貨幣匯率，可是你們得控制你們貨幣的價值。」她告訴我。「你們讓我們遇到了真正的⿇煩，因為你們讓美元貶值，中國⼈民受到了傷害，因為我們投資了你們的美元。」「我們盡⼒維持美元的堅挺，但美元的價值是由⾃由市場決定的，」
229.我回答說，「我們需要推⾏政策以保持我們的經濟強健。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做的。」然後吳儀問我，我們想要⼈民幣調整多少。「你們想要⼈民幣調整多少？給我⼀個數字。」我拒絕這樣做。我們雙⽅都知道，中國會升值⼈民幣，因為他們認為現在這樣做於他們最有益。所以，由我來提出建議是沒有意義的。相反，我重申了我的⽴場，中國應該讓市場來決定貨幣的價值。⽽在中國讓市場決定其貨幣價值之前，應該⾄少根據經濟的現實來確定其貨幣價值。「你們⽬前的情況距離這⼀⽬標有點太遠了，」我告訴吳儀，「你們應該讓⼈民幣⼤幅升值。」然後，我回到更重要的，我認為，應該是更優先的話題——為什麼中⽅不再繼續進⾏⾦融市場改⾰了？第⼆天晚上，在慶祝宴會之後，中國⼈覺得，如果我能跟吳儀打乒乓球，那會很有意思。我不太會打乒乓球，⽽讓副總理贏我，對我來說，⼀點問題都沒有，這不是丟臉的事。溫蒂總是贏我。我覺得⽐賽對中美關係有好處。我覺得我有點興奮起來了。我熱切地期望與副總理吳儀⽐賽。但我的⼿下不同意，不讓我這樣做。「讓吳儀贏你，會很難看的。」⽶歇爾．戴維斯（Michele Davis）說。戴維斯是財政部公共事務副部⾧與政策計劃局⾧。我的⼿下不希望我跟吳儀⽐賽還有另⼀個原因。我們財政部在北京的團隊有⼀個訊息技術專家——朗．李⾥（Ron Lilly），在美國是排得上名的乒乓球選⼿。SED團隊帶了朗．李⾥來，他還帶了⾃⼰的球拍，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中國⼈⾃⼰的國球項⽬上擊敗中國⼈。所以我們建議，吳儀跟我不要打，我們從我們的團隊選⼀個⼈，跟中國團隊的⼀個⼈打。中國⽅
230.⾯挑選了朱光耀，當時財政部國際司司⾧。雖然⽐賽打得很艱難，但朗．李⾥還是贏了。中國⼈真是熱愛體育，對⽐賽又是拍⼿，又是呼喊。之後的幾個⽉，中國⼈⼀直在嘲笑我們，居然帶了職業選⼿。乒乓球⽐賽讓我有機會看到，中國和美國的SED團隊之間建⽴了密切的⼯作關係。他們每⼀次的會晤都經過⾧達數週的聯⼿籌備，在雙⽅的官員之間建⽴了⼀種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紐帶。隨著⾦融危機在下⼀年的惡化，這種關係被證明是⾮常重要的。個⼈之間的密集互動，是SED的⼀個特點；在前五屆SED整個過程中，中國國家領導⼈和美國官員之間⾯對⾯的會晤多達三⼗次，我與和我對等的中⽅搭檔通電話多達⼆⼗四次，泰婭．史密斯與朱光耀主持了兩百多場協商和準備會議。第三次SED之後，我們宣布了內容涉及很廣的三個協議。最重要的是，我們達成了⼀個⾮常詳盡且意義深遠的、涉及產品安全的協定。此⼀協定旨在改進製造業標準，提⾼政府在⼋個領域的監管⽔平。這⼋個領域包括⾷品、動物飼料、藥品和藥劑產品、煙酒、玩具和電⼦產品。雖然問題主要在中國⽅⾯，但我們做出的模式代表現代市場最佳做法，⽽這種做法依賴於全球製造網絡和連鎖貨物供應。衛⽣和⼈⼒服務部⾧邁克．利維特是個⾮常熱情的參與者，急切地想利⽤SED。他和中國衛⽣部部⾧建⽴了密切關係。第三次SED期間，利維特冒險提出⼀個建議，在我們開啟SED之前，這個建議很可能被中國⼈認為冒犯了他們⽽被⽴刻否決。他要求中⽅允許美⽅將美國的⾷品安全和產品品質檢驗員派到中國。在隨後的談判中，中國要求互派。對許多美國⼈來說，這也許有點可笑；但公平就是公平。事實上，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是⾮常友善和合作的——正因如此，在第四次SED上（編按：⼆○○⼋年六⽉⼗七⽇和⼗⼋⽇），我們能夠宣布美國⾷品藥品監督局⼈員到中國⼯作，中國的檢查員也可以來美國⼯作。雙⽅對話⽅式的改善，甚⾄讓我們在此之前，便已得到回報：⼆○○⼋年初，⼀種稀釋⾎液的藥物被污染了，⽽這種
231.藥包含的主要成分源於中國。我們兩國的機構共同努⼒，很快就找到問題所在。 2008年6⽉，正值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位於⾺⾥蘭州安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與副總理王岐⼭和衛⽣及公共服務部⾧邁克．利維特（Mike Leavitt）交換意⾒。（Courtesy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Treasury）到了⼆○○七年下半年，我開始思考布希政府離任後會怎麼樣。我於是開始考慮具有更⾧遠⽬標的中美合作。中國⼈是戰略思想者，透過不間斷的五年計劃，來制定他們的⾧期經濟⽬標，並認真跟蹤計劃的執⾏情況。如果新總統允許把SED擱置在⼀邊怎麼辦？我的結論是：如果能夠找到⼀些關切中美雙⽅共同⽬標的題⽬，共和黨⼈和民主黨⼈又都能接受，即兩黨任何⼀黨⼊主⽩宮都不會輕易放棄的題⽬，對我們是有好處的。並⾮我⼀個⼈這樣想。吳儀就曾提議，我們找⼀個題⽬，共同⾧期地合作。我開始跟華盛頓的⼈想主意。我⾼盛時的同事約翰．桑頓，當時在中國和美國兩頭跑。在中國，他擔任清華⼤學全球領導⼈學程的主任和教授；在美國則擔任布魯⾦斯學會的主席。他指出，中美雙⽅可以卓有成效地在能源⽅⾯合作。我很贊同，回想起我七⽉的青藏⾼原之⾏，⽽青藏⾼原的情況正好⾮常充分地凸顯了中美合作減緩氣候變化影響的重要性。於是我決定，環境和⽣態保護問題應該是此類討論的部分內容。我向吳儀建議，我們雙⽅合作打造⼀個中美合作、共同探討能源和環境⽅⾯重要議題的⼗年框架。她⾺上說這是個好主意，我們⽴刻全⼒以赴
232.著⼿此事。在第三次SED會議上，我們宣布成⽴⼀個「能源和環境⼗年合作框架」（Ten-Year 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作⼩組。美國的團隊，以及中國⽅⾯來⾃國家發展和改⾰委員會的團隊花了六個⽉時間，共同精⼼完成了這個最終成為中美對話最重要的成果之⼀。考慮到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這些議題之艱鉅和敏感，我們需要兩國政府中最⾼層決策者的參與。在美⽅，這意味著環保局、商務、政務、能源、財政部⾨之間的協調，後來又加上美國貿易發展署。專注於六個領域的特別團隊，反映了能源和環境之間不可分割的相互關係。這六個領域分別是：清潔⽤⽔；清潔空氣；⾼效交通；清潔、⾼效和安全的發電；能源效率；以及森林和濕地的保護。除了其他議題，我們尋求如何減少兩國對於外國⽯油的依賴，如何在滿⾜不斷上漲的能源需求的同時，保證我們的公民享有清潔空氣和安全⽤⽔。我希望兩國最好的實驗室能相互交流，為了⼤家的利益共同從事研究。最終，我們共同追求⼀個新的概念，我們稱之為⽣態夥伴關係（EcoPartnerships）。⼗年框架關注具有戰略意義的廣泛議題，⽽⽣態夥伴關係則旨在⿎勵在⼤學或者地⽅層⾯上的創新——⽐如，城市間結成夥伴關係，共同⽣產電動汽⾞；或者公⽤事業之間結成夥伴關係，創建環保型運作模式。西雅圖和⼤連合作建造⾼效港⼜，威奇托市（Wichita）和無錫則在清潔⽤⽔⽅⾯展開合作。⼆○○⼋年⼗⼆⽉第五次SED會議上，我們公布了擁有七對合作夥伴關係的項⽬。
233.時任美國財⾧的鮑爾森於2008年 12⽉2⽇⾄5⽇的⼯作⽇誌。當年 12⽉，中美經濟戰略對話第五次會議在北京釣⿂台國賓館舉⾏。⽇誌顯⽰，12⽉5⽇下午，鮑爾森前往中南海和⼈民⼤會堂，分別拜會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國家主席胡錦濤。像以往⼀樣，中⽅為第三次SED準備了豐富的娛樂活動。吳儀親⾃過問所有準備⼯作，甚⾄是桌⼦上排放的蔬菜雕花。娛樂活動包括煙⽕，這即使按照中國的標準也是壯觀的——⽽我們美國⼈在國內會認為是最後的壓軸節⽬，居然在天下第⼀城上空燃放了⼀個⼩時。我忘了拿外⾐，開始放煙⽕的時候，感到⽛在打顫。作為寒冷天氣下會晤的禮物，中⽅為我們代表團提供了很厚的、帶腰帶、⽑領⼦和紅五星銅扣的軍⼤⾐。我渴望溫暖，但不敢穿這棉襖，那照⽚會多麼奇特：美國財政部⾧穿得像⼀個紅軍戰⼠！（說到這件適合在東北穿的棉襖，我倒還留著它。冬天在伊利諾我家附近的草原上散步時會穿上它，這裡的偷拍者只有⿅和郊狼。）因為吳儀春天就退休了，這是她最後⼀次參加SED，這讓我覺得既⾼興又傷感。雖然最初對這位副總理感到有些疑慮，但我逐漸對她和她所做的努⼒充滿敬意。中國有句話說，不打不相識。雖然與她有不同看法，但我真的很喜歡她。我希望她也覺得我不錯——不管怎樣，她送了我很漂亮的禮物：青銅⾞⾺雕塑，是中國第⼀個皇帝陵墓出⼟⽂物的⼩型複製品。
234.我把它放在我的財政部辦公室。吳儀退休後，我送了她⼀對⾼爾夫球杆，根據她的⾝材訂做的，希望能給她退休後的⽣活帶來快樂。第三次SED取得了⼀些令⼈矚⽬的政策成果，但讓我無法忘記的，是會議之外發⽣的⼩插曲。我們代表團中⼤多數⼈都不知道這事。在天下第⼀城的⼀個⼤舞廳裡，圍繞⼀個⾧⾧的⿊⽊頭桌⼦，我們正在開討論會，坐在我旁邊的美國駐華⼤使桑迪．蘭德探頭說，他從⼤使館得到消息，美國驅逐艦「穆斯汀號」（Mustin）當晚要穿過台灣海峽，⽽中⽅宣稱這海峽屬中國領海。幾個星期前，中國拒絕「⼩鷹號」（Kitty Hawk）美國航空母艦以及其隨⾏艦船停靠⾹港，惹怒了美國海軍和國防部。本來航母艦隊上的數千位空軍⼈員和⽔⼿打算與他們的家⼈在⾹港過感恩節。中國⽅⾯雖沒有任何解釋，但顯然，美國計劃向台灣的軍售，以及布希總統和達賴喇嘛⼀起露⾯，讓中國覺得被冒犯了。只是出於「⼈道主義考慮」，中國當局當⽇就表⽰反悔；但此時，「⼩鷹號」已經改道駛向在⽇本的美軍港⼜。「⼩鷹號」和其五艘護衛艦隻構成的艦隊穿越台灣海峽返回美國，進⼀步加劇了局勢的緊張。現在我在北京，聽到美國艦船要再⼀次穿越台灣海峽。這不僅會激怒中國⼈，⽽且會傷害我的信譽以及SED的信譽。「這件事絕不能發⽣。」我對桑迪⼩聲地說。「漢克，這事已經定了。你無論如何阻⽌不了。」「如果羅伯．蓋茨（Robert Gates）在北京，海軍不會這樣做。」我說，「假如國務卿康朵麗莎在北京，他們也不會這樣做。現在我在北京，他們也不應該這麼做。」事實上，國防部⾧羅伯．蓋茨上個⽉剛剛訪問過北京，直接談了軍售
235.問題，說美國會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以⾃衛。但他同時也呼籲中美雙⽅，在其他問題上更好地交流。我不耐煩地等待會議休息時間，這時我想，在我要⾒胡錦濤的頭天晚上，美國驅逐艦穿越台灣海峽，似乎跟蓋茨所說的⽬標不⼀致。終於是休息時間了，我⽴刻跟國家安全顧問史提芬．哈德利通話。因為⼗三個⼩時的時差，華盛頓正是午夜。半迷糊的哈德利證實，這次⾏動已經得到批准。「那我想，我得把總統叫醒了，」我說，「因為這是無法接受的。」「別叫醒總統，」哈德利說，「把羅伯．蓋茨叫醒就⾏了。」我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認識了國防部⾧。我⾮常尊重他。但那天晚上，我花了很⾧時間才接通他的電話。我得先跟⼀幫軍銜很⾼的副官打交道，還有太平洋司令部的軍官。⼀個副官以不屑的語氣問我，究竟為什麼打這個電話，我不得不拿架⼦了：「我是財政部⾧，」我說，「把蓋茨部⾧叫醒。」我過去從來也沒有這樣拿架⼦，以勢壓⼈，以後也不會。羅伯終於在電話那邊睡意朦朧地問，「這是怎麼回事啊，漢克？」我直接告訴他，我在北京，美國海軍艦船不能穿越台灣海峽。羅伯迅速按照我的期望做了，換了我，形勢發⽣逆轉，我也會這樣做。「如果這對你很重要，漢克，我們取消這次⾏動。」我在電話裡聽到有⼈在旁邊碎碎念——事實上，是極度的驚愕——我決定掛斷電話，別等到發⽣爭執，或者再出現變故。我只是說，「⾮常感謝，我看重這個決定。這很重要。」
236.我回到了SED會議，告訴桑迪：「解決了。軍艦改道了。」我得承認，我⿐⼦都氣歪了，但並不是因為過度⾃負⽽在海軍計劃問題上⼩題⼤做。我這樣做是因為，我知道，所有美⽅參加SED的⼈都知道，中⽅不會認為這樣的插曲是偶然事件。在⼀個很重視跡象和象徵性的⽂化裡，無論⼤⼩事，每⼀個⾏為和事件都被賦予了意義。缺少透明的封閉決策過程，更放⼤了這種趨勢。如果我在北京期間，美軍驅逐艦穿越了台灣海峽，不僅會被認為是就「⼩鷹號」事件對中國的抗議，⽽且會被認為，美國不把中美SED當⼀回事，也貶損了我⾝為雙⽅對話的美⽅主席之地位。諷刺的是，蓋茨本⼈想增進與中國的交流，但國防部卻冒險破壞我們⼀直透過SED在建⽴的交流管道。回到華盛頓，我還有點不⾼興。但布希總統卻覺得我咄咄逼⼈的⾏為很有意思。回來後的⼀次內閣會議上，布希總統衝我咧著嘴笑出聲⾳。「為什麼你花那麼⾧時間才找到蓋茨？」他⾵趣地問，因為他知道我當時急切地要跟國防部⾧通話。總統有幽默感，喜歡頑強的⼈。在我們⾯臨嚴重⾦融危機時，這兩個性格特點很有⽤。
237.Chapter 14 全球清算 A Global Reckoning 我們決定第四次SED的主題為可持續經濟增⾧，⼆○○⼋年六⽉對話舉⾏之時，可以說這個主題是再合適不過了。油價飆升⾄⼀百三⼗⼋美元⼀桶，原油價格⽐前⼀年上漲了⼀倍。能源和化肥價格的上漲，再加上地⽅的乾旱，助推⾷品價格上漲，特別是主糧。⽽糧⾷短缺在⼀些貧困地區引發了嚴重的暴亂。價格上漲部分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快速增⾧，對於稀缺⾃然資源更⼤的需求。中國經濟的成功使數億⼈擺脫了貧困。⽬前，中國的挑戰是在不影響國內穩定和不帶來全球災難的情況下，維持其發展。我們在⾺⾥蘭安納波利斯（Annapolis, Maryland）海軍學院召開第四次 SED之際，美國正遭逢越來越嚴重的⾦融危機，這場危機將吞噬整個⾦融界。已有許多著作描述了我們國家最近歷史上經歷的這個⿊暗時期。但美國⼈卻不太知道，這場危機如何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態度和政策。危機暴露了中國對出⼜的過分依賴，也證實中國有必要將國內消費調整為經濟的主要需求。中國為了抵禦最嚴重的危機⽽採取的措施——特別是⼤規模的財政⽀出計劃——將停⽌必要的結構性改⾰，並留下呆帳這代價異常⾼昂的遺產；直到今天，中國仍為這樣的遺產所困擾。但中國可以扮演堅定、負責任的⾓⾊，協助我們應付越來越多的問題。但中美兩國關係的性質開始發⽣明顯的變化，因為美國⾯臨的⿇煩使其體制的某些⽅⾯遭到質疑且喪失了信⽤；⽽美國的⿇煩，卻增加了中國的⾃信。在SED會議的⼀次休息時間，王岐⼭把我拉到⼀旁。王岐⼭這時已經離開北京市⾧的位⼦，於三⽉接替吳儀擔任副總理，是SED中⽅的主席。他告訴我，美國的⾦融危機影響了他和中國黨內⾼層其他⼈對美國的看法。我終於徹底明⽩了中國態度的變化。
238.「漢克，你是我的⽼師，可現在我在⽼師的領地審視你們的制度。我們還應該向你們學習嗎？我們拿不準。」這場危機是令⼈沮喪的經歷，這也是最令⼈沮喪的時刻之⼀。我跟王岐⼭認識已經⼗五年了，⼀起在承受壓⼒的情況下密切合作過好多次。他是朋友，也可以推⼼置腹。他有魅⼒，⽽且樂觀，雖然有時候講話會很有策略，但他總的來說很直率，跟我不會講假話。我⾮常欣賞他這⼀點。他的看法誠懇⽣動，我⼀點也不覺得有冒犯我的地⽅。相反，這樣的看法來⾃⼀個三⼗年致⼒於推動中國改⾰的⼈，只能讓我明⽩，中國發⽣這種變⾰的⼤環境變得異常艱難。西⽅⾦融危機讓反對中國開放資本市場的勢⼒更加強硬。我回答：「我們犯了很多錯誤，但你們也可以從中吸取教訓。」我們的問題，我說，不該導致中國得出「中國不需要繼續發展開放和競爭性的市場」的結論。不管情況如何，我接著說，「我們都會盡最⼤努⼒修補我們的市場，保護我們的經濟。」但幾乎毫無疑問，我們的體制⾯臨巨⼤，且不斷增加的壓⼒。三⽉，投資銀⾏⾙爾斯登（Bear Stearns）成了截⾄當時最⼤的受害者。⾙爾斯登是抵押貸款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市場的超⼤型公司，隨著房地產危機的惡化，⾙爾斯登失去了市場的信任，成了房貸危機的犧牲品。如果不是財政部、聯準會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聯⼿在三⽉中整整忙亂了⼀個週末，為其找到摩根⼤通這樣的買主、以及聯準會提供的財政援助，⾙爾斯登就會徹底垮掉。正如我在《峭壁邊緣》（On the Brink）這本有關⾦融危機的書中所陳述的，⾙爾斯登的崩潰讓全世界都為之震驚。中國的感受也特別深刻。中國國有投資公司中信證券，在這之前已同意⽤⼗億美⾦購買⾙爾斯登六％的股份。隨著⾙爾斯登出事，中信證券迅速退出交易。⼆○○七年，中國主
239.權財富基⾦中國投資公司分別⾼調投資美國的⿊⽯公司和摩根⼠丹利，這讓中國領導⼈特別關切華爾街受損的⾦融體系。⽽且，中國也開始受到⾦融危機的波及。雖然中國的銀⾏倖免於難，但全球股市的迅速下⾏使上海證券市場的指數從⼆○○七年的最⾼點下跌了四五％。GDP增⾧也變緩了。美國經濟的不景氣，以及世界其他地⽅經濟的衰落，勢必會減少對中國出⼜的需求。⽽出⼜對中國經濟⼗分重要。四⽉我在北京籌劃第四次SED時，親⾝感受到中國對⾦融危機的關切。胡錦濤、溫家寶和王岐⼭都向我提出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涉及美國的經濟、美國銀⾏的狀況，以及中國投資摩根⼠丹利和⿊⽯公司的虧損情況。我向他們保證，美國的應對是及時的。聯準會向受到擠壓的市場提供流動資⾦；與此同時，我代表布希政府跟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協商⼀千五百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這些錢很快就會到消費者的⼿裡。我特別提到，許多預測家預期經濟會在後半年反彈。然⽽我說的這⼀切多離譜啊！我們與中國之間的交流⾮常坦誠，中國⼈對此很感激。⾙爾斯登救援之後，美國財政部的⾼級顧問尼爾．喀什卡拉（Neel Kashkari）率先和中國財政部的官員通了電話。隨著危機在其後幾個⽉的加劇，我們增加了接觸的頻率和深度。由SED培育起來的廣泛和不斷的交流，再加上我與王岐⼭和周⼩川之間的⾧期關係，在幫助美國於如此艱難時期管控好與中國的關係上，體現出了巨⼤的價值。中國當時是美國政府債券市場第⼆⼤外國投資者。在四⽉訪問期間，我告訴中⽅，美國財政部⾼度警惕，以防發⽣更多問題。當然，事實證明，我們提⾼警惕是對的，因為⼀家接⼀家的⾦融機構感受到了投資者的憤怒，他們為不良資產憂⼼、為弱資產負債表感到擔⼼、銀⾏之間不願意相互拆借，也讓他們擔⼼。我強調，需要給華爾街和執⾏⾧更多資本和更多流動性緩衝，在⼆○○⼋年春天和夏天，我就不斷地
240.⿎勵雷曼兄弟的執⾏⾧理查德．福爾德（Richard Fuld）提前為公司做好準備，應對艱難時刻。我提議他尋找財富實⼒很強的戰略投資者，或者乾脆找⼀個併購對象。壞消息不斷叠加。隨著美國股票價格從⼆○○七年⼗⽉的紀錄⾼點⼀路下跌，經濟持續衰退，失業率攀升。六⽉失業率達到五．六％，⽐上⼀年整整上升⼀個百分點。儘管聯邦刺激計劃的⽀票到了美國公民的⼿上，但他們仍然不能⽀付更昂貴的汽油。在總統⼤選的預選階段，對中國的抨擊變得更激烈。五⽉，民主黨總統競選對⼿希拉蕊．柯林頓和巴拉克．歐巴⾺（Barack Obama）參議員⽀持⽴法，對中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作為對中國操縱匯率的回應。我與美國財政部的中國和SED特使艾倫．霍爾默⼀起，在國會待了好幾個⼩時，試圖阻⽌這種機械反應式的保護主義。我們指出已經在貨幣價值上取得進步，從⼆○○五年七⽉以來，⼈民幣已經升值⼀四％。我們特別提到， SED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果，從開放領空的協議到產品安全性的提⾼。我們指出，如果美國以制裁措施轉向，我們的⾵險是可能失去這些成果。王岐⼭在六⽉抵達美國之前，我提醒他，⽐起前⼀個春天吳儀來訪的時候，國會的氣氛更陰暗、更不穩定。如果民主黨助推反華法案，共和黨⼀定不會投反對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引發⼀連串的問題。」我警告說。但我仍然認為，如果中國有⼈有⾜夠魅⼒，能安慰那些被激怒的議員，那麼⾮王岐⼭副總理莫屬。王岐⼭與吳儀的不同，就像陰和陽的不同。吳儀是⼀個堅韌的談判者，不會偏離爭論點，也不會忘記需要傳遞的訊息。王岐⼭同樣堅定地堅守⾃⼰國家的⽴場，但他採⽤的⽅式卻不是⼀成不變的，⽽且很巧妙，富有智慧，但又有⼀種冷幽默感，使他的⽅式不⾄讓⼈不能接受。他是⼀個真正為⼈民著想的⼈，不排斥幾乎所有的會
241.議。被問到⾮常刁鑽的問題時，他喜歡把問題答覆得像問題本⾝⼀樣不同凡響。王岐⼭約定要會⾒國會⼭莊的領導層，但我也邀請了幾位參議員和幾位眾議員在財政部的現⾦廳（Cash Room）會晤中國新的SED領導團隊，共⽤早餐。這個有⾦邊裝飾、宮殿⾵格的⼤廳位於財政部的⼆樓。美國政府曾在這裡進⾏贖回⾦銀流通券這樣的⾦融業務，還在這裡從財政部的⾦庫為地⽅商業銀⾏提供錢幣和紙幣。七位⽴法者參加了這次會⾯，他們是參議員諾曼．科爾曼（Norm Coleman，來⾃明尼蘇達的共和黨⼈），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Maria Cantwell，來⾃華盛頓州的民主黨⼈），眾議院議員桑迪．列⽂（Sandy Levin，來⾃密西根州的民主黨⼈），和眾議院議員唐．曼祖羅（Don Manzullo，來⾃伊利諾州的共和黨⼈）。他們其中的⼀位，⼀度就中國不致⼒於遏⽌氣候變化向王岐⼭發起挑戰。王岐⼭巡視了⼀會兒桌⼦，好像在思考⾃⼰的答覆，或者好像在看周圍的⼈是否注意⼒夠集中能夠跟上他。然後，他開始⾃⼰的⾧篇⼤論，他談到經濟，談到社會政策，談到個⼈責任。他指出，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三⼤經濟體，但依然是個貧窮的國家；⼈均GDP世界排名第⼀百⼆⼗五位 ——在納⽶⽐亞（Namibia）之後。這是中國⼈談話愛使⽤的論點之⼀，但王岐⼭表述的⽅式卻不是⼈們所熟悉的那樣。⼀⽅⾯，他強調，美國⼀些⼈批評中國浪費資源、破壞環境，使全球暖化加劇。另⼀⽅⾯，許多⼈宣稱中國出⼜到美國的商品太便宜，對美國造成了傷害，他們要求中國調整經濟，⿎勵更多的國內消費。中國如何既擴⼤消費，又維持發展的可持續性呢？「現在我們在這，」他說，「⼀個炎熱的夏⽇，但你們辦公室裡卻很涼快，因為你們開著空調。在冬天你們又有了暖氣。你們在有空調的體育館鍛鍊⾝體，然後洗個熱⽔澡，然後進了有空調的汽⾞。這就是美國！在中國，我們不是這樣⽣活的。我們過不起這樣的⽣活。我告訴我的同事：
242.⽤個⼈⾏為保護⽣態，要鍛煉，騎⾃⾏⾞上下班。」⼀場精彩的秀。本來是⼀場問答會，卻變成了⼀場精彩的專題演講，提出了中國⾯臨的可持續發展兩難，但卻絲毫沒有表現出那種出⾃本能的的防禦姿態，⽽這種防禦式的辯解經常歪曲和弱化中國⽅⾯的論點。我知道，王岐⼭作為⼀個改⾰者和環境保護主義者（他與我都任職於⼤⾃然保護協會的亞太理事會），致⼒於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指出中國固有的困難時，與其說他在給美國的⽴法者上課，不如說他在向他們闡釋⼀個棘⼿的問題。幾個⽉前，我們在北京討論SED的能源與環境保護項⽬時，他就是這樣對我說的。「世界上沒有⾜夠的資源⽀持⼗幾億中國⼈像西⽅⼈⼀樣⽣活，」他指出，「我們必須尋找⼀種新的模式。」坦⽩說，我認為他是對的。在他說的時候，我想起有年⼆⽉在中南海的會⾒，我看到朱鎔基褲管邊緣露出了裡⾯的秋褲——這種禦寒的⽅式，我們養尊處優的領導者是絕對不會採⽤的。 ★ 六⽉⼗七⽇和⼗⼋⽇，第四輪SED在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的美麗庭院舉⾏。海軍學院建於⼀⼋四五年，地屬⾺⾥蘭州安納波利斯，有七條河流在此匯⼊切薩⽪克灣（Chesapeake Bay）。此處距華盛頓約⼀個半⼩時的⾞程。這樣的距離是其吸引⼒之⼀，我們想讓美⽅代表團成員遠離他們的辦公室，專注於SED。但即使如此，要我集中注意⼒還是很難。這次會談的⼀個多星期前，雷曼兄弟發布了第⼆季度的財務報告，但卻無法讓投資者信服。其股票持續下跌，並且也沒有出現收購者或者戰略投資者。我在財政部的團隊以及聯準會的⼯作⼈員，仍然在尋找避免雷曼兄弟垮掉的辦法。與此同時，我們全⼒關注房產抵押巨頭房地美
243.和房利美，隨著改⾰「兩房」的⽴法在國會拖延，「兩房」⾯臨來⾃市場的巨⼤壓⼒。幾乎每⼀次休息時間都在打電話，但我強調誰也不能溜出SED會場，並要求我的內閣同僚也不能這樣做。布希總統召集了⼀個緊急會議，應對中西部氾濫的洪⽔，這件事需要政府的關注。在這點上我跟⽩宮協商由誰來出席這個會議。總統的會議很重要，但我決⼼像中⽅⼀樣對SED保持⾜夠的尊重。我堅信全⾝⼼的投⼊SED會帶來好處的。我在SED的講話中，努⼒毫無隱瞞地闡述市場的孱弱弱狀態。我解釋了布希政府為穩定⾦融體系和經濟所做出的努⼒，特別提到在經濟上⾏和下⾏的循環中，靈活的和以市場為基礎的價格，發揮了⾃動調節器的作⽤。我還特別指出，中國不應以市場出現混亂為藉⼜，停⽌⾦融領域的改⾰和發展。最重要的是，我們簽署了「能源和環境⼗年合作框架」協議，這個協議使中國和美國在未來的⼗年致⼒於清潔、可持續能源發展⽅⾯的合作。我們在第三次SED期間就開始謀劃這個協議，⽽這份協議讓我們的努⼒有可能延續到下⼀屆政府。貨幣問題還是讓我不開⼼。⼆○○七年九⽉，法國前財政部⾧，曾競選過法國總統的多⽶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出任國際貨幣基⾦組織的總裁。他要求我們⽀持他做出⼀些必要的改變，包括⼀項出售貨幣基⾦組織部分⿈⾦儲備的計劃。我明確地說，要我們⽀持可以，但貨幣基⾦組織必須為貨幣操縱點名中國。價值被低估的⼈民幣是⼀個全球關注的問題，國際貨幣基⾦組織有責任解決這個問題。坦⽩說，我也對美國總在這個問題上出頭感到煩了。斯特勞斯——卡恩同意由國際貨幣基⾦組織點名中國，但事後，他的⼀些⼩⼿段引起我的朋友周⼩川的抗議。周⼩川是中國央⾏的⾏⾧。在安
244.納波利斯SED的⼀次中間休息時，周⼩川找到我說：「漢克，斯特勞斯 ——卡恩說他不想點我們的名，想給我們更多時間，讓我們取得進展，但你堅持要他現在就⾏動。如果國際貨幣基⾦組織現在採取⾏動，那我們就更不好動匯率了，因為我們的⽼百姓會認為我們向外部壓⼒低頭了。」中國急切地要避免來⾃有信譽和獨⽴的多邊國際機構的公開批評。但⼀如以往，周⼩川想得很周到，也是有道理的。我有⼀點被激怒了，斯特勞斯——卡恩居然利⽤我，雖然準確地說，是作為他對中國強硬的⼀個藉⼜，但我並沒有對我的朋友透露我當時所想。「國際貨幣基⾦組織需要做⾃⼰的⼯作，」我對周⼩川說，「如果你們在貨幣上表現得更靈活⼀些，也就沒有必要點中國的名了。」雖然我期望斯特勞斯——卡恩沒有告訴周⼩川我們之間的約定，但我意識到，這個法國⼈不藏話只不過是他務實和直率本性的⼀部分。我總是發現他很容易對付。最後周⼩川讓他確信，中國確實需要更多時間，這時我只是讓他在可能的情況下，盡可能快地採取⾏動。正如所發⽣的那樣，我們的世界將發⽣戲劇性的變化，中國的貨幣也很快就成為我們最不需要擔⼼的問題了。 ★ ⾦融危機深深傷害了房地美和房利美。這兩家政府資助的企業，擁有或提供擔保的抵押貸款⾼達四．四兆美元，其中包括⼤量的次級貸款。他們極度膨脹、資⾦不⾜，⽽且管理極差，從政治意義上又幾乎動不得。由於這兩家公司是政府成⽴的，又由政府制約，許多投資者就假定他們的證券完全由美國政府信譽所⽀撐。但事實上並⾮如此。房地美和房利美是由持股⼈擁有的私有公司。但他們被認為擁有政府的⽀持，使他們獲得了廉
245.價的資⾦，導致他們承擔了巨⼤的⾵險。我⼊主財政部，決⼼改⾰這種無法維持的商業模式。這種模式使利潤私有化，但卻使⾵險社會化。但⽴法者拒絕改變，這兩家公司給⾃⼰披上了「擁有⾃⼰家園的美國夢」的外⾐，過了公關和游說的關⼜。到了七⽉初，兩房⾯臨著巨⼤的壓⼒。但我們得保證這兩家公司在不引發全⾯⾦融恐慌的情況下，度過抵押貸款危機，因為這種恐慌很快就會蔓延到全世界。這兩家國家資助的公司，許多最⼤的投資者都是外國的中央銀⾏。在兩房已發⾏的五．四兆美元證券中，由外國⼈持有的達⼀．七兆美元。七⽉七⽇，兩房需要⾼達七百五⼗億美元資本的推測，導致投資者逃離股市。七⽉九⽇，股票再度下跌。為了穩定市場，七⽉⼗三⽇我站在財政部外，宣布我將要求國會給予我臨時危機處置權，增加財政部給予兩房信貸的上限，並允許我們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購買由政府⽀持之企業的股份。兩天後，我在國會的處境⾮常艱難，參議院銀⾏委員會的成員就我向國會的請求，對我進⾏嚴厲的質詢。我不得不⼩⼼翼翼地回答問題：讓充滿疑慮的⽴法者們相信，兩房的形勢⾮常危急，若不希望投資者因為這些機構的脆弱不堪⽽恐慌，政府必須出⼿⼲涉。為了達到我希望的效果，我使⽤了⼀個⾮常有效的類⽐。我的說辭當時看來合理，後來卻成為我被攻擊的把柄。「如果你⼜袋裡裝著⼀⽀⽔槍，你也許不得不掏出來。」我說，「如果你有⼀⽀⽕箭筒，⼈們也知道你有，你也許就不必把它拿出來了。」任何⼈聽過銀⾏委員會鬧哄哄充滿敵意的答覆，都會想當然⽿地認為，那些政府資助的企業和他們的投資者，可能會被氣憤的⽴法者所拋棄。著急的外國政府開始打電話，要求諮詢。我把主管國際事務的副部⾧
246.⼤衛．⿆考⽶克（David McCormick）召到我的辦公室。他是西點軍校畢業⽣，曾在第⼀次波斯灣戰爭中服役，也曾在⽩宮擔任主管國際經濟事務的副國家安全顧問。我敬重他、也相信他，我知道他可以幫助我完成⼀個棘⼿的任務。我們列了⼀個政府⽀持企業債務持有者的前⼗五位名單，我要⼤衛跟我⼀起向主要的外國投資者再次保證我們對這些機構的承諾。這些⼈有來⾃巴西、俄羅斯、⽇本和科威特等國家的財⾧和央⾏⾏⾧。我會與財政部⾧和央⾏⾏⾧會談，與此同時，⼤衛和許多國家的官員交流。⼤衛所交流的最重要⼈⼠之⼀是胡曉煉⼥⼠，她是中國外匯管理局局⾧。中國外匯管理局是央⾏的投資⼿臂，管理著⼀．⼋兆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不到⼀．⼀兆美元是美國國庫券和機構的證券。這些國家要保持他們的證券持有量，不要減持⼿裡的證券，這很關鍵，因為市場已經很弱了。「確保他們明⽩我們在做什麼，」我說，「讓他們知道，只要有可能，我們的政府就會⽀持房地美和房利美，給他們⼀點信⼼。」⼤衛不斷地跟投資者保持接觸。他很快就發現，雖然那些財政部和央⾏的技術官僚們明⽩，他們所擁有的政府⽀持企業的證券只是間接地被美國政府所⽀持，但他們的上司卻認為這些證券就和政府債券⼀樣，⽽且收益還要⾼。在某些情況下，這些上司並不完全明⽩股本和債務的區別。因此當他們看到媒體出現聳⼈聽聞的標題時，就會認為他們的投資出了問題，於是給技術官僚施加壓⼒，讓他們減少持有的證券。我打電話給許多政府官員，包括王岐⼭和周⼩川，再次請他們放⼼。「我們在密切關注，」王岐⼭說，「我們想確認你會保護我們的⾦融利益。」我試圖向我的中國朋友解釋，在國會的爭論⾮常激烈，「這是⼀個政治劇場，」我告訴他，「在美國我們總要做我們需要做的事，我有信⼼，
247.國會會⽀持房地美和房利美。」我只期望，我⾃⼰能像我聽起來那樣有信⼼。國會最終在七⽉三⼗⽇授予財政部⼗⼋個⽉的危機處置權。⼋⽉的第⼀週，兩房宣布了更糟糕的第⼆季度財務狀況。兩家公司加在⼀起，損失了三⼗多億美元。和外國投資者的電話變得更頻繁和更緊迫。我決定我們必須盡可能坦率地解釋所發⽣的⼀切。⼤衛．洛⽂杰（David Loevinger），美國財政部駐北京⼤使館⾦融事務參事暨財政部駐中國⾼級代表，與財政部的⼈員每週多次召開電話會議——有時和聯準會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起——向中國官員通報最新的情況。中國⼈問了⾮常尖銳的問題，主要關注如何保護他們的資產。我們如何確保他們沒有⾵險？中國⼈向我們保證，他們不會減持，但他們也只有看到別的國家再買的時候，才會再出⼿。⼋⽉七⽇，我與家⼈⾶到北京參加奧運會，這是我⼀年前做出的承諾。幸運的是，在監管者評估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融狀況時，正好有⼀個空檔。雖然我腦⼦裡更多想的是國內的危機，⽽且還有幾場官⽅會晤，但從技術上來說，這是我和溫蒂的⼀次休假，還有我們的孩⼦梅⾥特（Merritt）、阿曼達以及他們的家庭。我不是總統代表團的成員。 2008年8⽉，溫蒂與孫⼥Willa
248.Rollins在北京。（Tod Hamachek）當我們抵達下榻的北京朝陽威斯汀酒店，我們發現他們給我和溫蒂⼀個⼤套間，⽽阿曼達、她的丈夫喬希（Josh），還有我們⼗四個⽉⼤的孫⼥薇拉（Willa），卻被安排在⼀個⼩⼀點的房間。經溫蒂建議，我們決定換⼀下房間，讓孩⼦們有更多空間。但酒店前台卻⾮常驚訝。⼀開始我不明⽩，為何為了這事⼤驚⼩怪，後來我明⽩了。我本來是在休假，但中⽅認為還像以往⼀樣是公差，因此我們的房間毫無疑問地裝有監聽設備。我們⼀換房間，就來不及給我住的房間安裝監聽設備了，因為我的特勤隊總有⼈在站崗。想到中國⼈監聽阿曼達為薇拉讀《晚安，⽉亮》（Goodnight Moon），我和溫蒂就不由得⼀陣⼤笑。 2008年8⽉，在北京⼀個公園裡熟習太極的要訣。（Tod Hamachek）我和溫蒂還有家⼈看奧運、看⾵景，玩得很開⼼——儘管在⾧城由於沒注意到烽⽕台上太低的頂部，我的頭碰了⼀下。我當時⾎流得很厲害，⽽且⼤聲慘叫，以⾄於中國⼈到今天還在跟我提這件事。但在這整段期間 ——看美國棒球隊打敗中國隊，在公園跟夫⼈還有孩⼦們練太極，接受美國媒體的採訪——我都在擔⼼國內的形勢，越來越難⼊睡。在我離開華盛
249.頓之前，柏南克告訴我，他們聯準會的⼈在檢查政府資助企業的帳本時，發現⼀些令⼈擔憂的事。雖然柏南克說，檢查只在初步階段，他不想讓我的⾏程掃興，但當然，我的⾏程已經被他的話⼲擾了。我急切地想知道更多，但我不想打電話給柏南克，詢問可怕的細節，⼀⽅⾯害怕知道最糟糕的情況，另⼀⽅⾯中國⼈在竊聽，我不想讓他們知道形勢有多糟。 2008年8⽉，時值2008年北京奧運會，鮑爾森⼀家聚⾸於⾧城。左起：我、溫蒂、Amanda與她丈夫Josh Rollins、Heather 和 Merritt Paulson。（Tod Hamachek）在北京時，我得到⼀些令⼈不安的消息：我聽說俄羅斯官員接近了中國的最⾼層，提出建議，中國和俄羅斯不妨聯⼿減持美國政府資助企業的證券，迫使美國政府使⽤危機處置權⽀持這些公司。我不知道俄羅斯⼈提這樣的建議在多⼤程度上是認真的。這樣做會對政府資助企業構成傷害，也會殃及資本市場。但想到他們也許是在試探我們，結果讓我更無法⼊睡，也更不安了。中國⼈拒絕這樣做，表⽰決⼼與我們政府合作，在整個危機過程中，保持他們持有的美國證券。這是讓⼈敬重的。那些天，我差不多每天都在附近的公園鍛鍊。⼀天早上，我正在快步疾馳，仔細考慮⼀些事情，我突然停了下來，把泰婭．史密斯拉到⼀邊。她正在北京與中國⽅⾯為⼗⼆⽉舉⾏的SED談判。「我⼀直在想房地美和房利美的事，」我說，「這事都要累死我了，⽼實說，我沒辦法全⼒以赴投⼊到SED上。我需要你來做這件事，如果遇到⼤問題，來找我，我來解決。」
250.我完全信任泰婭，在她燦爛的笑容之下，有鋼鐵般的決⼼和⾜夠的謀略。她曾擔任副國務卿羅伯．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特別助⼿，是他⾮洲、歐洲和政治（軍事）事務的顧問。在那之前，她曾經是國務院在解決達富爾（Darfur）問題上的出⾯⼈。我相信她的判斷⼒，以及她理解中國⼈的能⼒。她做SED的協調⼈費⼒⽽不討好：她得組織美國政府⽅⾯的⼯作，管控好政府官僚層⾃以為是的⾏為，有時候還得解釋為什麼有些⼈⾮常傾⼼的項⽬不是特別優先考慮的項⽬。在中國，她也得克服同樣的問題，團隊合作在中國並不是必然的。在SED討論期間，泰婭和她的團隊往來於中國不同的部⾨，這些部⾨並不⾃然⽽然地可以很好地合作。我跟泰婭開玩笑說，她不僅運作我們部⾨之間的⼯作，也運作中國部⾨之間的⼯作。我⼋⽉⼗五⽇返回美國，危機全⾯爆發。那個週末，⼀篇⽂章的標題是〈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最後時刻〉，《巴隆周刊》（Barron’s）預測，美國政府會接⼿這兩家政府⽀持的企業，清掉普通股東。兩房的股票隨之在週⼀跌到⼗⼋年來的最低點。這篇報導有先⾒之明。聯準會和美國貨幣監理署檢查員，在第三⽅顧問的協助下，在這兩家公司的帳本上發現了⼤量尚未被發現的損失和不良資產。沒有了進⼊市場的管道，這兩家公司註定完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接管他們。這是幾個星期以前我沒有料到的。週六，九⽉六⽇，我採取了令⼈⾮常不快、但又必要的措施，接管了房地美和房利美，更換他們的執⾏⾧，把這兩家公司置於美國聯邦住宅⾦融局（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的接管之下。政府為兩家公司各⾃投⼊⼀千億美元，填補資本虧空。財政部為這兩家公司成⽴了新的有擔保的借貸機構。這樣的救助將使普通股股東損失慘重，但債券的持有者會得到保護。第⼆天，週⽇，我公開宣布了所採取的⾏動，特別謹慎地解釋了，為
251.什麼我們對這兩家龐⼤——但對許多美國⼈來說，又是不明不⽩的——公司所做的⼀切是⾮常重要的。我指出，在政府決定採取進⼀步措施之前，接管是臨時的「業務暫停」措施。這些公司的倒閉，我說，會影響美國⼈獲得住房貸款、購⾞貸款，以及其他消費信⽤和商業融資，並且會對經濟的增⾧和創造就業帶來不利影響。我當時就認為——現在仍然認為——這兩家公司的倒閉會導致⼀場全球的⾦融災難。那天晚些時候，我給周⼩川和王岐⼭打了電話，詳細解釋了我們的決定。從危機⼀開始，我們就決定對任何問題都坦誠相告。他們也信任我們，⽽且在令⼈憂慮的時候，幫助我們穩定了市場。「我想我們已經把⽕撲滅了，」我對王岐⼭說，「⼈們應該不會再感到恐慌了。」他向我保證，中國會繼續持有他們持有的債券和證券，並向我祝賀我們採取的⾏動，但是他提醒我：「我知道你覺得這會解決你們所有的問題，但恐怕事情還沒有結束。」在我說話的時候，我在想，從⼗年前，我跟王岐⼭的⾓⾊有了多麼⼤的逆轉。⼗年前廣東粵海集團擱淺，就像今天美國政府資助企業⼀樣，雖然規模要⼩⼀些，粵海集團採取了不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下，投資者認為這些企業有政府的保證，但實際上沒有。我順便提醒副總理，當年領導廣東企業重組的史提夫．夏弗蘭，是美國財政部顧問團隊的關鍵成員。由於史蒂夫出⾊的⼯作表現，王岐⼭⾮常尊重他，總要問起他的情況。「你們的投資不會出問題。」我告訴王岐⼭。回顧那個陰暗的夏天和秋天，我幾乎想不起什麼光明的時刻。有⼀個
252.這樣的光明時刻是在⼋⽉下旬，我們正在籌備接管兩房，這時中國的活動⼈⼠楊建利來財政部看我，⼀同前來的還有他的夫⼈和兩個孩⼦。他要親⾃來感謝我幫助他⼀年前從中國獲釋，回到美國。雖然不能回中國，他在美國仍活躍於⼈權活動，領導⼆⼗⼀世紀中國基⾦會，這是他⼀九九○年於加州成⽴的、推動民主的組織。我並沒有說太多我為他做的事，只是說SED讓我有管道，能為他的獲釋做些努⼒。但他聽到了許多——不僅僅是我在⾼盛的⼯作，還有我在⽣態保護⽅⾯做的⼯作。「我在監獄的時候，讀到了有關你在雲南做的事。」他說。楊建利不僅為他的獲釋感謝我，還為我們保護環境的⼯作感謝我，這深深地打動了我。在這裡，⼀位知名的持不同政⾒者感謝我；⽽他抗議和反對的領導⼈也為了同樣的事，以同樣的⽅式感謝我。他的話讓我再⼀次深深地明⽩，找到共同的基礎，確認對中國⼈都重要的事，是多麼的重要。我真⼼地關⼼中國，中國環境的美好和中國公民的安康，對於⽣活在那裡各⾏各業的⼈是⾮常重要的。讓我不安的是，我們接管了房地美和房利美之後，市場形勢進⼀步的惡化。由於無法找到新的資本和戰略夥伴，雷曼兄弟的形勢急劇惡化，因為緊張的投資者切斷了與這個陷⼊險境的機構的所有交易。最後，在紐約召開的、由世界⼀流投資銀⾏參加的緊急會議也沒有找到解救辦法；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可追溯⾄⼀⼋四七年的銀⾏申請破產。我們雖然做了努⼒，但找不到買主或者資本合作夥伴，我們也找不到理由，允許利⽤政府的權威，解救這家無清償能⼒的投資銀⾏。在同⼀個週末，我們得知，另⼀家主要投資銀⾏美林也步履蹣跚。更糟糕的是，保險巨頭AIG也陷⼊了困境，與不良抵押貸款投資相關的信⽤違約掉期把這家公司拖垮了。
253.雷曼兄弟垮掉幾乎造成⼤恐慌。⾦融股，以AIG為⾸，在九⽉⼗五⽇星期⼀⼤跌。（幸運的是，美國銀⾏同意收購美林，避免了⼀場⽐雷曼兄弟更⼤的災難。）籌資管道開始枯竭，為銀⾏和⼤公司帶來巨⼤的⿇煩。主要⼯業公司，諸如寶潔（Procter & Gamble）和可⼜可樂（Coca-Cola）在出售商業票據⽅⾯遇到了⿇煩。貨幣基⾦經常購買商業票據，以賺取⼀些額外的收益。與政府債券相⽐，商業票據對許多公司來說，是⾮常關鍵的短期融資來源。隨著更⼤⾦融災難的來臨，⼀連串不間斷的爆炸不斷發⽣。九⽉⼗六⽇，我們得知AIG當天需要⼋百五⼗億美元的聯邦儲備貸款，以避免其破產。雷曼兄弟的資產在倫敦被凍結，結果導致對沖基⾦甚⾄撤出與明顯沒問題的投資銀⾏的⽣意。被激怒的約翰．⿆克（John Mack）打電話給我說，空頭在襲擊摩根⼠丹利。⿆克在那裡擔任董事⾧和執⾏⾧。受尊重的公司品牌和可靠的資產負債表，已經遠遠不夠了。⿆克急切地需要為他的公司籌資，按照邏輯，他想到了中國投資公司。這家公司掌管部分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七年⼗⼆⽉購買了摩根⼠丹利九．九％的股份，在那之前，這家華爾街公司發布了其有史以來第⼀次虧損。約翰知道我跟王岐⼭關係很近，問我能否跟王岐⼭說說，讓中國增加對摩根⼠丹利的投資。「我們得到的所有跡象表明，他們需要你的⼀些保證和⿎勵。」這位摩根⼠丹利的執⾏⾧說。我答應盡我所能。市場的相互關聯性導致問題很快從⼀個⾏業蔓延到另⼀個⾏業。當⼀些基⾦因為持有現已⼀⽂不值的雷曼兄弟的票據⽽遭受損失時，貨幣市場基⾦整體開始遇到了⿇煩。擔⼼基⾦的淨價值跌破⼀美元，基⾦無法百分之百⽀付投資者，結果導致了基⾦贖回的狂潮。這讓基⾦擁有的資⾦⼤幅縮⽔，導致能投資商業票據市場的錢也⼤幅減少。最後票據市場也凍結了。⼤受驚嚇的投資⼈轉⽽投資安全的政府債券，債券需求劇增，結果銀
254.⾏和投資⼈很快就拒絕相互之間拆借政府債券，最後關上了獲取短期資⾦另外⼀個管道的⼤⾨。這個管道就是所謂的政府債券回購市場。只有財政部為貨幣市場基⾦設計的緊急擔保，才有可能阻⽌災難的蔓延。⽽災難蔓延會把所有公司拖垮，迅速使危機從華爾街蔓延到所有領域。就在所有這⼀切都從纏繞中解開時，⼤衛．⿆考⽶克衝進我的辦公室，對我說：「我得到了壞消息。中國⼈在轉移他們的資⾦。」最⼤的貨幣基⾦之⼀，主要儲備基⾦（Reserve Primary Fund），淨價值跌破⼀美元之後，⼤衛從華爾街的管道得到消息，中國的銀⾏⾮常緊張，開始從貨幣市場撤出⼤筆資⾦。我們還聽說，中國⽅⾯由於擔⼼交易對⼿的⾵險，正在將資⾦撤出有擔保的隔夜拆借產品。⽽且他們開始縮短持有的政府資助企業證券的到期期限。我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但看起來⼀切都是不祥之兆，因為中國的投資是巨⼤的。在我與王岐⼭的談話中，他強調中國不會再購買美國政府和其他機構的票據，但也不會減持這些票據。我讓⼤衛去打探清楚是怎麼回事。他給中國的⾼官打了電話，包括周⼩川和財政部⾧謝旭⼈。「您也許沒有建議他們減持，」⼤衛告訴周⼩川，「但是政府某些機構在做這樣的決定。」周⼩川說他不知道⼤衛所描述的這⼀切，不過他答應會搞清楚。周⼩川說話算話，他第⼆天就打電話過來，證實我們所得到的報導基本屬實，不過他讓⼤衛放⼼，這些減持並⾮協調⾏動。「⼈們在做他們認為是明智的選擇，」周⼩川說，「有關隔夜拆借和儲備基⾦的減持，我們會給予⼀些指導意⾒。」這之後不久，中國機構改弦易轍了。諷刺的是，中國的銀⾏應該⾃⼰獨⽴做決定：畢竟改⾰和重組過程不就是要達到這樣的⽬的嗎？我們不期
255.望周⼩川阻⽌銀⾏採取⾃救措施，但他可以指出他們⾏為的危險後果。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銀⾏在很⼤程度上仍然在國務院的管控之下。雖然，這些銀⾏有公眾投資者，但他們又是國有的，他們的執⾏⾧最終是接受政府指令的。結果，中國政府的「指導意⾒」遏制了部分市場恐慌。⾦融界應該對此表⽰感激。九⽉⼗九⽇晚上，約翰．⿆克又給我打電話說，他同中投公司談判沒有取得多⼤進展。「中國⽅⾯需要知道，美國政府認為找到⼀個解決辦法是⾮常重要的。」⿆克說。「我會跟王岐⼭說。」我告訴他，我還對他說，如果確實有必要，我會要求布希總統與胡錦濤取得聯繫。摩根⼠丹利⽐雷曼兄弟要⼤得多，如果出問題，會讓其他機構也垮掉，⽽且還有可能使我們整個⾦融系統崩潰，從⽽引發另⼀場⼤蕭條。第⼆天我提醒總統，應該有準備，如果有必要，他得跟胡錦濤通電話。但除⾮中投公司對增持摩根⼠丹利的股份表現出更⼤的興趣，布希總統不會打電話。這種做法必須⼩⼼謹慎⽽且是間接的，因為總統要求⼀個外國政府向⼀家美國公司投資是不合適的。但是，布希總統可以為中國在幫助我們應對資本市場問題⽅⾯的合作表⽰感謝，從⽽傳遞⼀個信號，表⽰摩根⼠丹利對於⾦融系統⾮常重要。我的⼯作⼈員可以明確地告訴胡錦濤的⼿下，布希總統表⽰的感謝跟摩根⼠丹利有關係。布希總統要我跟安全顧問史提芬．哈德利⼀起做這件事。那天晚上，我跟王岐⼭通電話。⼀九九○年代，摩根⼠丹利和中國建設銀⾏合資成⽴了⼀家投資銀⾏，在這個問題上王岐⼭跟約翰．⿆克有分歧；但在這之後，兩⼈成了好朋友。王岐⼭對約翰．⿆克評價很⾼。但友誼僅此⽽已。我在談話的時候說，中國⽅⾯好像投資摩根⼠丹利的熱情不
256.像⿆克希望的那麼⾼。事實上，王岐⼭好像對此完全沒有興趣。顯然他擔⼼中國投資的安全性。因為我沒法做出他所尋求的那種保證，所以我換了話題。我知道布希總統也沒有必要跟胡錦濤通話了。我並不驚訝，因為我知道中⽅的擔⼼。中⽅不想在摩根⼠丹利再損失更多的錢。賭注太⾼了。我們的⿇煩給中國反對改⾰的勢⼒提供了新的資源。他們在譴責美國，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在過去的幾個⽉裡，由於投資⿊⽯公司和摩根⼠丹利的損失，中國政府受到公共關係⽅⾯的責難。網上有許多博客寫⼿每天認真地追蹤這件事。如果中國持有的兩房證券再遭受損失，會產⽣很⼤的政治問題，政府會失去民眾的信任。摩根⼠丹利最終找到⼀家⽇本公司作為夥伴，三菱⽇聯⾦融集團經過美國財政部的⿎勵和保證，決定投資。我當然不能抱怨中⽅放棄了⼀個好的投資項⽬，畢竟他們剛剛遭受損失。儘管報導⾦融危機的標題很嚇⼈，市場的下跌也很驚悚，有⼀些主要機構也倒閉了，但總體⽽⾔，中國領導⼈給予很⼤的⽀持。正如我所⾔，堅持不改道對中國是有利的。雖然有些驚慌，但他們表現得很堅定——正如他們在亞洲⾦融危機中表現的那樣，⽽在那次危機中，中國所在的地區處在崩潰的邊緣。現在，美國和歐洲步履蹣跚。中國來⾃其⽬標和決⼼的⼒量，將幫助西⽅渡過難關，從危機的最糟糕狀況中脫⾝的過程中，發揮巨⼤的作⽤。在我看來，我在⾼盛和艱難的SED過程中，與中國建⽴的關係獲得了回報。的確，從個⼈的信任，SED所培育的頻繁⾮正式溝通，到中國在經濟危機期間表現的克制，我無法在他們之間劃出清楚的界限。但在我的腦⼦裡，毫無疑問他們是有聯繫的。這種成就可能在實際成果清單之外，但在美國艱難時期其所表現出的重要性卻是無論怎麼陳述都不過分的。與此同時，我們不會永遠⽤臨時的特定措施維持我們的⾦融體系，這對所有明眼⼈都是⼗分清楚的。我們不得不要求國會給予特別的權⼒，應對⼤蕭條以來美國最嚴重的經濟災難。這個結果導致，我們經過與國會商
257.量，不得不精⼼設計⼀個七千億美元的「問題資產收購計畫」（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TARP）。此計畫授權美國政府從⾦融機構購買不良資產，以幫助這些機構清理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我記得⾮常清楚，這個計畫的通過是讓⼈神經緊張的⼀件事。眾議院⼀開始拒絕了這個計畫，引起了⼀個星期的市場混亂。⼗⽉三⽇，星期五，TARP終於通過，但並沒有給市場帶來穩定，部分是由於問題的普遍性和全球性正變得更為清晰。在接下來的星期⼀，亞洲、歐洲和美國的股票⼤幅下跌，因為投資者擔⼼，爭論不休的歐洲無法解決其銀⾏的問題，⽽美國的TARP可能不⾜。在我們與國會商量TARP授權的兩週，形勢急轉直下。我們意識到，TARP的資產購買計劃可能不⾜以挽救危機。我們需要⼀些其他的東西，能夠更有⼒量、能夠很快恢復對市場的信⼼。我在財政部的團隊開始制定⼀個規模更⼤的計劃，直接注⼊股權，對七百多家銀⾏的資本結構進⾏調整。英國⾸相⼽登．布朗（Gordon Brown）向布希總統建議，召集⼀次⼆⼗國集團⾸腦峰會。英國政府會公布了⼀項⼋千七百五⼗億美元的銀⾏救助計劃。在政府內部，我們就這個峰會是否有好處進⾏了辯論。雖然我擔⼼這樣的峰會會導致政治上的喧鬧，從⽽使市場更不穩定，但我們需要⽤全球性辦法解決全球性問題。所以我主張在美國⼗⼀⽉四⽇⼤選之後盡快舉⾏這次會議。⾸先，我們想確保七國財⾧能開⼀個富有成效的會議，財⾧會晤將在⼗⽉⼗⽇，星期五舉⾏。這個會議是在⼀年⼀度的世界銀⾏／國際貨幣基⾦組織會議期間召開的。通常七國集團會議的安排都是詳細寫好的，部⾧們會相互背誦講話的要點，然後集團發布⼀份技術性很強的公報。這個公報只有內部少數⼀些⼈和媒體的成員能讀懂。這次我們需要以⾮常嚴肅和實際的⽅式聚在⼀起，向公眾和市場傳遞我們的決⼼。會議⼀開始，我們就⾮常艱難，⼀個接⼀個的央⾏⾏⾧起⽽指責美國造成全球的混亂，說他
258.們國家的問題源⾃雷曼兄弟的崩潰。實際上，遠在雷曼兄弟出問題之前，槓杆率過⾼和資本不⾜的歐洲銀⾏已經⾯臨災難了。不過，發洩還是有好處的。最終集團發布了⼀個強有⼒的、明確的公報，術語不多，內容卻⾮常充實，⼤家承諾採取果斷⾏動應對危機。這樣的結果⿎舞了⽩宮，決⼼召集⼀個全球領導⼈的峰會。我⼒主邀請⼆⼗國集團⾸腦，總統的許多顧問也主張這樣做。這些顧問包括⽩宮辦公廳主任喬許．博爾頓（Josh Bolten）、國家安全顧問史提芬．哈德利，還有丹．普萊斯（Dan Price）。普萊斯擔任兩個職務，既是主管國際經濟事務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也是總統國際經濟事務助理。⼆⼗國集團財⾧和央⾏⾏⾧定期會晤，但國家⾸腦卻從未在⼀起開過會。我覺得這種狀況應該改變。⼆⼗國集團的新興強國，像巴西，印度和中國，加在⼀起，既代表現在，也代表著未來。並不是每個⼈都對此事充滿熱情。政府中有些⼈認為，⼆⼗個國家太多了，不可能有效率，⽽且像阿根廷這樣的國家參會，也許會嚴重影響會議的效率。阿根廷總統克⾥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基什內爾（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是個民粹主義者，我們認為她曾經有過不理性的、不負責任的、反對美國的經濟⽴場。但我們在⼀件事情上看法⼀致：假如中國願意在會上發揮領導作⽤——⽽且如果最⼤的已開發國家和最⼤的發展中國家，在所有問題上取得⼀致——⼆⼗國集團會議就會成功。在實施我們的計劃為會議做準備之前，布希總統授權我打電話給王岐⼭，並迅速得到胡錦濤主席的回覆。我們知道有⼀點點遭到拒絕的⾵險——中⽅仍然在為美國決定向台灣出售六⼗億美元的軍⽕⽽感到不快——但我們在⼆⼗四⼩時之內，就從胡錦濤主席那裡得到肯定的答覆，⽽且很熱情。中國領導⼈⼀定意識到，這次緊急會晤是⼀個絕佳的表現機會，展⽰中國作為國際⼤國的新形象。有中國與美國站在⼀起，布希總統決定召開⼆⼗國集團⾸腦峰會。
259.除了⼽登．布朗，歐洲其他國家都反對這樣⼀個規模的會議，擔⼼他們的影響⼒會被稀釋。作為讓步，我們同意邀請西班⽛和荷蘭。這兩個國家既不屬⼋國集團（七國集團加上俄羅斯），也不屬⼆⼗國集團。經過反反覆覆的折騰，⼆⼗國領導⼈峰會決定⼗⼀⽉⼗四⽇⾄⼗五⽇於華盛頓召開。⼤衛．⿆考⽶克與丹．普萊斯⼀起協調整個⼯作。中國也開始感受到危機所帶來的疼痛，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幅下跌，出⼜和投資增⾧下滑。⼗⼀⽉九⽇，⼆⼗國集團領導⼈抵達華盛頓的兩週前，中國政府宣布了五千⼋百六⼗億美元的，為期兩年的刺激計劃，主要是建設基礎設施。這是這個國家曾實施過的最龐⼤的計劃。政府還在第⼆年放鬆信貸，⿎勵國有銀⾏超過⼀兆美元的借貸⾏動。多麼諷刺啊，我想：就是這些銀⾏，五年前由於他們⾃⾝的疲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現在則出⼿把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拉出陰溝。⼗⼀⽉⼗五⽇，⼆⼗國集團領導⼈聚集在華盛頓國家建築博物館的⼤會堂，這個巨⼤的空間有⾼聳的柯林斯式圓柱，原本是設計⽤來作為內戰⽼兵撫恤局的辦公地。⼀個巨⼤的⽅桌擺放在廳裡，⽤來接待這個⼤團體。我審視房間，從⽰意圖發現，空間布置的變化，更適合接待這樣⼤的團隊。與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Nicolas Sarkozy）、德國總理安琪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以及意⼤利總理西爾維奧．⾙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這些歐洲領導⼈在⼀起的，還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和印度總理⾟格（Manmohan Singh）。正如胡錦濤急切要參加這個峰會所展⽰的，中國正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參與者。這不是我原先設想的場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崛起，卻是由於美國和歐洲所引發的全球⾦融災難——但全球經濟穩定也關係到中國的經濟。但我很⾼興看到，中國⼈在重建信⼼⽅⾯正在發揮領導作⽤。在會議休息期間，我有機會暫短地拜訪了胡錦濤和王岐⼭。我們談了
260.⼀會兒，胡錦濤對我說：「我敢說我們沒有那麼快地讓⼈民幣升值，你應該感到慶幸。我相信你現在應該明⽩是為什麼了。我們沒有按你們希望的去做，避免了可能的危險。現在我們很穩定，可以刺激經濟，這對我們有幫助，同時也幫助了世界。」我感謝了胡錦濤主席，告訴他我認為中國採取措施開始改⾰貨幣對中國是有益的。「保持你們的經濟增⾧是重要的。」我說。我接著說，「但我認為，是你們的財政⽀出，⽽不是你們的匯率政策，⽀持了現在的增⾧。」整個會議期間，中國幾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現得很通融，但有⼀個⾮常引⼈注⽬的例外：他們不想在最後的公報裡使⽤「不平衡」（imbalances）這個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指中國儲蓄過⾼與美國借債過多。這是多年的⼀個棘⼿問題。把「不平衡」說成是導致危機的⾦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之原因，對於中⽅就等於說：我們作孽，讓中國⼈背⿊鍋。我⼀直認為，不平衡是雙⽅⾯的：美國的⾼額債務和低儲蓄是全球經濟處於危難境地的原因，但中國的過度儲蓄也脫不了關係。可是中國⼈對任何批評的暗⽰都很敏感。王岐⼭告誡我，公開講中國的不平衡與⾦融危機有任何聯繫，要⼩⼼。「如果你們這麼說，就好像在指責我們，」他說，「可是我們並沒有指責你們。」在⼆⼗國峰會上，我⼀直擔⼼，應對⾦融危機的努⼒有可能由於保護主義和相互指責⽽無法取得成效。但我⼤錯特錯。已開發國家為他們導致⽬前災難的過錯道了歉，⽽那些較⼩的經濟體⾮但沒有指責西⽅不受任何約束的⾦融體系，反⽽對過度反應感到擔憂。所有國家都拒絕保護主義，⼀致認為，只有堅持⾃由市場原則，改⾰才可能成功。集團發布的公報申明：⼆⼗個國家將實施改⾰，以加強國際⾦融體系，特別強調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261.⼆⼗國集團峰會的三週後，⼗⼆⽉初，我⾶抵北京，參加我主持的最後⼀次SED。⼆○○九年七⽉SED再開會時，新當選的總統巴拉克．歐巴⾺的新團隊將到位了。美國政府的更迭，確實是美國民主的⼀個奇蹟。這個更迭正在進⾏中，但市場仍然緊張，我們仍然在與未緩和的⼀系列危機⾾爭。通⽤汽⾞和克萊斯勒在崩潰的邊緣搖搖欲墜（要求政府從TARP基⾦中撥款救助）。⼗⼀⽉底，我們不得不採⽤資本注⼊和提供擔保的辦法，救助美國銀⾏巨頭花旗銀⾏。花旗是美國最⼤的銀⾏，擁有⼆兆美元的資產——另外還有⼀．⼆兆美元的資產負債表外資產，其中⼀半跟抵押貸款有關聯。在不良資產和投機侵蝕下，花旗開始撐不住了。我們被迫採取⾏動，阻⽌其倒閉。花旗垮掉會產⽣災難性的後果。考慮到這些接連不斷的棘⼿問題，副總統迪克．錢尼（Dick Cheney）建議我留在國內。「總統要靠你保護我們的⾦融體系和經濟。」他對我說。當時我們經濟團隊跟布希總統參加每週⼀次的星期三午餐會。「這等於是在戰時離開這個國家。」我爭辯說，如果我不去，形勢會看起來更糟。市場⼀定會把我取消⾏程看作⼀種跡象，表明美國的形勢真的是災難性的。「如果我不去北京，或者我叫停SED，每個⼈都會真正地認為，我們陷⼊巨⼤⿇煩了。」我說。副總統是⼀個低調的⼈，他也不推這個事。不過我可以看得出，我離開讓他覺得很不舒服。儘管他堅持⾮常保守的原則，但他⽀持TARP和任何我們在⾦融危機期間不得不採取的其他尷尬的資本市場⼲預。他從不動搖。他也⽀持SED，以及我們與中國的雙向經濟關係。第五次SED讓我深深地認識到兩年半努⼒的價值。因為我們⼀直⾟勤為之⼯作的議題終於有了結果：美國確認歡迎來⾃中國的投資。我們強調了外國直接投資與⾼收⼊的美國⼯作之間的聯繫。我們不想讓任何⼈認為：我們努⼒向中國⼈——或者向任何⼈——以⼤⽕之後受損財產的價
262.格，出售珍貴的美國資產。我們的分析顯⽰，外國投資幫助創造了五百萬個美國的就業機會。⽽這些⼯作的薪⽔平均⽐現⾏全國的⼯資⽔平⾼三 ○％。在第五次SED，我們還簽署了⽣態夥伴協議，作為⼗年框架的⼀部分，保證地⽅機構合作應對環境問題。我們組織技術培訓來推動⾷品和產品安全，我們加強共同應對危機的能⼒。透過這些活動，我們為過去SED 取得的成就錦上添花。對於那些批評SED的⼈，⼀些成就——從增加訪美中國遊客的數量和⽅便他們的⾏程，到同意共同打擊⾮法砍伐——似乎顯得不那麼引⼈注⽬。但是類似這樣的成就數以百計，它們加起來就構成了很⼤的進步，⽽且如果沒有SED，這些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我把每⼀項成就看作是我們在建的⼀座結實的建築上的⼀塊磚，這座建築將能夠經受未來緊張局勢和危機的⾵暴。⼆○○六年⼗⼆⽉第⼀次SED召開時，吳儀⽤她的開幕式致辭，強調在多⼤程度上美國不能夠理解中國。在她看來，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得不到世界強國的尊重。這些強國也沒有把中國當作戰略夥伴。現在，兩年以後，我們兩國致⼒於⼀起努⼒⼯作。我們在許多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我們雙⽅都珍視這個對話機制，這個對話讓我們化解危機，在我們意⾒⼀致的領域取得進展。 2006年12⽉，第⼀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在北京⼈民⼤會堂的⼯作情景。泰婭．史密斯（中）與她的中⽅夥伴朱光耀（⽴於左旁）、國務院副秘書⾧徐紹史（⽴於右⽅）及其同僚。
263.在我擔任財政部⾧最初的幾天，我們擬出了SED的計劃，計劃有三個重要⽬標：推進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使市場改⾰在中國得以實現，⿎勵中國崛起成為⼀個負責任的全球公民。現在我們與中國的經濟關係的基礎更堅實，雙⽅為取得環境更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所進⾏的共同努⼒，有⼒地⽀撐著這種關係。我們還沒有完成我們想要的市場改⾰——在我寫這些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取消對外資投資其⾦融機構的限制，雖然我相信我們在這個領域的⼯作會取得成果——但是我們為美國公司在中國的運轉贏得了更⼤的空間，並且讓⼈民幣更加堅挺，同時美國也沒有動⽤具有破壞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法。最終，提⾼了⼆⼗國集團的地位，為中國在⽀持這個經濟體系⽅⾯，提供了⼀個發揮負責任的領導作⽤的機會。⽽中國也從這個經濟體系中獲益匪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希望，他們會學會這樣做，因為他們致⼒於解決問題，對全球的穩定⾮常重要。還是個年輕的投資銀⾏家時，我就學到，成功的關鍵在於培育關係，培養你和客⼾之間的關係，你的公司與他的或者她的公司的關係。作為財政部⾧，我努⼒建⽴持久的關係，這次是國家間的關係。⼈來⼈往——我不久就會卸任財政部⾧的職務，中國的領導層也會發⽣變化。但是，我們⽤SED為兩國關係建⽴了⼀個論壇，這個論壇在我們之後仍然會繼續發揮作⽤。歐巴⾺政府接受了SED這種⽅式，並把它拓展到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領域，把這個機制更名為S&ED（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四年⼗⼀⽉，在⼗年框架平台的基礎上，美國和中國達成了⼀項突破性的協議，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加強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我的夢想終於得以實現。還是個年輕的投資銀⾏家時，我也學會了⼀些其他東西：從不把「不」當作答覆。你第⼀次幾乎不可能得到你所要的，特別是在新客⼾那裡。你得努⼒理解他們的需求，設計你的建議，訴諸他們的最⾼利益。然後，你得堅持努⼒，堅持要同⼀樣東西。只要花了⾜夠的時間和⾜夠的努⼒，回答也許就會變成「是」。我當然在中國使⽤了這樣的做法。在要求
264.中國⽅⾯開放市場或升值⼈民幣時，我有多少次聽到「不」，「還沒有」或者「不會這樣快」？即使我們沒有得到所要的答覆，我們也設法把⾨撬得更開⼀些，下⼀次，我們再推開⼀點。在⼀個許多⼈都在許多問題上出謀劃策的國度，我們⾄少幫助他們為改變形成共識。美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在正式與胡錦濤會⾯之後，我與胡錦濤單獨在⼀起會談。這已成為⼀種慣例。在⼈民⼤會堂精⼼布置的會議室後⾯⼀個帶屏⾵的地⽅，中國國家領導⼈與我並排坐在⼀個帶墊⼦的⾧凳上。我告訴他，我持續關注著美國經濟的⿇煩。我提醒他說，新⼀屆美國政府會有⼀段探路時間，不要在短時間內期望過⾼。「美國仍然有很強烈的反華情緒。」我強調，也提醒他，如果中國停⽌或放慢改⾰，中美關係會遭受挫折。我對他說，應該繼續致⼒於他在⼆⼗國集團峰會上表現出來的、與世界的那種交往。這是我對中國主席最後的正式忠告。他對我這個財⾧最後說的話意在讓我放⼼。「我們⾛得也許不會像你期待的那麼快，」他說，「但我們會⼀直向前⾛。改⾰的進程是不會逆轉的。」我當然希望如此。正像我離開⾼盛⼀樣，我很快也將離開美國政府。我還沒想好接下來做什麼，但我知道，我會繼續以這樣或那樣的⽅式敦促我的朋友們，加速他們的改⾰。原因很簡單，改⾰對中國有好處，對美國有好處，對世界也有好處。
265.Part 3 搭建橋樑 Building Bridges
266.Chapter 15 陰暗的正午 Darkness at Noo 我對北京的深秋或冬天不敢恭維，然⽽，我從未想到⼆○⼀⼀年⼗⼆⽉的第⼀週，這個城市竟是如此的沉悶和難以忍受。我去那裡為鮑爾森基⾦會主持⼀個城市可持續發展會議。該基⾦會是我新近成⽴的⼀個⾮營利機構。我抵達後不久，中國⾸都就淹沒於霧霾之中，厚重⽽昏暗的霧霾迫使機場跑道關閉，數百架航班被迫取消或改道。有些在我之後抵達的⾶機甚⾄轉⾶到內蒙古降落。午餐休息的時候，我離開賓館去和洛杉磯市市⾧安東尼奧．維拉萊⼽薩（Antonio Villaraigosa）為⼀款全電動汽⾞拍照。安東尼奧是我們請來的⼤會發⾔⼈之⼀。這款全電動汽⾞集中國製造的電池和⾞體、洛杉磯安裝的專⽤傳動系統於⼀體。由於我整個早上都待在室內，天哪，⼀⾛出去我就⼤吃⼀驚。時間剛過正午，但天⾊如此⿊暗、陰鬱，和⿈昏⼀樣。街道對⾯的辦公⼤樓看上去影影綽綽。我的眼睛感到刺痛，並開始流淚。我們和柯達電動汽⾞公司執⾏⾧菲爾．墨菲（Phil Murtaugh）在⾞旁合影。安東尼奧隨後進到⾞裡坐在⽅向盤後繼續拍了些照⽚。他⼀時興起，打擋開了起來，⾞⼦悄無聲息地在擁擠的⼩街道上跑著。菲爾在後座，我是副駕。即使在⾞裡，我都幾乎能感覺到空氣中刺⿐的味道。安東尼奧打開⾞的前燈，在⾞前模糊的光柱下，我的思緒彷彿回到了⿊⽩照⽚裡維多利亞⼥王時代的霧都倫敦。北京需要更多這樣的電動⾞，越快越好，我想。開出去不久，安東尼奧就意識到他不知道這條路通向哪裡，如果再開下去如何回酒店也是問題。所以，他帶著我們迅速掉頭回去，也許已經違反交通規則。
267.「我在洛杉磯住了⼀輩⼦了，」安東尼奧說，「但我從未⾒過這樣的霧霾。」顯⽽易⾒，洛杉磯是美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但它的空氣和北京⽐起來要乾淨得多。北京的霧霾來⾃燒煤的發電廠和⼯廠、家中爐灶的排放，加上世界上數量增⾧最快的汽⾞和卡⾞⾞隊所排放出的尾氣，形成了更具毒害性的混合體。平均⽽⾔，中國⾸都空氣中的可吸⼊顆粒物，是洛杉磯地區的七倍。這些直徑⼩於或等於⼆．五微克的微粒，又稱作PM 2.5，能滲透進⼈的細胞組織，是內燃所產⽣的致命副產品之⼀。我們開⾞的那天，⼆○⼀⼀年⼗⼆⽉五⽇，可以說是記憶中有紀錄以來最糟糕的⼀天。但那時中國政府還未開始公布相關訊息。北京⼈依賴美國使館每⼩時在推特上發布的、透過使館樓頂儀器測量到的空氣品質指數。那⼀天的PM 2.5指數是四⼀六，遠遠超出美國環境保護局規定的「毒害」空氣品質等級（指數超過三百），也是世界衛⽣組織健康空氣標準的幾乎⼗七倍。前⼀天的空氣甚⾄更為糟糕，指數超過了五百。在前⼀年指數超過這個數字的時候，曾被標為「極度惡劣」。使館後來很快取消了這個惡作劇似的標籤，然⽽它在推特上發布的空氣品質給深受霧霾毒害的北京市民留下深刻影響，並激發起當地環保激進份⼦、記者、房地產開發商、憂慮的家⾧們發出抗議。這讓中國的領導層不快，但最終也促使他們採取⾏動。⾯對不同尋常的經濟成就所產⽣的⽇益加劇的負⾯結果，中國政府有許多嚴峻的挑戰要應對，⽽惡劣的空氣是最顯⽽易⾒的。雜亂無章的增⾧，再加上糟糕的規劃、能源使⽤的低效、管理⽋缺和執法不嚴，讓中國的城市和鄉村飽受其害。在乾旱的北⽅，本來就缺乏的地下⽔，現在變得更為匱乏。河流和湖泊被污染，有些嚴重到不宜⽤來灌溉，更不要說飲⽤。事實上，有三億中國⼈無法獲得可飲⽤⽔。在很多地⽅，⼟壤被⼯業副產品所污染，危害莊稼、牲畜，進⽽危害⾷⽤這些莊稼和牲畜的⼈。關
268.於被鎘污染的⼤⽶的報導⾮常多。⼆○⼀三年，成千上萬頭死豬被發現漂在⿈浦江和它的⽀流裡，威脅上海的供⽔。數百個被稱為癌症村的村莊被發現，那裡的村民⼤都罹患同⼀種癌症，⽽這些村莊往往靠近被污染的⽔或⼯業密集區。環境危機只是令⼈不快的所有故事的⼀部分。這個國家的財富分配也談不上公平。貪污普遍，貧富差距巨⼤，區域差異明顯。富⼈聚集於東部沿海省市。農村地區、西部和中部地區則⾮常落後。中國的城市中充斥著數以億計的外來⼈⼜，由於過時的⼾⼜制度的限制，他們在⾃⼰⾟勤勞動所創造出財富的城市裡⾮法地⽣活著，如同⼆等公民。中國公民在健康、幸福、經濟良性發展上所受到的威脅，帶來嚴重的社會動亂⾵險。調查顯⽰，⽼百姓對貪污、環境、官員為了發展⽽徵地等問題⽇益不滿。根據中國招商銀⾏和美國⾙恩公司⼆○⼀三年的⼀項調查顯⽰，⼤陸五分之三的富裕階層——指那些⾄少擁有⼀百六⼗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正準備或已經離開中國。他們之中的三分之⼀已經在國外投資，這個數字是兩年前的兩倍。全國範圍內，所謂的群體性事件，泛指⼀切抗議和平民騷亂，在過去的⼗年裡呈直線上升趨勢。對破壞環境或⾮法沒收耕地的不滿，是引起各地抗議的最主要原因。讓中國的領導層明顯感到頭疼的悖論是：經濟的繁榮確保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現在卻要反過來顛覆這個合法性。國家領導⼈也知道，這些壓⼒只會越來越⼤。雖然已經取得⾮凡成就，但相對⽽⾔，中國仍然是⼀個貧窮國家。它或許是世界第⼆⼤經濟體，但以⼈均GDP計算，它排名世界第⼋⼗位，僅⽐排在第⼋⼗⼀位、戰亂頻仍的伊拉克靠前⼀位。數以億計的市民擺脫了貧困，加⼊了中產階級⾏列，但還有數以千萬計的⼈僅能勉強糊⼜。在不徹底改變增⾧模式的情況下提⾼這些⼈的⽣活⽔平，只會給環境帶來更⼤壓⼒，加重社會不公，增加對資源的渴求。⽽所有這些都將會給中國乃⾄世界帶來潛在的嚴重後
269.果。與此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引擎已經放緩。過去三⼗年年均兩位數的增⾧，已經下降到⼆○⼀四年的七．四％。雖然對世界來說這依然是令⼈⽬眩的速度，但卻是亞洲⾦融危機之後，中國⾃⼀九九九年以來最低的。這種經濟放緩有部分⼈為的因素。政府拒絕採取曾經在⼆○○⼋年、⼆○○九年為保增⾧⽽使⽤過的規模巨⼤的刺激措施。領導層試圖不再讓經濟過度依賴出⼜和以基礎設施為驅動的政府投資，轉⽽增加國內消費和培育繁榮的服務業。政府正在增加投資、加快都市化發展，以完成這些⽬標：⾃⼀九七⼋年以來，據估計有三億⼈從農村⾛向城市，另外還有三億⼈預計到⼆○三○年要轉移出去。在今後許多年，這個即將到來的移民潮也許將是在中國乃⾄世界範圍內重塑經濟和環境成果的最為重要的事件之⼀。為了實現它所追求的現代化，中國需要新的都市化模式，這種模式應該使經濟健康發展，社會公正，⽣態環境永續。 ★ 當我⼆○○九年離開美國財政部、回歸私⼈⽣活時，我沒有⼀個明確的、接下來要做什麼的固定想法，其實這很好，因為我已⾮常疲憊、痛苦不堪。雖然很感激能有更多的時間和家⼈在⼀起，但我仍然⼀如既往地不快樂。即使是我⼀年到頭都盼望的消遣，⽐如⽤假蠅釣⼤海鰱和北梭⿂，也無法讓我滿意。我失去了對快樂的感受，失去了⽬標。回頭來看，我認為產⽣這種感受有幾個原因。有許多美國⼈在數⼗年不遇的、最糟糕的經濟不景氣中突然發現⾃⼰失去⼯作、無家可歸並失去希望，他們的苦難讓我無法釋懷。這是我無法快樂起來的⼀個原因。現在我已離職，不能再幫他們了，這讓我沮喪。我相信⾃⼰已經竭盡全⼒，避
270.免讓⼆○○⼋年的⾦融危機演變為另⼀場⼤蕭條。但是，來⾃媒體的令⼈難堪的指責——有些來⾃歐巴⾺的⽩宮——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依然記得某個民調顯⽰，贊成酷刑的⼈竟然多過贊成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的⼈！）我和我的律師們花了好多個⽉的時間商量對策：接受傳票，被迫宣讀證詞，並在國會作證。作為財⾧，我被迫以異常的、不受歡迎的⽅式⾏使特別授權，我知道我的⾏為⾃然會被調查，⽽我也應該做出解釋。但是在理論上理解這些是⼀回事，真正經歷這些又是另⼀回事。我並不會假裝在布希政府中的我們，在與聯準會的班．柏南克和提摩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的密切合作中，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正確的。但我們盡⼒了，在極端條件下所做出的⼤部分決定都是正確的。當我們犯了錯，我們會盡快予以改正，並且防⽌更壞的事情發⽣。我對此紀錄感到⾃豪，⾄今仍然如此。我開始寫回憶錄《峭壁邊緣》，紀錄我們所遭遇的挑戰以及我們是如何應對的。我認為永遠不能忘記在⾦融危機中汲取的教訓是很重要的。對有些作家來說，寫作有治療作⽤。我希望能跟這些作家中的⼀、兩位⾒⾯，因為對我來說完全不是這樣。在寫作《峭壁邊緣》的時候，我發現⾃⼰重新經歷了⾦融危機中那些常常以不眠之夜結束的、最觸⽬驚⼼的時刻。我的家庭也承受了這種壓⼒。事實上，當我後來告訴溫蒂，我在考慮寫另外⼀本書——就是本書時——她只是回答道：「好吧。我要準備開始與其他⼈約會了。」《峭壁邊緣》出版後，溫蒂和我離開華盛頓，回到我們在伊利諾州巴靈頓的家，就在芝加哥附近。在⼀九九四年為了管理⾼盛集團⽽搬到紐約之前，我們⼀直住在那裡。我⾧⾧地深吸⼀⼜氣，開始專注於接下來該做什麼。我之前對此並未有過多的思考，在財政部根本沒時間。當我離開⾼盛的時候，我知道⾃⼰不會再回華爾街⼯作了。儘管我喜歡和聰明的同事以及苛刻的客⼾⼀起解決複雜的問題，但是我已經對新事物躍躍欲試。溫
271.蒂和我打算把⼤多時間和精⼒，以及我們⼤多數的⾦錢，⽤於⽣態保護事業。我們曾想過成⽴⾃⼰的NGO，但後來決定和既有組織合作效果會更好。我拒絕了多家公司和⾮營利機構讓我加⼊董事會的邀請。需要親⼿操作的⼯作和環保事業讓我著迷，⽽董事會議卻讓我提不起興趣。但是，有⼀件事我⼀直很清楚——我希望以有意義的⽅式，和中國保持聯繫。⼆○○九年底將⾄，我接到了⼀個⽼朋友的電話，他是即將卸任中國駐美國⼤使的周⽂重。他即將接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那是中國⼈成⽴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亞洲版。周⽂重邀請我擔任第⼀位美國理事，我欣然接受了。⼆○⼀○年四⽉在海南召開的論壇，讓我在離開財政部⼗五個⽉後，⾸次重返中國。我隨⾝帶著中⽂版的《峭壁邊緣》，在北京和上海停留會⾒幾個⽼朋友，包括江澤民、朱鎔基、習近平、王岐⼭和周⼩川等現任和離任的領導⼈。在這些會⾯中，我被不斷問及有關歐巴⾺政府和中美關係的問題，這也激發了我的思考。我的⼀⽣都被重⼤挑戰所吸引，⽽我和中國領導⼈的談話也提醒著我，對美國來說，沒有什麼事⽐和中國打好交道更重要。我⾒到和與之談過話的中國⼈表現出的信⼼，那種近乎於必勝的信念打動了我。在某種程度上，成功使他們理所當然地具有這種姿態。西⽅還在痛苦中，⽽中國經濟表現強勁；經濟增⾧由⼆○○九年第⼀季度的六．⼆％反彈⾄全年的⼋．七％。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增速減少了⼆．四％，⽽歐元區則收縮了四．⼀％。在此前⼗年，中國的銀⾏曾瀕臨破產。它們現在資本既充裕又興旺，⽽很多他們的歐洲同⾏卻在被緊急救助。我們這邊有很多⼈在為國家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模式唱讚歌。但我卻覺得這些讚美之辭是被誤導的，我在中國的很多改⾰派朋友也有同感。國際⾦融危機⾄少暴露出了中國的問題：它的出⼜已⼤幅滑坡，這是由於美歐經濟跌落低⾕，使得市場需求枯竭。中國經濟之後雖然又欣
272.欣向榮，但那是因為政府龐⼤的刺激計劃，⽽我擔⼼這會導致有害的扭曲和更多腐敗。重要的是，主要的經濟改⾰仍然停滯不前。由於沒有更多以市場為導向的措施，我很懷疑中國能夠讓經濟再次平衡發展。這些都讓我警覺起來，尤其是中國⼈看上去不羈的⾃信，讓我看到中美關係未來的緊張苗頭。幾個⽉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訪問美國。在我以前的同事戴青麗和泰婭．史密斯的協助下，我向中國駐美⼤使張業遂提出了⼀些建議。在這些建議中，我⼒主胡錦濤正式訪問芝加哥；胡錦濤在⼆○⼀⼀年七⽉正式訪問了芝加哥。在參加完芝加哥市⾧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iley）為中國領導⼈準備的晚宴後，我陪同中國代表團回到下榻的⽂華酒店，在那裡和王岐⼭敘舊。離開他的房間時，我清楚地意識到中國領導⼈⾮常希望我能找到⼀個平台，⼀個能讓我為改善美中關係發揮實際作⽤的平台。「在中國你永遠是受歡迎的，你的意⾒也永遠會受到重視，」王岐⼭對我說道，「你知道如何成事。」他說。我開始和戴青麗反覆地交換意⾒，這和四年半前我們兩⼈⼀起透過腦⼒激盪，想出中美戰略對話的創意時的情況基本類似。經過幾個⽉的努⼒，成⽴了⼀個最初由我本⼈出資的鮑爾森基⾦會。這個⾮營利的基⾦會於⼆○⼀⼀年六⽉正式成⽴，致⼒於推動更多的美中合作，以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更清潔的環境。我們列出幾個清晰的⽬標：⿎勵提⾼能源使⽤效率，推動更好的環境實踐，增加能帶來就業的跨境投資，促進負責任的⾏政領導⼒，和推進國際關切問題的最好公務實踐。如今，基⾦會僱有三⼗名中美專業⼈⼠，旨在引領思想、提出倡議，並透過幾個重⼤項⽬來實現我們的⽬標。我們的這些項⽬——涉及都市化、世界領導⼒、氣候變化和空氣品質、環境保護、跨境投資——激發了各種⾏動，包括中國市⾧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課程和中國沿海濕地⽣物多樣性測繪，後者是設計保護策略的第⼀步。鮑爾森基⾦會還發表了全世界專
273.家學者對國際重要問題的政策建議和研究。這些問題包括中國開發銀⾏環境借貸標準和中國國有企業改⾰等。⼀開始，我就希望基⾦會擁有對知識的嚴謹和執著。我們很幸運，能落⼾芝加哥⼤學。充滿活⼒的羅伯．⿑默（Robert Zimmer）校⾧⼀直在開發項⽬，讓⼤學裡的智⼠解決美國和國外緊迫的問題。我接受了芝加哥⼤學哈⾥斯公共政策學院（Harri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榮譽很⾼的⾼級研究員頭銜，⽽鮑爾森基⾦會則成為附屬於芝⼤的⼀個獨⽴機構。這沒什麼兩樣，我不想讓基⾦會像其他智庫那樣，只是做研究和發表研究報告。我想做點事。實際上，我傾向於把我的基⾦會叫作「⾏動之庫」。這是我的計劃——⾄少我在紐約⾒到我過去的⽼闆約翰．懷特海德（John Whitehead）之前，是這樣想的。約翰是個有智慧、有聲望和莊重的⼈，他於⼆○⼀五年⼆⽉辭世。他曾管理⾼盛集團，也曾任美國副國務卿，並領導過無數的慈善和民⽤項⽬、包括在九⼀⼀事件之後領導曼哈頓下城區發展公司（Lower Manhatt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我告訴他我對基⾦會的規劃，並解釋了我對「智庫」⼀詞的厭惡。「⽤詞很重要，」約翰安慰我說，「如果你僅僅把它稱作『⾏動之庫』，有⼈又會說了：『漢克又來了，還是只⾏動不動腦。』為何不把它叫作『思想和⾏動之庫』呢？」我明⽩了。幾週後，我⾶到北京參加我們的第⼀次會議，關於城市可持續發展。我就那樣向李克強描述了我們的基⾦會，他當時是主管經濟的常務副總理。當聽到我說我們是「思想和⾏動之庫」的時候，他哈哈⼤笑起來。他說他最喜歡的中國成語就是「知⾏合⼀」。他解釋，就是「把知識和⾏動結合起來」的意思。於是，他親⾃把這四個漢字寫了下來，我們把它⽤在鮑爾森基⾦會的中⽂網⾴和在中國使⽤的信紙的抬頭上。 ★
274.⾃⽂明產⽣以來，⼈們就離開農村移居城市追尋更美好的⽣活。城市更富裕。和農村⼈相⽐，城市居民⽣產得多，消費得也多。就經濟⽽⾔，都市化提⾼⽣產⼒和收⼊，皆因勞動從低附加價值的傳統農業，重新分配到⾼附加價值的製造業和服務業。與此同時，城市產⽣新的內需來源，⽐如住房、道路和排⽔管道等公共設施、教育和醫療等服務、汽⾞和家⽤電器等⼤宗消費品。把更⾼的⽣產⼒和更⼤的需求結合起來，形成良性循環，就產⽣了就業。⼯業化和都市化早就不⾜為奇地相伴⽽⾏了。歷史上，中國是由⼩部分受過教育的精英統治農民的國家。伴隨近年來⾮凡經濟增⾧的，是湧向城市的移民潮，其規模和速度為⼈類歷史所罕⾒。據估算，在過去三⼗年有三億⼈⼜轉移到城市，相當於在同樣⾧的時間裡把美國的所有⼈⼜都轉移了⼀遍。這個移民潮最初是不經意的，得益於取得驚⼈成功的農村改⾰。改⾰顯著地提⾼了農村⽣產⼒，並創造了數量巨⼤的農村剩餘勞動⼒。有些農民去了剛剛起步的鄉鎮企業；數百萬⼈湧向經濟特區和恢復活⼒的沿海城市去尋找⼯作，包括⼯廠裝配線、建築⼯地、在街⾓賣早餐饅頭或Gucci⼭寨貨。⼈員流動隨經濟的增⾧⽽增加。閘⾨真正打開是在中國加⼊WTO、成為世界⼯廠之後。在⼀九七⼋年鄧⼩平開創改⾰開放政策之初，中國⼋ ○％的⼈⼜以種地為⽣。⽽如今，有超過⼀半的⼈⽣活在城市。全中國範圍內，村莊變成鄉鎮，鄉鎮變成城市，城市又發展起來，變得越來越⼤，成為巨型城市，這⼀切以令⼈吃驚的速度改變著國家的⾯貌。在⼀百多年裡，我的家鄉芝加哥聲稱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從南北戰爭前⼣⼀⼋六○年的約⼀⼀．⼆萬居民，暴增到⼀⼋九三年世界哥倫⽐亞博覽會時的⼀百⼀⼗萬⼈，第⼀次以其巨⼤的⾝姿為世界所知。然⽽，芝加哥令⼈驚嘆的增⾧和深圳相⽐卻是⼩巫⾒⼤巫。這個⼀九⼋○年只有三⼆．⼀萬⼈⼜的農村，現在卻是擁有⼀千零六⼗萬常住⼈⼜的⼤城
275.市。中國如今有⼀百七⼗四個城市⼈⼜超過⼀百萬，⽽美國只有九個。中國的天際線也隨著經濟增⾧⽽向上延伸。世界⼗五座最⾼的摩天⼤樓，有六座在中國⼤陸（美國有三座）。中國還在建造世界上最⾼的六⼗⼆座⼤樓，包括排在前⼗中的⼋座。⼀九九⼆年我第⼀次訪問上海的時候，最⾼的建築是新落成的上海波特曼麗茲卡爾頓酒店，有四⼗⼋層、五百四⼗⼀英尺⾼。此後，⾄少九⼗六座⾼樓已經超越了那個⾼度；還有⼗五座這樣的⼤樓在建設中。幾乎在這個國家的每個⾓落，辦公⼤樓、賓館、⼯廠、購物中⼼和住宅區都在⾶速地拔地⽽起。從⼆○⼀⼀年開始，政府就致⼒於在⼆○⼀五年之前建造三千六百萬⼾經濟適⽤住房（affordable housing）。以平均三⼈分享⼀⼾來計算，這些房⼦⾜以住下世界第⼗⼆⼤⼈⼜⼤國菲律賓的全部⼈⼜。各種公⽤基礎設施也建⽴了，連接和服務於這些城市。在改⾰開放之初的⼀九七⼋年，中國幾乎沒有⾼速公路。⼆○⼀三年，中國的主幹道國道⾼速公路系統接近五萬三千英⾥，這個數字到⼆○⼀五年將超過六萬七千英⾥。在⼆○⼀⼀年就超過了標誌性的四萬七千英⾥的美國州際公路系統。⾃⼆○○六年以來，中國建成的⾼鐵⾥程接近七千英⾥，每天幾乎有兩百萬⼈乘坐⾼鐵。美國還沒有已建成的⾼鐵，第⼀條⼤約會在⼆○⼆⼋年於加州完⼯（中國到⼆○⼆○年將會有⼀萬⼀千英⾥⾼鐵⾥程）。然⽽，這還不是全部：中國在⼀九⼋○年擁有七⼗七個民⽤機場，現在有⼀百⼋⼗⼆個；⽬前的五年計劃要求到⼆○⼀五年再建⼋⼗⼆個。到⼆○⼆○年，中國四⼗個城市都會有地鐵，如今是⼆⼗⼀個城市；美國⽬前只有⼗五個城市有地鐵系統。在此進程中，中國創造了數以千萬計的就業機會——在建築⾏業中、在正在建設的⼯廠和辦公⼤樓裡，以及在需要⽀持這些⼯⼈的服務業中，包括⾷品供應、看⾨值守者和⾦融諮詢。這⼀發展源於那些不計⼀切代價謀求增⾧的政策和刺激措施。現在中國⼈開始看到這種增⾧的真正代價，
276.以及對國家及世界有限資源的無⽌境需求。中國不加約束的發展理念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公共和個⼈⽣活，扭曲了激勵體系並破壞了市場機制。從最低階的鄉鎮到省⼀級的官員，都因促進增⾧⽽快速升官並太過頻繁地得到個⼈好處。難怪在如此之多的公⽤設施和驚⼈的建築之外，中國也產⽣了太多⼤⽽無⽤的⼯程。這些包括所謂的⿁城，即龐⼤⽽幾乎無⼈居住的地產項⽬。其中最臭名昭彰的要屬內蒙古⾃治區鄂爾多斯市郊的康巴什新區。這個⼆○○三年開始為⼀百萬⼈建設的新居民區，⼆○⼀四年實際居住⼈⼜估計約為兩萬⾄七萬。同時，中國的社會不平等持續發展，接近奈及利亞、巴西和南⾮的⽔平，這讓領導層不安。⼆○○五年，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號召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黨的注意⼒從促發展轉變到解決⽇益加重的社會問題。然⽽，國家在清潔能源發展等領域的龐⼤計劃，被淹沒在持續發展和⼯業化帶給社會和環境的壓⼒之中。當胡錦濤於⼆○⼀三年卸任之時，他的和諧社會⽐以往更加遙不可及了，留給繼任者⼀個更⼤的爛攤⼦要收拾。 ★ 「為了現代化，我們必須⾛都市化道路，」李克強在⼀年之後的另⼀次會⾯時對我說，「但是這個道路太難了，以⾄於我們覺得像是在⾛鋼絲。」那次會⾯是在⼆○⼀⼆年⼗⼆⽉，我在北京參加鮑爾森基⾦會第⼆屆年度都市化會議。李克強在之前的幾週裡已經被任命為黨的⼆號⼈物，雖然他直到⼆○⼀三年三⽉全國兩會才被任命為總理。我們當時談到必須在持續快速發展的都市化和保證⾷品安全、環境保護以及保護國家有限資源之間尋求平衡。
277.「這就好⽐⼀個雜技演員拿著⼀根⽵竿找平衡。」他在我⾯前伸開雙臂，好像拿著想像中的⽵竿，作為強調，還搖晃了⼀下。「雜技演員必須很⼩⼼。他得⼀⼩步⼀⼩步地⾛。他必須⼀直向前，不能後退。⼀旦他停下來，就會摔下去。」沒有幾個領導⼈像李克強⼀樣熟知這種⾼空⾛鋼絲的⾏為。他的博⼠論⽂題⽬是協調農村產業化和城市發展。像很多中國領導⼈⼀樣，他喜歡穿深⾊西裝並留著油亮、烏⿊的運動髮型。在私⼈場合，五⼗九歲的李克強⼀點也不像是嚴厲的官僚。他聰明、機智，有魅⼒，作為深受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信任的下屬，從共青團和黨的階層⼀步步扶搖直上。我們在中國領導層辦公的中南海紫光閣裡聊天，⼗六年前在鄧⼩平去世後⼀週，我也曾在此和朱鎔基談話。明媚的秋陽從半透明的⽩⾊窗簾照進來，照出擺放在⼤玻璃窗前架⼦上的精緻茶壺和花瓶的輪廓。李克強⾝⼦向後坐在有椅墊的紅⾊扶⼿椅上，說話時表現得⾃信、放鬆⽽謙遜。和許多經歷過⽂化⼤⾰命劫難的領導⼈⼀樣，李克強對中國城市和鄉村的巨⼤差別有親⾝感受。他在中國中部的安徽省⾧⼤，⽗親是省會城市合肥的⼀名黨的地⽅官員。⼀九七四年⾼中畢業後，他被派到不到⼀百英⾥之外的農村⼯作。他在兩年後⼊了黨，當過村⽀書。⽩天，他調解地⽅上的糾紛，把豬從農地裡趕⾛；深夜，他⼀箱箱地看書。⾟苦的⼯作終於在中國恢復⾼考的時候得到補償，他考上了北⼤法律系，北⼤是中國最好的⼤學之⼀。在此期間，他協助翻譯了⼀本正被介紹到中國來的英語課本。⼀九⼋⼆年畢業後，李克強拒絕了令⼈羡慕的出國學習機會，選擇就任北⼤團委書記，他的上級包括胡錦濤。在胡錦濤前往貧困的西南省份貴州之前，他們⼀直密切地在⼀起⼯作。李克強和共青團⼀個⾼級幹部的⼥兒結婚，在仕途上升的同時，於⼀九九四年讀完經濟學博⼠學位。四年後，李克強被派往河南擔任常務副省⾧，這個落後的中部省份⼈⼜眾多，
278.多達九千三百萬。在那裡的六年間，李克強幫助河南的GDP在全國三⼗⼀個省、⾃治區、直轄市的排名從第⼆⼗⼋位上升為第⼗⼋位。但李克強也被⼀系列危機所困擾，包括由於當地⾎站和⾎庫的⾎漿污染⽽引發的愛滋病⼤爆發到⼀系列致命的⽕災，後者讓他獲得了「李三⽕」（Three Fires Li）的綽號。⼆○○四年李克強被任命為遼寧省委書記，遼寧位於中國東北⼯業帶。他開始讓遼寧獲得新⽣，將市場激勵和銀⾏貸款以及中央政府的資⾦結合起來。他所實施的⼯程包括為⼀百⼆⼗萬⼈建設新居，並策劃了「五點⼀線」⼯程，將五個港⼜擴⼤、並⽤⼀條沿海⾼速路連接起來。在⼆○○七｜⼆○○⼋年領導⼈換屆時，李克強被挑選進⼊最⾼權⼒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並被任命為常務副總理。李克強⾝兼管理經濟和改⾰的職責，他強調都市化對中國的重要性。在⼆○⼀○年對黨內領導⼈的⼀次講話中，李克強提出城市的擴張不但能推動增⾧還能幫助減輕不平等，創造⼀個「橄欖型」的收⼊分配結構：位於中間的中產階級⼈數⼤於兩端極貧和極富的⼈群。中國的城鄉差距⾮常顯著。城市⼈⼜的⽣產⼒是農村⼈⼜的四倍；他們的收⼊是農村⼈的三倍，消費是農村⼈的三到四倍。「差距很⼤，但也意味著潛⼒巨⼤。」李克強那天下午對我說道。他說：「我們達成了共識：都市化對拉動中國未來的內需最具潛⼒。」確實，都市化的要旨是：透過讓農民進城縮⼩收⼊差距，改善他們的⽣活，以及增加國內消費。然⽽，城市中也有令⼈煩惱的收⼊差距，在那裡數以千萬計的外來⼈⼜⽣活在⼀個合法的下層世界，他們被當作廉價勞動⼒，卻不能得到⽐他們更為富裕的城市市民才能得到的福利。這⼀現象的根源是中國⽼掉⽛的⼾籍制度，又稱⼾⼜。這⼀起始於⼀九五○年代的
279.制度將農民留在農村，以確保國家在快速⼯業化的過程中糧⾷產量充⾜。如同蘇聯⼀樣，中國政府的計劃制定者們將⼈分為農民和城市⼯⼈，並且把⼈的就業權⼒和社會福利與官⽅的劃分和居住地綁定在⼀起。城市⼾⼜持有⼈得到諸如住房、教育、醫療和養⽼等福利，⽽農村⼈只能靠使⽤他們共同擁有的⼟地來⽣活。這⼀制度有效地阻⽌了⼈⼜的流動，因為農民要想得到城市⼾⼜幾乎是不可能的，⽽沒有城市⼾⼜，他們在城裡既無處安⾝，也無法糊⼜，更不要說得到那些和城市⼾⼜綁定在⼀起的福利。改⾰開放政策的成功改變了這⼀切。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派發現⾦的⼯作，讓⼈沒有⼾⼜也能在城市⽣存。急於促進增⾧的官員們對農民⼯的湧⼊視⽽不⾒。條件通常是艱苦的：農民⼯們在迅速發展的城市裡從事著乏味⽽危險的⼯作，擠在不分男⼥的宿舍裡。在⼀年⼀度的春節，他們坐上擁擠不堪的⽕⾞回家，⽤⼒拖拉著裝滿給孩⼦禮物的便宜尼⿓編織袋，他們的孩⼦被留給在農村的⽼⼈照顧。（⽬前，這些和⽗母分離的「留守兒童」數量估計超過六千萬。）即使如此，城市的機會還是遠遠⼤於農村，農民⼯們為此趨之若鶩。如今，在北京、廣州和其他⼤城市，所謂的流動⼈⼜達到、甚⾄超過三分之⼀。中國農民⼯的數量相當於世界⼈⼜前五的國家⼈⼜。這個廉價⽽勤勞的群體幫助建設了今⽇之中國。但是，來到城市想分享繁榮的農民⼯們，卻遠沒有得到他們所應得的。他們的平均收⼊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在付過房租和伙⾷、並寄錢給家裡之後，他們幾乎沒什麼錢可花，也沒多少可存了。在我們的談話中，李克強指出中國的都市化率官⽅數字超過五○％，⽽如果只把有城市⼾⼜的⼈計算在內的話，這個數字接近三五％。換句話說，在⼀個有⼀三．五億⼈⼜的國家，有超過兩億的農民⼯住在城裡，但沒有城市居住許可證。這意味著，幾乎三分之⼀居住在城市的⼈⼜不能充分享受國家取得巨⼤成就⽽帶來的福祉。⽽這是潛在動亂的根源。
280.從經濟智慧和社會公平來說，改變⼾籍制度是⾄為重要的⼀步。作為真正的城市市民，農民⼯將能給他們⾃⼰和孩⼦創造更為美好的未來。⼾籍制度改⾰會促進消費和勞動⼒⾃由流動，國家會因此受益。為此，中國要讓處於流動中的農民⼯更容易地獲得社會服務，⽐如養⽼和醫療。它還需要採取措施，強化對城市的財政⽀持。中國還需要處理好產權問題：和美國不同的是，在中國，國家是⼟地的所有⼈。⼀九九○年代後期，城市居民被允許擁有⾃⼰的住房，但農民僅被允許擁有⼟地的使⽤權，靠使⽤農村集體以國家名義擁有的⼟地為⽣。近年來，很多城市居民因房地產價格上漲⽽⼤賺了⼀筆。但農民沒有，因為他們不能賣出或抵押他們的⼟地所有權。如果農民能把他們謀⽣的⼟地變成資本，給他們⾃⼰提供財政保障，那些負擔不起農民⼯養⽼和醫療福利的財政困難城市，將會更受歡迎。中國領導層正在努⼒使農村居民更容易申請城市居留證，出售或出租⾃⼰的⼟地使⽤權。⼆○⼀四年七⽉，政府公布了有關鬆動⼾⼜政策的改⾰指導意⾒。其⽬的是徹底取消對鄉鎮和⼩城市的⼾⼜限制，適當放鬆對中等規模城市的⼾⼜限制，改善⼤城市的發展前景，同時嚴格控制⼤城市的⼈⼜。如同⿎勵持續的都市化⽬標⼀樣，政府不希望農民⼯湧到北京和上海這樣的⼤都市去。這當然是因為這些看上去有著無數機會的地⽅是農民⼯最願意去的。雖然所提出的改變在本質上是謹慎的，但需要改⾰是⽏庸置疑的。如果中國不把流動⼈⼜融⼊到城市經濟中，它的⾵險在於，會產⽣⼀個永久的、動盪不安的、城市下層社會。這些下層社會的⼈住在糟糕的貧民窟裡，這樣的情況困擾著其他發展中國家。這不僅是⼈道主義災難和經濟發展的負累，⽽且也是政府⼀個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中國⽬前萬幸地避免了這種災難。「有居住許可的城市居民和沒有居住許可的⼈在⽣活⽔平上的差異是
281.巨⼤的，」李克強告訴我，「這是⼀個很不穩定的情形。」他說。
282.Chapter 16 天際線和江岸線 Skylines and Shorelines ⼆○⼀⼀年⼗⼆⽉，我⾶赴重慶參加第⼀次都市化會議的時候，終於親眼⾒識了這個正在經歷巨變的中國前沿城市。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中國西南的這個⼭城很快將會發⽣怎樣驚天動地的事情。重慶位於三峽⽔庫上游的⾧江邊上，以其巨⼤的⾯積和作為中國幅員遼闊的貧窮內地⾨⼾之戰略地位，⽽成為僅有的四個直轄市之⼀（其他三個直轄市為北京、上海和天津），像省級政府⼀樣，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轄。重慶有三千三百多萬⼈⼜，分布在接近三．⼆萬平⽅英⾥的農村、林地和廣⼤的城鎮地區。⾯積和美國的南卡萊羅納州相同，但⼈⼜是它的七倍。重慶市區⼤約有七百萬⼈⼜；現在這個直轄市超過四○％的⼈⼜居住在⼤⼤⼩⼩的城鎮之中。這裡的官員們想在⼆○⼆○年之前，將都市化率提⾼到七○％。就在我訪問重慶期間，這個城市正沉浸於由我過去在中美SED的⽼對⼿薄熙來發起的、轟轟烈烈的復興⽑主義運動之中。他在⼆○○七年由商務部部⾧升任重慶市委書記，從⽽在⼆⼗五⼈組成的中央政治局獲得了⼀席之地。中國的其他領導⼈不⼤願意出⾵頭，他卻是⼀個魅⼒四射的公眾⼈物。他和⽼百姓打成⼀⽚，在重慶乃⾄全國擁有⼤批追隨者，從⽽掀起了⼀場推舉他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聲勢浩⼤的公關戰役。他⼤張旗⿎地召集萬⼈⼤會合唱⽂⾰時期流傳下來的「紅歌」，⼀時間吸引了不少好奇的外國名流和中國政府⾼官來重慶參觀。薄熙來不遺餘⼒地追隨⽑左路線，以圖贏得廣⼤⽼百姓的⽀持，並在全國樹⽴起⼀個⾮傳統的⼈民領袖形象。重慶也在蓬勃發展之中收穫了引⼈注⽬的增⾧數字。⼆○⼀⼀年當地
283.的GDP⼤漲了⼀六．五％，為全國各省市之最，⾼於全國平均⽔平七個百分點。創造如此迅速的增⾧速度，可是當時的中共官員加官進爵的必經之路，⽽薄熙來似乎也志得意滿地準備利⽤其「重慶模式」衝刺權⼒巔峰。薄熙來利⽤其對公眾巨⼤的吸引⼒和無情的政治⼿腕，發起了⼀場聲勢浩⼤、殘酷打擊所謂⿊幫的⾏動。有⼈批評，他利⽤此⾏動更多是為了鏟除異⼰和政敵，⽽並⾮為了維護法律和秩序。透過打擊私營企業家和擴張國有企業，薄熙來在⼀些崇拜他的中國學者眼中，儼然成為這個國家捍衛國家資本主義專制模式的最強勢領導⼈。事實上，重慶的再次崛起在薄熙來唱紅打⿊之前就開始了。市⾧⿈奇帆是前總理朱鎔基的得意⾨⽣，早就將中央政府的撥款與創新政策相結合，取得了遠⾼於全國平均⽔平的增⾧率。⼆○○⼀年⿈奇帆到重慶擔任副市⾧時，正好趕上這個城市獲得了數⼗億的撥款，其⽬的是為了讓重慶成為中央政府西部⼤開發投資計劃的「⿓頭」。這個計劃旨在幫助貧困的內陸省市趕上繁榮的沿海地區。他整頓了國有企業，並⼤⼒投資現代基礎設施建設，以吸引國內和國外的公司和⾏業進駐重慶。此後重慶建造了⼗幾座橋樑，開闢了⽐過去多三倍的街道和公路，開始營運規劃中的⼗⼋條地鐵線路的第⼀段，並修建了⼀條連接重慶和歐洲的國際鐵路幹線。我們都市化會議的重慶部分在洲際酒店開始之前，我和⿈市⾧共進午餐。酒店⾼⼤的穹頂式⼤堂裡矗⽴著⼀棵即使在洛克菲勒中⼼也能擁有⼀席之地的、裝飾得喜氣洋洋的聖誕樹。「重慶和⼀九⼋○年代的深圳、⼀九九○年代的浦東⼀樣。」⿈奇帆說道。他提到的這兩個城市都曾處於創新發展的前沿。⿈奇帆顯得和藹⽽敏銳，急於詳談這個城市所取得的成就，和探討更廣泛的經濟話題。⾳響系統裡循環播放著聖誕歌曲，我們在酒店地下⼀樓的餐廳共進了⼀頓傳統的義⼤利餐。我⼼下暗⾃發笑，想著本以為到重慶後能聽到⽑澤東喜愛的⾰命歌曲，結果卻只聽⾒平．克勞斯⾙（Bing
284.Crosby）在哼唱《⽩⾊的聖誕》！⿈奇帆⼀九五⼆年出⽣於浙江省，⼀九六⼋年開始在上海的⼀家煉焦廠⼯作。他⼀九七三年三⽉加⼊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步步⾼升。⼀九九○年代中期，他擔任浦東新區副主任⼀職，朱鎔基謀劃的中國新⾦融中⼼最終發展成為令⼈叫絕的浦東新區，⽽⿈奇帆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重要⾓⾊。他也隨之升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主要負責為上海市招商引資。⿈市⾧從廣東的經驗中借鑑了⼀條，在重慶成⽴⼯業園區吸引跨國公司。《財星》世界五百⼤（Fortune Global 500）企業，有近乎⼀半在那裡建⽴了⽣產營運基地，出⼜量年年成倍增⾧。重慶市近半的產出與⼯業有關，另外三分之⼀來⾃⾦融、貿易和物流。⼆○⼀⼀年，重慶⽣產了世界上超過⼗分之⼀的筆記型電腦，兩年後達到了全球產量的四分之⼀。惠普、聯想、宏碁、華碩、索尼和東芝等公司，都在這裡安家落⼾了。⿈奇帆表⽰對中國家庭收⼊在GDP中所佔的份額正在下降⽽感到憂慮，這會影響到消費⽔平的提⾼。他認為收⼊差距加⼤和財富分配不均，會威脅到可持續發展。「我們正在積極努⼒縮⼩貧富差距。」他說道。作為⼀種嘗試，重慶正在進⾏⼀個讓農民進城的試驗項⽬。其關鍵就是讓這些新來的⼈們能⾃謀⽣路，不要變成政府的負擔和包袱。有些城市對此強加了條條框框，⽐如說要求申請城鎮居住證的農民⾺上放棄他們的農村⼾⼜，這樣減少了城鎮居住證的發放。重慶則允許拿到城鎮居住證的農民，未來三年繼續擁有其農村的⼟地承包權。重慶採取措施，⽅便農民出租或者出售其⼟地和林地承包權以及宅基地的擁有權。他們甚⾄可以⽤這些權利作為抵押，在城鎮買房居住。
285.重慶打算到⼆○⼆○年前，將⼀千萬農民進⾏「農轉⾮」。截⾄⼆○⼀⼀年底，也就是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據說已經有⼤約三百萬農民從農村轉⼊城市。在其他試⾏這項改⾰的⼤城市裡，只有鄰省四川的⾸府成都取得了類似的成果：那裡有兩百萬移民改換了居住地。像上海和廣州這樣實施嚴苛條件的城市，農轉⾮的數量要⼩的多。 2012年7⽉於四川的成都⼤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我被選上成為熊貓的擁抱者。同⾏有（左起）：⽅⾵雷、鮑爾森基⾦會⾼級顧問戴青麗（Deborah Lehr）、幕僚⾧倪蓓（Rebecca Neale）以及⼤熊貓君君。城市的新來者需要⼯作和居所，因此重慶清理了⼤⾯積的危舊房居民區，正在建造五⼗萬套經濟適⽤住房——⾜夠兩百萬⼈居住。這個城市正在全⼒實施⼀個⽀持微型企業的項⽬，為他們提供集減免稅收、直接補貼和銀⾏貸款於⼀體的政策。⼆○⼀⼀年，這個城市催⽣了五萬家⼩型企業，⽬標是創造四⼗萬個新的⼯作機會。該計劃的⽬的，是在未來五年創造⼀百六⼗萬個⼯作機會。⿈奇帆⼀如他的恩師朱鎔基，都是務實的⼈，⽽不是空想家。他可以把數千萬的資⾦作為補貼，投放於經濟適⽤住房建設和企業的啟動及發展
286.中，但他也有兼顧其他舉措的眼光。在午飯期間，我們談到了美國經濟及其⾯臨的問題，從低速增⾧和失業率，到當時充斥於新聞報導的財政懸崖等等。他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嚇了我⼀跳。「我喜歡的模式，」他說道，「是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在⼀九⼋○年代使⽤過的供給學派的⽅法——減稅。」那天下午我驅⾞到重慶市的另外⼀個地⽅去⾒薄熙來。他在⼀處優雅的建築裡熱情地接待了我。據他說，這座建築以前曾經被蔣介⽯的國民黨政府使⽤——抗⽇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曾搬遷到重慶。⼤理⽯的⾛廊兩側掛滿了⿊⽩歷史照⽚，其中有⼀些是鄧⼩平的，他在解放後被任命為⾸任西南局書記，西南局當時包括重慶在內。其中還有⼀張抗戰勝利後，⽑澤東和蔣介⽯在重慶會⾯的著名照⽚。薄熙來沒有使⽤中國傳統的U型會議形式。在⼀間寬敞的會議室裡，我們⾯對⾯坐在⼀張寬⼤精美的⽊桌兩旁。從會議室四周的⾼牆上，我可以依稀看出由淺浮雕刻畫的當地名勝古蹟。他事先得到充分的彙報，話語中滿是恰當的事實數據，⼀如既往地精⼒充沛和咄咄逼⼈。當我們代表團中的洛杉磯市市⾧安東尼奧．維拉萊⼽薩說起他的城市在過去三年裡種植了⼗萬棵樹時，薄熙來⾺上指出來重慶在同⼀時期種了⼗五億棵。「重慶過去是⽚⽔泥的森林，」他⼤聲說道，「現在才是⽚真正的森林。」他背誦了好多我先前從⿈市⾧那裡聽來的相同的統計數字，並提醒我美國和重慶以前有很密切的關係。那時重慶是蔣介⽯的戰時⾸都，美國在此有⼤使館。英勇的美國⾶⾏員⾶越喜⾺拉雅⼭上空的駝峰航線，為中國運送⾷品和戰時物資。但薄熙來還是和往常⼀樣地⾃說⾃話：「我希望，」他說道，「你們能⿎勵美國公司到重慶來。」
287.我向他解釋說我不再是投資銀⾏家，⽽鮑爾森基⾦會也只是⼀個⾮營利組織。但他卻不斷地重複著同⼀個話題：「你可以利⽤你的影響⼒讓美國公司來重慶，」他堅持道，「我們可以⼀起幹⼀些牽線搭橋的事。」當我不斷地向他問及有關中國政府現在的五年計劃和推動更多的國內增⾧——以及這些能否真的發⽣等⽅⾯的話題時，他轉⽽列舉了更多的數據來描繪這個城市的成就。「我問的是中國，」我說，「⽽不僅僅是重慶。」「如果你想知道中國的事，那你得去問溫家寶總理，」他說道，「我這個⼈⼼胸不⼤，只想著重慶。」當然，他想的是⽐他的重慶更遠、更誘⼈的東西——⾼牆環繞的中南海和最⾼權位。這就是典型的薄⽒⾵格：他是⾃⼰轄區的最⾼主宰，⼤權在握，可以為了⼀個措辭隨意打斷翻譯的話。我現在⼀點兒也想不起來他當時的表現會暗⽰他很快就要倒楣了。相反地，他特意誇耀說，有⼀種「魔⼒」讓重慶成為「未來領導⼈的孕育之地」。其實，現在回想⼀下，當時還是有⼀些預兆的：最初，⿈奇帆是打算要參加我們在北京的都市化會議。可是臨到要開會時，他突然取消了⾏程。後來我們聽說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內部專司調查腐敗和不端⾏為的部⾨——派了⼀組⼈去重慶調查違法亂紀⾏為。就在我們去⾒薄熙來之前不久，《華爾街⽇報》刊登了⼀篇描述中國太⼦黨——中共⾼官⼦⼥——⽣活⽅式的⽂章。該⽂主要描寫了薄熙來的兒⼦薄⽠⽠，上過英國頂尖的寄宿學校哈羅公學，後來又去了⽜津和哈佛，開⼀輛招搖的紅⾊法拉利跑⾞，據說還陪著美國前駐華⼤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的⼥兒去泡北京⼀家有名的酒吧等等。
288.這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不是因為報導聳⼈聽聞——我想《華爾街⽇報》掌握了這⽅⾯詳實的事實根據——⽽是發表的時機。我認為這是攪亂政治局常委會⼈選的前奏。這樣的事我這輩⼦⾒得太多了，⾺上覺得這是有⼈要整薄熙來。但我又想到，以薄熙來現在的權勢，肯定能滅掉跳出來攻擊他的任何⼈。看來我還是錯了。在我們會⾯兩個⽉之後，薄熙來⾵光無限的⽣活開始危機四伏。第⼀個信號出現在⼆○⼀⼆年⼆⽉初，重慶市的警察頭⽬，薄熙來最信任的部下，突然之間被免了職。幾天後，他逃到兩百多英⾥之外的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奇帆帶領了⼀⼤隊警⾞到成都試圖將其接⾛。警察頭⽬在領館裡要求庇護，躲藏了⼀夜後答應⾛出領館。他隨後被⼈帶⾛，但不是去重慶。他轉⽽向北京有關部⾨⾃⾸，開始了所謂的「休假式治療」。緊接著對此事件的調查終於將薄熙來拉下了⾺。⼆○⼀⼆年三⽉薄熙來被撤銷重慶市委書記之職。接下來的那個⽉，他的妻⼦⾕開來因為⼆○⼀⼀年⼗⼀⽉發⽣的、⼀個和薄熙來的家⼈關係密切的英國商⼈死亡案⽽受到調查。從新聞報導和國內外媒體不斷透露出的聳⼈聽聞的細節，被中國超級活躍的社群媒體迅速擴散開來。據說曾是薄熙來的⾸席執法者的那個警察頭⽬，是在向薄熙來彙報有⼈在調查薄家⼈的腐敗之後，和他的⽼闆鬧翻的。《紐約時報》報導說，薄熙來有⼀套電話竊聽系統，曾監聽胡錦濤和別⼈的通話。這整件事演變成了⼀齣涉及國家安全的肥皂劇，加上⾦錢、性、謀殺、警察追擊和政治陰謀，⼀如《紙牌屋》中駭⼈聽聞的故事——這部美國電視劇最近成為很多中國領導⼈的最愛。曾經有⼀段時間，⼈們猜想⿈市⾧可能會因為他和薄熙來的關係⽽受到影響，但是到了⼆○⼀⼆年秋天，他⾼升進⼊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仍然是重慶市市⾧，繼續推進重慶的試點項⽬。⽽薄熙來則⼀步步失去了權⼒，被開除黨籍，接受審判，現在因為腐敗和濫⽤權⼒被判無期徒刑。他
289.的妻⼦則因犯故意殺⼈罪被判處死緩（編按：死刑、緩期兩年執⾏，簡稱為死緩）。 ★ 使上億的農民⼯融⼊像重慶這樣的⼤城市花費可不會少：中國政府鎖定未來⼆⼗年的花費接近六．⼋兆美元。⼀個⼤問題是：農民⼯需要新修的道路、橋樑、鐵道、下⽔道、房屋和電，以及必須擴⼤的社會保障計劃如養⽼⾦、學校、保險、醫療和藥品費⽤等，可誰來買單呢？各省市現在個個債務纏⾝，如果沒有⼤的改⾰措施，他們根本沒有增加收⼊的能⼒。中央政府雖然答應加⼤給地⽅政府的財政⽀持，卻無意為他們承擔如此巨⼤的負擔。理論上，都市化會透過促進經濟增⾧來⽀付其發展所需的費⽤，因為新城市⼯⼈⽣產的多，消費的多，繳的稅也更多。但這些都需要時間和過程，⽽且中國的稅收制度漏洞百出。同時，中國的地⽅政府幾乎肯定要繼續承受財政緊張之苦，其部分原因來⾃朱鎔基⼀九九○年代中期推⾏的全國性改⾰。為了⽀撐弱勢的中央政府的財政政策，他將稅收權收回由中央政府管理，並引進了⼀種新的增值稅，該稅種現在可能佔財政總收⼊的六 ○％。其中有⼀部分稅收會返還給地⽅政府，但是卻越來越不夠⽤，因為當地政府還得負責提供更多的服務，⽽這些服務在中國⽼的「單位」體制下是由國有企業承擔的。即使到今天，地⽅官員還是對如何增加收⼊來⽀付這些沒有資⾦⽀持的政策措施無計可施。他們沒有預算問責制，缺乏獨⽴徵收新稅的權⼒，在⼆○⼀四年之前也不准許他們發⾏市政債券。結果，他們只好不斷地去徵地賣地，這種做法平均⽀持了三分之⼀、有些情況下是幾乎近⼀半的地⽅預算。最近，他們又轉向難以監管的影⼦銀⾏市場，⿊箱運作短期借
290.貸。這些做法從根本上說是有缺陷的。強徵農民的⼟地引發了⼤規模的抗議，威脅到國家的優質耕地供給，並縱容了都市化的無序擴張。城市的宜居性、效率以及可持續性，最終都受到了極⼤影響。在⼤多數情況下，腐敗的官員們卻在這個過程中⼤發橫財。幾⼗年前開始實⾏的、為適應收⼊緊縮實施的所謂「地⽅政府融資⼯具」（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LGFV）也充滿⾵險。近年來，好多使⽤它們的城市都背上了更⼤的債務負擔。據中國國家審計署統計，⼆○⼀三年六⽉底之前地⽅政府的各種借款和抵押已⾼達⼆．九兆美元，⽐⼆○⼀○年增加了近七○％，這讓國家的債務負擔增加到了令許多⾦融專家憂⼼忡忡的地步。在地⽅政府⼤肆借貸和花錢⽅⾯，重慶是個極好的例⼦。由於中央政府慷慨的資⾦投⼊和富有遠⾒的政策選擇，重慶近年來的發展令⼈矚⽬。但是重慶也將賣地策略發揮到了極致，政府表外融資⼯具（off-balancesheet vehicle）使⾃⼰債台⾼築，現已成為全國⽋債最多的直轄市之⼀。據政府審計統計，在總債務佔地⽅GDP的⽐例和財政收⼊的⽐例兩⽅⾯，重慶均在全國的省市⾃治區裡位居前三。⾃⼆○○七年薄熙來主政重慶後，其借貸勢頭更勁、花錢更猛。薄熙來不遺餘⼒地想表現、想藉此把⾃⼰提升到這個國家的最⾼領導層去。據《華爾街⽇報》估算，從⼆○○七年到⼆○ ⼀⼀年，重慶對地⽅政府融資⼯具的使⽤翻了兩番多，達到近五百五⼗億美元。中國的借貸不僅僅是數量巨⼤的問題，還有由此⽽來的債務和花費不透明。糟糕的決策和糟糕的管理，導致重複建設和房地產泡沫，以及迫在眉睫的環境災難。因此，最⾼領導層正逐步給予地⽅政府必要的財政⼯具，讓他們更好地管理⾃⼰的財政。⼆○⼀四年初，北京批准了⼀個試點項⽬，允許⼗個地⽅政府直接向公眾發⾏債券，由相關的省市直接負責還
291.款。改⾰的領頭⽺廣東省，率先在⼆○⼀四年六⽉試⾏該項⽬，賣掉了超過⼆⼗億美元的債券。同年⼋⽉，⼈⼤通過了對預算法的修正，允許地⽅政府藉發⾏債券為公共項⽬提供資⾦⽀持（發⾏債券來⽀付⽇常開⽀仍然是不允許的）。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進展。但在我看來，只有當地⽅官員獲得額外的可靠收⼊來源，並且能夠對投資者和中央政府有清楚的帳⽬交代後，中國才會有⼀個⽐較健全的市政債券市場。中央最終得准許各省市擁有獨⽴的課稅權⼒，在更多的省市實⾏房產稅，並試⾏按年度向商業地產課稅；⽽不是像現在這樣，對每筆交易進⾏課稅。⼀旦中央確定地⽅政府能夠擔負起這個責任，就應該下放所有權⼒讓他們掌控⾃⼰的預算，並開始制定和發布公開透明的財政結算報告，這些都是建⽴穩健的財政管理和健康的債券市場之必要條件。這些變化需要進⾏全國性的財政和稅收制度改⾰，並徹底改⾰中央和省市分享稅收收⼊的制度。它們可以為地⽅提供更穩定的收⼊，同時保證中央政府不再會是地⽅政府糟糕決策的永久擔保⼈。總體來說，這些措施能減輕對危險的政府表外融資⼯具的依賴、減少⼟地徵⽤、控制城市擴張，更快地提⾼⼤城市的能源利⽤效率和宜居程度。⼆○⼀四年⼆⽉，財政部⾧樓繼偉告訴我，現在證明稅收改⾰會更複雜，因此會⽐預算改⾰需要更⾧時間。但是他和他的同事們同時進⾏著這兩項改⾰。樓繼偉舉例說，擴⼤房產稅試點是政府考慮的⼀個很⼤的⽅⾯。好消息是這些改⾰正在進⾏中。⼆○⼀四年六⽉，中央政治局說計劃在⼆○⼀六年之前完成新⼀輪的財政和稅制改⾰，並在⼆○⼆○年之前建⽴起⼀套現代財政制度。⼆○⼀四年⼋⽉放開市政債券承銷的舉措，就是對預算法的⼀系列修正之⼀；其他還包括要求地⽅政府進⾏更多的⾧期規劃和採⽤精算⽅法。
292.★ 中國的城市變得難以運轉，這頗具諷刺意味，因為中國⼈過去在設計城市宜居區⽅⾯是⾮常超前的。今天可持續發展的倡導者們，強調建設混合功能社區之重要性。在那裡，居住、⼯作、教育、娛樂和購物等都距離很近。他們所提倡的社區規劃，是由密集的網狀街道和矮⼩的樓群組成，⽽不是由寬闊⼤道和巨型樓群組成；這樣可以開闢更多的綠地，來改善空氣品質並為居民提供聚會的場所。古時候北京的建築師或許已經為這些所謂的「新都市主義者」繪製好了現場規劃圖：沿著⼀條條胡同修建的⼀座座四合院裡的房屋，不僅可以住⼈，⽽且也是買東西和上學的地⽅；它們距離⼈們⼯作的地⽅很近，⽽且這些四合院作為城市的綠洲可供家⼈休憩。所有這⼀切在⼀九四九年開始發⽣變化：中國新的共產黨統治者在北京舊城裡推倒古城牆、拆除胡同騰出地⽅為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建造⼯廠和官僚機構。他們的好⼤喜功在⼀九五九年達到頂峰，為慶祝中華⼈民共和國建國⼗週年獻禮的⼀系列⼯程相繼竣⼯，其中包括坐落在擴⼤了數倍的天安⾨廣場邊上的宏⼤的蘇聯式建築——⼈民⼤會堂。傳統上橫貫東西的⾧安街被延伸得幾乎認不出來：⼀九四九年時寬五⼗英尺、⾧⼆．五英⾥，⽽現在寬兩百六⼗英尺，相當於⼀個美式⾜球場那麼⾧，從⼀頭到另⼀頭⾧達⼆⼗四英⾥。⼀九九○年代初我第⼀次到北京時，還有許多⽑時代留下的痕記。市民們或騎⾃⾏⾞，或乘公共汽⾞。⾧安街上很多⼩汽⾞是軍⽤吉普、警⾞，或者官員乘坐的、掛著⽩⾊⾞牌的⿊⾊⼩轎⾞。「灰濛濛、骯髒、擁擠，」溫蒂⼀九九四年來過這個⾸都後在⽇記中寫道，「但充滿活⼒，街道上到處是⼯⼈、商販、學⽣、購物的⼈，最多的還是騎⾃⾏⾞的⼈。」我當時在⼯作，溫蒂⾃⼰⼀個⼈去逛胡同。她在分隔院落的狹窄巷道裡東
293.看西瞧，充滿好奇。胡同裡到處是玩耍的⼩孩，彌漫著煮飯的氣味。鮑爾森夫⼈溫蒂1994年3⽉北京之⾏的⽇記⼿稿，其中記載北京「灰濛濛、骯髒、擁擠，但充滿活⼒。街道上到處是⼯⼈、商販、學⽣、購物的⼈，最多的還是騎⾃⾏⾞的⼈。」粉飾懷舊很容易，可實際上這些⽼地⽅都嚴重地被忽視了。好多四合院房⼦沒有下⽔道，也沒有現代廚房和衛⽣設施，冬天冷得出奇。當外地⼈湧進城後，居住的地⽅變得擁擠不堪，也很不安全。很顯然，北京得有所改變，但做出的選擇卻破壞了這個城市多數的豐富遺產，撕裂了它的社會結構。在中國的城市規劃者將蘇聯式的誇⼤的建築⾵格和毫無⼈情味的現代主義結合起來後，龐⼤的辦公⼤樓和住宅樓群拔地⽽起。這些樓群間隔四分之⼀英⾥，由寬闊的主街道分開，這些主街道又由更遠的環路連接起來。北京現在正在修建第七個環路——⼀條⾧約六百英⾥、穿越相鄰河北省的⼤道，其所包含的⾯積相當於印第安納州那麼⼤。姍姍來遲的軌道交通系統，使得市民們每天得忍受擁擠不堪的、漫⾧的通勤。在美國我們曾經做出過相似的選擇，特別是⼆戰後開發的陽光地帶，但是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應對其帶來的後果，⽽且我們也沒有那麼多⼈⼜。
294.全中國的⼤城市都跟著北京學，似乎每個地⽅官員都想要⼀個天安⾨廣場的翻版，和⼀個看起來像⼈民⼤會堂的市政辦公⼤樓。市⾧和省⾧們透過取悅他們的共產黨⽼闆和帶動經濟增⾧，獲得加官進爵。他們管轄的城市透過賣地給開發商賺錢，⽽開發商們則想草草竣⼯。所有這些使得⽕柴盒式的、經常是粗製濫造的⾼樓拔地⽽起，與商業區隔著寬闊的⾺路。事實上，中國的規劃者們故意營造了⼀幅虛假效率的表象，卻留下了城市的無序擴張、擁堵和污染。現在這個國家正試圖補救所造成的破壞，花費成百億美元來改善空氣品質，卻毫無效果。⼆○○⼋年奧運會之前，北京關閉了兩百多家冒著濃煙的⼯廠，並將它們遷往河北省。其中有⼀家中國最⼤的鋼鐵製造廠，就坐落在⾧安街邊上，距離天安⾨⼗英⾥。官員們在城區的⼯廠裡安裝了清潔機並嚴禁燒煤取暖，同時北京⼤規模地動⼯建設現代軌道交通系統。現在在全國的各⼤城市裡，地鐵、輕軌、快速公交中轉線和⾼鐵線路的建設正如⽕如荼。但儘管做出了如此巨⼤的努⼒，仍然很難逃脫⼀個結果，那就是：⾄少在⽬前，中國正在輸掉⼀場與時間及⾃⾝繁榮發展的競賽。我們舉⾏第⼀次城市可持續發展會議那⼀週的空氣已經相當糟糕，但現在變得越來越差。⼆○⼀三年⼀⽉，北京美國使館屋頂上的測量儀器監測到的PM 2.5為⼋⼋六，⽐我們⼆○⼀⼀年那⼀週忍受的PM 2.5值四⼀六⾼出了許多。就在專家們稱之為「空氣末⽇」的這次事件之後，政府保證未來五年花費兩千⼋百億美元來治理北京的霧霾。空氣污染的很⼤⼀個原因，是中國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以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速度買⾞上路。北京⼀九九○年代末有⼀百萬輛⼩汽⾞，⼆○○⼋年奧運會期間有三百萬輛，到⼆○⼀⼆年⼆⽉達到五百萬輛。⼆○⼀⼀年⼀⽉，北京實⾏了按⽉搖號制度，以限制頒發汽⾞牌照的數量；到了⼆○⼀四年，每年只允許頒發⼗五萬個汽⾞牌照。但街道上仍然擁擠不堪，達到了全世界最糟糕的交通堵塞。⼆○⼀○年，北京附近⼀次最嚴重的交通阻塞
295.使得⾞輛排隊六⼗⼆英⾥，擁堵時間⾧達⼗⼀天。⽽修建更多的⾼速公路根本不是解決辦法，只會讓更多的⾞輛上路。其他⼤城市也跟著北京限制汽⾞擁有權，具有商業頭腦的上海採取新牌照拍賣辦法，但也是⼀場很難奏效的戰役。汽⾞⾏業在中國是個很⼤的產業，有數百萬⼈從業。⼆○○九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的新⾞銷售市場，截⽌⼆○⼀⼆年，銷售了⼀千五百五⼗萬輛家⽤轎⾞，以及四百萬輛公共汽⾞和⼤卡⾞。這⽐⼀九九九年中國全國的⾞輛保有量還多。中國現在約每⼗⼀⼈擁有⼀輛⼩汽⾞，⼀些專家預測這個⽐例會在未來幾年裡翻上三番，想像⼀下到那時中國的交通堵塞和空氣品質會變成什麼樣⼦！即使城市的領導者堅持可持續發展，但要找到⼀條較好的出路也是困難重重。我在中國中南部湖南省的繁華⾸府⾧沙⾒識到了這⼀點。張劍⾶於⼆○○⼋年被任命為⾧沙市市⾧，曾⼤⼒清潔城市、節約能源。張劍⾶是中國政壇⼀顆新星，擁有加數⼤學柏克萊分校⼟⽊⼯程專業博⼠學位。任此職前，他曾在世界銀⾏中國局交通運輸處和中國交通部⼯作。⼆○⼀三年被提拔為湖南省副省⾧。⾧沙以很⼤的熱情著⼿處理⼤⼤⼩⼩的⼯程，將原污⽔處理率提⾼了兩倍達到九七％，成為中國第⼀個在其轄區內成百上千的村鎮裡建⽴垃圾回收系統的市級政府。住⼾們為垃圾收集付費，但如果回收再利⽤則可以享受打折優惠。「我是個來⾃北京的環保主義者，」張劍⾶說道，「我把洗過菜的第⼀遍⽔倒掉，但是第⼆遍、第三遍的⽔我們攢起來沖廁所。為什麼不呢？」作為早期的共產黨的堡壘，⾧沙是湖南⼈⽑澤東最初鬧⾰命的城市。今⽇成了繁忙的交通樞紐和內河港⼜，有著活躍的農貿市場和繁榮的機械製造基地。它也是許多充滿活⼒的私營企業的總部所在地，如兩家主要的重型設備製造商——中聯重科和三⼀重⼯。還有中央空調製造商遠⼤集
296.團，其總裁就是標新⽴異的張躍。他宣布要⽤⾃⼰研發的模塊化快速建造技術，在⾧沙建造世界第⼀⾼樓——天空城市。這個計劃尚未實施，爭議蠻⼤，引起了⼤家的強烈反響。⾧沙所在省份湖南，在過去⼗年間年平均增⾧速度達到驚⼈的⼀四．六％，這個前衛城市在⼆○⼀三年實際上看上去亂糟糟的。放眼望去，到處都是⾼⼤的吊⾞在升起的樓頂上左右上下移動，樓體的下⽅包裹著綠⾊的施⼯網，周圍都搭建著⽵製的鷹架。這種⽣氣勃勃的發展是有充分理由的：⾧沙現在有三百七⼗萬⼈⼜，⼆○⼆○年預期要增⾧到⼋百萬。它打算在未來⼗年花費⼀千三百四⼗億美元，建造新房、拓寬道路、安裝供排⽔管道、鋪設電氣線路等。⼆○⼀四年，開通了第⼀條有⼆⼗四個站點的地鐵。儘管張市⾧動機良好，但是對新建樓房的類型卻沒有有效的布局和管控辦法。城市的規劃者們正在拆除⽼舊的鄰⾥社區。這些房屋儘管需要維修更新，但遠⽐將要取代它們的⾼樓⼤廈更宜居和環保。⼆○⼀三年⼆⽉，⼀個清冷灰暗的⽇⼦，⽼舊和嶄新的樓房在⾧沙城區⽐鄰矗⽴著，形成鮮明對⽐。在⼀個滿是挖⼟設備的⼗字路⼜的中央，⼯⼈們正在為這個城市的⼀條新地鐵線開挖坑洞。⼗字路⼜西邊可以看到⼀條狹窄的街道，兩邊都是四層⾼的居民樓，街邊⼩店裡和⼩⾞邊上的商販們叫賣著⽔果和鮮⾁。其中⼀些樓房已被標出要拆掉，其他的正在被拆除或者已經成為廢墟。⼈⾏道上，男⼈們坐在低矮的凳⼦上打撲克，成群的孩⼦們正慢騰騰地放學回家。在⼗字路⼜的對⾯，正在修建的⼀條寬闊的⼤道延伸向遠⽅。兩邊排列著全新的三⼗層⾼的住宅⼤樓，卻看不⾒⼀個⾏⼈。這些⼤樓帶來了亟需的改善——裡⾯洗澡間、廚房和獨⽴的臥室等⼀應俱全，很適合現代⽣活。然⽽，整個城市的設計理念卻是有嚴重缺陷的。
297.應張市⾧的邀請，鮑爾森基⾦會派出⼀組能源和城市規劃專家，由能源基⾦會彼得．卡爾索普（Peter Calthorpe）的同事戴青麗帶隊。這個⼩組在⾧沙待了⼀段時間，為市領導們出謀劃策。他們為這些官員們介紹了⼀種快捷評估⼯具，是⿆肯錫為美洲開發銀⾏（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研發的；我們對其加以改造，以適應中國的情況。這種評估⼯具可以測出⼀個城市從⽔資源利⽤到碳⾜跡，從⼈⼜密度到污染等等⽅⾯的表現情況，其⽬的是幫助⼀個城市確定其優先需求。這個⼩組也想⼒求展⽰，在可持續發展⽅⾯，即便是很⼩的調整，同樣會產⽣巨⼤的作⽤，無論它意味著修建更多條交叉的⼩街道來補充寬闊的⼤道，還是讓更多⼈選擇公共運輸和⾃⾏⾞⽽⾮私家⾞，以減少空氣污染和碳排放。重新審視其發展，對⾧沙來說是個巨⼤的挑戰。像所有的中國⼤城市⼀樣，它得遵循由好多家政府機構和部⾨經數年制定的詳細城市規劃。要調整這個規劃就需要擱置建設，但隨著農民⼯的⼤量湧⼊，這個城市容不得停滯不前。儘管市領導很清楚新⽅式的重要性，但要想改變官⽅思路更是難上加難。除⾮不再⽤經濟增⾧來衡量城市和市⾧們的表現，否則像⾧沙這樣的地⽅，很難引⼊能帶來積極變化的可持續做法。 ★ 鮑爾森基⾦會在保定也做過⼀次評估，這個有著⼀千⼀百多萬⼈⼜的河北省城市，位於北京西南約⼀百英⾥處。這次評估極好地詮釋了在處理中國環境問題時，要做出適當的權衡有多麼困難。據中國環保部測評，保定被評為⼆○⼀四年全國空氣品質最差的城市，但它也是全世界領先的可再⽣能源設備⽣產基地。世界第⼆⼤太陽能電池板⽣產商英利綠⾊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和其他數⼗個類似公司的總部都坐落在此。河北省就像⼀個⾺的項圈似地環繞著北京，是中國重⼯業的採煤和煉鋼中⼼，全國⼗⼤污染最嚴重城市中的七個都在這裡。地理因素也是造成污染的原因之⼀：河
298.北⼤部分地處肥沃的華北平原，北邊和西邊群⼭環繞，東臨渤海，頻繁的氣溫變化使霧霾⼀聚就是好幾天。從⼗年前開始，保定就不遺餘⼒地推⾏有利於吸引可再⽣能源設備，如⾵能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板等⽣產商的政策。依靠中央政府的⽀持，保定成為了全國可再⽣能源領域的⼯業基地。⼆○⼀○年被挑選為⼋⼤試點城市之⼀，展⽰在嚴格限制碳排放的情況下以不同的⽅法取得低碳增⾧，同時達到嚴格碳排放⽬標。保定最初在推動替代能源發展⽅⾯是⾮常成功的。從⼆○○五年到⼆○○ ⼋年，這裡可再⽣能源公司的數⽬翻了三倍達到兩百家，總收⼊激增五倍達到三⼗五億美元，創造了⼀萬三千五百個⼯作機會。聯合國將保定命名為世界上第⼀個「積極減碳」（carbon-positive）城市，表明它⽣產的產品，如果安裝起來，能夠在產品壽命期內節約⽐保定的碳排放更多的碳。接著全球⾦融危機襲來，中國的可再⽣產品充斥世界市場，導致價格急劇下降。美國和歐盟⾺上向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出⼜徵收關稅，地⽅企業急劇萎縮，許多⼤型⽣產廠，包括英利，在⼆○⼀⼆年損失了四分之⼀的利潤。不久後，這個城市的第⼀納稅⼤⼾變成了⾧城汽⾞公司，中國最⼤的 SUV⽣產商；⾃⼀九⼋四年成⽴以來，就是地⽅的經濟⽀柱。由於想讓其城市中⼼擴張三倍、以容納三百萬居民，保定和其他的中國城市⼀樣，⾛上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以⾃我為中⼼的發展模式：龐⼤的居民樓群中間穿插著寬闊的⼤道。雖然許多⼤樓都安裝了太陽能電池板和⾵能渦輪機，但⼤多數的電⼒還得依靠傳統的煤炭和天然氣資源來供應。對保定來說，其正在推進的都市化朝正確的⽅向發展是很關鍵的。它正翹⾸以待能受益於習近平的宏偉計劃，這個計劃將擁有⼀．三億⼈⼜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納⼊⼀個巨⼤的經濟圈，這需要地⽅領導更好地做好協調⼯作。中央政府正在計劃將⼀部分⾏政和後勤功能劃撥給保定，以減少
299.⾸都的擁堵，並有可能改善這些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隨著北京、天津和河北城市群、或者按其流⾏的中⽂簡稱「京津冀⼀體化」規劃的提出，習近平將區域化⽅式破解發展難題視為其將來的遺產之⼀。正如他⼆○⼀四年七⽉簡單地告訴我的那樣：「這是我個⼈的設想。」京津冀意在成為⼀種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這個區域糟糕的空氣表明，需要更好的協調⼯作。空氣污染是北京的汽⾞、河北的燃煤⼯廠和天津的化⼯廠討厭的副產品，但是這三個地⽅政府競相追求發展政策。當北京的空氣在⼆○⼀三年冬季變得⼀連幾天幾乎無法呼吸時，中央政府命令河北和其他幾個省份關停⼯廠。這樣做當然會影響那些地區的財政收⼊，當地官員也⾃然會抵制。這個區域的發展⼀直很不平衡，其中北京居民的⼈均收⼊是河北⼈的⼆．五倍。保定市市⾧⾺譽峰⼆○⼀⼆年向我們求助時，他迫切地想使⽤鮑爾森基⾦會的評估⼯具，但是當地的局⾧們不願意分享資訊，怕影響⾃⼰的政績。鮑爾森基⾦會不得不說服那些傳統上不相往來的部委⼀起合作。幸運的是，在中國我們有我的好朋友、前副總理曾培炎領導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CCIEE）作為合作夥伴。這是⼀個頻繁地在外國⼈和本國⼈之間牽線搭橋的精明合作夥伴。曾在幫助規劃和推動中國不同凡響的都市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保定如果能圍繞「⽔」進⾏創新性思考，肯定會受益匪淺。正如我們的評估⼯具所確定的那樣，保定在資源保護⽅⾯⼀直做得很到位，可是它像整個華北地區⼀樣嚴重缺⽔。由於是⽩洋淀的所在地，保定的缺⽔則尤為嚴峻。⽩洋淀由⼀百四⼗三個湖泊組成，是華北最⼤的淡⽔區，也是北京最主要的⽔源地。在乾旱、開發和北京準備⼆○○⼋年奧運會需⽔量加⼤等壓⼒下，⽩洋淀的⽔⾯在不斷縮⼩，所受的污染也越來越嚴重。當地曾在⼆○○六年和⼆○○⼋年不得不從⿈河引⽔過來，以拯救這裡的濕地和⽣活在岸邊的⼈民，包括遠近聞名的、⽤⾃養鸕鶿捉⿂的當地漁民。中國浩⼤
300.的、充滿爭議的南⽔北調⼯程完⼯，保定⼀定會從中受益。這項⼯程會將⾧江盆地的⽔引到北京和華北平原的其他城市。⼆○⼀四年⼗⼆⽉中旬，南⽔北調中線第⼀期⼯程開始向河北輸⽔。⽩洋淀的困境對中國，甚⾄全世界來說，都不陌⽣。從海邊的灘塗到淡⽔湖和沼澤地，中國的主要濕地在迅速消失。為了城市和⼯業發展，它們被抽乾並填平，因砍伐森林⽽淤積，由於上游建壩⽽失去了⽔源，或者為了擴⼤農業⽤地⽽被填埋。從⼀九九四年到⼆○⼀○年，河北邊上渤海灣原來灘塗區的三分之⼀都不⾒了。保護濕地之所以對我和溫蒂如此重要，這些重要區域的迅速消失是其中⼀個原因。濕地是我們這個星球⽣活保障的關鍵部分，它們保護我們免受⾵暴的侵襲，幫助預防洪災。海邊濕地作為地球上最多樣化、最多產的⽣態體系，是許多海洋動物的保育院，包括我們習以為常的⿂類、⾙類和甲殼類動物等。這些富饒的棲息地裡的⽣物，是極其重要的碳匯（carbon sink）。這些灘地上的泥⼟、沙礫和沉積物混合起來後，就是淨化⽔源和幫助清潔空氣的過濾器。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三年四⽉的⼀次會⾯中對我說的：「我們應該建設更多的濕地，它們將是地球的腎臟。」我和溫蒂都是狂熱的⿃迷，再沒有⽐濕地更好的地⽅來觀察造物的神奇和多樣性了。濕地是遷徙物種從它們的繁殖地到過冬地，⾧途跋涉過程中尋找庇護、休憩和補給的中繼站。但隨著這些棲息地的消失，⽔⿃們也不⾒了，牠們的數量以驚⼈的速度下降。很多年前還⼤量繁殖的世界物種，今天正瀕臨滅絕。在亞洲，這種威脅⽐其他任何地⽅都要嚴重。值得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的、來⾃各⾏各業的中國⼈開始關注環境問題。相關的抗議活動越來越常⾒，就像⼆○⼀四年在廣東針對建造⽯油化⼯廠計劃的抗議。這個廠將⽣產對⼆甲苯（paraxylene），⼀種⽤於⽣產滌綸織物和塑料瓶的有害的化⼯產品；還有杭州針對建造垃圾焚化爐的抗議活動。普通市民們⾛上街頭，呼籲保護他們的⼈⾝健康和安全。
301.你也可以在其他⽅⾯看到中國⼈對環保表現出的關切。例如，雖然⿃類的數量⽇益受到威脅，但中國的⿃類觀察者數量卻在急劇上升。這是⼀個健康的發展趨勢，因為⿃迷會是最可靠的保護主義者。我在⿃類⽣命國際⼤會上就遇⾒了這樣⼀個新的中國⿃迷。我和溫蒂都參加了⼆○⼀三年六⽉於加拿⼤渥太華召開的這個會議。蒂娜．林（Tina Lin）也就只有⼗⼆歲，還在上⼩學，可愛⽽認真。她站在講台上，別⼈幾乎都看不到她，但她卻⽤無可挑剔的英語談論如何把世界上的青年⼈與⼤⾃然聯繫起來。蒂娜來⾃福州，⼀個有兩百九⼗萬⼈⼜的中國東南部城市。那兒氣候溫暖多⾬，出產世界上最好的幾種烏⿓茶。她透過當地組織的⼀個項⽬發現了觀⿃的樂趣，並且由於發現了⼋種瀕危勺嘴鷸，⼀下⼦成了觀⿃圈裡的名⼈。「我希望我們能建⽴更多的⾃然保護區來保護⿃類的棲息地，」我們在渥太華同台演說時她告訴我，「這樣⼈們就可以停⽌捕殺⿃類了。」我和溫蒂計劃好，年底在中國與蒂娜和她媽媽⼀起觀⿃。我們想到⼀個具體的地點：北⼤港，⼀塊位於天津市區的海岸濕地。天津市是中國第四⼤城市，也是繁忙的⼯業中⼼，位於北京東南約⼋⼗英⾥處。天津⽐鄰⿈海最西端的渤海灣，這裡曾到處是灘塗，聚集著海洋⽣物和⿃類。由於開發，這些濕地都消失了，⿃類也隨之⼤量死亡。北⼤港本⾝就是⼀個處在重⼯業區濱海新區中⼼的灘塗綠洲。這個濕地旁邊是⼤⽚的油⽥，周圍全是煉油廠、核電廠和其他的重⼯業典範。這裡棲息著兩百多種候⿃，從稀少的東⽅⽩鸛、⼤鵜鶘到⼩⿊鴨和⾖雁。但這個保護區正處在開發商和投機商的重壓之下，且根據有關報告，這裡還管理不善。我們聽說當地漁民們為了每天捕到更多的⿂，不惜毒殺⼀些⽩鸛，因為⽩鸛每天要吃掉五磅⿂；濕地裡被泵⼊⽔，讓⽔⾯被⼈為地抬
302.⾼，以趕⾛那些涉禽，增加其捕⿂權的價值；此外在⼀些地⽅，肥沃的淤泥還被挖出來出售。中國的濕地保護是鮑爾森基⾦會的頭等⼤事，我們為此制定了兩⼤⽬標。⼀是識別和劃定對⽣態最為重要的濕地，這樣中國有關部⾨在為⼟地開發利⽤做決策時，就可以擁有最科學的資訊。我們的⽬標是在⼆○⼀四年年底之前，將這個藍圖遞交給中國政府，同時提出基於國際最佳實踐的改善濕地管理政策的意⾒和建議。我們希望政府能將我們的建議納⼊其第⼗三個五年計劃之中。這個計劃的實施是從⼆○⼀六年到⼆○⼆○年。我們的第⼆個⽬標，是與當地官員⼀起選取⼀、兩個濕地進⾏保護和管理，以作為其他濕地保護的模範。我們希望把北⼤港作為其中之⼀。我們的最初接觸並沒有得到回應。但有⼀次，在芝加哥我的⽼朋友和中國通 ——商⼈湯．普⾥茨克（Tom Pritzker）家中舉⾏的⼩型宴會上，我有幸與天津市⾧⿈興國坐在⼀起。我與⿈興國談得很好，他答應想辦法和我們⼀起合作。我們選擇的時機也很好。習近平正在要求省⾧和市⾧們注重環境保護，不要只顧GDP增⾧。雖然我們仍遇到⼀些阻礙，因為天津的基層官員想把我們引向別的地⽅，但我們還是安排去了⼀趟北⼤港。⼆○⼀三年⼗⼀⽉⼀個晴朗有⾵的早晨，蒂娜和她媽媽與我還有溫蒂，⼀起加⼊了⼀個⾄少由六、七輛⼩⾞組成的、坐滿了當地政府官員的⾞隊。和我們⼀起的還有研究所的⼯作⼈員泰婭．史密斯、⾃然保護總監⽜紅衛，以及研究所新聘的執⾏主任⾟西婭．澤爾特萬格（Cynthia Zeltwanger）。 2013年11⽉，在天津北⼤港濕地與年僅12歲的Tina Lin⼀起查看
303.雀⿃百科，同⾏包括Tina的母親溫蒂（與鮑爾森夫⼈同名）和當地導遊。（Courtesy RARE）出發不久，我們就察覺到⾛的⽅向不對。很明顯，這些官員想把我們帶到別的地⽅去。我們設法讓⾞隊停在⼀條繁忙的⾼速公路的路肩上，經過⼀番激烈的爭辯，對主辦⼈說我們唯⼀感興趣的濕地只有北⼤港——⽽不是他們決定要帶我們去的地⽅。這些官員有可能不理解我們去看保護區的願望，但也有可能是不想讓我們看到那裡正在進⾏的活動，我們聽說這些活動對⽣態正造成巨⼤破壞。我們到達時已經很晚了。由於我還得趕回去和市⾧⼀起吃午飯，所以只能短暫停留。但我們還是⾒到了⽩鸛，我也看到了北⼤港能變得多麼引⼈⼊勝。後來溫蒂、蒂娜和她媽媽與當地的導遊和學者們⼀起留了下來，我⼀個⼈返回市區。吃午飯的時候，我把⾃⼰對北⼤港的擔憂轉達給⿈市⾧，他承諾⾺上對這個棲息地的管理程序和規則進⾏⼀次評估。回國後，我寫信向他保證說，鮑爾森基⾦會會和天津⼀道幫助提供專業知識和資⾦，以世界⼀流的⽔平來恢復、保護和管理這個棲息地。他曾說過要採取最好的保護管理實踐，把北⼤港濕地保護區最終變成⼀個國家級的⽣態公園。鮑爾森基⾦會正在透過制定保護區的總體規劃，來幫助天津和國家林業局實現這⼀⽬標。北⼤港和中國——乃⾄世界上的其他灘塗的未來究竟會是什麼樣？我們已經快到臨界點了，但如果現在毅然決然地⾏動起來，我們還會有時間去保護剩餘的濕地環境。看到習近平應對環境問題的緊迫感，以及像⿈市⾧⼀樣的開明領導者的不斷努⼒，我倍感⿎舞。我曾⾒過有遠⾒卓識的領導⼈的努⼒，能夠發揮多麼巨⼤的作⽤！⼀九⼋三年，⾹港的官員們明智地讓世界野⽣動物基⾦會協助保護位於⾹港西北部新界北岸的⽶埔濕地。今⽇它已成為⾯積兩千七百公頃、或者⼤於⼗平⽅英⾥的受保護的海岸濕地和灘塗的⼀部分，包括位於⼤陸和⾹港之間深圳⼀側的後海灣福⽥國家
304.級⾃然保護區。⾹港和深圳在這⽅⾯的合作具有遠⾒卓識和⽰範意義。它應該保持下去，並被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城市仿效。我常常想起⼆○⼀⼀年四⽉那個明媚的早晨，我和溫蒂參觀⽶埔的情景。我們已經有⼗年沒去過那兒了，所以我急切地想⾒到那些⽔⿃。當時正值春季遷徙的⾼峰期，當潮⽔翻滾過來的時候，我們在隱蔽處觀察到⼀群⼀群的⽔⿃⾶升起來，在空中以極其整⿑的隊列頻繁⽽突然地改變⽅向。最後它們會歇落在灘塗上，那裡到處爬滿了蚌類⽣物、蠕蟲和⼩螃蟹。有好幾種⽔⿃我們是第⼀次⾒到，包括幾隻年幼的⿊⾯琵鷺，⼀種在朝鮮西部海岸繁衍的華麗的⼤型涉⽔禽⿃（它喜歡在南北朝鮮之間的⾮軍事區活動，因為那兒⼈跡罕⾄）。那年在⽶埔越冬的這種候⿃⼤約有四百隻，佔世界上此種⿃類存活數量的四分之⼀。我們還看到了⼀群斑尾鷸，這種⿃以創造了世界上最⾧的空中連續⾶⾏距離⽽聞名——它們可以從位於阿拉斯加和俄羅斯北極地區的夏季繁殖地，到澳⼤利亞和紐西蘭的越冬地連續⾶⾏⼋千多英⾥。在觀察這些可愛的⼩⿃時，我突然想到它們和它們的祖先們在進⾏這種令⼈難以置信的⾧途跋涉時，從來都沒有過界限或國界的概念，多少萬年來也從來不會去考慮⼈類的存在——我們祖先很久之前第⼀次在地球上⾏⾛時，現在正在威脅⿃類⽣存的城市那時候還寥寥無幾。這個想法使我深感難過，我的思緒轉向了《聖經》詩篇⼀○四章裡的動⼈詩句：「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物種滅絕是⼀個深刻的道德問題，沒有回頭路，我們常常忘記我們⼈類並不是主創造的⼀切，這同時也讓我們⾃⼰處於危險境地。作為瞭解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惡果和對⼤⾃然⽣態系統破壞的第⼀代⼈，我們肩負的責任重⼤。我們同時也是擁有相關的科學和⼯具、可以透過可持續發展的實踐來解決這些威脅的第⼀代⼈。我不是來布道的，但我
305.似乎覺得⼀旦有了這樣的知識和認識，就有義務⾏動起來。就我本⼈⽽⾔，那天在⽶埔的觀⿃更加堅定了我的決⼼，要將保護⾏動作為鮑爾森基⾦會今後的⼯作重點。現在它已經是我們的慈善基⾦會 Bobolink（⾷⽶⿃）的主要關注點，由溫蒂管理。 ★ 中國⾯臨著嚴峻⽽⽭盾的選擇。其新的增⾧模式需要更多的國內消費，這種變化只有透過持續的都市化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但是，隨著能源和資源需求的增⾧，刺激消費本⾝也會帶來⾵險。王岐⼭有⼀次告訴我，「如果世界上的每個⼈，包括中國、印度和印尼這些⼤國的⼈，都想⽣活得像美國⼈⼀樣，有四個地球都不夠。」我認為氣候變化對世界構成了最⼤的環境和經濟⾵險，這⼀點會變得越來越明顯。只有當中國迅速⾏動起來控制其驚⼈的排放量上漲，我們才能避免最壞的結果。現在它已經佔全球碳排放量的⼆⼋％，是美國的兩倍多。中國在認真對待氣候變化，⽽且要⼤⼒解決它。可是它現在將解決空氣污染問題作為更重⼤、更緊迫的任務。還好，為清潔空氣和增加效能⽽採取的許多措施也可以減少碳排放。⼆○⼀四年九⽉，我們決定為鮑爾森基⾦會北京辦公室再增加⼗名⼯作⼈員，使我們能夠為中國和世界解決這個⼤難題發揮⼀點作⽤。應中國政府和CCIEE的請求，我們「氣候變化和空氣品質計畫」的最初努⼒重點，是應對京津冀地區的空氣污染困境。中國正在⼒圖設計⼀種新的⽅式使⾃⼰的發展更加清潔、更加可持續。在其⼆○⼀⼀年開始的現⾏的五年計劃中，政府準備向減少硫排放、建造污⽔處理廠和投資清潔能源等項⽬，投⼊數千億美元資⾦。在經歷了
306.⼆○⼀⼆｜⼆○⼀三年冬季幾次創紀錄的糟糕空氣污染之後，政府公布了⼀項兩千⼋百億美元的計劃，治理嚴重的空氣污染。⼆○⼀四年三⽉，李克強總理⼤張旗⿎地向空氣污染宣戰。在對待這個問題時，北京沒有只停留在⾦錢和⼜頭上。作為其再平衡經濟發展的諸多措施的⼀部分，中國正在從傳統的注重重⼯業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模式轉向服務業，優先發展所謂的七⼤戰略性新興產業：節能環保技術、新⼀代資訊科技、⽣物技術、⾼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等。現⾏五年計劃的宏偉⽬標，可以使中國成為清潔技術和節能領域的領導者。清潔能源的成本已經下降，這主要歸功於中國在太陽能和⾵能渦輪機等領域的⼤規模投資。減少某些空氣污染達九○％的技術，如燃煤電廠的脫硫技術，在全世界都商業化了。透過採⽤現有的技術並把新興技術商業化，中國有可能⽐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快地超越發展的污染階段，解決環境問題。技術解決⽅案固然重要，但中國也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其能源結構，杜絕佔其主要能源構成近七○％的燃煤發電。這個數字在近期內不會下降多少，因為⾺上有太多的新電廠要投產以滿⾜不斷增⾧的需求。根據「彭博新能源⾦融」（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估計，從現在到⼆○三○ 年，中國每年新增的發電量相當於英國全國的發電量。與此同時，中國還可以在清潔空氣和控制碳排放增⾧⽅⾯⼤有作為。例如，讓價格更為市場化就可以取消對碳基燃料的巨⼤補貼。⽽且，政府還可以制定並實⾏相關規定，來提⾼新建和現有樓房以及汽⾞的節能⽔平。同時，NGO的創舉也可以對此有所幫助。讓我舉鮑爾森基⾦會最近⼀個項⽬的例⼦。透過計畫合作、個案研究、科研和發起倡議，中美執⾏⾧可持續都市化理事會（The U.S.-China CEO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召集中美兩國的公司，共同推進切實可⾏的都市化解決⽅
307.案。全球⼤約四○％的溫室排放來⾃建築物，⽽世界上正在建造的⼤樓有⼀半在中國。在執⾏⾧理事會的資助下，霍尼⾱爾國際公司（Honeywell International）和中國國家電網正透過對天津市的⼤樓進⾏智能電網試點，來測試⾃動需求響應技術（ADR）。該技術可以跟蹤和控制單個⼤樓的能源使⽤情況並提供即時反饋，使操作⼈員能夠對加熱、製冷和照明等電量的使⽤進⾏調節和優化，達到節約成本和提⾼效能之⽬的。這個天津的項⽬能節約近⼀五％的⼯業建築⽤電和⼆○％的商業建築⽤電。⽬前第⼆個試點項⽬正在上海進⾏。迄今為⽌，中國採取了「物盡其⽤」的能源策略，也包括利⽤⾵能、太陽能、⽣物能、天然氣和核能等。它正在加⼤⼒度提升天然氣的效⽤，使其成為通向潔淨未來的橋樑。天然氣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碳排放，但⽐煤要清潔得多。主要國家的⽯油公司正在全⼒以赴地⽣產⾴岩氣，希望能取得像改變美國能源格局那樣的⼤發展。例如中⽯油為天然氣探測劃撥的經營預算已經從五年前的四○％提⾼到了現在的六○％。從⼆○⼀⼆年起政府宣布在七個省市試點碳交易，⽬的是想創建⼀個可靠的碳排放額度交易項⽬。所有這⼀切正在產⽣作⽤：中國在可再⽣能源投資和可再⽣能源裝機容量⽅⾯都領先世界。這個國家似乎正朝著⼆○ ⼀五年爭取使⾮化⽯燃料佔其能源組成的⼀⼀．四％的⽬標邁進，並且正在努⼒將更清潔燃料的⽬標逐步引⼊其⼆○⼀六年開始的新的五年計劃。中共開始在其政治綱領中添加了對⽣活品質的考量。在作為國家主席的第⼀次講話中，習近平提出了「美麗中國」的概念，強調的不僅僅是⽣態之美，還有環境對提⾼⽣活品質的重要性。對環保的考量還被加進了對官員的政績評估之中。習近平說官員們即使在他們調任新職之後，也要對其曾管轄的城市和地區的環境問題負責。⼆○⼀四年七⽉，習近平的⾸席經濟助⼿劉鶴直截了當地告訴我說，不作為的省⾧會被就地免職，我這時才知道習近平是認真的。但是，在⾯臨經濟增⾧放緩之時，拒絕回到不惜
308.代價求增⾧的思路上去，需要極⼤的政治意志⼒。中國作為創新實驗室的意願是值得肯定的。這個國家近四⼗年經濟改⾰的⼀個顯著特點是，願意接受各種試點項⽬和進⾏對於其他國家來說過於昂貴的技術試驗。中國相當⼤的市場⽀配⼒會降低物價，並快速將任何先進技術商業化。也許它現在還不能開拓和發明最尖端的技術，但事實證明它擅⾧改造現有技術，以適⽤於⾃⼰的需求，並將之在其廣⼤的市場迅速推廣。中國的努⼒，對於世界和對於中國同樣重要。那些在全球遷徙的可愛的⽔⿃提醒我們，這個世界是如此⼩又如此相互關聯。在渤海灣發⽣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僅僅局限於渤海灣。⼆○⼀四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次研究發現，有證據表明美國西海岸將近四分之⼀的硫酸鹽污染都和中國製造商產⽣的污染有關聯，是由向東颳過太平洋的季⾵帶過來的。從氣候變化的⾓度來說，在中國製造⼀噸碳和在美國製造⼀噸碳沒有什麼區別。保持經濟發展和能源安全之間的平衡，同時向⼀種更清潔、更有效的能源體系過渡，是⼀個巨⼤的挑戰。中國的需求⽐其他任何國家的需求都要⼤，因⽽也需要符合其條件和空前規模的智慧和技術作為⽀撐。
309.Chapter 17 不積跬步，無以⾄千⾥ BIT by BIT ⼆○⼀⼆年七⽉初，我和王岐⼭在北京會⾯的時候，就清楚地知道中國新領導層熱衷於推進經濟改⾰。那是整個國家都很憂慮的時刻，所以我不確定他是否能⾒我。胡錦濤將在秋天卸任，習近平將出任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李克強可能被任命為總理並且成為黨內的⼆號⼈物。除此之外，政治局常委有幾⼈、他們是誰、他們的分⼯如何，這些都不確定。薄熙來的命運尚未確定，但有關異常激烈的幕後政治運作的新聞報導都是針對他的，薄熙來的⾏為使中國遭遇了數⼗年來最為嚴重的政治危機。中國公眾對這⼀醜聞的關注，如同四⼗多年前美國⼈對⽔⾨事件的關注⼀樣。薄熙來被系統地解除了權⼒，他的妻⼦將在⼋⽉因謀殺出庭受審。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並⾮謠⾔，⽽是源⾃知情者披露的消息，這⼀點⽇漸清晰。政府看上去是讓⽼百姓對解除⼀個有爭議⾼官的權⼒⽽有所準備。這個⾼官在⼀些⽼百姓中很受歡迎，但卻被同僚們所詬病和憎惡。薄熙來的倒台，以駭⼈的細節暴露了⼀個⾼層領導如何不得體地集特權、權⼒和腐敗為⼀⾝。⽼百姓和政治領導⼈都明⽩，體制核⼼暴露出來的腐爛威脅著共產黨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在此情形下，王岐⼭有望出任權⼒更⼤的⾓⾊，所以這時候他保持低姿態我是絲毫不會抱怨的。但他還是向我發出了邀請。在⼀個難得的陽光明媚的午後，我和他在中南海⾒⾯了。王岐⼭⼀如既往地⾃信和放鬆，他穿著布鞋在紫光閣柔軟的地毯上⾛來⾛去。
310.我們雖然是⾮正式會⾯，但是王岐⼭想要說的顯然⽐⼀次社交會⾯更多。在交換了幾句問候之後，他問我美國對BIT（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的⽴場。他說他考慮過這個問題，並且決定應該重啟會談。這是好消息。我⼀直是BIT的主要倡議者，這是關於⼀個國家如何保護國外投資者的協定。通常，透過制定有法律約束⼒的規則，來保證外國投資者的投資和本地投資者的投資獲得同等待遇。每個國家的BIT都不⼀樣，但⼀般情況下都允許投資⼈透過有約束⼒的、中⽴的國際仲裁，⽽不是所在國法院，來提出索賠。從⼀九⼋○年代開始，美國和中國就斷斷續續地在談BIT，但沒多少進展。在美國的⼀些地⽅，這種協議在政治上不太受歡迎。失業對美國⼯⼈的打擊很⼤，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對此協議的顧慮之⼀。⼀些國會議員錯誤地認為，BIT會讓⼯作流失到國外。實際上，更多的⼯作不是因為外包、⽽是因為科技進步提⾼了⽣產⼒⽽流失的。⽽中國⽅⾯對美國主張的主要環節都表⽰反對，尤其是對給予美國投資⼈廣泛市場進⼊的要求。簡單地說，我們希望我們的國民和公司不僅在投資後得到保護，⽽且在選擇投資⾏業、持股⽐例以及以何種形式持有等⽅⾯，擁有和當地居民⼀樣的權利。我們⼀起主持中美SED的時候，王岐⼭和我就同意要重啟會談。但是⾦融危機使得像BIT這樣不緊迫的問題被暫時擱置⼀邊。此後，在修訂美國BIT模式條款的時候，歐巴⾺政府暫停了談判。修訂加強了對勞⼯和環境的保護。此後不久，中美兩國宣布恢復會談。這發⽣在我來北京的前兩個⽉。「我決定⼒推BIT。」王岐⼭對我推⼼置腹地說。聽王岐⼭這麼說，我在想他說這個話的時機。幾個⽉後，他很可能會
311.離開他擔任了近五年的主管⾦融的副總理職位，他在歐巴⾺政府的SED升級版——S&ED中擔任中⽅的經濟負責⼈。美國總統⼤選正愈演愈烈，⼀些⼈呼籲對中國更強硬的論調也越來越⾼。「現在根本沒辦法達成協議，」我說道：「那邊的焦點是⼤選。」「漢克，」他⾯帶微笑地回應道：「我沒有和你討論時機問題，我只想讓你聽我說。」於是在此後的會談中，我很仔細地聽王岐⼭以他慢條斯理的⽅式檢視我們之間的分歧。他的結論是，兩國的分歧可以彌合。在他講話的時候，我意識到他當然和我⼀樣，也認為不可能⾺上達成協議。但王岐⼭不是輕率說話或做事的⼈。他是在暗⽰習近平上台之後，有什麼是可以期待的 ——中國對此再次表現出的興趣不是形式上的。習近平想透過談判達成 BIT，並且⽤它來啟動這些年停滯了的、更為廣泛的經濟改⾰。王岐⼭當然知道我會把這個訊息帶回美國。幾週後，我去提摩西．蓋特納財⾧辦公室⾒他。坐在我曾很喜歡的、加了厚墊⼦的椅⼦上，我們談起了我和王岐⼭的會晤。王岐⼭當然知道在⼤選將⾄的時候BIT不會有任何鬆動的機會，提摩西對此表⽰贊同。但是，王岐⼭是以中國最好的傳統⽅式，尋求對未來達成協議的⽀持。整個秋天，在領導層換屆時，中國⼈很安靜，⽽我也發現美國⽅⾯對此的反應不冷不熱——當局有要優先考慮的、更為直接的經濟問題。平靜期很快就過去了。⼆○⼀三年四⽉我再次來到北京，和王岐⼭共進晚餐。他已經升為政治局常委，並被委以重任，主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這個職位上，他負責習近平的全⾯反腐敗運動。他對經濟不再有直接的責任 ——這落在了李克強總理和汪洋副總理的肩上。但他能接近習近平，並且⾝處各種經濟改⾰倡議的最⾼層。「鮑爾森基⾦會應該為BIT做些⼯作，」王岐⼭建議道，「這對習主
312.席很重要。」那⼀週我⾒到的所有⼈都給了我同樣的訊息，這是很典型的中國現象。中國⼈在幕後研究、辯論、試驗和取得共識之前，⼀個議題會在幾週、幾個⽉、甚⾄幾年中處於休眠或醞釀狀態。然後突然地，他們會全⼼全意地接受它，並且極其清晰⽽迫切地傳遞出他們的訊息。這種興趣的⾼漲當然有其現實原因。⾼層的⼈事變動在⼗⼀⽉完成，這⽐預期的晚了兩個⽉。我猜測，這表明了薄熙來倒台後國內政治的困難之處。政府換屆要到之後的⼆○⼀三年三⽉。習近平的政府正在形成，⽽他的⼈民熱切希望這⼀切趕快開始。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七⼈組成，⼤家的利益都更緊密的聯繫在⼀起，這對習近平的領導是有利的。胡錦濤主政時，九⼈政治局常委會既有權⼒衝突，又各⾃為政。中國⼈想得到BIT，理由很充分。⾃⼆○○⼋年始，中國的⼤公司就更積極地⾛向世界。它們尋求購買資產，開展不僅限於貨物出⼜的經營活動，⽽且想讓他們的投資得到保護。新的區域⾃由貿易協定——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正在構建的過程中，中國⼈擔⼼會被晾在⼀邊。這⼀協定正由環太平洋地區的許多國家協商成⽴，這些國家包括美國、澳⼤利亞、紐西蘭、加拿⼤、墨西哥、⽇本、汶萊、⾺來西亞、越南、新加坡、智利以及秘魯。在胡錦濤當政的時候，北京對 TPP毫不妥協地敵視，害怕這⼀夥伴關係會被⽤來對付中國⾃⼰在亞洲快速發展的貿易。總體來說，習近平和他的領導團隊致⼒於改⾰，和他們的⼀些前任⼀樣，他們看到有機會可以利⽤國際協定來協助克服國內對變化的抵制。正如⼀位中國⾼級領導⼈告訴我的：「當改⾰遇到阻⼒無法前⾏的時候，我們需要⼀些外部⼒量（幫忙）。」在⼀九九○年代，江澤民和朱鎔基曾利⽤加⼊WTO，更⼤地開放國內
313.市場；他們還利⽤在西⽅股票市場上市的前景，來打破鐵飯碗、重組笨重的國有企業。美國模式的BIT，以其對以市場為導向政策的促進、透明和對法治的堅守，為改⾰家們提供了⼀個有價值的⼯具。汪洋作為王岐⼭在S&ED的能幹繼任者，有⼀次⾒到我的時候說：「我們已準備好在以後的討論中更為積極和開放。」 2014年12⽉，與副總理汪洋及商務部⾧潘妮．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在芝加哥⼀個由鮑爾森基⾦會贊助，以中美商業貿易聯合委員會（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合作範圍為主題的會議上，探討交叉投資的可⾏性。（Mark Tolbert III,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Commerce）雖然無論他還是任何其他領導⼈都沒有攤牌，但清楚的是，為了讓協議有效，中國必須給美國投資⼈更⼤的市場進⼊。開放更多的⾏業、放鬆其他的投資限制，將會取消中國的國有企業所享受的那些保護，促進私有經濟發展，吸引外國公司。更多的市場競爭將使中國的市場更有效率，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以及幫助帶動需求。我們的公司將在中國享有更多的機會，⽽我們國內也能吸引到來⾃中國的投資，這會讓雙⽅都成為贏家。我竭盡全⼒來⿎勵新的會談，對歐巴⾺政府的官員們強調，中國⼈對此有多麼嚴肅認真。我分別與新任財⾧杰克．盧（Jack Lew）以及⽩宮負責貿易和投資的邁克．弗羅曼（Mike Froman）會⾯，特別強調了這個觀
314.點。邁克．弗羅曼即將被任命為美國貿易代表。「你們希望中國⼈改⾰。如果恰當地組織和談判，BIT將讓你們實現這⼀⽬標，」我說道，「我當財⾧的時候要有這樣的機會，我會特別的⾼興。」我還欣然命筆，為《⾦融時報》和《華爾街⽇報》撰寫評論⽂章。鮑爾森基⾦會也發布了⼀份政策性⽂件，由我布希政府時期的同僚丹．普賴斯執筆，解釋BIT將帶給美國經濟的好處。我很⾼興地看到，杰克．盧七⽉份在中美最新⼀輪的S&ED會議之後舉⾏的記者會上宣布，中美將重啟 BIT談判，⽽且，如他所說的：「談判將涵蓋投資的所有階段和⾏業。」這標誌著中國⾸次同意就投資的更寬泛市場進⼊原則進⾏談判。重要的是，中國⼈表明他們願意列出⼀個所謂的負⾯清單，來指出哪些特殊的⾏業是投資的禁區，⽽除此之外的所有⾏業都會向投資者放開。這和以前的政策相⽐是⼀個很⼤的進步。之前，即便投資並未被官⽅禁⽌的⾏業，也需要獲得許可。很顯然，美國將會盡⼒去談判，以確保負⾯清單不會太⾧——⽽關鍵在於，中國⼈現在願意根本性地改變其⾏事原則。他們在做很⼤的讓步，這表明改⾰的迫切性以及他們對改⾰的承諾，我們不應該錯失良機。 ★ 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改⾰？⼀個簡單的原因是：雖然取得了巨⼤成就，中國領導⼈還是清楚地知道他們還有多遠的路要⾛。習近平在上台之後不久公布了他的「中國夢」，這⼀民族振興的遠⾒，號召中國⼈民努⼒把他們的國家恢復到它應得的、居於世界⽂明前列的歷史地位。很多中國⼈厭惡了污染、腐敗和巨⼤的貧富差距，在質疑國家的發展⽅向，這時習近平的夢想並⾮僅僅是⼀劑增進⼠氣、鍛造國家團結的良藥，它還包含⼀系列雄⼼勃勃的⽬標。
315.正如習近平在他就任國家主席後不久、於⼆○⼀三年四⽉接⾒我時所提⽰的，中國的⽬標是在⼆○⼆○年建成「⼩康社會」，並在⼆○四九年建國⼀百週年的時候，建成⼀個全⾯現代化的「富⾜⽽繁榮」的國家。換⾔之，中國現在已經擺脫了貧困，並且步⼊中等收⼊國家⾏列的下層，它決⼼步⼊⾼收⼊國家之列，同美國、德國和英國等國家平起平坐。沒有幾個國家曾實現過如此崇⾼的抱負。換個⾓度來說，⼀九六○年世界銀⾏把⼀百零⼀個國家列為中等收⼊國家。在此後的五⼗年裡，它們之中只有⼗三個國家取得⾼收⼊國家的地位。這些國家中最⼤的是⽇本。即使在今天，那⼗三個國家的⼈⼜合起來也不過只有三億，⽽⼀九六○年他們的⼈⼜總和是⼀．九億，⼤約是中國現在⼈⼜的七分之⼀。那些沒能進步的國家掉進了「中等收⼊陷阱」（middle-income trap）。這個詞是經濟學家⽤來描述這樣⼀種現象：當⼀個國家的⼈均收⼊達到中等⽔平後，由於不能和已開發國家在創新、⾼品質服務和製造業⽅⾯進⾏有效競爭，只好眼看著⾃⼰相對的成本優勢被削弱。當經濟增⾧的下線低於曾經欣欣向榮的增⾧率之後，這些國家再也無法登上財富的階梯了。中國處在⼀個極其重要的關⼜。中國近乎四⼗年的增⾧模式已經完成了使命。⽽⼆○○⼋年的⾦融危機所揭⽰出的快速、循環式衰退和結構性缺陷，已成為中國發展模式的終結者。中國對出⼜的依賴使其深受世界經濟動盪的影響。增⾧無⼒和需求疲軟的美國、歐洲和⽇本等主要市場對它造成很⼤打擊。經濟的繁榮導致⼯資和⽣產成本的上漲，以及強勢的貨幣。所有這⼀切都挫傷了競爭⼒。同時，作為中國經濟增⾧的另⼀動⼒——投資⽀出——也出現了局限性。政府和國有企業對固定資產的過度投資導致很多⼯程回報率低，在其他領域造成資源的極⼤浪費，以及很多產業的極度產能過剩，包括造船、鋼鐵和⽔泥製造，以及太陽能板製造。兩位數增⾧的⽇⼦已經⼀去不返。中國經濟在⼆○○七年達到巔峰的⼀四．⼆％的增⾧之後，在⼆○⼀⼆年和⼆○⼀三年達到七．七％，但在⼆○
316.⼀四年回落到了七．四％，這是⼆⼗四年來的最低點，也是⼀九九⼋年亞洲⾦融危機以來⾸次低於政府預期（七．五％）。專家預測增⾧還會繼續降低。⾼品質的增⾧也許會很慢，但透過努⼒是可持續的，這是習近平政府為了重新平衡經濟發展所追求的⽬標。但要想達到此⽬的並⾮易事，這是因為即使是前幾年的低增⾧也是建⽴在⼀個不可靠的基礎上，是由可怕的鉅額地⽅債務⽀撐的投資熱所帶來的。中國領導⼈很明智地努⼒加快增⾧，向增加內需、⾼端製造業和⾼附加價值服務業⽅⾯轉變。中國的消費增⾧速度，⽐其他主要經濟體快得多 ——雖然基數很低——但也並⾮⼀⽇之功。即使現在更多地強調內需，中國在今後還需要投資，也將繼續依賴於它的出⼜能⼒。另外，⼈們不可能突然⼤規模增加消費。為了發展它的服務業和創造更好、更⾼⼯資的⼯作，中國需要時間，需要進⾏結構性改⾰和提供更多的教育。都市化可以是這種增⾧的⼀個動⼒，但關鍵在於解放私有經濟，這⼀點中國⼈也知道。和受寵的國有⾏業⽐起來，私有經濟雖然不佔競爭優勢，但據⼀篇由習近平的⾸席經濟顧問劉鶴撰寫的論⽂顯⽰，在中國，私營企業提供了九○％的就業、擁有六五％的專利發明和⼋○％的技術創新。「坦率地說，當所有這些農民都搬到城裡以後，僅靠國有企業是無法給這些⼈提供就業的，」李克強在⼆○⼀⼆年⼗⼆⽉評論道，「只有私營經濟，⽽⾮國有經濟，才能肩負起創造就業的重擔。」 ★ 從改⾰開放伊始，變⾰到底要⾛多遠、⾛多快，⼀直是個經常辯論的話題。在中國的繁榮經濟實現了與全球體系前所未有的融合的情況下，中國領導⼈試圖平衡繁榮經濟的好處與他們期望的對社會主義核⼼信仰的堅守。根據⼀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平和⼈民的需求與喜好，國家可以為肩負
317.的不同⾓⾊提出充分的理由。但在政府替私⼈公司做商業決定的情況下，我想不出有哪種模式能證明是⼀直會成功的。國家計劃和好的商業管理永遠無法很好地兼容。⼀九九○年代，朱鎔基總理決定重組虧損的國有企業。雖然它們是主導經濟的頂樑柱，但朱明⽩，這些國有企業阻礙了⾧期增⾧。廣泛存在和根深蒂固的低效率使這些國企表現不佳，⽽且抑制創新。它們在很多⾏業的壟斷地位扼殺了競爭。這些計劃經濟時代的恐⿓們極度經營不善，並深受落後的統計和訊息揭露之害，計算它們的虧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它們的虧損是真實的，也是巨⼤的，⽽且會拖垮⼤型國有銀⾏，因為來⾃這些銀⾏的政策性貸款是維持國有企業的⽣命線。朱鎔基在某種程度上，把加⼊WTO作為⼀個吊著的胡蘿蔔，開啟了痛苦的改⾰，迫使不情願的黨員們接受必要和必須的變⾰。接下來，鐵飯碗被打破了，數千萬⼯⼈由於公司倒閉、合併或重組⽽被迫失業。地⽅政府關閉或賣掉了超過⼗萬家⼩型國有企業（SOEs），有化肥廠、地⽅鋼廠和鄉鎮企業，它們曾經⼀哄⽽起，製造像扣⼦和梳⼦這樣的輕⼯產品。⼤約五百個在中央政府掌控下的最⼤型國有企業從管理它們的部委脫鈎，然後重組為⼀百九⼗六個巨無霸企業，被劃歸由⼆○○三年專⾨成⽴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SASAC，簡稱國資委）管轄（⼤型國有商業銀⾏則被另外管理）。此後，透過併購和聯合，⼆○⼀四年由中央直接掌控的國企數量，被進⼀步縮減為⼀百⼀⼗三家。朱鎔基的改⾰取得了不菲的成績。很多國有企業都瘦⾝了，盈利增加了，經營得也更好了。尤其是那些在國外上市的公司，變得更加透明，⽽且治理得更好。中國加⼊WTO以後，來之不易的改⾰成果⼤量湧現。⽣產得到⼤發展。中國成為製造和出⼜強國，並且在這個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世界上最⼤的外匯儲備。但在朱鎔基於⼆○○三年卸任後，改⾰的步伐慢了下來。改⾰派遇到了
318.越來越多的阻⼒，朱鎔基的計劃——讓國有企業更為商業化地營運和⾯對更⼤的競爭——也停滯了下來。胡錦濤主席對改⾰持⽀持態度，但表⽰快速的經濟增⾧要讓位於「和諧社會」的創建，以應對由於開發⽽⾮法徵⽤⼟地和⽇益嚴重的官員腐敗等引發的社會動盪問題。捲⼟重來的左派們以令⼈瞠⽬的貧富差距為由，提出要回歸所謂正統的社會主義。在反對變⾰的所有勢⼒中，國有企業最為踴躍。盈利伊始它們就開始運⽤權⼒和施加影響。它們⽤⾃⼰的⼒量來抵制新的措施，因為這些措施會拿⾛它們仍然在享受的補貼，或會讓它們⾯臨更多的競爭。國企在政府之中有許多⽀持者，對他們⽽⾔，國企是誘⼈的錢罐⼦和實現政策⽬標的有⼒⼯具。隨著⼆○○⼋年⾦融危機，所有剩餘的改⾰勢頭都有點萎靡不振。地⽅政府和國企被逼迫在全國範圍內搞基礎設施建設。⽽⼤型國有銀⾏回到了聽命於政府、執⾏政策性貸款的⽼路上。⼆○○⼋年⼗⼀⽉，北京宣布了⼀個五千⼋百六⼗億美元的龐⼤刺激計劃，在此後的⼀年裡，新的銀⾏貸款幾乎翻了⼀倍，達到⼀．四兆美元，以資助那些在出⼜市場萎縮情況下⽀撐經濟不⾄下滑的項⽬⼯程。 ★ 朱鎔基和這個國家的領導層，從未打算要徹底取消國有企業。它們是中國概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他也深知，鑒於它們的悲慘境地，可能需要很多年和經過⼀系列階段，才能使它們的經營變得有效率，給經濟帶來活⼒，並且參與國際競爭。我認為他是想讓國企和外企在同樣環境下競爭。從朱鎔基開始重組國企，幾乎⼆⼗年過去了，國有企業也許管理得更好了，也更能營利了，但它們仍然是效率低下、需要國家⼤量補貼的壟斷企業，或者說是寡頭。它們霸佔資源、揮霍資本、限制競爭，還限制了私
319.有經濟發展的機會，結果阻礙了中國經濟的⾧期發展。許多國家都在⿎勵國有⼤型企業，保護特定的、受寵的公司和⾏業，但卻沒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樣做到如此程度，採⽤如此⽅式。⿓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中國研究主管⽩安儒（Andrew Baston）在為鮑爾森基⾦會寫的⼀份報告中著重指出，中國的⽬標是在國家安全攸關的戰略領域打造⼀批⼀流國有企業，提⾼國際競爭⼒，促進國內的技術進步。他寫道：政府在⼆○○六年公布了⼀份國有企業必須佔主導地位的⾏業名單，包括國防、電⼒、⽯油和⽯油化⼯、電信、煤炭、航空和船運。中央還想在「⽀柱產業」中保持強勢存在，⽐如裝備製造、汽⾞製造、電⼦、建築、鋼鐵、有⾊⾦屬、化⼯、測繪以及科研等領域。即使在關閉超過⼗萬家國企之後，恐怕還有⼗萬家國企依然存在。似乎沒有⼈知道確切的數字，但是這些企業的經營領域與上述的戰略⽀柱⾏業相去甚遠。在其為基⾦會撰寫的論⽂中，⽩安儒指出⼤約⼀半的國有資產存在於⾮戰略性領域，⽐如餐飲、零售和低端製造業。近年來更多其他領域被國企佔領。很多國企在影⼦銀⾏市場變得很活躍，將多餘資⾦放貸給那些無法從國有銀⾏貸到錢的借款⼈。在擴張中，國有企業利⽤它們和政策制定者以及管理者的關係，阻⽌私⼈公司進⼊那些北京表⾯上已經放開、由國家主導的⾏業。這種「玻璃牆」式的障礙讓私企苦不堪⾔。這種做法極端惡劣。「近些年，對私有⾏業來說，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糕，」⼆○⼀三年中國最⼤私企之⼀的執⾏⾧對我解釋道，「國有企業沒有邊界，沒有它們不能進⼊的⾏業。雖然表⾯上的規定是要更公平地對待私有企業，但實際上，有些領域是私企無法觸及的。」雖然很多國企已開始盈利，有些甚⾄盈利巨⼤，但是它們的利潤具有欺騙性。⼆○○⼀年中國加⼊世貿後帶來了意想不到的、井噴式增⾧，即使經營不善的公司也有錢賺。但從根本上說，國有企業的利潤率並不是因為
320.⽣產⼒提⾼或者技術創新，⽽是由於政府持續不斷的慷慨饋贈。國有企業不必為使⽤⼟地⽽⽀付費⽤，他們享受⼤量的賦稅減免，他們從⽯油到玻璃等很多領域的投⼊和公⽤設施的使⽤上都享受補貼。由於與政府的關係，他們融資很容易、也很廉價，⽽且還能從⼤型國有銀⾏以很低的利率貸款。上述種種好處，得來全不費⼯夫。據北京有影響⼒的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估計，假如國有企業在⼟地、貸款和公⽤設施⽅⾯⽀付全額的話，它們⼆○○⼀年到⼆○○⼋年的資本回報率會是負的六．⼆九％。然⽽，很多⼤型國企繼續享受它們的壟斷，甚⾄寡頭地位，在國內外競爭中受到保護。即使擁有如此多的優勢，實際上⾃⼆○○七年開始，國企的盈利是下降的。⽩安儒在給鮑爾森基⾦會的⽂章中寫到，國有⼯業企業的資產收益率從⼆○○七年的六．七％左右，下降到⼆○○九年的三．六％，此後回升到四．五％。部分衰退可歸咎於艱難的經營環境，但也不全然如此。據⽩⽂顯⽰，⾮國有企業⼆○○七年利潤上升⼋％，現在他們的增⾧率是九％以上，這是國有企業的兩倍。我認為，國企盈利的下降，是他們被拴在國家褲腰帶上之負⾯影響的顯現。國有企業經常受中央和地⽅官員指派向基礎設施或其他⼯程領域投資，這些投資雖然從政治⾓度來看不無道理，但從經濟⾓度⽽⾔是不明智的。以中國海洋⽯油界的巨⼈中海油為例，它受命去助⼒建設北京⾄天津之間的⾼鐵。該線路⾃⼆○○五年開⼯，於⼆○○⼋年奧運會之前完⼯，堪稱⼯程奇觀，也打破了城際最快速度軌道交通的紀錄。這對國家來講是好事，但是和中海油開發海洋⽯油資源的使命相去甚遠，⽽且也得不償失。 ★ 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在國內佔有主導地位，但無法進⼊世界最強企業
321.排名，也不是世界上最被認可的公司。雖然有⼀些從規模上被列⼊國際最⼤公司的排名，但是在國際上並沒有多少頂尖的品牌，他們的⾼層領導者在國外也沒有什麼名氣。原因很簡單：⾏業和品牌的領導者必須是有競爭⼒的、以市場為驅動的公司，它們能創新，並且回應顧客和股東的需求。但中國的國有企業卻受黨和國家的⽀配。它們的活動與國家五年計劃的具體⽬標和指導⽅針緊密相連，在市場和競爭環境改變的情況下，它們沒有多少靈活性。任何現代企業成功的訣竅，在於挑選意志堅強、有商業頭腦的管理者，他們要有完全的經營⾃主權和責任感、有權⼒去挑選管理團隊的成員，並以⾧期的、市場為基礎的補償機制激勵他們，培養他們的管理技巧，並使他們在職涯中不斷進步。但這些最為重要的功能，都沒能掌握於國有企業之⼿。國企的的董事會無權挑選⾃⼰公司的⾼階主管，是由共產黨挑選的。國企的領導層在提撥和指揮下屬⽅⾯權⼒有限，這⽅⾯的⼯作是由中組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來做的，它是共產黨在⼈事管理⽅⾯的得⼒助⼿，⾮常有權⼒。這個神秘但權⼒很⼤的中組部，透過國資委任命國有企業的⾼層，國資委掌控上市公司的董事會以及它們的控股公司。中組部負責黨內各級幹部的培訓、選拔、職業管理，甚⾄退休。這些幹部在政府部⾨、國企、軍隊，甚⾄藝術、體育和教育等領域無處不在。除了黨的最⾼領導層，它負責任命所有幹部，決定哪個官員可以在中央政府或是在省裡得到提升。有時候，黨的做法很武斷，根本不在乎企業管理的現代理念。⽐如⼆ ○○四年，黨要求中國三⼤電信公司的董事⾧互換⼯作，這容易得就像他們在玩「搶椅⼦」（musical chairs）遊戲。想像⼀下，美國三⼤電信營運商 Verizon、AT&T和Sprint公司的執⾏⾧，能隨著美國商務部⾧指揮的樂聲，⼀起做這樣的遊戲嗎？在不通知公司董事會或股市監管部⾨的情況下，中組部可以⾃⾏其是。想想中海油特⽴獨⾏的董事⾧傅成⽟是如何換⼯作的
322.吧。⼀天晚上，傅成⽟接到⼀通電話，讓他第⼆天早上去中⽯化總部報到，就任董事⾧（他的前任調任福建省代理省⾧）。當傅成⽟提出，他想在正式宣布前禮貌地通知⼀下他的董事會同僚們，結果被告知已經來不及了。他最終勉強達成妥協、允許他繼續擔任中海油臨時董事⾧，直到有⼈替代他，這樣董事會就可以循正式程序來批准對他繼任者的任命。與此同時，傅成⽟已開始在中⽯化⼯作，只被允許帶⾃⼰的司機過去。他的私⼈助理在幾個⽉之後才去和他會合。此後，再也沒有別⼈跟他過去，因為這不在黨的計劃之內。本質上，黨員必須⾸先要為黨⼯作，這是他們的忠誠所在，也是他們的職業前途所在。中組部說，在提升和調動幹部的時候，他們有⼀套嚴謹的選拔程序。他們的做法確實也培養了⼀些能⼒全⾯的、熟練的政治領導⼈，他們有管理能⼒、有廣泛的經驗，與世界其他地⽅的同⾏⽐起來佔優勢。但具體到⼀個公司，由於對政治考慮和⼈際關係的嚴重依賴，黨的幹部選拔和晉升體制，除個別情況外，產⽣了很不幸的結果。不合格的官僚經常被委派去經營重要的國有公司，對企業⽂化和商業營運造成破壞。對五⼗三個最⼤央企⾼管的任命則更成問題，因為他們必須是中央候補委員或中紀委委員。朱鎔基深刻地意識到⾼級管理⼈才的缺乏，⼒主打破⽼掉⽛的幹部選拔制度。他試圖從國有企業之外，甚⾄是國外引進⼈才。然⽽，⼆⼗年後，政治派系，⽽不是政治精英，依然是任命國企⾼級負責⼈的⼀個主要因素。這阻礙了中國吸引和留住最好的管理⼈才、讓他們去管理最重要的公司。很多國有企業在過去⼆⼗年裡都做過股份制改造。這讓它們經營得更好，也更透明。但是IPO並沒有影響黨對它們的最終掌控。中國以⼀種獨特的⽅式推動企業上市，保留控股公司⼀○○％的所有權，這樣會經常留下公司最不好的資產，然後把⼀⼩部分利益透過公開上市的分公司出售給股
323.民。這些上市公司保有最優良的資產，⽽且是以國際領先的公司為模板打造的。它們透過有獨⽴董事的董事會來代表新的股東。它們遵循國際會計準則，並揭露所有的商業交易。與此形成對⽐的是，它們的控股母公司訊息揭露卻很少。有的公司有董事會，但沒有外部董事，很多連董事會都沒有，只有黨委向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所有⼦公司發號施令。這種兩層的董事會結構體現了朱鎔基的實⽤主義。他知道市場不會接受⼀個有上百萬冗員的中⽯油為上市公司。但是，如果領導層選擇在IPO 前解僱這些員⼯，或者把他們過渡到私有企業去，這個過程將會拖很多年。因此，這些⼯⼈被「留在」母公司——中國⽯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這個⽅法是可⾏的，原因是海外投資者急著想往⼀個繁榮的經濟裡投錢。我認為朱鎔基只是把這個⽅法當作改⾰過程的第⼀步，⽽⾮其最終的結構。中國的領導⼈希望國有企業能在世界範圍內競爭。但是為了實現此⽬標，他們需要在企業的組織結構⽅⾯做出很多⼤的改變，⾸先得從⾼階管理者的選拔和上層對企業的管控及彙報關係⽅⾯⼊⼿。否則，國有企業將絲毫沒有機會與世界領先的公司競爭。由於公司治理結構賦予的靈活性，這些外國公司⼀直在不斷地改進和重塑⾃⼰。這是我在⼆○⼀⼆年七⽉對⼀群⾼階主管和黨的領導⼈所說的話。我說：「只有當⾼階管理者是根據經營能⼒被選拔、評估和定薪，只有他們的公司是在沒有補貼或其他特殊待遇的情況下和私企⼀起競爭，國有企業才可能有優秀的業績，效率和⾏業領導⼒。」我是在浦東的中國幹部學院說了這番話，這是中共的五個國家級黨校之⼀。黨員都被要求接受短期培訓。我受當時的中組部部⾧李源潮邀請，組織⼀個有關國際領導⼒的研討會，中組部是學院的上級。李源潮後來成為國家副主席。中國有很多世界級的⼤公司——據他說，在《財星》世界五百⼤裡佔七⼗三個——但在全球留下印記的卻相對較少。李源潮有針對性地問我，能否請到西⽅國家頂尖的管理⼈來談如何締造全球⼀流的公
324.司、如何去海外收購。「我們⼀直在努⼒幫他們弄明⽩如何⾛向世界，」他告訴我，「尤其是⾛向美國。」我同意幫忙，我也深信中國公司出現在海外市場將是今後⼆⼗五年裡最重要的經濟動向。我熱切地想幫助他們學著去海外經營的時候，能採⽤更好的治理和商業實踐。我組織了⼀組有名望的跨國公司領導者來做兩天的演講並回答即席提問。他們包括：寶潔的鮑勃．⿆克唐納（Bod McDonald）、瑞⼠諾華製藥（Novartis International）的丹尼爾．魏思樂（Daniel Vasella）、陶⽒化學（Dow Chemical）的利偉誠（Andrew Liveris）、沃爾瑪（Wal-Mart）退休執⾏⾧李．史葛（Lee Scott）、百事可樂（PepsiCo）的盧英德（Indra Nooyi）、⿊岩公司（BlackRock）的拉利．芬克（Larry Fink）、德意志銀⾏（Deutsche Bank）的保羅．阿赫萊特納（Paul Achleitner），以及WPP集團的⾺丁．索羅（Martin Sorrell）。我抵達浦東，對滿滿⼀屋⼦的中國頂尖公司的代表們講話。我原以為作為財⾧我是有些號召⼒的，但是和中國共產黨的召集能⼒相⽐，簡直就是⼩巫⾒⼤巫。短短三個⽉，李源潮召集了九⼗⼆個中國企業領導者、其中有⼆⼗個來⾃私企，來參加他在歡迎致辭時所說的「⾃願」的聚會。這些⼈包括：中⽯化的傅成⽟、海爾集團的張瑞敏、國家電網的舒印彪——國家電網是世界上最⼤的電⼒公⽤事業公司。他們其中有很多負責⼈我早就認識，像中國⼯商銀⾏的姜建清、中國銀⾏的肖鋼、中國電信的王曉初、重裝備製造商三⼀重⼯的梁穩根。他們幾乎所有⼈都穿著⿊⾊的寬鬆褲和短袖⽩襯⾐；所有⼈的名⽚上都印著黨內的職務，⽽⾮⾏政職務。
325.2013年4⽉，與姜建清於⼯商銀⾏北京總部，⾒於午餐前。這是⼀個代表中國企業精英的群體：這些⾼階主管有才華、有雄⼼，受過良好教育，也意志堅強。我被他們的專注和精⼒所打動。我和很多美國的⾼級經理⼈開過會，會場上有半數⼈在看智慧型⼿機，對會議不理不睬。但是這群⼈都在認真聽、記筆記，還問刁鑽的問題。在德意志銀⾏的保羅．阿赫萊特納發⾔後，⼯商銀⾏的姜建清針對他曾在安聯集團（Allianz）的經歷問道：「你們買了德勒斯登銀⾏（Dresdner Bank）。可為什麼收購失敗了？是因為外部環境因素？還是因為⼀個保險公司管理不了銀⾏？」這些中國的⾼階主管們都渴望能就如何更好地管理業務，得到具體的建議。在中間休息的時候，有幾位⾼階主管來找我，說他們⾮常同意我的觀點，並且談到他們的困境——協調股東和國家需求之間的⽭盾。在那天的晚宴上，中化集團（中國⼤型⽯油化⼯公司）董事⾧劉德樹說：「模糊之處很多。我們是向國資委負責？還是向普通股東負責？抑或是向全國⼗三億⼈民負責？如果每⼈都是股東，那誰也不是股東了。」第⼆天，我在午飯的時候把這個觀點告訴了傅成⽟。他提出了⼀個實⽤的觀點，他說，幫政府就是幫公司，因為政府最終會投⼊資源來⽀持⾃⼰的政策。「我和股東說，在服務於他們和服務於國家之間⼀點都不⽭盾。」他說，「任何時候只要是國家戰略，就意味著有巨⼤的市場。」傅成⽟並⾮典型的國企負責⼈。⾸先，他喜歡掀⾵⿎浪。他很早就提倡國際擴張，在⼆○○五年⼤膽⽽引⼈注⽬地競標收購優尼科，價值⾼達⼀百⼋⼗五億美元；後因美國政壇的激烈反對⽽作罷。他毫不氣餒，又在美國的⽯油和⾴岩氣上投資數⼗億美元。在⼊主中⽯化不久，他就提出要收購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這個國企對私有公司的⾸次敵意收購，最後以
326.失敗告終。作為⽯油界的怪才，傅成⽟在中國的⽯油業裡逐步⾼升。他的⽯油⽣涯從中海油開始，⼀九⼋○年代曾在中外合資的海洋鑽井企業裡⼯作。傅成⽟是南加州⼤學⽯油⼯程碩⼠，也是這個學校的董事會成員。作為國企負責⼈，傅成⽟的⼯作主要有三部分：賺錢、重組公司和確保社會穩定——最後⼀項⼯作責任重⼤。中⽯化仍⽀付⼯資給數⼗萬不⼯作的員⼯，他們在⼀九九○年代末重組時被劃歸中⽯化。由於中央政府尚未謀劃出如何建⽴和資助⼀個充⾜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國企仍然在為它們的下崗職⼯⽀付⼯資。中⽯化和其他國企雖然獲得了補貼和優惠政策的好處，但它們也深受社會責任和政府掌控之累。陶⽒化學利偉誠的建議很直率。他的公司包括處於領先地位的研究所在內，在中國有很⼤的⽣意。他說：「要從你不能贏的⽣意裡撤出來。你不需要補貼。把束縛國有企業的枷鎖扔了吧！」利偉誠的演講之後，傅成⽟問了⼀個問題：「我們的體系和全球化不合。我們不能從國外僱⽤員⼯。我們在創造價值的同時，得和既有員⼯打交道，不能解僱他們。我們無法從現在⼀步就跨到未來。你有什麼建議？」我能從他的措詞中感覺到，與其說傅成⽟是說給利偉誠聽的，不如說是講給李源潮聽的。我往李源潮看過去，他坐在前排，正在點頭、微笑。中場休息時，我快速地看了看佔地⼀百零⼆英畝的浦東幹部學院校園裡的宏偉建築。那座閃閃發光的主樓，讓⼈聯想到明代學者的書案和放⽑筆的筆筒，它以紅⾊為主⾊調，頂部是玻璃的。整個建築光亮、⾮常現代，又不失傳統和未來感，⽽這正好是黨想要突出的形象。學院的設施⽤於培訓幹部，包括城市規劃到和媒體打交道等眾多領域。我們在危機管理中⼼停了下來，那裡有⼀組來⾃河北省的官員坐在⼤屏幕電視前，正在參加⼀個地震後模擬場景的演習，畫⾯裡有警報聲、昏
327.迷的受傷者，以及難以應付的記者等等。學院裡還有⼀個媒體中⼼，幹部在那裡接受如何接受採訪、如何發表談話、甚⾄如何著裝的培訓。裡⾯有間預備室，官員們可以在那裡化妝和整理頭髮。有間屋⼦裡，舒適的家具被擺放成模仿早晨脫⼜秀的場景；另⼀間房⼦裡，擺放著主持⼈⽤的桌⼦，則是為晚間訪談準備的。在新聞發布室，陪同我參觀的媒體培訓中⼼主任，即興讓我站在熾熱⽽明亮的燈光下。⽽他⾃⼰則瞬間從令⼈愉快的導遊，切換為問最敏感政治話題的、最刁難⼈的記者。「鮑爾森先⽣，請問你如何看待中國在南海保護領⼟權利的努⼒？」他問道。我笑了，因為我知道中國的政府官員中沒有多少⼈會被中國媒體問到這樣的問題。然⽽，在國有企業⾛向世界的時候，黨在讓它們的負責⼈做好和西⽅媒體打交道的準備。黨在培養未來領導幹部上所做的努⼒以及投資，讓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讓我吃驚的是共產黨所⾯臨的困境。雖然花了很⼤⼒氣，但如果真⼼想讓國企成⾧為國際領先企業，黨還沒有做最艱難的事——那就是想辦法鬆開他們的⼿腳。
328.Chapter 18 ⼗兆美⾦的重啟計劃 The $10 Trillion Reboot 「中國談『改⾰』，不是喊⼜號⽽是幹實事。」習近平主席在⼆○⼀四年七⽉⼀次泛談中很肯定地對我說，「在我們〔列寧主義式〕的民主集中制中，我個⼈得對此負責。」我們會⾒的地點，在⼈民⼤會堂⾦碧輝煌的福建廳，這是習近平喜歡⽤來會⾒外賓的場所。習近平在⼆○○⼆年到浙江就任之前，曾在福建擔任⾼官⼗多年，直⾄升為該省省⾧。據說⽑澤東也喜歡這間華麗的⼤廳。我們談論了去年（編按：指⼆○⼀三年）⼗⼀⽉⼗⼋屆三中全會上公布的經濟改⾰宏偉⽬標的進展情況。從⼀九七⼋年鄧⼩平開始改⾰開放，每屆新黨代會的三中全會就成為中國領導⼈⽤來宣布他們的遠⼤構想和計劃的⼀次機會。習近平也不例外，他藉此提出了⾃江澤民和朱鎔基⼀九九○年代改⾰巔峰期以來，最全⾯的經濟體制改⾰計劃。尤其值得⼀提的是，黨第⼀次宣布國家不再對經濟資源分配負主要責任。這將是市場的職能，市場從此將發揮「決定性」作⽤。就像習近平在五⽉⼀次政治局學習會議中說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我們經濟改⾰的核⼼議題。」如果⼀位⾧期觀察中國的專家對此表⽰懷疑，我不會表⽰異議——在習近平掌權之前的⼗年中，北京的確對改⾰是說得多做得少。但我相信新的領導⼈會不⼀樣。習近平和他的團隊不僅是思想者或空談者，⽽是實作者，他們是準備透過說服或權⼒政治實現⾃⾝⽬標的實⽤主義者。他們清楚任務的艱鉅性和重要性：要改變中國如此⼤的規模、複雜性也不斷增加之經濟體的基本模式，是⼀項無法想像的巨⼤挑戰，包括任務的排序、實施和執⾏。這需要⾮凡的決⼼和能⼒，指導和激勵⼀個龐⼤的政治體系，
329.展開⾃上⽽下的合作；⽽這個體系經常對上⾯的指令置若罔聞。即使對習近平這樣有能⼒和決⼼的領導⼈來說，來⾃既得利益、意識形態和官僚主義惰性的阻⼒也是難以對付的。國有企業不想放棄他們的特權；⾯對國際競爭時，國內企業要求保護；⼀些國內的智庫以及黨內躁動的左派，由於受到全球⾦融危機以來西⽅頻頻失誤的⿎舞，越來越推崇正統社會主義觀念。習近平很快讓我知道他的政權不會對此坐視不理。他告訴我，三中全會後已採取了三百多項改⾰措施。「對於每⼀項改⾰我們都有時間表。」他說。「我們計劃在⼆○⼀七年基本完成改⾰，到⼆○⼆○年完成全部改⾰。其中⼋⼗項改⾰今年就要完成。」由於意識到阻⼒之⼤以及相關責任部⾨和監管機構的不⾜，習近平在通常的政府管道之外，組建黨內領導⼩組來指導改⾰過程的設計和實施。不像過去的總書記那樣不太管經濟政策，習近平冒著個⼈信譽⾵險，親⾃擔任中央全⾯深化改⾰領導⼩組的組⾧，該⼩組的成員包括總理李克強和其他最⾼層級的黨和國務院領導。習近平的⾸席經濟智囊劉鶴擔任該⼩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是⼀位精明能幹、經驗豐富的改⾰家，同時領銜中央財經⼯作領導⼩組辦公室主任，該職位類似⽩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習近平⾼調發起⼀場影響深遠的反腐運動，同時也⽤來削弱改⾰的阻⼒。腐敗官員對⾮法所得的極度炫耀，不僅為民眾深惡痛絕、激起民憤與動亂，⽽且也證明了無處不在的、令⼈窒息的制度性腐壞。這令習近平深感擔憂，因為他認為共產黨是中國唯⼀能夠推進改⾰的⼒量。他發動的反腐運動就是要恢復黨的信譽，鞏固黨與⼀般民眾的聯繫。同時反腐也可⽤來使黨員更⽀持他的改⾰計劃。習近平為他的政府留下了改⾰的時間，⼀些最根本的變⾰要到⼆○⼆○ 年才執⾏。與此同時，他也在尋求取得⼀些⼩⽽重要的勝利，為改⾰積蓄動能。政府的⾸要⽬標是簡政放權，減少不必要的審批並將某些權⼒由北
330.京下放給地⽅政府或市場。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得規模如此龐⼤和複雜，以致不能再由發⾃北京官僚迷宮的⼤量重叠的、有時還互相衝突的⾏政指令來指揮管理。事實上，習近平的經濟變⾰將推動⼀次同等重要的政府現代化變⾰。除⾮中國能改進治理，建⽴起管理⼀個如此龐⼤國家所必須的體制和程序，否則習近平的經濟改⾰即使不失敗也會遭到挫折。「改⾰對我們來說，是⼀項⾮常複雜的系統性⼯程。」李克強總理在三全會前夜的⼀次會談中對我說。會⾒的地點，是領導⼈辦公所在地中南海。「我們必須打破中國社會裡所有不合情合理的樊籠和限制，才能釋放出市場的創造⼒。」他特別指出，為此北京要求地⽅政府「不得亂收費和罰款，要為市場參與者創造⼀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在⼆○⼀三年五⽉為全國黨員幹部召開的⼀次電視會議講話中，李克強總理就像中國版的隆納．雷根⼀樣，猛烈抨擊不斷增加的政府監管。「我讀到的調查報導說，要創業的話，⼀家企業需要跑⼆⼗七個部⾨、五⼗多個環節，花六到⼗個⽉的時間，」李克強說，「有些要求的審查和審批實在是匪夷所思，例如……漁船名稱證明。」他說改⾰的⽬標就是要建⽴⼀個「寬進嚴管」的系統。新企業應該要能更⾃由地進⼊市場，讓私有經濟在增⾧和就業上發揮更⼤的作⽤。但⼀旦這些企業開始經營，他們必須遵守更為嚴格的標準。「完全靠⼤企業和國有單位很難增加就業，」李克強在談話中說，「我們必須⼤⼒發展中⼩型和微型企業，培育多種所有制經濟。」李克強在⼗⼀⽉告訴我，政府已承諾在它的第⼀個五年任期中減少三分之⼀的⾏政審批，並且已經取消了三百項審批。這是在往正確的⽅向前進。政府⼀直對經濟深度介⼊，但在其他⽅⾯——如保護公眾健康和安全的⽴法和監管上——卻還沒有同樣深⼊的介⼊。針對此種不平衡做出調整，對於改⾰中國經濟與進⼀步擁抱市場⼗分關鍵。即使國家在資源和勞
331.動⼒分配⽅⾯的作⽤減少，但它在資助和提供醫療和養⽼等社會服務⽅⾯，必須承擔更⼤的責任；這些服務過去通常由國企承擔。政府還忽視了⼀些其他職能，如環境監管、城市規劃⽴法以及設⽴建築標準。這些職能被忽視的部分原因，也許是因為國有企業佔⽤了過多的國家資源。總之，中國國家政權應該擺脫計劃經濟年代的指令控制體系，轉⽽專注於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會安全保障網、法治、公平競爭及環境保護。 ★ 三中全會也許讓那些希望取消國有經濟或國有經濟私有化的⼈感到失望，它理所當然地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考慮到黨對中國特⾊社會主義的承諾和控制戰略性部⾨的需要，這種做法並不令⼈驚訝。中國的國企，特別是那些佔據著經濟制⾼點的國企，不會很快消失。政府要做的是減少國企的數量，縮⼩他們的職能，促使他們參與競爭並取消他們享有的特權。這將會使他們更加商業化地營運，並為私營企業的繁榮創造空間。這麼做還能幫助國企在全球競爭中勝出。只有中國國企被視為真正能夠公平競爭的商業化企業時，他們在國外的收購和市場拓展⾏為才能被很好地接受。三中全會明確改⾰的重要⽅向，是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和要素定價。⽯油、天然氣和電⼒等要素的定價改⾰將提⾼經濟運⾏效率，並減少對國有企業的⾧期補貼。這將與計劃經濟截然不同。同樣，政府承諾的利率市場化改⾰，也將使中國的家庭儲⼾獲益，因為這不僅能讓他們獲得更⾼的儲蓄回報，還能減少對國企的實際補貼，為私營部⾨提供急需的資⾦。政府還決定讓國企把股權分紅⽐例，⾄⼆○⼆○年提⾼到年收益的三○％。⽬前，國有企業分紅⽐例不⼀，既包括分紅⽐為○％的中儲糧和中儲棉，也包括分紅⽐為⼆五的中國煙草總公司。⼆○⼀四年，⼤多數國企分紅⽐例最少為⼀○％。⼀個實際問題是，許多國企的財務狀況並不⾜以好到能分紅的地步；但分紅原則很重要。
332.三中全會強調了確定⿎勵⾮國有經濟發展領域的重要性，且政府也說將減少國有經濟佔壟斷地位的領域。中國將在某些⾏業向「混合所有制」邁出⼀⼩步，包括發電、供⽔、煉油甚⾄鐵路。此⼀政策的實施，將涉及到國企分離出某些業務進⾏股票公開發⾏上市，或增加私有企業對國企的持股量，從⽽透過股東監督和壓⼒，推進國企商業化轉型。例如，⽯油巨頭中⽯化將把它加油站資產的三○％賣給私⼈投資者，還有幾個省份已宣布將賣出地⽅國企股權。該改⾰藍圖預計將為私營公司提供更多的市場進⼊，如⾦融、教育、醫療、會計、物流、航空以及電⼦商務，從⽽促進服務業發展和提供就業。最堅定的改⾰者或許希望外企也能參與競爭，但這⽅⾯反對意⾒很多，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需要推動和中國簽署BIT。事實上，⼆○⼀四年許多外國公司就開始抱怨，他們遭受越來越多過分熱⼼的監管調查，這些調查還通常伴有⾼額罰款和「凌晨突擊式」的數據探集。還不清楚這到底是因為監管者有意為之，還是因為中國重拳實施新反壟斷法造成的後果。但不論是哪種情況，西⽅企業都發現，在這個正進⾏經濟改⾰的國家做⽣意，突然變得更難⽽不是更容易了。政府⽤以推動競爭和⿎勵私營經濟的⼿段，包括減少中央所有或控股的國企數量，僅在少數⾏業保留少數「戰略性」企業。地⽅政府所有或控制的約⼗萬家國企，即使不是全部，其中絕⼤部分也要被私有化。效益最差的企業將被關掉，其他的則被重組、合併或出售。這麼做將幫助各省市償還過去積累的鉅額債務。不像世界上其他主要經濟體，中國沒有⿎勵競爭和防⽌國企在其主導⾏業進⾏壟斷或寡頭壟斷⾏為的監管體制。實際上，對國企的監管就是設置⾏政性或法律性⾨檻，限制來⾃私營領域的競爭。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從設⽴獨⽴的監管者開始。國企在競爭中不應既當裁判又當球員。把招聘、開除和提拔國企⾼階主管的權⼒從黨的⼿中轉交給董事會，
333.將使國企運作更為商業化。政府還需更好地管理國企錯綜複雜的股權結構。經常多個部⾨都持有同⼀國企的部分股權，並且國企還相互持股。理想的狀況應該是，所有這些國企股權都由單⼀機構持有，並且按市場價值進⾏會計登記，⽽⾮像現有情況那樣，按帳⾯價值進⾏登記。應該考核這些持股的效益並提交公開透明的報告。國家應該把這些股份貨幣化，只控股那些國家必須控制的企業。當售出更多股權和收到更多分紅後，這些收益就可以⽤來解社會福利之需。政府已經採取了⼀些正確的⾏動。⼆○⼀四年七⽉中旬，國資委宣布已挑選數家公司參與三個試點項⽬。儘管具體細節不詳，其中⼀個試點項⽬將在兩家國企——中國建材集團和中國醫藥集團——推進實施混合所有制計劃。這兩家公司加上新興際華集團和中國節能環保集團還會加⼊第⼆個試點項⽬，即由董事會⽽⾮國資委來負責⾼階主管的招聘和業績評估等事項。第三個試點項⽬，是讓兩家國企成為投資公司，負責其他國企中的國有股的經營管理。這麼做是想把國資委的監管職能與它的股東⾝份分開。「由於既得利益的阻撓，國企改⾰是⾮常重要也⾮常艱巨的。」劉鶴在⼀次⾧談中對我說。那次會談是我於⼆○⼀四年七⽉訪問中國時，在他位於中南海街對⾯的辦公室裡進⾏的。「⽬前改⾰進展不是很快。我並不擔⼼速度問題。改⾰措施的可靠性和品質才是我擔⼼的。」把各項改⾰及它們的順序排好很重要。習近平政府⾸先關注的是財稅政策，這⾮常明智。這麼做將迫使地⽅政府停⽌瘋狂舉債。這麼做也會加速國企改⾰，迫使國企更為商業化地營運以提⾼效益，增加分紅、出售股權，為政府的資⾦需求提供更多來源。政治壓⼒將推進改⾰，⽽不是阻撓改⾰。但這⼀切都需要時間。假如我處於劉鶴的位置，我也許沒他那麼有耐⼼。我擔⼼的是，糾正中國經濟中⼀些根本性問題所花的時間越⾧，要在
334.成功過渡⾄可持續經濟模式的同時，避免經濟硬著陸的難度就越⼤。 ★ 中國加速向內需驅動經濟模式轉型的當務之急，是推動發展受到抑制之⾦融部⾨的現代化，這點對國企改⾰同樣重要。中國缺乏各種有活⼒的資本市場，限制了企業融資的管道，投資者的選擇也有限。放寬對銀⾏業和資本市場的限制，推進內外資企業激烈競爭，將使資⾦流向最優秀的企業，⿎勵能帶來就業的創新，從⽽加速經濟增⾧。這還能幫助中國改善社會福利，使居民敢於花更多錢消費。⼀九九○年代，朱鎔基透過注資和重組，不僅使銀⾏免於災難性破產，還提⾼了他們的貸款品質和資本充⾜率⽐例，使他們變得更健康。今天中國的四⼤國有銀⾏，按最能體現財務實⼒的⼀級資本⾦計算，都是排名世界前⼗的最⼤銀⾏。並且他們盈利豐厚，⼆○⼀三年世界排名第⼀的⼯商銀⾏掙了將近四百三⼗億美元，⽐美國盈利最多的富國銀⾏之利潤⾼出近⼀倍。但國有銀⾏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仍然太⾼，因為其他機構都還發展不夠。證券市場變化無常，不能成為可靠的資本來源，⽽股票交易則更多看政策⽽⾮公司基本⾯。國內債券市場儘管增⾧很快，但總量仍很⼩，融資效率不⾼。絕⼤多數發債⼈是政府機構或國企，⽽購債者則是銀⾏。總體⽽⾔，銀⾏提供了約⼋○％的企業融資，是美國該⽔平的兩倍。這些中國銀⾏主要是貸款給地⽅政府和國企。由於直到⼆○⼀三年之前都是由政府設定貸款利率，銀⾏很難對私營經濟部⾨貸款進⾏⾵險定價，因此銀⾏很少貸款給私企，中國的中⼩企業不得不透過⾮正規管道進⾏融資。與貸款利率限制配套的是存款利率上限，直到⼆○⼀四年底都如此。這種安排讓銀⾏能鎖定利差，獲得可觀利潤，同時保護那些缺乏競爭⼒的
335.國企。但它損害了私有經濟以及普通儲⼾的利益，後者要嘛接受不⾜以抗通脹的存款利息，要嘛只能投資於過度投機的股票市場、或是已經過熱又缺乏流動性的房地產市場。總之，儲蓄者為銀⾏提供補貼，⽽後者又補貼國企。這太荒謬了。就像其他國企，這些⼤銀⾏也不能說是完全商業化的企業，因為他們經常要執⾏黨和政府的職能。為了對抗⾦融危機，中國的銀⾏敞開放貸，銀⾏資產六年裡暴增三倍多，⼆○⼀四年三⽉底達到⼆五．九兆美元。這場信貸盛宴穩住了經濟增⾧，但導致多個⾏業出現嚴重產能過剩，以及⼤量即使不違約也在多年內難以償清貸款的基建項⽬。影⼦銀⾏的快速擴張也助推了信貸增⾧。為了滿⾜投資者對⾼收益的需求，影⼦銀⾏市場應運⽽⽣。這類投資者願意透過監管較少的管道，如信託公司購買⾼⾵險複雜投資產品。信託公司並⾮銀⾏⾦融機構，業務範圍寬廣，包括企業貸款、項⽬融資、商業地產投資和為機構和⾼淨值個⼈客⼾提供財富管理。儘管也受銀監會監管，信託公司⽐之接受存款的銀⾏，受限較少、卻享有多得多的經營⾃主權。信託和其他公司提供的所謂理財產品，經常承諾⽐銀⾏普通存款利息⾼得多的回報。這些錢然後經常透過特殊⽬的融資⼯具貸給各種借款者，既包括有資⾦困難的地⽅政府，也包括困境中的私⼈企業。在這個灰⾊、錯綜複雜的市場上，信託公司有時和⼤銀⾏關係密切，⽽後者利⽤表外⼯具來躲避監管。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的是，還有些國企把從國家銀⾏那裡獲得的便宜資⾦，以更⾼的利率轉貸給私營企業。投資者對⾼回報的渴求還吸引了⼀⼤批新型競爭者，其中包括電商巨頭阿⾥巴巴、社交和網站巨⼈騰訊，以及中國頭號搜索引擎百度。他們都在網上提供⾼回報的貨幣市場基⾦，吸引了眾多參與者。第三⽅⽀付平台「⽀付寶」，是阿⾥巴巴剝離出來的⼀個獨⽴公司，⼆○⼀三年六⽉率先進⼊該市場，到第⼆年五⽉，據說吸收的資⾦就⾼達九百三⼗億美元。阿
336.⾥巴巴董事局主席及創辦⼈⾺雲⼆○⼀四年四⽉告訴我，有⼋千多萬投資者把錢存在⽀付寶，數額通常在三百到四百美元之間。公司把這些錢放⼊價值⼀百五⼗萬美元或更多的資⾦池中再拍賣給銀⾏，後者不得不付更⾼的利息，要不就⾯臨存款流失。「監管者說了多年要改⾰銀⾏，但什麼也沒做。現在來⾃私營部⾨的競爭將迫使他們不得不改！」⾺雲說。他認為銀⾏不堪⼀擊。「他們變得太臃腫和懶惰，只知道賺不費⼒的錢，拿⾛⾏業利潤的⼋○％，卻只為⼆ ○％的顧客提供服務。」這些顛覆者的⼤膽闖⼊標誌著⼀個重要進展，實際上對⼤銀⾏造成了⼀次存款擠提，進⼀步迫使政府放開利率管制。這有點像美國⼀九七○年代的⾦融變⾰潮，當時銀⾏和儲蓄機構還在提供固定利率，⽽貨幣市場基⾦和其他機構卻開始提供⾼收益⾦融產品了。這種潮流是為了應對總體經濟的變化，當時能源價格⾶漲，通貨膨脹率⼤⼤超過銀⾏利率。此⼀潮流加速了銀⾏業的去監管變⾰，但儲蓄的反中介（disintermediation）也動搖了銀⾏業。中國儲蓄市場的這種變化意義重⼤，但必須謹慎處理，確保透明度和適當監管，儘量減少系統性⾵險。監管者必須確保此⼀過程不會發⽣得太快，以致破壞銀⾏的穩定；同時投資者也應該清楚，新的貨幣市場基⾦是投資產品，遭受損失的⾵險⽐存款⼤得多。經濟減速和債務⽔平⾶漲通常都是不妙的組合，中國⼤規模舉債的⾏為看來註定要出問題。⼆○⼀三年警報突然響起，銀⾏間貸款利率在六⽉和⼗⼆⽉飆升，使⼈擔⼼要出現流動性危機。⼆○⼀四年⼀⽉，由⼯商銀⾏代售的⼀款⾼回報信託產品差點就對⼀筆四．六九億美元債務違約。到了三⽉，⼀家上海的太陽能電池製造商成為國內票據違約的第⼀家中國公司。中國經濟的整體負債，從⼆○○⼋年底佔GDP的⼀三○％，⼆○⼀四年六⽉攀升到佔GDP的⼆○六％，這可是對新興經濟體來說⾮常危險的⼀個⽐率。（美國整體債務佔GDP的⽐率，在⼆○⼀四年⼆季度末⼤約是⼀○
337.⼆％。）同樣令⼈擔憂的是，中國債務增速遠超過經濟增⾧，這必然會出問題。這些變化引起國際⾦融權威機構的關注。⼆○⼀四年四⽉，國際貨幣基⾦組織敦促中國控制信貸增⾧，認為這種過快的信貸增⾧已對全球經濟造成威脅。兩個⽉後，在《華爾街⽇報》舉辦的⼀場論壇上，世界銀⾏⾸席經濟學家考希克．巴蘇（Kaushik Basu）警告，由於這種「信⽤膨脹」，中國可能⾯臨⼀場類似美國⼆○○⼋年經歷的⾦融「調整」。坦⽩說，中國⾦融系統，特別是信託公司，⾯臨清算只是時間問題，到時候他們將不得不⾯對⼤量信貸虧損和債務重組。商業銀⾏也將⾯對更多壞帳。這是過度舉債進⾏基礎設施、房地產和製造業投資推動經濟增⾧不可避免的後果。現在的問題是損失將有多⼤，以及能否避免其造成的⾦融動盪殃及整個經濟。要準確預測⾦融危機發⽣的時間、嚴重性或直接起因是不可能的。每個經濟體都曾出現信貸泡沫膨脹和破裂。在美國，我們⼤約每⼋到⼗年就經歷⼀次。在中國引發危機的原因，很可能是房地產價格的全⾯下跌。房地產市場已過熱多年，⽽中國快速增⾧的債務也⼤多以房地產作為抵押。問題很棘⼿。當⾯臨重⼤虧損時，中央政府將不得不進場保護銀⾏，為地⽅政府債務買單。儘管這讓⼈不快，卻不得不如此。關鍵是要解決經濟中的結構問題，預防⾦融系統債務過度膨脹，以致威脅到實體經濟。中國政府的經濟改⾰⽅案就是這麼設計的，但調整政府、國企和銀⾏間扭曲的關係需要時間。此外，地⽅財政問題也不是⼀夜就能解決的，⽬前各地省⾧和市⾧們只能靠賣地和表外運作⽅式為基建融資。在財政部⾧樓繼偉的強⼒指導下，習近平政府正從國家財稅改⾰開始，努⼒實施解決⼀系列重要問題的措施，但這將耗時數年。好消息是，中國具備應對短期問題的財⼒，即使⽬前的貸款損失遠遠
338.超過⼀九九○年代末期那次銀⾏危機。那時政府不得不為銀⾏注資，⽽現在中國經濟已變得更為強⼤和多元化。擁有近四兆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財⼒雄厚，國內銀⾏盈利能⼒更強，資本⾦也更充⾜；沒有任何⼈會懷疑中國有拯救破產⾦融機構的法律授權和政治意願。中國領導⼈清楚知道他們所⾯對的⾵險。央⾏⾏⾧周⼩川領導的⾼級⾦融團隊有能⼒也有經驗，在成功應對了⼀九九○年代的問題之後，只要最⾼政治領導⼈給予他們⾏動的空間，他們很可能巧妙地處理任何未來的動盪。但如果說，我的⾦融業⽣涯有什麼經驗可總結的話，那就是——監管制度和監管者再能幹，他們也不能只靠監管預防⾦融體系的問題，必須加上市場⾃律才⾏。這得要求所有市場參與者，包括客⼾、債權⼈、交易對⼿、股東和管理層，時刻保持謹慎，將機構失敗會殃及所有⼈這⼀條銘記在⼼。國有銀⾏系統最⼤的⼀個問題就是道德⾵險，政府總是被期望去拯救⼀家破產機構並承擔損失。在像中國這樣多頭決策的國家裡，建⽴明確的問責制極為重要，這樣才能保證決策的及時性和⼀貫性，以提振市場信⼼。如果政府想減少市場參與者依賴政府救助的不良⾏為，它就必須⼗分明確地界定，哪些機構具有系統重要性，政府必須保；⽽哪些債權⼈和投資者需⾃擔損失。政府不該救助⼤量不具備系統重要性的⾦融機構，應允許這些機構破產。⽬前的混亂讓⾦融改⾰變得更為迫切。習近平掌權以來，已宣布⼀系列改⾰措施。但中國的問題總是如何有效地落實這些措施。⼆○⼀三年七⽉，政府開始允許銀⾏⾃⾏設定貸款利率。⼆○⼀四年，周⼩川說他預期存款利率改⾰將在兩年之內開始。中國政府還第⼀次開始準備存款保險制度，以在新的去監管環境裡為儲蓄者提供保護。該保險計劃的草案已於⼆ ○⼀四年⼗⼀⽉下旬公布。中國政府還⿎勵設⽴私有銀⾏。到⼆○⼀四年初，中國已試點批准五家私⼈銀⾏的申請。
339.2014年11⽉，在中國⼈民銀⾏北京總部，與央⾏⾏⾧周⼩川⼀如以往地就世界事務暢談並交換意⾒。中國也採取措施發展資本市場，減少對銀⾏的依賴。股票市場需要品質更⾼的股票發⾏⼈和更好的財務揭露。證監會從⼆○⼀三年起由原中國銀⾏董事⾧肖鋼領導，現正按這個思路改⾰，準備把股票發⾏制度改為美國式的註冊制，確保由市場⽽⾮政府來分配資本。新⽅案草案已於⼆○⼀四年下半年提交國務院。按照新⽅案，公司將提交股票公開發⾏申請，監管者負責審查這些公司是否滿⾜所有財務和訊息揭露要求。⽽⽬前的審查制度是，由證監會來決定公司是否能被允許上市。審查制度的變化將加快股票發⾏，提⾼資本配置效率，消除對國企的照顧，為企業開啟更多融資途徑。截⾄⼆○⼀四年⼗⼀⽉底，有將近六百家企業處在等待審批的不同階段。中國政府還準備允許公司銷售優先股。就像在其他⼤型健康經濟體中那樣，中國的企業債市場容量應該變得更⼤，有更好的流動性。這只有在中國放開銀⾏利率，並把國債期限延⾧到三⼗年以上，畫出⼀條債券收益曲線後才能實現。中國還需要培育專業的評級機構和⾼品質的機構投資者來購買債券。⼀個容量⼤、流動性佳的企業債市場，將有助於從銀⾏系統分散信貸⾵險，同時為企業和投資者提供多種融資和投資選擇。如果想把⼈民幣變成⼀種國際儲備貨幣，中國需要嚴守承諾，實現⼈民幣完全可兌換，開放資本帳⼾，使中國企業包括國企和私企都能從資本跨境⾃由流動中獲利。為實現這⼀⽬標，中國已逐步增加某⼀特定時⽇內
340.可⾃由兌換的貨幣量，並試點⿎勵更多跨境⼈民幣資本流動。培育強⼤且具有商業化意識的銀⾏，以及發展具有競爭⼒的資本市場，都離不開資本帳⼾開放和匯率市場化。和其他國企⼀樣，中國的⼤銀⾏缺乏真正負責的董事會，經常按政策要求或迫於黨政要員的壓⼒發放貸款，因為後者決定銀⾏執⾏⾧的任免。北京需要幫助銀⾏擺脫這種國家控制和⾮商業指令。除⾮政府能放鬆對銀⾏的控制，否則中國的銀⾏將無法在國內或國外開展有效競爭；⽽⼀味按政府的意志⾏事，銀⾏將產⽣⼤量呆壞帳，且腐敗頻發。⼆○○三年中國政府成⽴中央匯⾦公司來持有國有銀⾏的股份。隨後匯⾦在央⾏的嚴格監管之下轉到了財政部，負責政府對更多⾦融機構的持股，包括⼀些⼩的、⾮系統重要性的銀⾏、券商和壽險公司。由於這些持股的⽅式不透明，不良業績和⾏為經常被掩蓋。⾦融業績和治理應該更透明，系統重要性銀⾏應置於更嚴格的監管和監督之下。匯⾦還舉債為銀⾏注⼊資本⾦，⽽不是讓銀⾏發新股。這是不明智的舉動，實際上是給⼀個槓桿已經過⾼的系統進⼀步加上槓桿。如果中國想擁有世界級的⾦融系統，它還應該允許該體系的所有制變得更加多元化。私有銀⾏的實驗只是開始。政府應該允許外國⾦融機構與國內機構平等競爭。讓世界上頂尖的商業銀⾏、證券公司和財富管理公司在中國⾃由經營是有意義的，他們能為中國的市民創造新型投資產品，為他們提供增加財富的新機會。⼆○⼀四年早些時候，中國把外國⼈總共擁有的國內股票額幾乎翻倍，達到⼀千五百億美元。它還把外國投資者在⼀家上市公司的最⾼股權⽐例從⼆○％提⾼到三○％（但單⼀外國投資者對⼀家中國上市公司擁有股權的上限仍為⼀○％）。⼆○⼀⼆年，中國把外⽅在合資券商中的股權⽐例上限，從三三％提⾼到四九％。但這些只是很⼩的改進。如果它想讓世界級公司在它的市場營運並從中獲益，那麼中國需要完全取消對合資企業的
341.外⽅股權限制。⼆○⼀三年九⽉中國啟動上海⾃貿區，該區域與中國經濟其他部分是分離的，監管者可以在這裡進⾏開放⾦融和醫療等服務業的實驗。在這個被圈定的區域裡，外國投資者理論上投資中國證券⾯臨較少限制，國內企業進⾏海外投資或融資的選擇也更多。儘管⾃貿區設⽴不久，但看到中國已開始制定⾃貿區內外國投資的負⾯清單還是令⼈⿎舞的。關鍵問題是，影響⾃貿區的政策將如何與影響全國經濟的政策聯繫起來。如果中國領導⼈能遵守承諾，上海⾃貿區將取得成功並擴⼤到其他區域。就像前副總理曾培炎⼆○⼀三年訪問芝加哥時對我說的：「重要的不是⾃貿區本⾝，⽽是這個改⾰信號。」 ★ 鄧⼩平在近四⼗年前以市場化改⾰來為中國經濟注⼊活⼒的時候，私營經濟已幾乎被完全消滅。今天⼈們⼀般認為私有經濟佔中國⼗兆美元 GDP的六○％，這⾜以使中國的私營經濟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經濟體。⽐這些數據本⾝更讓⼈驚訝的，是私營經濟的頑強⽣⾧。儘管國家仍對它限制重重，包括限定新興企業家的經營範圍、限制他們獲得信貸和資本的管道，並在競爭中歧視他們；但因為他們的勤勞、精明和善於抓住機會，這些積極進取的男⼈和⼥⼈們幾乎是從零開始建設了⼀個新的國家，為他們⾃⼰積累鉅額財富的同時，為國家創造⼤量就業和經濟增⾧。簡⾔之，他們是改⾰的終極引擎。根據《富⽐世》⼆○⼀四年的排名，中國現在資產超過⼗億美元的富翁⼈數僅次於美國，達到⼀百五⼗⼆名。此⼀數字在⼆○⼀⼆年是九⼗五名，⼆○⼀三年是⼀百⼆⼗⼆名。他們的構成範圍既包括地產開發商，也
342.包括技術領軍⼈物。嚴格地說，他們都是⽩⼿起家的，因為在⼀九七⼋年的時候還沒有什麼財富可供繼承。他們⾝上體現的運氣與膽量，恰是作家⼩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 Jr.）在描述⼗九世紀末期美國鍍⾦年代時所⼤⼒頌揚的品質。就像那時的美國，中國在如何分享這些新創的財富⽅⾯可以做得更好。想像⼀下，如果這些企業家們在發展道路上不碰到這麼多障礙，這個國家今天會是怎樣⼀幅圖景？我有幸認識許多這樣傑出的⼈。我曾為他們之中的⼀些⼈提供建議，與另⼀些⼈合作過（特別是在環境保護⼯作⽅⾯）。我也很⾼興看到，⼀些曾與我在⾼盛共事的同事，他們現在⾃⼰也做得很棒。事實上，我為⾼盛第⼀次出差去北京，就是由⼀位傑出的北京年輕⼈安排的，她在去英國讀書獲得劍橋發展經濟學碩⼠學位之前，曾在⾹港度過貧困的童年，並在⼀家⾎汗⼯廠中⼯作。今天，張欣和她丈夫潘⽯屹以及他們的公司「SOHO中國」，在中國已是家喻⼾曉，躋⾝於中國最⼤和最有野⼼的地產開發商⾏列。「我們的差異化優勢，是我們能引⼊⾏業最佳營運⽅式，從資本市場融資並找來世界上最好的設計師。」張欣告訴我。她的名字在中國以外也越來越廣為⼈知。近來她和丈夫在紐約與另⼀位私⼈投資者組團，購買了地標性建築通⽤汽⾞⼤廈四○％的股權——作為個⼈投資。企業家的故事在全球各地都是類似的：發現機遇，設計⼀個解決⽅案，再設法向世⼈兜售。當然，這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這後⾯牽涉到各種⾵險和障礙。隨著都市化加速和城市居民變富，張欣和潘⽯屹敏銳地發現了⼈們對更⾼品質住宅和辦公場所的需求。因此他們決定冒險去滿⾜這種需求。「看看問題在哪兒？」阿⾥巴巴創辦⼈⾺雲對我說。「那就是你將發現創新機會的地⽅。」
343.⾺雲曾是⼀名英語教師，無意間卻成了中國最有名的網路領軍⼈物。在⼀九九○年代後期，他就注意到中國商品供應和配送基礎設施很糟糕。等到⼀九九九年中國經濟開始起⾶，他創辦了⼀家B2B（企業對企業）的網絡，透過網路把國內製造商和海外客⼾連接起來。阿⾥巴巴還把國內買家和賣家聯繫起來，創辦出⼀個叫「淘寶」的C2C（消費者對消費者）電⼦商務市場，並取得令⼈難以置信的成功。⾺雲後來還創建了中國最⼤的網上⽀付服務系統，現在正在網絡⾦融⽅⾯⼤展拳腳。⼆○⼀四年九⽉，阿⾥巴巴在全球最⼤的IPO中籌得兩百五⼗億美元，超過了中國農業銀⾏於⼆○⼀○年創造的⼆百⼆⼗⼀億美元上市融資紀錄。兩個⽉後，阿⾥巴巴的市值達到兩千⼋百億美元，在網路公司中僅次於Google，⽐美國電商巨頭亞⾺遜和eBay加起來更⼤。阿⾥巴巴的商業模式很難說是獨創的：eBay在淘寶之前出現，PayPal 也先於⽀付寶問世，網路銀⾏也已在西⽅盛⾏多年。但每個案例中，⾺雲都根據本地市場做出關鍵改變。⽐如，因為許多中國⼈沒有信⽤卡，他就⾮常聰明地設計了⼀個可信賴的在線⽀付系統。在中國，各種迫切需求驅動著⼀切適應性變化。⾺雲只是中國眾多傳奇般的成功故事之⼀。當他準備公司上市的時候，阿⾥巴巴發現它正與另⼀家同樣富於進取的騰訊公司，在多條戰線展開激烈競爭。騰訊由深圳⼈⾺化騰在⼀九九⼋年與⼈共同創⽴，他也常被⼈稱作⼩⾺。⼩⾺把⼀種以⾊列技術發展成叫做「QQ」的即時通訊服務，使其在⼀九九○年代後期⾵靡全國，並以此為基礎建⽴⼀個網遊、電⼦商務和社群媒體王國，其中就包括廣受歡迎的微信。這款為智慧型⼿機設計的通訊服務多媒體應⽤套件，在中國有約四．七億⽤⼾。騰訊⼆○⼀四年⼗⼀⽉市值達到約⼀千五百億美元，是世界上第五⼤網路公司，僅排在 Google、阿⾥巴巴、臉書和亞⾺遜之後。它的規模約為百度和eBay的兩倍。騰訊不斷努⼒擴展移動和在線平台，包括發展銀⾏和電商業務。⽽阿⾥巴巴則開始推進社群媒體，與微信展開競爭。
344.騰訊在海外穩步發展，已在矽⾕設⽴辦公點以更好地吸收創新精神。微信也許還有⼀億名國際註冊⽤⼾。⼆○⼀⼀年⼗⼆⽉，在⾹港⼀次內容廣泛的談話中，⼩⾺告訴我：「我們想在國外發展，因為我們認為網路在本質上是⼀項全球業務。」騰訊⼆○○四年在⾹港上市，隨後不久就把劉熾平招為公司策略⾧與投資⾧。劉熾平曾是⾼盛銀⾏家團隊的⼀員，他們協助騰訊成功上市。⼆○○六年，劉熾平成為騰訊公司總裁。 2014年11⽉，鮑爾森基⾦會團隊在北京舉辦的第四屆未來城市。前排（左起）：⾺暘（Damien Ma）、Jenny Xu、⽜紅衛（Rose Niu）、Ellen Carberry、 Amy Wan、艾巧思（Chelsea Eakin）、海棠（Hortense HalleYang）、艾⿍德（Dorinda Elliot）、⽅艾⽂（Evan Feigenbaum）、孫博、Emily Hemmings、Lily Zhao。後排（左起）：Liwei Chen、于江（Jerry Yu）、Richard Xie、 Lini Fu、姜新燕、我、Merisha Enoe、侯安德（ Anders Hove）、Julian Schwabe、蔡雯欣（Cynthia Zeltwanger）、孫蕊。在國外，中國的私企⽐國企更受歡迎。世界上最⼤的個⼈電腦銷售商聯想就是⼀個例⼦。創始董事局主席柳傳志最初的資本來⾃國營的中科院，但聯想從⼀開始就刻意作為⼀家獨⽴公司營運，⾃主管理財務和⼈事招聘。⼆○○五年，聯想收購了IBM的個⼈電腦業務，今天公司還在北京和北卡羅來納州設有雙總部。⼆○⼀四年，聯想又收購了IBM的服務器業務。同年它還收購了摩托羅拉的移動業務，包括⼀系列移動產品，如安卓操作系統驅動的智慧型⼿機。聯想（Lenovo）的英⽂名原為Legend，業務上最初的突破是發明了能
345.使個⼈電腦處理中⽂的漢卡。但這家新興公司的創造⼒不限於設計產品。⼀九⼋○年代後期通貨膨脹厲害的時候，該公司還投資養豬場，確保員⼯能吃得起⾜夠多的⾁。公司必須⾜智多謀才能吸引客⼾和增加收⼊，更重要的是這樣才能在⼀個急速巨變的經濟環境中求⽣存。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規則是變化或不清楚的，政府介⼊不可避免，且經常最⼤的競爭對⼿就是國家。所以毫不奇怪，許多這類企業家⾝上都有⼀種躍躍欲試，敢於打破常規的氣質。⽐如曾是中宣部官員的⿈怒波，他成了地產開發商並因準備在冰島和挪威北部群島⼤⾯積購地⽽出名，⽽他的辦公室就像是個⼩⼩動物園。他的辦公室位於北京市中⼼西北⾓西直⾨區域，在通往辦公室的⾛廊上展⽰著也許有⼆⼗雙登⼭靴，旁邊還擺著繩索、斧頭以及這位登⼭愛好者的其他設備。在裡⾯，兩隻蛛猴在籠⼦裡沿著繩⼦上竄下跳，幾隻灰⾊的貓悄然徘徊，⽽⿈怒波正在給他的兩隻⾦剛鸚鵡和⼀隻美冠鸚鵡餵堅果吃。⼀個⿂缸裡還有幾條⼩鯊⿂在游。「企業家就應該有鯊⿂的氣質。」⿈怒波曾對我說。遠⼤集團⾧沙園區的設計，充分反映了張躍兼收並蓄的影響和環保熱情。該廠區圍繞著⼀⽚⽣態菜園建成，菜園的收成甚⾄能滿⾜員⼯⼀半的⾷物需求。院⼦裡四處坐落著⼀些⿎舞⼈⼼的⼈物雕像，包括孔夫⼦、詩⼈李⽩、可可．⾹奈兒（Coco Chanel），以及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此處還有⼀些肖像畫，包括環保主義者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隻蘋果正掉向他頭上的⽜頓爵⼠，以及擺著勝利V字⼿勢的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公司的⼀棟樓以⽩⾦漢宮為模型，另⼀棟則是仿埃及⾦字塔。張躍和他的弟弟於⼀九⼋⼋年創辦了遠⼤空調，以⾮電吸收式製冷機技術製造⼯業⽤或商⽤中央空調系統。他們採⽤現有技術，為製冷機的銅管布線申請專利，然後把這種節能設施賣到全國各地和海外市場。由於使
346.⽤天然氣和廢熱做能源，這種製冷機在發展中國家特別受歡迎，尤其是那些電⼒供應不穩定的國家。但⼀些開發程度較⾼國家的公司也喜歡這種技術，因為它品質⾼且能耗低。每⼀台⾮電製冷機，都享有⼆⼗五年免費實時運⾏監測。⼆○⼀⼆年春天，我去拜訪這家公司的時候，在遠⼤空調太空時代般的總控室裡看到⼯程師們正在檢查各地機組的運⾏情況；這些機組分布的範圍極為廣泛，從西班⽛的阿道夫．蘇亞雷斯⾺德⾥——巴拉哈斯機場（Adolfo Suárez Madrid–Barajas Airport），到加州聖地亞哥的⾼通公司總部，以及喬治亞州斯圖爾特堡（Fort Stewart）美國陸軍基地。張躍說，他⼋○％的客⼾是回頭客。「如果你為客⼾創造⾧期利益，他們就會選擇你。」張躍是名藝術家，他的第⼀份⼯作是室內裝修設計師。作為⼀名熱情的環保主義者，他為了減少碳排放，放棄了他的私⼈⾶機，並出版了⼀本名為《地球公民的⽣活態度》的⼩冊⼦，其中包括對環保負責任的⼈應該遵循的⼆⼗⼆條規則。他帶領公司進⼊了新的業務領域。遠⼤空調現在也銷售空氣品質監測器和空氣淨化器，據說中南海裡使⽤了兩百多個該公司⽣產的空氣淨化器。不久前，張躍又成⽴了⼀家⼦公司，專⾨⽤預製件修建環保節能建築。像這樣的公司代表著中國的未來。他們創造⼤量就業，在國際市場⼤展拳腳，這些顯然都是國家孜孜以求的⽬標。這些公司對中國的創新也開始做出巨⼤貢獻，⽽在這⽅⾯中國潛⼒極⼤，有望成為全球領跑者。中國有兩百萬理⼯科⼤學畢業⽣，這些⼈之中的頂尖者⾮常聰明。和他們⼀起加⼊中國勞動⼤軍的，還有數萬名在海外頂尖⼤學和研究所學習過的青年男⼥。近年來，中國⼤幅提升了很多產業的技術能⼒，特別是消費者電⼦產品、個⼈計算機、建⼯機器、採礦設備、清潔技術、煉鋼以及電信設備。這⼀趨勢還將延續，因為政府不斷增加研發投⼊、⾼質素專業⼈才持續湧⼊，再加上中國企業家的聰明才智。陶⽒化學董事⾧兼執⾏⾧利偉誠
347.在中國浦東幹部學院演講時指出，上海有五百名科學家和⼯程師在陶⽒的⼋⼗多個實驗室中⼯作，上海基地因此成為陶⽒在全球申請專利最多的部⾨。但總體⽽⾔，中國還遠未發揮它的潛⼒。中國的製造業出⼜仍集中在低端組裝產品，中國仍是聰明的複製者，還稱不上發明者。知識產權保護不⼒、盜版猖獗，過於強調死記硬背的教育體系，這些都會阻礙中國的發展。經濟中的過度監管和國家⼲預⿎勵了尋租（rent-seeking）和腐敗，卻限制了⾵險投資和私募股權⾏業的發展，⽽後者對推動創新和創業極為重要。習近平和其他領導⼈，已經開始透過雄⼼勃勃的經濟和體制改⾰計劃來改變這種狀況。「回到三⼗五年前，當時中國⼤多數農民都是⽂盲。透過解放思想，讓他們做想做的事。只要兩、三年的時間，農民們就解決了糧⾷⾃⾜問題。」李克強總理在⼆○⼀三年⼗⼀⽉告訴我。「中國改⾰進⼊新階段，但我認為這條規律同樣適⽤：我們只要給⼈們充分的⾃由，他們就可以釋放出創造⼒。」李克強說得很對。中國的最佳前進路徑是繼續開放市場，⼤⼒發展私有經濟，並讓外資企業⾃由從業。中國改⾰成功與否，取決於國家能多快多⼤程度地取消對國企的補貼和監管保護，向私營企業開放能源和⾦融等關鍵⾏業，並讓外企參與競爭。⿎勵私有經濟加快發展，和改⾰那些對私有經濟⾧期封閉的經濟部⾨，將提供中國正急需的增⾧動⼒。但就算中國領導⼈對此滿懷期望，我還是注意到他們所⾯臨的經濟挑戰艱鉅無⽐，⾄今改⾰的進展也很緩慢。但我仍是謹慎的樂觀，因為我知道習近平是多麼認真地想實現變⾰，⽽且透過這些年和中國⼈打交道我也知道了，絕不要低估他們克服萬難取得成功的能⼒。
348.Chapter 19 黨的路線 The Party Line 我在本書已經談了很多關於經濟改⾰的內容，但卻很少談及政治改⾰；儘管對許多美國讀者來說，後者或許才是他們會⾸先想到的。在中國國內，⼈們經常對經濟和社會公共政策進⾏⼤範圍甚⾄激烈的討論，但政體的根本性質不在討論之列。儘管我和習近平主席多次會⾯，且我與中國打交道的經歷⾧達⼆⼗年，但我不能告訴你⼀個⼀黨制的威權政府，在這麼複雜的⼀個國度裡將如何演進和發展。我不知道習近平的⾧期打算是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它肯定不會包括西⽅式的多黨選舉民主制。他的⾸要政治任務是透過清理、加強和重振共產黨，來確保黨的權⼒和地位。那些希望看到西⽅式民主變化信號的⼈，肯定會失望。「『有中國特⾊的社會主義』，其核⼼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讓中國不同於美國和其他國家。他們認為我們應該實⾏多黨制，」習近平在⼆○⼀四年七⽉對我說，「因為我們是⼀黨制，我們必須是⼀個優秀的黨。所以我們有三項任務——⾃我完善、⾃我淨化和⾃我監督。」習近平的⽴場既務實也務虛。他認為只有黨才有⼒量和組織能⼒來實現他改⾰經濟、改進政府⼯作、重建中國實⼒和國際地位的雄⼼；多元政治對他來說，只會威脅到以上⽬標的實現。⼆○⼀四年⼋⽉，⾹港居民領教到了習近平對代議制民主的看法。當時全國⼈⼤常委會規定，⾹港特別⾏政區⾏政⾧官候選⼈必須由本地選舉委員會提名，該委員會有⼀千兩百名會員，並普遍被認為是親北京的。中國⽤來治理⾹港的《基本法》中有關普選的承諾，許多⾹港⼈將其解釋為對直接民主的⼀種許諾。他們曾希望選舉程序會更開放，任何⼈只要滿⾜⼀些基本條件即可參選，⽽不只是那些被北京⽅⾯挑選的精英團體所認可
349.的⼈。全國⼈⼤做出的這個決定，導致九⽉下旬⾹港爆發了數週由學⽣和其他活動⼈⼠參與的抗議。但北京毫不讓步，並⽀持⾹港政府最初採取的強硬路線。毫無疑問，習近平也做出了⼀些深受歡迎的社會政策變動。例如，⼆ ○⼀三年⼗⼀⽉的三中全會就提出要放鬆⼾籍限制實現更⼤的遷徙⾃由，有效終⽌獨⽣⼦⼥政策以及取消勞改。中國市民也可能從⼀些改⾰中受益，包括改善公共治理、提⾼政府效率，以及提⾼法制專業化⽔平確保法律實施的⼀致性，所有這些都對市場經濟順利運⾏⼗分重要。但中國領導層的當務之急，是應對他們⾯臨的艱鉅經濟和社會挑戰。習近平必須推進經濟轉型、治理環境污染，嚴懲腐敗並縮⼩貧富差距。三中全會上制定出近⼆⼗年來最為全⾯的經濟改⾰計劃，但這些影響深遠的計劃並不保證會成功。中國的種種問題已使黨的信譽受損，⽽習近平的強⼒反腐就是要提振⼈們對黨在政策各⽅⾯的判斷⼒和⾏動的信⼼，重建黨與⼈民的關係。在社群媒體和⼤街上，中國⽼百姓經常抱怨官員們的奢侈花銷和經濟增⾧成果的分配不公。許多公眾對腐敗和機會不均深惡痛絕，習近平也把反腐⾾爭稱作關乎中國共產黨存亡的事。「能否贏得民⼼，事關我黨的存亡。」他在⼆○⼀三年六⽉的⼀次談話中說道。三中全會的⽂件強調了共產黨的理想和價值觀，這回應了更早年代全國官員被要求寫⾃我批評和進⾏公開⾃我剖析的做法。這些做法不僅是為了杜絕不當⾏為，⽽且是為了推進「群眾路線」，這⼀黨的宗旨要求黨員全⼼全意為⼈民服務。在我穿⾏中國這麼多年裡，從沒有像我最近幾次訪中那樣，聽到那麼多政府官員如此頻繁或如此公開地談論黨的作⽤。例如，當⼆○⼀四年七⽉我們會⾯時，習近平花了超過三分之⼀的時間來談
350.黨在中國社會的作⽤。習近平這種倒退的做法讓許多⼈感到不安，但嚴管官員的做法深受民眾歡迎，並使黨的幹部⼼⽣畏懼。習近平希冀於透過提出「中國夢」和專⼼解決⼈民最關⼼的污染、產權、⾷品安全和腐敗等⽇常問題，來振奮民⼼和提⾼黨員的積極性。他隨和平易近⼈的個⼈魅⼒，對這項事業⼤有裨益。習近平曾突然出現在北京的某胡同裡散步，或在包⼦鋪裡耐⼼排隊交費，然後⼀邊吃包⼦⼀邊讓本地⼈抓拍合影。美國政客的這類表演我們已習以為常，但在中國，習近平的這些舉動完全讓⼈⽿⽬⼀新，使其在民眾中廣受敬仰。習近平同時也運⽤強硬政治⼿段迅速鞏固權⼒，現已成為⾃鄧⼩平以來中國最為強勢的領導⼈。在確保政治局常委會⼈數縮減到七位志同道合的委員後，習近平直接把許多中國的決策過程抓到⾃⼰⼿裡。習近平親⾃掌控經濟改⾰，擔任新成⽴的協調政策制定和執⾏⼩組的組⾧。他新設⽴了⼀個負責國家和內部安全事務的委員會；這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約等同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加上國⼟安全部。更重要的是，習近平⾺上掌握了軍權——當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任黨總書記時，等了兩年才成為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權⼒政治和個⼈魅⼒的運⽤，帶來的並不全是讚美。他在意識形態上對所謂西⽅有害的政治哲學價值觀採取強硬⽴場。這麼做的結果是讓國內⾃由派噤聲，國內和西⽅⼀些⾮政府機構合作⾯臨的壓⼒⽇增。習近平壓制持不同政⾒者並限制⾔論⾃由，使外國媒體機構在中國的⼯作更難開展，特別是那些報導了⾼級官員和家屬鉅額斂財內幕的媒體。他收緊對國內知名博客、微博和微博上網絡評論員的管理。微博是中國⾮常流⾏的社交平台，它的出現曾部分成為國家對訊息控制之外的訊息流通管道。⼈權問題，包括如何對待異⾒⼈⼠等，仍備受國內外⼈權活動⼈⼠
351.關注和批評。但沒有任何跡象顯⽰，中國領導⼈在對待那些他們認為會危及黨的權威的⼈時會調整強硬態度。⼀⽅⾯抓緊政治控制鞏固黨的地位，另⼀⽅⾯放鬆經濟控制讓市場發揮更⼤作⽤，這種做法在許多像我⼀樣的西⽅⼈看來是匪夷所思的，因為我們認為，伴隨經濟⾃由和全球⼀體化⽽來的，必然是更多的政治開放。但對習近平來說，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他認為⼀個強⼤的共產黨對中國的未來⾮常重要。習近平預期擔任⼗年總書記，如今兩年過去，他看起來廣受民眾愛戴，但顯然他也已經押上⾃⼰的個⼈信譽和政治資本。習近平必須證明他的經濟改⾰是可⾏的，能為普通百姓帶來切實利益。這也是為什麼他如此強調要提⾼政府效率辦實事。如果政府不能勤勤懇懇夜以繼⽇地清潔空氣，保障飲⽤⽔安全，那麼中國領導⼈所宣稱的對污染開戰將無⾜輕重。「到⽬前為⽌，中國⼈民對我們還是很⽀持的。」習近平在⼆○⼀四年七⽉⼈民⼤會堂的⼀次談話中對我說。「關鍵是要改善他們的⽣活。鄧⼩平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應該讓⼀部分⼈先富起來』，然後讓他們帶著別⼈致富。除了要把餅做⼤，我們還關注怎樣分餅，使社會上每個⼈都覺得體制是公平和公正的。」中國已經變得太⼤太複雜，沒有現代化的體制將難以治理。只有現代體制才有⾜夠的能⼒和⼈⼒來執⾏和實施各項政策，也就是把餅分好。從⼀九七⼋年改⾰開放開始，中國經常⽤特別的⽅式——⽤鄧⼩平廣為⼈知的說法，就是「摸著⽯頭過河」。此⼀策略對⼀個剛開始現代化的國家來說極為成功，但對⼀個⽇益融⼊全球體系的先進經濟體（advanced economy）來說，卻不⼀定夠⽤。習近平試圖改進鄧⼩平的⽅式，把上層指⽰變得更加清晰明確。從鄧⼩平開始，中國就以「四個現代化」為⽬標，即⼯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四年中，習近平開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現代化。他試圖強化政府機
352.制、減少繁⽂縟節，設計和執⾏更好的監管與督察機制，以及更有效地激勵官員。領導⼈還試圖在北京和地⽅省份之間重新分配權⼒，⼀⽅⾯加強全國環保執法⽅⾯的中央集權，⼀⽅⾯把其他責任移交地⽅，⽐如徵收新的地⽅稅的權⼒，如房產稅。 ★ 與世界上其他那些試圖永存卻先後崩潰的政權不同，中國領導⼈到⽬前為⽌，在⽤「胡蘿蔔與棍⼦」（carrots and sticks）維護政權⽅⾯顯得得⼼應⼿。他們嚴密監視並迅速鎮壓持不同政⾒者；中國可不是⽩⽩擁有世界上規模最⼤、權勢最強的國安⼒量的。但中國領導⼈也會預期到⼈民的許多需求、問題和要求，並對此做出反應。共產黨本⾝也表現出相當的適應能⼒，經過多年的努⼒，從⼀個⾰命黨演變成⼀個由精英組成的主流黨派，並從⼆○○⼀年開始吸收曾被痛斥的私有企業主⼊黨。它擺脫了⾺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包袱，轉⽽青睞⼀種帶有許多西⽅資本主義相似特徵的社會主義。但共產黨仍然秉持列寧主義原則，把⾃⼰視為領導⼈民的先鋒隊，實現這⼀⽬標的⼿段，則是它對政治和社會⽣活的統治，以及它⼿下⼈數眾多的黨員幹部。⼆○⼀四年，其黨員⼈數已達近⼋千七百萬。共產黨就是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活的靈魂與核⼼。黨透過控制政府，指定其領導⼈並做出所有重⼤決策來治理國家。它還指揮軍隊和武警、警察及其他國安和公安機構，以及地⽅的監管隊伍。所有這些都是由忠誠的黨員來管理，⽽他們負責保護和捍衛黨。黨把黨員安排在無處不在的各級權⼒位置上，包括政府部⾨、軍隊和警察機構，國有企業以及學校，⼤學和其他社會團體等領域。即使在私⼈企業裡也有黨組織。黨委負責對黨員執⾏黨紀，傳達黨的路線，他們就是黨的眼睛和⽿朵。由黨⼀⼿制定的中國憲法，有效保證黨對權⼒的壟斷。在中國體制
353.裡，黨還有⼀個不受法律約束的職能，也就是黨基本上只受制於它⾃⾝的紀律要求和程序。當黨員犯罪或犯下其他錯誤，在被移交國家司法體系之前通常會先受黨紀處分，⽽國家司法體系也基本是由黨員把持的。總⽽⾔之，黨即使不是想凌駕也是試圖影響⽣活中幾乎各⽅⾯所有群體性活動，包括政黨、企業、⼯會、⼤學、體育以及藝術。黨甚⾄給宗教發牌照或進⾏監視。在黨之外還是有⼀定⽣活空間的——市民可以對許多個⼈經濟問題做主。他們可以⾃主找⼯作或辭職，在國內或國外旅⾏，享有婚姻⾃由，並可決定是否或何時要孩⼦，儘管直到不久前他們還只被允許⽣⼀個。但有些選擇是不存在的。⼯⼈不能新組織⼯會，因為已有⼀個由黨批准與控制的全國⼯會聯合會。市民們也不能發起成⽴新政黨。除共產黨外還有⼋個其他政黨，但他們都是共產黨領導的「聯合陣線」裡乖乖聽話的⼩字輩，他們的政策不會對執政黨的路線形成絲毫挑戰。黨不會容忍對它權威構成挑戰的⼒量⾧久存在。上⼀次這樣的嚴重挑戰，是⼀九⼋九年學⽣領導的天安⾨⽰威。當時集會最初是為了紀念⾃由派前總書記胡耀邦之死，但隨後擴⼤成對通貨膨脹、就業困難和腐敗的抗議，夾雜在對民主⾃由的訴求之中。此⼀插曲最終在嚴厲鎮壓中落幕。北京的⾏為令⼈震驚，被⼈譴責，並招致西⽅的制裁。經濟改⾰也隨之停頓。中國當時也許會選擇⾛上⼀條和現在完全不同的路，從經濟改⾰倒退，⾛上閉關鎖國之路。當時中國也確實被西⽅的反應所刺痛，往回撤了⼀段時間；但同時內部圍繞前進⽅向展開了激烈⾾爭。最終，中國選擇了加速現代化。這⼀決定是由無所畏懼的鄧⼩平拍板定下的。他在⼀九九⼆年的南巡中先後訪問深圳和珠海並以此重啟改⾰，帶領中國⼤⼒引進西⽅投資、技術和經濟理念，使中國經濟重回⾼速增⾧之路。
354.但是，黨也下定決⼼要繼續握緊權⼒。它設法清除國民對「六四事件」的記憶——⾄今這還是個不能討論的話題——並與民眾達成⼀種默契，即黨為國家帶來繁榮，但不希望受到政治挑戰。現有政治體系會容忍某些有限形式的經濟性和社會性抗議，但它的核⼼特徵不會改變。在習近平接管中國時，民眾已經開始失去耐⼼。這是個糾結的時刻，但把中國的情況和另⼀個前共產主義⼤國俄羅斯進⾏對⽐是有意義的。天安⾨鎮壓事件，正好發⽣在中國歷史上⼀個⾥程碑時刻之後，即⼀九⼋九年五⽉中旬，前蘇共總書記⼽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來訪。經過兩國之間三⼗多年的對抗，他是來開啟新的中蘇關係。在蘇聯領導⼈訪問後不久，柏林圍牆就倒塌了，⼽巴契夫成為⼀起短暫軍事政變的犧牲品，葉爾⾟（Boris Yeltsin）隨之上台，蘇聯解體，蘇共從此窮途末路。曾有那麼⼀刻，許多分析⼈⼠覺得，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也會⾛向同樣下場。但中國擁有⼀些俄羅斯沒有的東西：給⼈民帶來持續繁榮、效果顯著的經濟改⾰，以及⼀個像鄧⼩平這樣堅強的領導⼈，後者讓市場不斷釋放活⼒。⼽巴契夫試圖在蘇俄經濟急速衰退的同時推進政治改⾰。但不久，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就不堪重負，轟然倒塌。中國⼈深⼊地研究和討論蘇聯的解體。在經濟改⾰取得成功之前就急於推進政治改⾰，是造成解體的原因嗎？還是因為對軍隊控制不嚴？或最⾼領導⼈不夠堅定？這個話題可以討論很久。但有⼀點是肯定的——中共領導⼈裡沒有任何⼈（當然包括習近平本⼈）希望成為中國的⼽巴契夫。 ★ 權⼒與機會的匯合不可避免地帶來腐敗。諷刺的是，在中國恰恰是改⾰開放帶來了巨⼤機遇。政府機構就像其他社會和法律組織⼀樣不到位，或難以應付幾乎每個⼈都⽤來鑽漏洞的計謀和花招，經濟變⾰⽇新⽉異，
355.在給⼈們帶來⼤量暴富機會的同時，也讓低收⼊官員可以藉機中飽私囊。⼀般⼈民和官員⼀樣，都⾏⾛在規則不明且政府執法不嚴的灰⾊和⿊⾊地帶。儘管這樣的⾏為並不被正式許可，但有些是被默許的，有些在試⾏新的經濟政策時甚⾄還是被⿎勵的。另有⼀些則是徹頭徹尾腐敗。看來在中國發⽣的任何事情都是規模龐⼤的，包括腐敗。⾏賄、受賄以及⾚裸裸的偷竊國有資產都極為猖獗，在各種⼤型⼯程和⽇常的普通交易之中同時發⽣。由於缺乏透明度，很難弄清楚中國的問題具體有多⼤，但按任何標準來說都會是⼀個巨⼤的問題。根據公開報導，⼆○⼀⼀年某天，中國銀⾏的網站上刊登了⼀份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九九五年到⼆○○⼋年之間外逃官員轉到境外的贓款就⾼達將近⼀千兩百億美元。這份報告在該網站上只保留了⼀天。這還只是流出國境的錢。每年這類偷竊總額估計佔GDP的三％（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到五％（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那可是每年幾千億美元呀。無論是多少，這些都是從國家偷來的錢，也就是從百姓⼜袋中偷來的錢。本來這些錢可以⽤來補充教育、醫療或養⽼經費的不⾜，⽽不是任由貪官浪費在購買各種藝術收藏品、法拉利跑⾞或是澳洲海景豪宅。的確，就是因為貪官肆無忌憚地顯擺他們的⾮法所得和窮奢極欲，名義上⼯資很低的官員卻戴⼀萬美元的昂貴⼿錶，或者讓他們孩⼦開著價值⼆⼗五萬美元的豪⾞，這些⾏為激怒了公眾，毀壞了黨的信譽，並深深傷害了中國。從習近平執政開始，他就發誓要同時嚴查⾼階和低階官員，⽤他的話就是「⽼虎蒼蠅⼀起打」。他無法找到⽐王岐⼭更勝任這項⼯作的⼈選了，王岐⼭不僅本⾝清廉，⽽且知道如何處理棘⼿問題。他們共同努⼒實現習近平的承諾，增加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資源投⼊並加強它的職能。這是黨的⼀個令⼈畏懼的分⽀機構，在王岐⼭的領導下，調查黨員的各種不良⾏為。他們擴展了紀律委員會的職能範圍，使它能調查海外可疑⾏為，延⾧法律追溯時限以調查退休官員的犯罪問題，
356.並採⽤新的調查技術。這個神秘的委員會甚⾄建⽴網站⿎勵網上舉報，⼆ ○⼀三年九⽉第⼀個⽉裡就收到⼆萬四千多條舉報線索。由於意識到公眾⽀持的重要性，王岐⼭採⽤了⼀種⾼超的傳播策略，使反腐運動能時刻獲得公眾的關注——看起來每天都有官員因腐敗被抓的新聞。⼀個關鍵的內部變動，使得委員會的效率⼤為提⾼：任何省級或市級調查現在都必須直接報到北京總部，使地⽅官員難以對調查施加影響。王岐⼭的調查隊伍系統地清查中央政府部⾨、各個省市、軍隊、⼤國企、監管機構、媒體、⼤學和研究機構，剔除腐敗官員並連根拔掉各種權⼒關係網。習近平挑出來要重點深化改⾰的⾏業，如能源、電⼒、電信、媒體和⾦融部⾨，都被更為仔細地調查。習近平⾄少部分是想透過調查這些核⼼企業，破除他們對體制的控制，削弱那些反對他改⾰計劃和權⼒的⼈。在⼆○⼀三年習近平當政的第⼀年，腐敗調查和起訴案件數量增加⼀三％，達到⼀⼋．⼆萬件。並且反腐⾾⼠開始調查⽐過去更⾼級別的官員。據《⾦融時報》報導，從⼆○⼀⼆年末到⼆○⼀四年中，有四⼗九名省部級或更⾼級別官員因腐敗被公開起訴。反腐已觸及權⼒最⾼端。⼆○⼀四年六⽉，退休的將軍徐才厚被開除黨籍，並因受賄移交公訴⼈調查（他隨後認罪）。徐才厚曾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接著中國原國家安全負責⼈、和在最⾼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當了⼀任常委的周永康，因可能違紀⾏為正式被調查。⼆○⼀四年⼗⼆⽉，周永康被開除出黨，並因腐敗、洩漏國家機密和通姦罪名被逮捕。這些調查牢牢吸引住公眾的注意⼒。⼆○⼀四年⼀整年，數⼗名周永康的助⼿，包括家庭成員、前⽯油業⾼管以及他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時⼿下的官員，都先後被拘留、調查或起訴。其中有幾個是省部級官員。其中最引⼈注⽬的是蔣潔敏，中⽯油前董事⾧，他曾在⼆○○○年帶領公司成功上市。⼆○⼀三年三⽉，蔣潔敏被任命為國資委主任，負責監管
357.中央直屬國有企業。但不到六個⽉後，他就從崗位被調離、拘留和調查。到⼆○⼀四年中，他被開除黨籍，並被移交刑事起訴。對薄熙來的調查並不是習近平發起的，此案暴露了最⾼層的腐敗和骯髒。⽽對周永康及其家族的調查，則揭露了⼀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據路透社報導，調查⼈員在徹查周永康⼈際網絡的過程中，共查獲⼀百四⼗五億美元與他家族相關的資產。我第⼀次⾒到周永康的時候，他還是中⽯油的負責⼈，那是⼀九九○年代末，中⽯油還沒有上市；隨後看著他平步青雲。他是⾃⼀九四九年建國以來，因腐敗被拉下⾺的最⾼級別中共領導⼈。當習近平在⼆○⼀三年六⽉開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他試圖同時解決「墮落」和「不良⼯作作⾵」問題。官員不能再有不道德、不檢點的⾏為，不能找情⼈或⼤擺宴席。官員們照本宣科地讀講話稿將不再被看好。宴席上禁⽌喝⽩酒，官員們還被告知，要嚴格執⾏「四菜⼀湯」，杜絕公⾞私⽤，禁⽌⽤公款送禮。這項運動也是促進改⾰的推⼿。習近平親⾃負責北京鄰省河北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並藉機促進其他⽬標的實現，如減少鋼鐵、煤炭和⽔泥⾏業的過剩產能，以及颳到⾸都北京去的空氣污染總量。「西⽅誤解了群眾路線，它在⽼百姓中是極受歡迎的。」王岐⼭在⼆ ○⼀三年⼗⼀⽉向我解釋道，當時我們正攜夫⼈共進午餐。他說這項運動是為了恢復黨內的秩序和紀律。「不這麼做，經濟改⾰將⼨步難⾏。」幾個⽉後，在⼆○⼀四年⼆⽉，我又和王岐⼭談起反腐⾾爭。由於路上⾞少，那天我提前到達了中南海。北京路況如此之好，可不是常有的事。事實上，是因為空氣品質如此之糟，PM 2.5的⽔平都超過五百了，⼈們都被建議不要開⾞出⾏。我沒有在院⼦裡散步，⽽是坐在⾞裡等，直到王岐⼭可以會⾒我們。
358.私下裡，王岐⼭經常⽤醫學打⽐⽅來討論如何處理腐敗這種頑疾。既可以⽤外科⼿術式的⽅法來處理，切除掉有問題的區域；也可以按照西⽅藥物療法採⽤定向治療；還可以透過整體辨證，像傳統中醫那樣進⾏整體調理，根除病根。所有這些⽅法都⽤上了。習近平揮著⼀把⼿術⼑或⼀把斧頭，逮捕、起訴並開除腐敗官員。同時他透過⾃我批評、節儉和其他群眾路線⽅法，促使黨員淨化⾃⾝⾏為。他的⽅式讓企業、政府和社會各種機構裡的⼈感到害怕。但要培養⼀種⾃⾝⾸先就能拒斥腐敗的⽂化將耗時數年、甚⾄數⼗年的時間。王岐⼭說，中國需要培養官員為⼈民服務這樣⼀種「信仰的⼒量」。那麼黨就需要建⽴各種體制和機制來⽀持這種⽂化，並為推動積極變化提供合適的激勵。這些措施將包括加強財務揭露、提⾼政府部⾨⼯資、建⽴清新的責權彙報制度、清除政府的某些審批職能，以及減少官員的特殊福利。「就像犯罪⼀樣，腐敗總是有的，但腐敗的規模可以改變。」王岐⼭對我說。「我們需要創造這樣⼀種局⾯，即只有少數⼈是腐敗的。現在查處⼀些官員是希望能懲前毖後。這麼做可以建⽴起在百姓中的信譽。⾧期來說，我們要建⽴⼀套體制讓官員不想貪污。」打造合適的環境不僅僅是黨和政府的⼯作。王岐⼭談到公眾和媒體中部分⼈在揭露腐敗⽅⾯發揮的作⽤。他說當「網民」開始在網上報導和張貼官員戴昂貴⼿錶的照⽚後，許多官員就根本不戴這類⼿錶了。有個被戲稱為「表哥」的省級官員，最終因腐敗判了⼗四年刑。然後王岐⼭給我看了他的⼿錶，他說這只錶是他多年前買的。我認不出他⼿錶的牌⼦，但看起來⽐我那塊天美時牌鐵⼈⼿錶還要便宜，他⾯帶微笑地指著我的⼿錶。他說他每年都給⼿錶換電池，每兩年換⼀次錶帶，⽽且已經換了三次錶⾯。
359.「你可真是以⾝作則呀。」我說。「我從來都不知道怎麼換電池，所以電池⽤光了，我就買⼀只新的錶。」作為個⼈⽽⾔，中國⼈並不⽐地球上任何其他⼈更易於腐敗。我了解最深和共事最多的那些黨和政府的⾼官，包括朱鎔基、胡錦濤、習近平、王岐⼭、吳儀和周⼩川等，都是精明能幹、有抱負且驚⼈勤奮的男男⼥⼥；他們並⾮專注於⼀⼰之利，⽽是埋頭解決國家問題，提⾼⼈民⽣活⽔平。朱鎔基就是這樣⼀位道德楷模，他總是堅持最⾼標準，並理解形象的重要性。當我⼀九九九年開始在清華經管學院召集顧問委員會時，他即向我清楚表明，他絕不希望我和他討論籌款的事情、或以他的名義吸引捐贈。清華的其他⼈強調，這個委員會的⽬的是提供諮詢和建議，⽽⾮籌款。顧問委員會的國際委員如果願意，可以捐款，但這不是硬性要求。後來，有位西⽅國家來的委員出於完全的善意想有所捐獻，但卻錯誤地決定在委員會的第⼀次會議上贈給朱鎔基⼀張⽀票。他沒有收到感謝信，⽽是被嚴厲批評，⽀票也被退回了。當朱鎔基在⼀九九○年代後期重組國企的時候，他想避免出現俄羅斯發⽣的情況，即少數特權商⼈透過在私有化時收購廉價國有資產，成為億萬富翁級的寡頭。因此，在向公眾和國外戰略投資者出售股份時，國家保持了對重點⾏業的所有權和控股權。但隨著時間推移，⼀些太⼦黨，即黨領導⼈的後代及家屬，變得⾮常富有。當然，在這⽅⾯中國並不是獨⼀無⼆的。從舊世界的歐洲到許多發展中國家，成功和財富經常青睞政治顯貴家庭的成員，這些⼈視國有資產為其禁臠。中國的家族關係尤為強⼤。⼈際關係⽐其他任何⽅⾯都顯得更重要，關係網則幫助中國⼈解決⽣活中的所有問題。在這個直到近來，還由國家控制著所有資產的國度裡，中國最⾼官員的⼦孫，特別是那些⾰命領導⼈的後代，佔據著那些複雜關係和權⼒網絡的頂峰。他們之中有許多⼈透過不正當⾏為獲利，另⼀些⼈則打著他們家庭的名號或關係，從潛在合
360.作⽅那裡換取各種誘⼈的機會，合作⽅則期望他們的業務會因此得到政府官員和監管機構的特殊照顧。這是⼀種形式微妙的腐敗，⼀種代替⾚裸裸偷竊的⾼級裙帶主義。由於沒有⼀個確保公開性和盡職調查的法律制度，因此很難區分什麼是⾮法活動、什麼只是不當⾏為。與此同時，看到⼀些我認識的中國官員和⾼階主管被拘或因腐敗獲刑，我感到震驚和失望。我並不是要否認這些官員的個⼈選擇中存在的問題，但我認為導致這些⾮法⾏為的更⼤原因，是⼀個有缺陷的體制，把太多權⼒集中在黨和國家的⼿中，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上留下太⼤的空間。只要國家繼續在經濟中發揮這麼⼤的作⽤，政府的過度監管、對商業創新和投資計劃迷宮般的審批流程，以及透明度和責任制的缺乏，就會不斷滋⽣腐敗。國家官員的⼯資很低，但卻對從牌照發放到批准商業交易等價值數⼗億美元的決策擁有巨⼤影響⼒。這種設計本⾝就是在公開招攬⾏賄、回扣、賄賂和各種⼊場費。⽽政府直接參與商業活動，更使情況變得糟糕。只要黨還在法律系統之外運⾏，公眾就可能質疑法庭判決的公正性。 ★ ⼈們很容易錯誤地把中國當成⼀個鐵板⼀塊似的中央集權國家，但現實卻⼤不相同。經過省、市、縣、鄉鎮和村各級官員對黨指令的解讀和實施，⾼層做出的決定經常被下⾯分散和⼒度不均的執⾏所打亂。地⽅官員有各種辦法來實現這⼀點——有些是富於想像⼒的執⾏，有些則不然；許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其他的則簡單得讓⼈驚訝。這種緊張對⽴⽤⼀個亙古不變的中國俗話說，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讓我們回到幾年前，看看重慶和廣東的鮮明對⽐。在推⾏⽑式群眾集會的同時，薄熙來看起來是⽤鐵腕治理重慶，⼤⼒強調法律和秩序，推動國企發展並在意識形態上向左傾。在廣東，汪洋則注重發揮本省歷史上深
361.厚的創業精神，並允許市民發揮更廣泛的社會作⽤。他提出建設「幸福廣東」，但⼆○⼀⼀年底卻在⼀個叫烏坎的村⼦裡發⽣了因⾮法賣地引發的暴⼒抗議活動。透過與當地居民對話，汪洋公開採取了⼀種有耐⼼、和解的⽅式，和平地化解了這個危機。「在過去，政策是壓制任何形式的不滿，」他在⼆○⼀⼆年四⽉對我說，當時這起引起國內國際廣泛關注的抗議事件才過去幾個⽉。我們⾒⾯的地點位於樹⽊繁茂的沙⾯島上的原英國領館，這裡曾是廣州的⽼殖民地租界。我們在討論⼀系列話題的時候談到了烏坎這個問題。「政府意識到，如果百姓的要求合情合理，即使他們採取了對抗性⽅式，你也要寬容⼀點。只有這樣做，政府才能保證不站在⽼百姓的對⽴⾯，」他繼續說道。他補充說，當然，有時候政府也會發現百姓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汪洋隨後在中國政府換屆中被任命為四位副總理之⼀，並擔任中美 S&ED中⽅⾸席經濟代表。他是前任王岐⼭的稱職接任者，中美雙⽅都該慶幸由這樣⼀位精明能幹、有直覺⼒的⼈來擔此要任。各省執⾏政策各不相同也可以是件好事，這樣官員們就可以學習別⼈的成功經驗或吸取失敗教訓。但這也會導致政府效率低下，難以維繫全國性標準或確保北京所制定政策的統⼀實⾏。⽽且地⽅黨委的權⼒經常妨礙監督以及法律和標準的有效實施，因為通常國家部委和機構的地⽅分⽀是對省市領導負責，⽽北京⽅⾯又不能充分監督他們。由於靠黨來做重要決策，國家沒有它所需的現代機制和體系來管理許多領域。環境保護就是⼀個很好的例⼦，說明現有政府體制和安排是如何不⾜。沒有哪個領域的挑戰對習近平來說是更加緊迫的。環境保護部成⽴於⼆○○⼋年，代替了原來的環保總局，負責實施全國⼈⼤制定的相關法律。
362.不幸的是，這些法律通常很含糊，要求有額外的指導實施細則。在中國的法律體系裡，是由負責調查和起訴的國家檢察機關來提供這種指導，但省甚⾄市還可以根據「⾃⾝特定」情況進⾏調整。環保部在各省和主要城市裡都設有分⽀機構，但實際上他們都是直接對省⾧或市⾧負責，⽽只是間接地對北京負責。這種安排造成各種混亂，政治⼲預和不連貫執法。關於誰有權⼒和責任來實施懲罰，尚有很多不清楚的地⽅，理論上各級環保官員都可以影響罰款數額的多少。即使對採取⾏動達成⼀致意⾒，這些決定的實施還取決於法院的意願，⽽法院則完全在黨的掌控之下。如果關閉⼯廠或處罰排污者會影響轄區的經濟增⾧，當地的黨代表就不會願意採取⾏動。環保部看起來更是嚴重資源不⾜。據說環保部僅有三千名⼯作⼈員和六．四三億美元的預算。與之形成鮮明對⽐的是，美國環保署擁有⼀萬五千五百⼆⼗⼀名僱員和七⼗九億美元的預算。環保部並不是唯⼀在苦苦掙扎以完成使命的部⾨。中國的官僚機構似乎都有個龐⼤的基層，重⼼向地⽅和省級分⽀傾斜。財政部⾧樓繼偉估計，中國在中央⼯作的公務員只佔總數的六％，⽽美國是⼀⼆％，法國是⼀四％。直到⼆○⼀三年三⽉，國家⾷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中央的總部還只有六⼗幾名⼯作⼈員；隨後增加了數百名⼯作⼈員，但該機構仍然沒有⾃⼰的執法隊伍，必須依靠地⽅官員。我想像不出對中國來說，還有哪兩個領域的問題會⽐⾷品安全和環境安全更為緊迫，這兩個領域已成為緊張衝突的爆發點，但負責解決這些問題的政府機構卻仍然準備不⾜。中國在制定更好的法律條款⽅⾯取得了進步。但這些法律沒有被統⼀和⼀以貫之地實施，⽽法院也仍然唯黨的意志是從。「我們知道有地⽅保護，但我們把它留給地⽅政府處理。」⼀位⾼官告訴我說。「你能想像在⼀位省委書記轄區內的地⽅法院或檢察官，對這位省委書記或省⾧提起法律訴訟嗎？」習近平主席急切地想恢復⼈們對司法系統的信⼼，以此平息市民的憤
363.怒並確保改⾰成功。私有產權保護和合約執⾏對實現經濟⾃由⼗分重要。沒有這些，創新精神難以興旺，經濟活⼒也會下降。在他作為總書記，主持政治局學習的⼀次早期講話中，習近平⼤⼒倡導了他所稱的法治，當然這和我們所理解的法治原則是不同的。他特別強調了法官和檢察⼈員獨⽴性的重要性，要求黨克制對司法程序的⼲擾。北京已開始採取步驟，減少地⽅黨委對法院和判決的控制，限制他們⼲預個案的能⼒。三中全會要求有更多公開審判，法庭判決將根據呈堂證據⽽不是在背後商議。黨不斷跟進這些進展，並把⼆○⼀四年⼗⽉的四中全會主題定為依法治國。這次會議制定的⽂件談到了建⽴巡迴法庭，這樣能夠有效避開地⽅黨領導⼈對司法判決的⼲擾；他們還強調，將根據官員的執法效率、執政透明度及負責任程度，對他們進⾏評估。任命周強為最⾼法院院⾧是另⼀個可喜的跡象。這位原湖南省委書記曾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律師，他是⼀位⽴志於提⾼司法系統專業化⽔平的改⾰家。這可不是⼀項輕鬆的⼯作，因為多年來，中國的許多法官幾乎都從未接受過法律培訓，他們多是退伍軍⼈或沒有什麼經驗的司法院校畢業⽣；周強的前任法院院⾧就沒有正規的法律背景。從⼆○⼀四年開始，所有最⾼⼈民法院以及中東部⼗四個省級法院的判決書都放在網上對公眾開放，全國所有法院在三年內也要做到。建⽴巡迴法院和轄區跨不同地域的法院的試點⼯作已於⼆○⼀四年底前啟動，這部分也是為了減少地⽅官員對司法程序的⼲預。 2012年4⽉4⽇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現任最⾼⼈民法院院⾧的周強，在⾧沙向我展⽰他⼿機裡的新應⽤程式。
364.習近平的司法改⾰將透過專業化和現代化來改善現有體系，並且⼈們還希望司法體系能更加注重透明性和⼀致性。但只要法律體系不能獨⽴於黨，在中國就沒有法官或檢察官能做到真正的獨⽴。但現在還沒有計劃要在短時間內實現這種根本性轉變。四中全會強調了，黨仍將掌管法律體系，明確聲明「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致的」。 ★ 傳統上，共產黨希望中國⼈民靠它來滿⾜⾃⾝的需求，因此對任何⾮隸屬組織，如私⼈基⾦會或⾮營利機構，都持公開敵視態度。但如今，中國政府越來越樂於接受各種慈善事業和公益捐贈，並允許⼈們有更多機會透過各種組織參與社會活動，儘管這些組織機構嚴格來說並不被黨控制。政府接受了⼀批NGO，它們可為經批准的慈善活動提供社會服務。事實上，這些組織被認為是在幫助或彌補國家在某些⽅⾯能⼒的不⾜。⼆○○ ⼋年的汶川地震就是⼀個轉折點，它導致近九萬⼈死亡或失蹤，四百⼋⼗萬⼈無家可歸。到⼆○○九年九⽉，中國的個⼈捐款者為災民提供了⼀百零六億美元的慈善救濟，此外海外還捐了⼗⼀億美元。中國第⼀夫⼈彭麗媛經常積極參與慈善活動，很好地說明了這種轉變。彭麗媛致⼒於全球健康和教育公益事業；⼆○⼀⼆年，她和微軟創辦⼈⽐爾．蓋茲共同出席了被廣為報導的中國禁煙活動。我也感覺到，許多⼈在尋找⼀些更有意義的事情，⽽不僅僅是賺錢或對黨愚忠。NGO的數量在增加，⼀群新的中國慈善家創辦公益組織。從事宗教活動的⼈，⽐過去更多也更公開。⼈們對佛教、道教和儒教的興趣越來越濃厚，許多⼈開始擁抱中國傳統價值觀。我並不想誇⼤這種現象，因為仍有許多限制。教會被要求到政府註冊並被密切監視。基督教正在快速發展——今天在中國或許有五千萬到⼀億
365.的基督徒——特別是那些未獲得國家正式批准的地下教會。但政府的批准帶有苛刻的條件：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許承認梵蒂岡的權威，但這對羅⾺⽅⾯來說，又是不可接受的。未經批准的教會活動也並⾮總被容忍，對於什麼是「可以的」有嚴格的限制。例如，法輪功宗教信仰團體就是被嚴令禁⽌的，超出政治「許可的底線」則後果極為嚴重。然⽽，我還是在我從事的環保⼯作中，看到了公民社會的⼀些可喜嘗試。這些還稱不上是我們西⽅所說的⾃治活動，但在朝這個⽅向發展。⽬前，約束性的政策限制了不隸屬於政府的⾮營利組織之註冊與發展，過時的稅法和監管則削弱了它們對潛在捐款⼈的吸引⼒。中國領導⼈正在討論要改變那些法規。中國變得富裕以後，越來越多企業家和商⼈開始設⽴慈善基⾦會。今天中國⼤約有三千七百家私⼈和公共慈善基⾦會，⽽⼗五年前僅有四百家。慈善募捐的潛⼒⾮常巨⼤：⼆○⼀⼆年，中國捐款⼈共捐了⼀百三⼗億美元，不到GDP的○．⼆％；⽽在美國，捐款⼈則捐了三千億美元，佔GDP的⼆％。私⼈資⾦的⽀持和黨的更多包容，共同促進了NGO的發展。第⼀個⾮政府環保組織「⾃然之友」於⼀九九四年註冊成⽴；到⼆○○⼋年，經官⽅註冊在中國從事環保事業的NGO已有五百零⼋個，擁有兩千名全職員⼯；美國有兩萬個⾮政府環保組織，擁有⼗萬名全職員⼯。與此同時，近來出現了⼀股明顯的寒流。⼀些西⽅NGO和學術機構發現，曾與他們合作的中國智庫機構、⼤學和NGO，對合作事宜變得更謹慎了。這種新出現的遲疑態度，看起來與正變得更強硬的黨所施加的壓⼒有關。⼀些國際NGO在中國發揮著⾮常重要的作⽤，很難想像他們會不受歡迎。但他們的活動會被密切注視，那些宗旨與黨有衝突的外國NGO將不許⼊境。中國的新慈善家群體組成極為複雜。⽐如說⽜根⽣，他被認為是以個⼈資⾦創辦私⼈基⾦會的第⼀⼈。他以不可撤銷的⽅式，將他價值五億美
366.元的財富在他和妻⼦及兩個孩⼦過世後，幾乎全部捐贈給該基⾦會。⽜根⽣個⼈經歷極為坎坷。他⽣於⼀九五⼋年，因家裡太窮，出⽣後不久就以⼋美元被賣到⼀⼾收養⼈家。他童年的⼤部分時光，是在孤兒院度過的。⼀九⼋⼆年，他從⼀個洗瓶⼯⼈幹起，不斷提升，直到積累了⾜夠的資本和客⼾，於⼀九九九年創辦蒙⽜乳業公司，公司很快成為中國頂尖的⽜奶供應商和乳製品⽣產商。⼆○○⼆年，他開始和律師⼀起設計，以⼀種可節稅的⽅法創⽴⼀家私⼈慈善機構，管理⽅式則極盡可能仿效洛克菲勒基⾦會。蒙⽜乳業於⼆○○四年在⾹港上市。⽼⽜基⾦會共計花了約五千萬美元來⽀持近百個不同項⽬，其中包括在內蒙古與⼤⾃然保護協會合作的⼀個⼤型植樹造林項⽬。⽜根⽣也和鮑爾森基⾦會合作進⾏⼀個濕地保護計劃。我們⾃然保護活動的另⼀位夥伴是曹德旺，這位福耀玻璃公司的創辦⼈是⼀位慈善先鋒。⼆○⼀四年我在福建訪問的時候，曹德旺告訴我說，他的⼈⽣哲學是要「不計個⼈利益和商業利益地幫助中國百姓」。剛開始，他的慈善活動處於灰⾊地帶，因為還未被官⽅許可。⼆○⼀○年，他捐獻價值三⼗五億元（約五．⼆億美元）的福耀股票，設⽴了河仁慈善基⾦會，該基⾦會以他⽗親的名字命名。因為這是中國國內第⼀筆對私⼈基⾦會的股權捐贈，花了三年時間才通過必要的審批。五個部委聯合發⽂，才使這筆捐贈和未來其他類似捐贈成為可能。曹德旺說，包括這筆捐贈在內，他的總捐款額接近⼗億美元了。鮑爾森基⾦會與河仁慈善基⾦會在福建進⾏環保項⽬合作，包括與省政府共同合作，將武夷⼭開發成⼀個國家⾃然公園。 2014年4⽉11⽇，溫蒂與我參觀⼀個汽⾞玻璃⽣產商的廠房，同
367.⾏有福耀集團創辦⼈曹德旺（左⼆）與他的兒⼦曹暉（最右）。（REUTERS/Nir Elias）我特別感激地看到，⼤⾃然保護協會正在中國優秀企業家和成⾧中慈善家的領導下茁壯成⾧。在⼀九九○年代後期，我開始在中國開展⼤⾃然保護協會的⼯作時，它的捐贈者主要還是美國⼈和海外華⼈。該協會現在已在中國成⽴了⾃⼰的理事會，⽽且完全從本地集資。該理事會計劃在中國每個省都建⽴⼀個分部，且會員可以到世界各地頻繁參觀⼤⾃然保護協會的項⽬，瞭解志願者領導是如何幫助實現這些⽬標。我在⾼盛的⽼同事胡祖六和我的朋友⽥溯寧，對於⼤⾃然保護協會中國理事會的成⽴，發揮了重要推動作⽤，並共同擔任聯合理事⾧。現在的理事⾧是阿⾥巴巴的⾺雲。 ★ 今天的中國還另有⿊暗的⼀⾯——⽽我認為，這絕對是⾃⼰拆⾃⼰的台。談到⾔論⾃由、新聞⾃由和不同政⾒的表達，已經證明習近平這屆政府⽐上⼀任甚⾄約束得更多、更緊。網際網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公共廣場，但它在中國已被隔離多年，置於嚴密監視之下，且被頻繁地內容審查。新領導⼈還對社群媒體上的「傳播謠⾔者」發起⼀場嚴厲的清查。對我們這些視個⼈表達權為理所當然的美國⼈⽽⾔，這的確很令⼈不安。⼆○⼀⼆年，當西⽅媒體開始報導中國某些領導⼈家庭透過不當⽅式積累鉅額財富的故事時，中國政府的反應是關掉做調查報導的《紐約時報》和彭博社的網站。當報導繼續刊出，中國政府則採取更嚴厲的⼿段，停⽌護照更新，導致⼆⼗多位美國記者被驅逐出境。但這些⽐之政府對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採取的更⼤規模打擊，就也算不了什麼了。中國政府加強了內容審查和監視，並開始拿某些微博上的輿論領袖開⼑——這些⼈即
368.所謂的「⼤V」，他們是經過認證的微博⽤⼾，有上百萬的粉絲。在⼆○⼀三年⼀次措辭強硬的談話中，習近平指⽰，黨要「打造⼀⽀強⼤的隊伍搶佔新媒體陣地」。據公開報導，拘留和逮捕隨即⽽來。中國政府⾧期對訊息實⾏壟斷，這是它維持政治權⼒的⼀個重要⽀柱。除極少數勇敢的例外，國內媒體機構鮮有保持編輯獨⽴性的；即使是那些並不直屬或⾮正式掛靠國家部⾨的媒體，⼀般也要進⾏保護性⾃我審查。網際網路的到來威脅了這種對訊息的束縛，不出所料，中國領導⼈試圖控制網路。在⼗多年前，他們就樹起所謂的中國防⽕牆，藉由封鎖和過濾來阻⽌對全球數千個網站的⾃由接⼊。西⽅廣受歡迎的網路服務如推特、臉書和視頻網站YouTube統統都被禁⽌；其他如Google則被迫從中國撤出。翻牆來獲取未經審查的訊息是可能的、但不⽅便，許多中國⼈懶得這麼做——儘管到了⼆○⼀三年，中國已經有六．⼀⼋億⼈上網，他們已成為全球最⼤量的⼀群網路⽤⼾。中國政府僱⽤了⼤量的網絡警察在網上和社群媒體巡邏、跟蹤熱點話題，監視和審查內容。⼆○⼀三年，《南華早報》引⽤《新京報》的⼀篇報導，說中國政府花錢僱了兩百萬⼈做「網絡輿情分析師」，此⼀職業涵蓋內容審查員、偽評論員和其他監視者。中國政府擔⼼評論員和網上活動份⼦的⾔論會被太快地閱讀和傳播。⼀些知名博客有數千萬粉絲，⽽黨的正規喉⾆《⼈民⽇報》卻只有三百萬到四百萬的發⾏量。由於公眾對官⽅媒體的不信任，社群媒體⾜以形成⼀種威脅，使國家難以影響和主導全國性議題。但政府看起來是允許⼈們在不那麼政治性的領域擁有⼀定程度的發⾔⾃由，但這些領域的劃定並不總是很清楚。針對政府或黨或其領導⼈的⾔論很可能被審查，但許多試圖召集⼩規模群體的努⼒也招致嚴格審查。哈佛⼤學於⼆○⼀四年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了⼀份研究報告，研究⼈員發現中國的審查員更可能刪除如討論⼤規模抗議和其他形式集體⾏動這類的帖⼦，⽽⾮因政策問題批評政府及⾼級領導⼈的帖⼦。允許後者的存在，可看作是⼀種瞭解民意的⽅法。
369.社群媒體這樣的技術進步已令中國領導⼈困擾多時。中國第⼀輪網絡平台被稱為博客，始創於⼆○○七年，兩年後被政府封殺。又過了兩年，微博起步並紅遍全國，尤其是新浪和騰訊運作的微博。微博被描述為⼀種介於推特和臉書之間的產品，它允許⼈們⽤⼀條⼀百四⼗字的短信上傳和更新訊息，添加⾳樂和影⽚，還可以貼評論和其他東西。帖⼦可能成為⼤熱⾨，在註冊⽤⼾間快速傳播。到了⼆○⼀三年底，已有超過六億微博⽤⼾。⼆○⼀⼀年七⽉，兩輛動⾞在浙江省溫州市附近相撞，導致四⼗多⼈死亡，對此事的報導顯⽰了微博的威⼒。據說，是兩列⽕⾞上的乘客透過微博帳號即時發帖，⾸先報導出這個新聞。關於此次事故的動態短信推送迅速暴增，國家媒體機構快速跟進報導，並引⽤許多博客的發帖。像往常⼀樣，由於沒有及時的官⽅回應，當地政府因笨⼿笨腳地阻礙救援和搶救恢復⼯作不⼒⽽被指責。這起事故在微博上引發了⼤量毫不留情的指責，批評政府的腐敗、缺乏透明度和不負責任。溫家寶總理親⾃趕到事發地點，向公眾保證北京⽅⾯⼀定會徹查到底，但整個領導層像是被打了個措⼿不及，政府信譽也已受損。更令中國領導⼈不安的是，這次撞⾞發⽣在「阿拉伯之春」開始僅七個⽉後，⽽正是後者充分展⽰了新技術幫助⼈們圍繞重⼤議題迅速組織起來的⼒量。胡錦濤政府採取步驟限制微博的影響範圍；其中就包括要求⽤⼾在服務提供商處進⾏實名制註冊。但微博和網路還是繼續展現它們的強⼤影響⼒。地產開發商潘⽯屹，也就是我⾼盛⽼同事張欣的丈夫，他領導的⼀場與空氣污染作⾾爭的運動，造成不⼩轟動效應。當時他在新浪微博上有七百四⼗萬粉絲，張欣有⼤約六百萬粉絲（到⼆○⼀四年，他倆共有將近兩千六百萬粉絲）。潘⽯屹開始在他的微博帳號上貼出從美國使館推特獲得的PM 2.5指
370.數。⼆○⼀⼀年⼗⼀⽉，他讓他的粉絲投票決定，是否認為政府應該在⼀年內開始公布⾃⼰的PM 2.5數據。張欣後來告訴我，北京的環保部⾨抱怨潘⽯屹只發美國的數字⽽不發中國政府的PM 10讀數，後者衡量的是對健康危害較⼩之⼤顆粒物的濃度。據說，北京官員表⽰他們還不能那麼快地開始測量PM 2.5。潘⽯屹發起的活動在數天內吸引了幾萬⼈投票。雖然剛開始有些官僚阻⼒，但北京從⼆○⼀⼆年⼀⽉⼆⼗⼀⽇開始公布它⾃⼰的 PM 2.5讀數。國家的⾼級領導對此很感興趣，潘⽯屹被邀請去為治污提供建議，並且⼀年後在中國有另外七⼗三座城市也開始發布該數據。這些都發⽣在胡錦濤政府⾏將落幕的⽇⼦裡。習近平採取了更強硬的態度。⼆○⼀三年⼋⽉，包括潘⽯屹在內的⼀些博客領袖被召去參加⼀個社會責任論壇。該⽉稍晚，擁有⼀千六百萬粉絲的美籍華⼈、⼜無遮攔的⾵險投資家薛蠻⼦，就因所謂召妓被捕。許多中國觀察⼈⼠認為，此次逮捕是為了壓制網上的異議。薛蠻⼦隨後帶著⼿銬在電視裡露⾯，承認了召妓的指控，並說⾃⼰在網路上發布的⼀些訊息太隨意了。之後頒布了新規則，明定傳播謠⾔——定義是訊息被閱讀超過五千次，或轉發超過五百⼈ ——可能導致⾧達三年的監禁。中國政府對社群媒體的強⼒打壓，看來取得了想要的效果。到⼆○⼀三年底，許多微博⽤⼾減少了發帖的頻率。儘管對於如何衡量網絡活躍⽔平和重要性還有些爭議，⼀般⼈都認為政治評論的深度和新聞分享都減少了。⼀些微博客⼾轉移到相對更有私密性的平台，如騰訊的微信應⽤。微信更多的是個⼈對個⼈的訊息發送和對話⼯具，⽽不是像推特那樣，讓數⼗萬⼈在幾秒鐘內就能看到發送的訊息。儘管謠⾔和「敏感」討論在微信上也可以同樣活躍，使⽤起來相對安全；但該款應⽤不太能成為⼀個「虛擬公共廣場」。但到了⼆○⼀四年⼋⽉上旬，政府宣布開始打擊移動訊息服務。這個強硬的新規定禁⽌在公共帳號使⽤假名，沒有執照的帳號持有者不得發布或轉發政治新聞。
371.★ 中國領導⼈對他們⾯臨的複雜經濟和社會挑戰瞭解得很清楚，也知道需要巨⼤的決⼼和政治技巧才能推動他們的議事⽇程。但採取⾏動太慢或太少造成的⾵險，遠遠超過採取⾏動過多或過急的⾵險。畢竟，中國的未來並不僅僅掌握在⾃⼰⼿中。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享有特殊的待遇。況且，今⽇的增⾧前景也遠沒有改⾰開放初期三⼗年那麼好，畢竟當時世界整體上處於相對的和平、繁榮和穩定期。習近平和李克強對此⾮常清楚——他們是在全球⾦融危機暴露出中國增⾧模式缺陷的五年之後掌權的。沒有國家能永遠違背經濟規律，⽽中國不可避免地，將與某種形式的經濟危機作⾾爭。與此同時，中國驚⼈的成就已使⼈民的期望隨之⾼漲，並將越來越難以滿⾜。習近平的改⾰計劃就是想為中國提供實現更好治理的⼯具，但這要花費數年才能實現。但如果在這期間經濟情況惡化、就業增⾧減速，⼈們對黨進⼀步失去信⼼了呢？俗話說⽔漲船⾼，但⼀次⼤退潮也可以使⼈發怒⽽提⾼嗓⾨，或是有時乾脆舉起緊握的拳頭。⼀次嚴重⽽⾧期的經濟衰退，有沒有可能威脅到黨的執政地位？西⽅有⼀些⼈就是這麼想的，但我並不相信事情會這樣。在美國，我們市場經濟的⾃我糾錯機制在⼤多數情況下都迫使我們承認損失、勾銷壞帳，並在損害進⼀步擴散前解決各項問題。即使在⼀個像⼆○○⼋年那樣糟得不能再糟的經濟危機中，我們強有⼒的法律和監管系統、我們民主制度的有效制衡，作為社會福利組成部⾨的安全保障網以及政府和⾮營利組織的緊急援助，共同發揮作⽤，充當衝擊波吸收器，有效緩和了社會壓⼒和騷亂。確實，由於中國沒有這些緩衝⼒量，經濟增⾧減速到三％或四％就可能⽐西⽅已開發國家的經濟負增⾧更為痛苦。但中國有雄厚的財政實⼒和果斷的領導⼈，後者不受什麼約束，能快速採取⾏動。
372.與此同時，習近平在兩個⽅向同時發⼒，但這個兩個⽅向很難調和。他⼀⽅⾯試圖在經濟脫軌前徹底改變經濟增⾧模式，另⼀⽅⾯他同時加緊對各種社會和政治活動的限制。看起來，他在推進經濟和社會改⾰以及改進政府治理⽅⾯正取得進展；但壓制⾔論⾃由蘊含著⾧期⾵險。中國希望以創新推動經濟發展，但創新型經濟的成功需要點燃⼈們的聰明才智，⽽後者只有在⾃由和開放的交流中才能綻放開來。最富競爭⼒的國家會⿎勵他們的⼈民進⾏奇思異想，他們絕不會把⼈們裝在盒⼦裡來限制思考。的確如此。個⼈要在市場經濟中實現其全部潛⼒的條件，這和⼀個專制政府是格格不⼊的。你不可能在與世界隔絕的情況下獲得商業成功。你必須瞭解你的客⼾、你的競爭對⼿，以及影響你市場的所有因素，包括政治的、監管的和經濟的。你需要可獲得所有訊息的通暢管道。在現代經濟裡，你很難讓你⽣活的⼀部分接⼊到⾃由訊息流中，⽽另⼀部分卻被隔斷在外。⼀⽅⾯⿎勵⼈們對各種經濟和商業問題表達觀點，另⼀⽅⾯又禁⽌他們在許多其他問題上同樣公開地或有組織地表達觀點，我不相信這是持久之計。同樣不可⾏的是，⼀⽅⾯⿎勵⼈們積極尋找全球經濟改⾰的最佳商業⽅式或觀念；另⼀⽅⾯在他們⽣活的其他領域，卻禁⽌他們接受新觀念或擁抱變⾰。⼈們⾃然⽽然地想保護他們藉由⾟勤勞動創造的各種價值，不管是他們的企業、家庭還是⽣活品質。他們⾃然⽽然地，會把協助他們在商業上獲得成功的技能發揮在其他⽅⾯。他們會搜尋各種相關訊息，如果得不到，他們會要求得到這種訊息。呼吸的空氣是安全的嗎？⽔是可以喝的嗎？他們會提出他們的主張。他們希望⾃⼰的聲⾳被聽到。當⼈們滿⾜⾃⾝的物質需求後，他們會有更多的期望。最終，他們想對⾃⾝如何被治理有更⼤的發⾔權。我認為，對⾃由、⽣命、權利和幸福的嚮往與追求是普世的，是⼈類社會與⽣俱來的，⽽不僅僅是由兩百多年
373.前碰巧建⽴了美國的數千名⽩⼈男⼦（主要是英國⼈後裔）表達的願望。因此，⼀旦⼈們把繁榮視為理所當然之際，中國共產黨以繁榮換取穩定的交易，就必須重新調整了。我並不是說，像中國這樣⼀個有著與我們完全不同歷史與⽂化的國家，必須實⾏和我們⼀模⼀樣的政治制度。畢竟，美國⾃建國以來也在諸多⽅⾯發⽣了重⼤的演變。同樣如此，中國⼈也會迎來轉變。今⽇他們或許更關注眼前的問題，諸如清潔的空氣和⽔、⾷品安全及官員腐敗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肯定希望獲得更多的個⼈⾃由、社會公正，最終是政治參與。中國領導⼈是務實的，他們在努⼒維穩的同時，密切關注公眾的情緒。改⾰政治體制，使之更開放和包容是維穩的最佳⽅式。進⾏政治改⾰會有⾵險，但拖延變⾰太久，必將對中國和世界造成更⼤的⾵險。⾧期來看，若希望中國的偉⼤成就能永續，經濟⾃由和繁榮就必須帶來更多的個⼈⾃由和政治權利。
374.Chapter 20 前進的道路 The Way Forward ⼆○⼀四年三⽉初的⼀天，天氣乾冷，我坐在⼀間能俯瞰波⼠頓港灣的豪華會議室中，接受⼀群⾦融業領袖的提問。這些男男⼥⼥所服務的機構，管理著超過三兆美元的⾦融資產，其中就包括數百萬美國⼈的個⼈儲蓄和養⽼⾦。他們⾮常急切地想瞭解關於中國經濟的⼀切。中國經濟增⾧會戛然⽽⽌嗎？我擔⼼房地產泡沫嗎？中國的⾦融系統有多脆弱？中國政府在治理環境污染問題上是認真的嗎？有個⼈還提出了針對我個⼈的問題。「漢克，」他說，「你是⼀個真正的愛國者。那你為什麼要幫中國？」這個問題使我突然停下來思考。三年前，當我開始計劃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從沒想到過某天我有可能會在⼀個由⾼級⾦融⼈⼠參加的會議上被這樣問到。他們應該都認為幫助中國改⾰經濟、開放市場、保護環境和提⾼⼈民⽣活⽔平——這些正是我所做的⼀切——也將給美國帶來經濟和戰略利益。但這種看法正在發⽣改變，因為中國已崛起成為⼆戰結束以來我們最⼤和最強的經濟競爭對⼿，並且它還以令⼈不安的⽅式展現新的軍⼒。因此，許多來⾃各⾏各業的美國⼈開始對中國持越來越恐懼和忌恨的態度。現在有部分⼈更傾向於對抗⽽不是合作。我理解這些情緒。他們部分是因為中國的選擇和⾏動造成的；他們部分又是源於對美國近來經濟困境的失望。我已經花了很多⾴來解釋，為什麼中國必須進⾏重⼤經濟改⾰才能延續它的增⾧奇蹟。這些論證對中國和中國⼈民來說都是有意義的。但為什麼⼀個美國⼈要操⼼這些呢？為什麼我們要⽀持中國獲得成功呢？難道我們不該期望看到這個笨拙的巨⼈被絆
375.倒，從⽽使它驚⼈的經濟和軍事增⾧減速？今後數年裡，中國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影響⼒很可能會達到與我們相匹敵的⽔平。為什麼現在要抓住機會幫助中國應對它⾯臨的諸多問題和挑戰？為什麼要幫助我們的對⼿？答案很簡單：我們應該這麼做，因為這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先，我們⾯臨的幾乎每⼀個重⼤全球挑戰——從經濟和環境問題，到⾷品和能源安全，再到防⽌核擴散和恐怖主義——只有世界上兩個最重要的經濟體互相協作時，才能較為容易解決。如果美國和中國不能攜⼿⽽是相互拆台，這些挑戰將幾乎不可能被解決。如果我們希望從不斷增⾧的全球經濟中獲益，我們需要像中國這樣最重要的增⾧引擎能持續繁榮；如果我們想要阻⽌最壞的氣候變化後果，並保護我們脆弱的全球⽣態系統，我們需要中國不僅解決國內的巨⼤環境問題，並且在國外採取更環保的實踐⽅式；如果我們希望使疾病遠離我們的國境，我們需要中國和其他國家採⽤最佳⽅法預防和阻⽌傳染病蔓延；如果我們想阻⽌危險武器流⼊那些可能傷害我國公民的⼈的⼿裡，我們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共同努⼒來打擊⾮法⾛私。如果我們希望實現以上這些⽬標，我們必須持積極、坦誠並且有時是強有⼒的態度與中國⼈打交道，同時尋求合作，協調政策，努⼒把他們融⼊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中。如果我們試圖排斥、忽視或削弱中國，我們將弱化⾃⼰影響中國領導⼈決策的能⼒，並有可能使中國懷疑論者擔⼼的那種最壞情況成為現實。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良好對我們有現實利益，我們應當希望從中國的成功中獲利，就像中國也希望從我們的成功中獲利。中國是美國增⾧最快的出⼜市場；如果中國出了問題，那必將損害我們的公司、我們的⼯⼈並減少我們的就業。今天，世界上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在努⼒解決⾮常棘
376.⼿的結構問題，沒有什麼⽐穩定的增⾧更為重要。如果中國出了任何重⼤經濟問題，由於它與其他國家聯繫廣泛，必將嚴重影響全球經濟增⾧。儘管中國取得了很多成功，美國許多⼈對它感到害怕，但中國並不是⼀個擁有無限動⼒的發電廠，它並沒有發明出更好的經濟模式，很快就要佔領全世界。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的經濟體系急需⼀場⼤修，並且沒有幾個國家在模仿這套體系。它的政治體制就更是後無來者了。誇⼤中國的實⼒，就和低估它的潛⼒⼀樣，都是危險的。兩者中任何⼀種情況，都能導致我們在和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做出⾮理性反應或犯錯。我不是說合作會很容易。事實上，我可以保證今後幾年合作只會變得越來越難。中國正變得越來越⾃信，中國的民族主義也不是想讓它消失就會消失的。當⼀個⾃豪的中國變得更為強⼤後，它在實現⾃⼰認定的利益訴求時將更加堅定。我們不知道這些利益將如何變化，只知道它們可能會和我們的利益越來越不⼀致。因此我們需要強有⼒地，清晰⽽直接地向中國⼈表明我們的核⼼原則並堅持到底。從鄧⼩平⼀九七⼋年開始經濟⼤改⾰以來，中國的最⾼領導⼈堅持認為，中國的繁榮取決於⼀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看不出中國有什麼理由要放棄其追求外部和平與穩定的國策，為國內經濟和社會進步創造良好條件。中國⼈⾮常善於學習歷史，他們知道崛起⼤國幾乎總會和現有⼤國形成衝突。如果習近平主席和其他領導⼈尋求與美國建⽴他們所說的「新型⼤國關係」，那是因為他們想在獲得⼤國地位，並且在繼續進⾏現代化和發展經濟的同時，避免衝突。關於這點，習近平在⼆○⼀四年做了簡單明瞭的闡釋。「我關⼼的主要是改⾰和相關問題，」他告訴我，「為了創造⼀個有利於中國的發展環境，我們需要⼀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我們的道路將是和平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膽地主張⾃⼰的利益，⽽且很可能以我們
377.認為不明智的⽅式進⾏。習近平主席知道每⼀個⼤國都擁有⼀⽀強⼤的軍隊，因此他下決⼼要實現中國武裝⼒量的現代化。但⾧期⽽⾔，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經濟轉型。習近平知道他必須維持中美關係的穩定，因為我們兩國的合作以及與其他西⽅國家的合作，對中國成功克服經濟挑戰仍是⾮常重要的。正因如此，我們有了很多實現我們⽬標的⼿段；我們可以在幫忙的同時施加我們的影響⼒。正如我們建⽴SED時，我向內閣同事們解釋的那樣，如果我們把經濟問題辦妥了，其他緊急問題就更容易處理。中國⼈也許是我們全球最強⼤的競爭者，但我們所有⼈都不應該害怕競爭或從競爭中退縮。我們應該全⾝⼼地投⼊競爭。幾個世紀以來，正是競爭使我們變得越來越強⼤。⾯對真正挑戰的時候，才是美國⼈勝出之時。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精髓，優秀的觀念、產品、服務或提供商將會勝出。但競爭本⾝必須是公平的，規則是清晰且共同認可的，⽽裁判則是公正和始終如⼀的。競爭也不必是零和遊戲。我們可以找到⼀些⽅法，讓雙⽅都能促進⾃⾝的利益。有時候我們的⽬標互相衝突，這就要求我們進⾏直接溝通和有技巧的管控，讓我們處在⼀個整體平穩的進程中。在另外⼀些時候，共同利益會創造機會，讓我們共同努⼒或攜⼿共進，以促進雙⽅的利益。競爭和合作的多少，將取決於我們領導⼈所做的決策，特別是那些事關我們未來⾧期競爭⼒的決策。我對兩類⼈沒什麼耐⼼，⼀類是宿命論者，他們認為美國已⾛向終極衰落；另⼀類是必勝論者，他們則拒絕承認世界已發⽣變化，我們必須繼續改進以適應。我們不能躺在原來的成績上睡⼤覺。我們必須根據我們⾯臨的經濟社會問題——從⾼企的負債⽔平到⽇益擴⼤的收⼊不平等——調整我們的國內政策。考慮到不斷變化的國際局勢，我們必須認真分清楚輕重緩急，不在我們沒什麼重⼤戰略利益、或沒有制定清晰計劃、也沒有能⼒實現我們⽬標的領域，⽩⽩消耗我們的資源。我們可以設想，中國會為了⾃⾝利益竭盡全⼒地保持繁榮，變得⽇益
378.強⼤。我們也該這麼做。我們的領導⼈必須有⾜夠的⾃信來開展合作，不因害怕看起來軟弱就不敢做出必要妥協，並在需要的時候採取強硬⽴場。 ★ 在⼀九七⼆年兩國恢復交往之前，中國和美國是難以和解的冷戰對⼿，兩國不僅在朝鮮⾯對⾯地作戰，⽽且間接地在越南戰場較量。尼克森總統和他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季⾟吉巧妙地利⽤了中國對兩國共同敵⼈蘇聯的更⼤不信任，建⽴起雙邊戰略關係。美中隨後達成的「三個聯合公報」使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確⽴了美國在對台政策這個敏感問題上與中國打交道的重要準則，並且制定了兩國今後外交關係的基本原則。雙⽅都認為，中國的成功有利於兩國，並在此基礎之上逐漸達成牢固共識。我們⽀持中國發展，中國則和我們⼀起反對蘇聯並同時進⾏前所未有的經濟改⾰開放。經過前後⼋屆共和黨和民主黨主持的美國政府，美國和北京的合作越來越緊密。我們從低成本進⼜中獲益，中國則透過滿⾜美國⼈像無底洞似的消費需求來致富。中國成了⼀個穩定的資本來源，為我們的債務提供鉅額融資並幫我們壓低利率和通脹。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從來不缺乏批評者，儘管普遍共識是——與中國保持積極關係，最終對美國和⼀般美國民眾是有利的；但當中國充滿活⼒且快速增⾧的經濟對我們形成挑戰的時候，原先的共識就開始改變了。對許多美國⼈來說，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他們感覺⾃⼰被利⽤了。當中國還不那麼重要的時候，美國容忍了⼀些問題，⽐如把許多外國投資拒之⾨外的本能保護主義⾏為，要求外國公司透過合資公司投資，並規定要把技術轉移作為⼊場券。但當中國的國企開始盈利，⼀邊享受著反競爭性補貼和監管保護、⼀邊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展開競爭時，這些問題就變得越來越不可接受。
379.當美國的經濟在全球⾦融危機後開始衰退時，中國的成功顯得尤為刺眼。兩國的輿論都惡化了。⼆○⼀三年年中，⽪尤全球態度項⽬（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公布的⼀份調查結果顯⽰，美國⼈對中國的認可率，在兩年內下降了⼗四個百分點，降⾄三七％。同時，中國⼈對美國持負⾯態度的⽐率則上升⾄五三％，增加了七個百分點。兩國都有政治⼈物在迎合這種負⾯情緒。批評中國成了流⾏的美國競選⼯具。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則敦促北京挑戰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秩序。原先雙⽅呼籲合作，現在變成要求對抗。但這麼做對雙⽅來說都是適得其反的。美國⼈從美中關係中獲益匪淺。如果我們能找到新的⽅法和中國⼈展開建設性合作，並且他們也同樣這麼做，那我們還可以獲得更⼤收益。中國的領導⼈已重新啟動市場化改⾰進程。他們已經制定計劃發展私營經濟，加⼤對外開放，放寬資本市場限制，⼒爭實現貨幣市場化並最終放開資本帳⼾。這些改⾰將使中國受益，同時也會給美國的農民、⼯⼈和企業創造無數機遇。那麼美國⼈對中國抱怨什麼呢？有⼀些抱怨，例如對猖獗的知識產權偷竊之指控是合理的，我們應堅決果斷地要求賠償。另⼀些抱怨，像就業流失和美國的債台⾼築則複雜得多，它們經常是被扭曲的，還常常是因為數學不好以及沒把基本經濟學弄懂造成的。美國⼈近年來的失業問題⼗分嚴重。這讓我⾮常擔⼼，但這些⼯作機會的消失並不主要是因為外包給中國了，更多是因為⾃動化、運算和機器⼈等⽅⾯的突破性技術進步讓許多⼯作被淘汰，減少了中產階級的數量，並導致收⼊不平等擴⼤。無論經濟能多快復甦，美國作為⼀個國家，整體上必須應對此⼀令⼈頭痛的趨勢。從⼯廠到辦公室，明天的⼯作場所將和今天的看起來⼤不相同。這⼀技術變⾰同樣影響到所有主要經濟體，包括中國在內。到⼆○⼀四年⼗⼀⽉，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約⼀．三兆美元，⼤約佔
380.美國國債總額的⼀○％。這讓⼀些⼈感到擔憂，但他們弄錯了該操⼼的對象。我們應該擔⼼的是債務的總規模，⽽不是誰借錢給我們。無論如何，美國最⼤的債主是它⾃⼰的公民——以聯準會的形式，持有近⼆．五兆美元的國庫券。中國購買並持有美國債務，這對我們是有利的，因為他們對我國債券的需求，能幫助降低我們的融資成本。他們的外匯儲備中，有將近四分之⼀是美國國債——中國⼈買它，是因為擁有世界上最安全且流動性最好的證券是有意義的。正如我在⾦融危機中親眼看到的，中國⼈是負責任的投資者。儘管擔⼼能否保住投資的價值，但當時他們仍克服恐慌，堅持持有⼿中的美國債券。在我們與中國的交往中，獲得的許多利益都是與貿易相關的，⽽這也正是許多美國⼈批評最多的領域。儘管雙邊貿易中，中國仍享有鉅額順差，但我們的出⼜增速已超過進⼜。中國是我們的第⼆⼤貿易夥伴，並排在加拿⼤和墨西哥之後，成為我們增⾧最快的第三⼤出⼜市場。在中國⼆ ○○⼀年加⼊WTO後的⼗年裡，美國對中國的出⼜增⾧超過五倍，達⼀千零四⼗億美元。中國對我國產品的需求⼀直很強勁：⾦融危機後的⼆○○九年，美國出⼜量下降超過⼀⼋％，但對中國的出⼜只稍稍下跌不到半個百分點。總體⽽⾔，我們出⼜⾼附加價值產品，如機器設備、⾶機、電⼦產品、化⼯品和⾷物，⽀持了國內的⾼收⼊就業。當美國在中國的投資不斷增⾧時，中國在美國的投資也在增加，⼆○ ⼀三年⾄⼆○⼀四年，就翻倍達⼀百四⼗億美元，中國公司正在美國的能源、農業和房地產等領域積極投資。這個投資額與澳⼤利亞、⽇本和加拿⼤相⽐還很微⼩；和中國公司能夠與願意進⾏的投資相⽐，更是微不⾜道。美中兩國之間的跨境投資，有可能成為⽐貿易更為強⼤的⼀股團結⼒量。美國⼈厭惡由任何政府來擁有美國公司，包括我們⾃⼰的政府；所以當中國國有公司要收購⼀家運⾏良好的美國公司時，總會有些阻⼒。能保留或創造就業的投資，在政治上較易於被接受，特別是當投資來⾃⼀家私營企業、或收購⼀家瀕臨破產的美國公司，或者以綠地投資（greenfield
381.investment）或新創公司來操作。中國最⼤的汽⾞零部件製造商萬向集團，是⼀家在美國投資並深受歡迎的中國公司。萬向集團由嶄露頭⾓、名為魯冠球的企業家和⼀些朋友，於⼀九六九年在浙江省創辦，剛開始是⼀家⾃⾏⾞和拖拉機修理廠。現在該集團年收⼊達兩百三⼗五億美元，擁有約⼀萬兩千五百名員⼯，其中將近⼀半在美國。它在美國⼗四個州設有⼆⼗⼋家製造⼯廠。⼆○○六年，我作為美國財⾧訪華第⼀天宴請的中國私營商界領袖，我的朋友魯冠球就位列其中。萬向美國公司總部設在伊利諾州，由魯冠球的⼥婿倪頻負責，他是我的鄰居，他最⼩的孩⼦將於⼆○⼀五年秋天開始到我的母校巴靈頓中學讀書。倪頻兩個⼤的孩⼦已從那裡畢業；⼀個⽬前在芝加哥⼤學，另⼀個在西北⼤學。「美國是我們的新家，」倪頻告訴我。「我們還要在這裡開拓新的業務。」 2011年1⽉，與萬向集團創辦⼈魯冠球及其⼥婿萬向美國公司總經理倪頻，在芝加哥出席私⼈晚宴。⼀九九○年代早期，倪頻在他岳⽗的邀請下，從肯塔基⼤學的經濟學博⼠學程退學，⽤他的助教薪⽔開啟了萬向在美國的業務——因為當時公司未能獲得中國政府批准，將資⾦轉往美國。萬向先後收購了⼀些⼩的美國汽⾞零部件供應商，並增加對清潔能源技術的投資；直到⼆○⼀三年收購破產電池製造商A123系統公司的⼤部分資產之前，它並沒有得到太多關注。⼀些美國⽴法者反對這項交易，擔⼼A123系統公司先進的鋰電池技術
382.可能被⽤於軍事，並批評說，⼀家中國公司竟成了美國政府補貼的受益⼈。但萬向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正式批准。⼆○⼀四年該公司再次引起廣泛關注，它甚⾄嘗試收購瀕臨破產的菲斯克汽⾞（Fisker Automotive），這是製造出美國第⼀輛豪華混合動⼒電動⾞的公司。⼆○⼀四年七⽉，在⾶往底特律的航班上我偶遇倪頻，當時我正準備去那裡和密西根州數⾧⾥克．斯奈德（Rick Snyder）共同主持⼀場公共論壇，主題是關於中國和其他外國投資為密西根州帶來的好處。湊巧的是，倪頻和他的岳⽗第⼆天正要和斯奈德⾒⾯，討論擴⼤在密西根數⽣產規模的問題。萬向公司已決定對電池業務增加⼆億美元投資，其中很⼤⼀部分就要投到該州。跨境投資對美國州⾧們的吸引⼒是顯⽽易⾒的——就業和增⾧。萬向估計，它在⼆○○七年到⼆○○九年間藉由收購陷⼊困境的汽⾞零部件公司，⼀共為美國挽救了三千五百份⼯作。A123破產後，萬向重新僱⽤了⼋百五⼗七名員⼯，並準備在密西根州僱⽤更多⼈。這家中國公司計劃在⼆○⼀五年晚些時候重啟菲斯克公司，並把⽣產基地從芬蘭遷回美國。總體⽽⾔，萬向美國汽⾞業務僱⽤的員⼯將從⼆○⼀⼆年的三千名增加到⼤約五千五百名。它預計到⼆○⼆○年將僱⽤⼀萬名美國員⼯。州政府和市政府的領導⼈，正衝在前線和企業⼀起努⼒創造就業。鮑爾森基⾦會⼆○⼀四年四⽉贊助了⼀次⼤湖區州⾧投資論壇，會上威斯康⾟州州⾧史考特．沃克（Scott Walker）對我說，「我們是⼀個以中⼩企業為主的州，就像我們家具⾏業的許多製造商那樣，他們之中有許多⼈已被來⾃中國的競爭擠垮。我們需要為這些企業提供⼀些戰略性的幫助。中國市場對他們的增⾧⼗分重要，所以也許來⾃中國的投資能幫助解決⼀些問題。」鮑爾森基⾦會正透過⼀個由副主席⽅艾⽂（Evan Feigenbaum）領銜的項⽬，與美國中西部各州州⾧們共同努⼒，尋找農業和製造業等領域的投資機遇和模式。在這些領域，來⾃中國的投資正可以利⽤它們的知識和
383.技能幫助把產品賣到中國。 ★ 數⼗年來，中國⼀直都太弱⼩或太關注國內問題，以致不能進⾏⼤規模海外擴展。今⽇，中國經濟規模已達⼗兆美元，並且在亞洲和世界舞台上擁有令⼈矚⽬的地位，因此中國領導⼈在申明國家利益時，已不滿⾜於像以前那樣韜光養晦。他們擴建海軍和空軍，並更加願意展⽰他們的新實⼒，就像他們近來在東海和南海與我們的盟友⽇本和菲律賓的領⼟爭端中所做的那樣。強硬講話和⾏動，深受中國⼤眾和黨內精英群體的歡迎。中國炫耀武⼒是⼀個危險的現象，不僅使中國與美國、我們的亞洲盟友和本地區其他國家的關係變複雜，還給那些主張對抗的⼈以⼜實。這些領⼟爭端都由來已久，錯綜複雜，沒有⼀個是能夠輕易解決的。中國和⽇本關係鬧僵最令⼈擔憂。兩國間的相互敵意在⼆戰後持續了七⼗年，使得該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協作很難開展。這也導致⼀種不良態勢的發展，即中國和⽇本搶著和韓國進⾏經濟和安全合作。⽽同時美國正試圖促進我們的盟友韓國和⽇本發展戰略關係，但這兩國之間有他們⾃⼰的歷史和領⼟糾紛。最可能的情況是這些糾紛時起時落。我⽀持美國的政策，即對各⽅的主權要求不選邊站，但堅持像航⾏⾃由這樣的⾧期原則，⽐如在南中國海。我們反對使⽤或威脅使⽤武⼒，或其他形式脅迫來處理爭端。因為這類⾏為只會導致危險的挑釁與反挑釁循環，極易擦槍⾛⽕，使事態失控。所有亞洲國家如果不顧及貿易、投資和經濟增⾧等共同利益，他們都將損失慘重。我相信中國的⽬標是繼續致⼒於穩定和經濟發展。這兩者是不可分的，它們的最終實現取決於北京能否找到辦法與鄰國維持良好關係。儘管北京近來顯得咄咄逼⼈，但⾃尋衝突顯然不符合它⾃⾝的利益。主動挑起
384.衝突，特別是和美國對著幹，將是愚蠢的⾏為，⽽中國領導⼈也不是因為愚蠢才取得今⽇的發展成就。但他們確實⾯臨因地區軍事或安全衝突，⽽損害其經濟利益的⾵險。從他們的⾓度看，中國領導⼈認為周邊形勢險峻。中國與四個強國接壤，並在過去七⼗五年裡與它們打過仗、發⽣衝突，或進⾏代理⼈戰爭。這四國分別是⽇本、印度、俄羅斯和透過前沿軍事部署對峙的美國。中國還和⼀些⼩的鄰國打過仗，包括越南和韓國；並且它還與不穩定的核武國家朝鮮及巴基斯坦接壤。最西邊境的另⼀側是阿富汗，隨著美國從該地區撤軍和減少承諾，不穩定因素可能增加。中國對美國在其周邊保持的軍事基地和同盟持不信任態度，尤其不喜歡美國的軍艦和⾶機在它附近執勤或偵查。考慮到這些因素，美國⼈不應⼼存幻想，今後⼗年我們⾯對的將不僅是⼀個更加咄咄逼⼈和民族主義盛⾏的中國，⽽且還是⼀個更強⼤和厲害的中國——後者擁有⼀⽀現代化的規模龐⼤的海軍，先進的武器裝備、⾼級網絡作戰能⼒，並試圖把⾃⼰的軍事存在和影響⼒投射到亞洲及更⼤的範圍。我們必須弄清楚該如何和這⽀新興⼒量打交道。⾸先，美國必須繼續投資於建設⼀⽀技術⽔平最⾼的軍隊，能夠有效投射⼒量和形成威懾。由於未來數年預算約束的客觀存在，我們必須嚴格控制國防預算⽀出，取消⾮關鍵項⽬，這樣才能有⾜夠的資⾦來維護我們全球最強軍事⼒量的地位。但為了防⽌安全緊張衝突使我們的雙邊關係脫離正軌，進⼀步深化我們的經濟互動往來，也⽐過去任何時候都變得更重要。我們應該⿎勵其他國家同樣這麼做。⽐如，中國和⽇本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度越深，兩國發⽣衝突的成本就越⾼。很重要的⼀點是，我們要讓中國⼈知道，我們⾮常歡迎中國在國際治理中發揮更重要的作⽤。與此同時，我們需要說服他們，國際地位的提⾼，也會帶來為全球公共利益服務的更⼤責任。全球的領導⼈，無論國家
385.⼤⼩，都需要銘記他國的權利與利益。俄羅斯⼆○⼀四年三⽉吞併克⾥⽶亞，隨後還試圖破壞烏克蘭東部的穩定，這些⾏為提醒我們安於現狀是危險的，並凸顯加強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我們當然不想看到⼀個中俄戰略統⼀戰線，因為這會嚴重損害美國利益。現在，我並不認為中美間四⼗年的友善和緊密合作要被拋進歷史的灰燼中。然⽽中俄在戲劇般分裂五⼗年後，兩國間關係又重回正軌，並隨著雙邊貿易增⾧，對美國共同的不信任感和對「多極」（multipolar）世界的追求不斷加強，同時兩國還不時採取與我們外交政策對⽴的⽴場和⾏動。俄羅斯的冒險主義，是送給中國⼈的⼀件禮物。⾄少它分散了美國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它讓⼤多數⼈認為已經解決的歐洲安全問題又重新出現了，形成了數⼗年來對我們及北約盟友決⼼的第⼀次嚴峻挑戰。這也讓我們所謂重返亞洲的戰略變得更複雜，並使我們本已捉襟⾒肘的資源更顯不⾜。⾯對西⽅在俄羅斯吞併克⾥⽶亞後施加的制裁，俄國領導⼈普丁（Vladimir Putin）試圖進⼀步鞏固和中國建⽴的緊密關係。⼆○⼀四年，普丁政府和北京簽訂了兩份天然氣供應⾧期合約，因為俄羅斯相對弱勢，合約條款對中國⼈有利。兩國還宣布尋求更緊密軍事合作的意向，包括在太平洋舉⾏聯合海軍演習。俄羅斯對中國的軍售是另⼀個問題。許多中國⼈崇拜普丁，對於他吞併克⾥⽶亞和揭露西⽅的明顯弱點時所展現的⼒量表⽰敬佩。但中國⼈是善於從⾧計議的，並不想被捲⼊與美國不必要的糾紛中，更不會為了⼀個江河⽇下的俄羅斯⽽這麼做。中美必須共同努⼒⾯對的⼀個⾮常令⼈不愉快的領域是網際空間（cyberspace），因為它對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常重要。全世界都從⽇益增⾧的開放和數位化中獲益，但同時這個世界也⾯臨越來越多遭受災難性襲擊的危險，襲擊對象包括全球機構和電網、航空指揮系統、銀⾏、供⽔系統這類基礎設施，以及國防系統。但沒有什麼規則或協議可以管理網際空間的⾏為，也沒有全球性執⾏機制。這種過多⾵險和過少保護並存的
386.現狀，急需⾼度重視。關於中國，對美國來說有兩個關鍵問題。⼀是國家安全⽅⾯，關於發動網路戰爭的能⼒。就像我們正在做的，中國和其他國家發展網路進攻和防守的能⼒，是⾃然⽽然的事。⾄少，美國、中國和其他主要國家需要達成⼀個協議，採取⼀些限制措施——也許可透過更新⽇內⽡公約實現—— 保護平民不會遭受因使⽤網路武器攻擊關鍵服務和基礎設施帶來的毀滅性打擊。我們還⾮常急切地想和中國共同努⼒，防範來⾃恐怖份⼦團體或流氓國家的網路攻擊。第⼆個問題是竊取美國公司的商業機密。幾乎我認識的每⼀家全球性公司的美國執⾏⾧都會告訴我，他或她公司的電腦系統曾遭受來⾃中國的網路侵犯，⽽且經常被成功侵⼊。在我瞭解的⼀次富於喜劇⾊彩的愚蠢駭客活動中，⼀位美國軍事承包商的數據最終出現在⼀家美國娛樂公司的⽂件裡。公司通常不願討論這些攻擊；他們迴避負⾯報導，擔⼼對股東利益造成損害。⼆○⼀四年⼋⽉初發⽣了⼀個例外。社區健康系統（Community Health Systems）是位於⽥納西州富蘭克林的⼀家⼤型醫院管理公司，當時它宣稱中國駭客竊取了四百五⼗萬⼈的個⼈訊息，包括社會安全號碼。美國公司⼀般對中國⼊侵者知之甚少。⼀些網路⼊侵也許僅僅是惡作劇，並發源於⼀個無法妥善執⾏⾃⼰法律的國家。但有證據顯⽰，部分駭客是獲得國家⽀持的。我們⾯對中國⼈時，針對公司的網路盜竊是最易引起爭論，也最具潛在破壞性的經濟問題。這種⾏為損害我們的經濟安全，讓⼈相信中國在進⾏不公平競爭，並且使尋求共識變得困難。但美國對中國的指控因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的曝光⽽受挫。這位在逃的前國家安全局技術外包⼈員，公布了許多詳述美國最敏感的網路監聽和反恐計劃的頂級機密訊息。此外，史諾登還揭露出這樣⼀個事實：即美國政府利⽤美國科技公司——⼀些是情願的、⼀些卻不是——從事針對中國和中國公司的監
387.聽和情報搜集。此⼀揭露使這些公司在中國的處境艱難，更讓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再也難以挽回⾃⾝的道德優勢。話雖如此，但我也沒聽說有任何證據顯⽰，美國公司⾃⾏或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竊取中國的知識產權。此外，外國政府或相關機構為商業⽬的，搜集美國公司的情報或商業機密，和不同政府間相互監聽是不同的——後者是普遍⾏為。雖是如此，網路間諜⾏為和出於商業⽬之網路偷竊之間的區別，也會⽇漸模糊。史諾登醜聞和全球各地公司的電腦系統遭⼤規模⼊侵，都是警報信號。說到因企業網路遭竊⽽帶來的損失，沒有哪個國家會⽐美國更多了。我們必須保護⾃⼰。⼆○⼀四年⼗⼀⽉對索尼電影公司的網路攻擊據傳是北韓政府發起的，⽬的是阻⽌⼀部貶損其領導⼈⾦正恩的電影發⾏。該事件當然凸現出網路威脅的嚴重程度。我希望此事件能推動制定戰術反應策略，以阻撓或誤導駭客，並設計更好的法律和實施⽅法。美國⼤公司必須強化其電腦系統以保護⾃⾝安全，並且在遭受攻擊時⽴即向政府網路安全中⼼報告；我們必須⽴法來要求他們做到這兩點。我們的政府必須在多邊基礎上與其他主要國家共同努⼒，建⽴保護商業公司免遭網路盜竊的規範和執⾏機制。這是⼀項⾮常艱鉅的任務，對⼀個⽇益融合的全球經濟體系能否順利運轉⼗分關鍵。如果我們有關防⽌企業網路偷竊的主張能吸引越多國家，要讓中國加⼊就會更為容易。我們還應該想辦法⽤胡蘿蔔或棍棒在幕後施加壓⼒，勸導中國開始尋找解決問題的⽅案；但肯定不會有輕鬆的解決辦法。⼆○⼀四年五⽉，賓州聯邦⼤陪審團起訴五名中國⼈民解放軍軍官，因其從事電腦駭客活動和經濟間諜⾏為；這就是實現上述⽬標所進⾏的⼀次努⼒。但我對此存疑。中國軍官不會到美國來受審，也不清楚司法部的⾏動除了使在中國經營的美國公司處境雪上加霜之外，還有什麼作⽤。 ★
388.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喜歡說他的國家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就是和美國的關係。但在我和他的談話中，沒有任何跡象顯⽰習近平會把「重要的」、「容易的」或「靜⽌不變的」混為⼀談。事實上，正好相反。「要使我們兩國關係朝正確的⽅向發展可不容易。」⼆○⼀四年七⽉在⼈民⼤會堂的⼀次⾧談中，他對我說。「（我們兩國間的）分歧的嚴重程度會隨時間起伏變化，但分歧本⾝會⾧期伴隨我們。與此同時，我也相信我們的相互聯繫和共同利益遠⼤於我們的分歧。」他繼續指出：「有⼈說事情是這樣發展的，從懷疑到害怕再到敵意。這是我們必須避免的⼀種邏輯。我們需要找出共同的利益所在。」 2014年7⽉，與習近平在經濟改⾰事務上的重要助⼿劉鶴商討政府⼯作重點。這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儘管美國做出了諸多努⼒幫助中國進步，並融⼊全球經濟體系，但許多中國⼈還是懷疑我們想遏制或阻撓他們的崛起。美國⼈的疑慮也與⽇俱增，認為某天中國會成為我們的敵⼈。這種理解的差距難以快速彌合，因為信任必須透過更好的溝通和成功的合作才能慢慢培養。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是習近平的⼀個⾧期⼯作重點。在我們⼆○⼀四年七⽉那次會⾒的兩年多前，我記得他訪問美國期間，在華盛頓沃德曼公園萬豪酒店⼀間私⼈房間裡，為⼀些前美國政要舉辦的宴會上詳細談了這個話題。那是⼆○⼀⼆年⼆⽉，他當時是中國國家副主席，被冀望在那年秋天接替胡錦濤成為黨的領袖。他當時顯得輕鬆⾃在，談吐率直，充滿⾃
389.信。他和我們有來有往展開了⼀場熱烈的討論，除了我本⼈，出席晚宴的還有前國務卿⾺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和亨利．季⾟吉；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格涅夫．布⾥⾟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和桑迪．伯格（Sandy Berger）；以及我的前內閣同事勞⼯部⾧趙⼩蘭。習近平說，隨著我們各⾃國家和世界的變化，有必要找到新的和⼤膽的⽅式來改進美中關係。他強調說需要有勇氣，或者按他說的有「創新精神」，採取符合我們雙⽅利益的⾏動，儘管這些⾏動在兩國都可能不受歡迎。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對美政策實質內容沒有什麼變化，但在⼒推「中國夢」的同時，該政策的調⼦變得更具民族主義。習近平想要我們對他國家取得的成就表⽰尊重，理解它⾯臨的挑戰，並能把它當作⼀個平起平坐的國家來對待。對我們來說，那也是建⽴⼀個穩定牢固的雙邊關係的最佳⽅式，只要我們堅守我們的核⼼利益，⽽中國能夠在⼀個基於規則的秩序中承擔起它應擔負的責任。中國在當代國際舞台上是⼀個相對⽽⾔的新⼈。隨著它的發展與繁榮，它⾃然希望在全球準則的制定和治理⽅⾯發揮更⼤作⽤，⽽不僅僅是簡單接受西⽅國家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於多年前制定的規則。中國⼈⼀直沒有明說他們到底想要改變什麼，此⼀事實讓美國很是煩惱，但也為雙⽅解決分歧留下空間。如果中國⼈公開拋出他們的建議或政策，⽽這些與我們認為的最佳政策又相去甚遠，那情況就更難辦了。「我們準備承擔起與我們能⼒相應的國際責任。」習近平在⼆○⼀四年七⽉有把握地對我說。我們兩國經常對中國的具體能⼒看法不⼀。每當我們指出中國經濟實⼒如何雄厚的時候，他們就拿這些成就哭窮，說他們還要如何努⼒才能消除貧困。但我們不應讓這些分歧破壞我們實現任何改變的機會。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促使中國更加遵守現有的國際準則；但我們也不應該讓我們
390.在某些領域的根本性分歧——無論我們多麼不喜歡他們的選擇——導致兩國關係全⾯翻船。我們早就過了那個能甩開中國，單打獨⾾的時代。最可能也最合情理的情況是，中國能對現有國際規則進⾏調整，以適應⾃⾝國家利益，⽽不是試圖另創⼀套新的國際體系，或把現有國際規則和機構拋到⼀邊去。由美國在⼆次世界⼤戰後主導建構的全球經濟和治理體系中，北京其實獲得很多好處。但我們也不應⼼存幻想，認為中國會永遠原封不動地接受這個體系。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試驗其他替代⽅案。⼀個典型例⼦就是⼆○⼀四年七⽉，由中國和其他四個⾦磚成員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共同⾼調發起的開發銀⾏。此機構也⾮正式的被稱為⾦磚銀⾏，正式獲批的資本⾦為⼀千億美元；其總部在上海，將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提供融資。中國還承諾，為另⼀個獨⽴的⼀千億美元應急儲備基⾦出資四百⼀⼗億美元，該基⾦將為⾯臨短期流動性和國際收⽀壓⼒的國家提供⽀持。像世界銀⾏和國際貨幣基⾦組織這類國際機構，在投票權和份額改⾰⽅⾯⼀味拖拉，中國此⼀計劃的推出，就是對此做出的反應。中國急切地想增加它在這些傳統發展銀⾏中的份額和影響⼒，但現有股東卻不願減少他們的股權。美國應率先採取⾏動，協助國際體系中的這些機構，在維持世界所需之穩定的同時，積極變⾰以適應如中國這類⼤型新參與者的到來。我們希望中國能進屋裡，⽽不是待在屋外。如果⾨是關著的，就很難溝通對話，更不要說合作了。 ★ 實現有益競爭的最佳⽅式，就是想⽅設法把共同利益變成共同的成功。如果⾜夠具體，⼀些細⼩或漸進式的步驟能幫助培養信任。我們兩國或許可以攜⼿，在發展中國家進⾏⼈道主義援助，或開展⼀項重要的環保
391.計劃，⽐如在⾮洲的⼀個可再⽣能源發電項⽬。我們越是推動加深兩國⼈民的相互瞭解，加強經濟和⽂化聯繫，並透過相互投資、旅遊、學術合作，以及教育、體育和⽂化交流，增加我們的相互依賴性，就越有理由避免毀滅性衝突。在國家層⾯以下，我們已經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美國多所⼤學與中國的⾼等院校開展合作，就像哈佛商學院和清華⼤學進⾏的合作。美國的市⾧們和州⾧們張開懷抱、歡迎能創造就業的中國直接投資，也許這些是最持久的經濟紐帶。美國和中國應該想辦法增加兩國軍隊間的信任，提⾼透明度並改善⼯作關係。⽬前兩軍都⾼度不信任對⽅。我們互相視對⽅為軍演假想敵，並把對⽅的⾏動視為威脅。兩軍間的對話，通常僅具象徵性且無意義。但我們兩國的武裝⼒量也可以透過共同與其他國家合作，提供救災援助或打擊毒品⾛私，建⽴起溝通的橋樑。在「軟安全」問題上合作的空間更⼤，因為在這些領域兩國的利益顯然更為⼀致。中國是世界上最⼤的遠洋貿易商和海上貨運發貨商。建⽴於近來亞丁灣合作基礎上的聯合打擊海盜⾏動，不會消除我們之間的重⼤安全分歧，但這些⾏動能為我們提供⼀些共同⾏動的經驗和共同的使命感。以下是美國在處理與中國關係時，應牢記在⼼的⼀些原則。⼀、幫助那些能給予我們幫助的⼈當美國推進⼀個積極且富建設性的經濟綱領、努⼒談判要求實現更⼤市場⾃由化和開放競爭時，我們幫助以習近平為⾸的改⾰派，來實現他們的經濟⽬標。這樣做對中國有利，也對我們有利。今天中國的領導⼈試圖利⽤外部壓⼒促進國內變⾰：中國⼆○⼀三年和美國重啟BIT談判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加快已被拖延的改⾰進程。⼀個成功的BIT將要求中國⼈把他們經濟中更多部⾨對我們的公司開放。這麼做將幫助中國改變經濟結構，實現消費驅動的經濟增⾧。當⾦融服務、電信、會計、醫療和諮詢等領域開放競爭的時候，我們在這些領域的優勢將使我們從中國龐⼤且快速
392.增⾧的市場獲益頗豐。⼀個成功的BIT，幾乎肯定會增加中國在美國的投資並創造更多就業。為實現此⼀⽬標，鮑爾森基⾦會與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政府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以及⾼盛合作，為BIT談判提供技術性培訓，並號召中國和美國企業以及美國的市⾧和州⾧們⽀持達成⼀個「⾼標準」協議。⼆、點亮⼀束光：沒什麼好事會發⽣在⿊暗中⽀持中國改⾰，就意味著爭取實現更⼤透明度，並在最⼤範圍內促進各種產品和體系採⽤全球性標準。提⾼透明度，是打擊腐敗並增強中國⼈民及外國公司和投資者對中國政府及法治的信⼼之最佳辦法。我們應該⿎勵中國⼈發布各⽅⾯準確可靠的訊息，從空氣品質和⽔品質數據到環境監管執法情況，從房地產銷量到地⽅政府財務數據。從醫療到⼯業產品，我們都應該努⼒推⾏互補兼容性的標準，從⽽確保全球經濟體系的順利運轉，此⼀體系越來越依賴各種⽇益融合的網絡。中國和其他國家經常推⾏當地標準，看起來好像是為了國家安全的理由，但實際上是為了掩飾保護主義。例如，中國官員⾧期以來拒絕通訊的通⽤標準，這麼做是為了⽀持國內電信公司，同時卻也讓⼈民多花了冤枉錢。網路間諜糾紛讓部分國家更有理由實⾏他們的計劃，要求對個⼈和公司探集的數據，必須在當地的伺服器上儲存和處理。網際網路的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將限制數據的跨境流動；然⽽，數據的跨境流動是全球經濟的⽣命線，並對很多⼯業和服務業企業的順利運轉⼗分重要。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TPP和其他協議中試圖建⽴規則，禁⽌數據本地化這類要求。三、⼜徑⼀致與中⽅會談時，我們必須確定議題範圍，按重要性排序並妥善協調，然後⼜徑⼀致。在我成為財政部⾧之前，美國與中國分別舉⾏著數⼗種對
393.話。談的話⾮常多，但做的事⾮常少。我們設計了中美SED機制，與中國就各種政府間的短期和⾧期問題，在合適的層次上開展對話。這種安排使我們能為直接負責某⼀特定經濟問題的⼈，以及其他最終參與決策的⼈，提供清晰⼀致的訊息。它還確保雙⽅所有相關部⾨機構能參與協議的討論和執⾏。在SED這種安排下，雙⽅各有⼀⼈負責。我不是作為財⾧，⽽是以布希總統特別代表的⾝份來負責協調對總攬國內和全球經濟議題的討論。中⽅與我對應的官員先是吳儀，後是王岐⼭，他們在中美關係的⼤背景下，⾏使權⼒推進有關問題的解決。這種安排讓我們能在我們正式的職權範圍之外，達成各種協議。歐巴⾺政府把SED重新定位為S&ED，將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內容也加⼊其中。對話範圍擴⼤有它的好處，但也讓溝通協調變得複雜，使達成具體協議變得更加困難。今天美⽅是由財⾧路傑克（Jacob Lew）和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共同率領。中國對應的官員，則是副總理汪洋和國務委員楊潔篪。這四⼈都是聰明能幹的⼈，但中國的決策過程只有在「⼀個⼈說了算」的時候運轉得最好，因為上級的明確指⽰可以促成下級的共識。由於沒有⼀個負全責的美⽅⼈物，中國⼈經常納悶到底誰代表我們總統說話。從我離開政府部⾨以後，我不記得有多少次被中國官員問到，歐巴⾺總統是靠誰來管理對華關係，或者談某個具體問題時最應該找的⼈是誰。如果兩國能夠各⾃指定⼀個⼈來領導他們這⼀⽅，S&ED機制可以運⾏得更好。美國這⽅也許可以由副總統來負責，⽽中國則最宜由總理出⾯。四、在桌邊給中國找⼀個更好的位⼦作為世界上的超級⼤國，美國必須在許多事情上帶頭，否則就沒有其他國家參與。但我們可以更好地協調⼿段和⽬的，這要求我們分清⽬標主次、尋求建⽴聯盟，更加仔細地挑選我們要打的仗。我們應該期望中國在
394.像WTO這樣的國際組織裡，發揮更重要、更負責任的領導作⽤，並⼤⼒⽀持使其從中獲益甚豐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應該像個領導者那樣⾏動，堅持更⾼的標準：例如，開放市場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我們和中國對於它應當承擔多少責任的看法不同。我們認為無論是經濟產出、貿易還是碳排放的總量和規模，都能幫助確定中國應承擔的責任。中國則堅持認為⾃⼰還是⼀個較窮的國家，⼈均GDP很低，因此應該享有更多⾃由空間。我們應該持務實的態度，準備做出讓步或妥協，以⿎勵中國承擔更加重⼤的責任——這就是布希政府的做法。⼆○○⼋年⼗⼀⽉，布希總統召集全球領導⼈開會應對⾦融危機。當時挑戰之嚴峻，會議的參與者已不能只局限於⼋國集團等已開發國家。我們知道，如果中國同意和我們聯⼿，那麼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會加⼊。我們遇到來⾃原⼋國集團國家的反對意⾒，但中國急切地想要加⼊，其他國家緊隨其後——結果是⼆⼗國集團在⾦融危機期間提供了重⼤⽀持，並且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協商和合作論壇。我們排除了各種反對意⾒，為中國在⼆○○九年加⼊美洲開發銀⾏做好了準備——中國早在⼗五年前就⾸次提出有興趣加⼊該⾏。加⼊該⾏讓中國在拉丁美洲有了更多合法性，並且我相信，中國和該地區最⼤多邊開發銀⾏的合作，將⿎勵中國的公司在本地區遵守更為嚴格的社會和環境保護標準；這對美國利益也⾄關重要。五、在海外展現經濟領導⼒中國正透過貿易和投資在世界各地穩步地建⽴各種關係，期望這些⾏為在它追求經濟安全和外交⽬標時能增加影響⼒。美國政府必須奮起直追，準備和中國展開強勢競爭。我們應該重申我們作為⼀個太平洋⼤國的地位，加強我們與該地區其他國家的⾧期經濟關係。在⾃家⾨⼜，我們應該在北美⾃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成功基礎上，擴⼤與其他具改⾰精神的政府的合作，包括墨西哥、哥倫⽐亞、智
395.利和秘魯，實現貿易⾃由，推進更⼤程度的經濟⼀體化，以及增強地區穩定。除了哥倫⽐亞，所有這些國家都位列正在進⾏TPP談判的⼗⼆個國家之中。沒有什麼能⽐TPP的進展，更能吸引起北京的注意，並且願意加⼊其中了。該協議對環太平洋國家的吸引⼒，正是推動中國與美國展開BIT談判的原因之⼀。除⾮美國把TPP作為最優先事項，並且美國總統準備為之投⼊國內政治資本，否則該協議將很難完成。我希望中國有⼀天也會想加⼊該協議，⽽該協議則對貿易、投資和環境保護設⽴了雄⼼勃勃的⾼標準。當中國意識到被排除在外的危險後，它更可能進⾏必要的改⾰以加⼊ TPP。近年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充當領頭⽺，在撒哈拉以南⾮洲（subSaharan Africa）等地區進⾏⼤⼿筆投資。⾮洲國家希望美國不僅是⼀個援助提供國，他們還想獲得我們的資本及專業技能。我們應推進制定相關政策，讓我們的企業更容易提供這兩者。不像中國，我們的政府不資助或不⽀持海外基礎設施的建設和融資；但許多發展中國家想要這些，因此美國政府有必要⽀持為基礎設施融資的多邊開發銀⾏。我們應該樂意為他們提供更多資⾦和富有創造性的觀念，利⽤這些錢與來⾃美國的私⼈資⾦合作，這樣我們的跨國公司可以透過帶來最⾼環保標準和最佳企業經營⽅式，為基礎設施建設做出更充分的貢獻。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做出努⼒，試圖主導正在起步過程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此⼀新多邊機構，我們不應出於本能對此表⽰反對。我們應該接受邀請與該銀⾏合作，督促實施⾼標準，並⿎勵多邊銀⾏也這麼做。我們還應該在發展中國家的⼀些其他重⼤項⽬上與中國合作。六、找到更多⽅法說「是」與其試圖說服中國⼈在任何事情上都採⽤我們的⽅式，更好的做法也許是，我們共同制定新政策或按新的條件來改寫舊政策。美國和中國並不
396.總是需要共同做事，⽽是只要按對雙⽅都有利的⽅式做事即可。就像美國不能「解決」中國的增⾧模式問題，中國⼈也不能「解決」我們的財政問題。但美國和中國各⾃進⾏經濟改⾰和再平衡，將使兩國經濟處於⼀種更為互補的狀態中。在我們找到創新⽅式合作解決共同問題之後，SED的談判才最富有成效。⼆○○七年，當被污染的中國⾷品造成恐慌後，當時的衛⽣及公共服務部部⾧邁克．利維特透過談判，同意讓中國⼈派他們的檢查⼈員到美國，從⽽使得美國檢查⼈員被允許進⼊中國。邁克的解決⽅案給了中國⼈⼀個扳回臉⾯的勝利，該⽅案使他們能夠繼續出⼜商品，同時也保護我們的公民免受不安全⾷物的危害。中國⼈還能在現場學習我們是如何做事，來改進他們的檢查程序。我們應該把這種⽅法應⽤到其他領域。作為世界上最⼤的能源消耗者和碳排放者，美國和中國應該致⼒於消除全球範圍內對所有環保產品和服務的貿易壁壘和關稅，並就開發下⼀代清潔能源產品開展合作。美國環保署可以幫助中國環保部清理中國的骯髒空氣。我還⽀持建⽴⼀⽀美中基⾦，幫助在碳捕獲與封存以及能源儲存等領域，實現下⼀代技術的商業化。七、避免各種意外，但準備迎接突破性進展中國⼈以學習刻苦聞名。出於這種傳統，他們總是認真做好準備⼯作。據傅⾼義（Ezra Vogel）所寫的鄧⼩平權威傳記《鄧⼩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澤東有⼀次稱鄧⼩平是⼀本活字典。我不記得有任何⼀個中國企業⾼管或直⾄最⾼層的政府官員，有誰參加會議時不是做好充分準備的。⽽他們對我們有同樣的期望。中國⼈習慣先做好準備、取得共識，再做決定。因此他們對最後⼀分
397.鐘的臨時變卦或進⾏過程中的隨時改變⾮常不適應，特別是在牽涉到困難複雜問題或有明顯分歧的領域。因此極有必要在談判中避免各種意外，並就超出我們控制的情況共同制定應急計畫（contingency planning），因為那些情況可能使雙⽅陷⼊衝突。北韓就是這樣⼀個例⼦。我們在某些問題上持有相同⽴場，但在另⼀些問題上則有根本性分歧。雙⽅都不希望看到平壤擁有核武器。平壤⽅⾯的怪異和挑釁性⾏為讓中國⼈惱恨交加。但也難以想像中國戰略家會樂⾒南北韓統⼀，因為南北韓統⼀後會是美國的盟友，中國不會願意美國軍隊駐紮在中國東北邊境的對⾯。另⼀⽅⾯，我們與韓國簽有安保條約，該國民主的強⼤與穩定對我們有重⼤戰略意義。進⾏關於北韓的應急計畫討論，不僅可以最⼤限度減少發⽣衝突的可能性，為朝鮮半島的穩定提供⼀張路線圖，⽽且還可以幫助培養美中之間的信任關係。與此同時，我們應該隨時注意⼀些新情況或可能改變整體局勢之事件的發⽣，因為它們可能導致我們雙邊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是要準備抓住機會、富有創造性，不憚於嘗試新想法或抓住未曾預料到的機會，就像布希政府在⾦融危機期間所做的那樣，把全球經濟討論的重⼼從⼋國集團轉移到⼆⼗國集團。⼋、以符合中國現實的⽅式採取⾏動指導我們進⾏交往的應該是現實情況，⽽⾮願望和憧憬。中國和美國⼤不相同，希望它能變得更像我們，這種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據此⾏事。我們必須盡可能多地瞭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的情況，然後⾜夠⾃信和實事求是地，專注於做那些能做的事情。⼀黨制國家分散的幕後決策，以及低透明度和正常新聞⾃由的缺乏，讓中國看起來尤其難以理解。該國許多像王岐⼭這樣的領導⼈都仔細研究過美國，有些還在這裡讀過書，就像許多精英家庭的孩⼦所做的那樣；並且許多⼈都能說英語。⼤體⽽⾔，我們對中國缺乏相似的瞭解程度。在美
398.國有許多中國政策研究⼈員，但你還是必須找到這樣的顧問，他們知道什麼是現實可⾏的，並且在政治壓⼒、優先議題或公眾情緒發⽣變化時，能機敏地捕捉住新機會。我有幸能和⼀些真正瞭解中國的同事共事。在瞭解到中國⼈民對環境的破壞⽇益憤怒，中國政府也想提⾼能源效率，我的團隊預料中國將樂於接受我們提出的「能源和環境⼗年合作框架」的建議；我們於⼆○○⼋年簽署了該協議。歐巴⾺政府同樣利⽤中國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於⼆○⼀四年和中國達成了⼀份⾥程碑式的氣候變化協議。該協議最終能簽成，要歸功於總統顧問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在正式的S&ED框架之外所做的傑出⼯作，以及歐巴⾺總統⼆○⼀四年⼗⼀⽉在北京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會議期間的親⾃參與。 ★ ⼀個簡單的事實是，只有當我們處於強勢⽽⾮弱勢⽴場時，才能最有效地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打交道。在⼆戰後的⼤部分時間裡，美國的實⼒和決⼼都不容置疑。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儘管美國經濟仍是全球最⼤和最具創新⼒的，但在能否維持永久優勢這⽅⾯，我們⾯臨兩個關鍵、並且是決定性的挑戰：我們的⾧期財政狀況是不可持續的；且經濟增⾧持續低迷，使我們社會的財富和收⼊不平等狀況⽇益加劇。在過去⼗年中，我們只有⼀年的真實GDP增⾧超過三％。我們必須提⾼經濟增速以解決我們的財政困難，並創造更多更⾼收⼊的就業。債務是我們的頭號⼤敵。美國的負債剛剛超過⼗⼋兆美元，也就是每⼀位美國公民⼈均負債五千六百美元。但說到設計解決⽅案時，我們的政府要嘛效率低下，要嘛就是完全失效。我們需要改變政策以恢復經濟競爭⼒，否則我們將很難憑藉實⼒或做出榜樣來領導世界。還有什麼國家會把
399.我們當作值得模仿的榜樣？或者，還有什麼國家會覺得有必要在和我們打交道時，要以我們為標準？⼆○○⼋年⾦融危機時，當我們的經濟滑到懸崖邊緣之際，我⾮常近距離地看到了這種情況——我對改⾰提出的觀點，對北京來說不再像過去那麼重要了。當我們的⾦融系統陷⼊混亂、當我們的經濟困難重重之時，你很難為市場⾃由化雄辯。我們在管理國內事務上，必須⽽且是很快地恢復財政紀律。拖延越久，損失就越慘重。我們在這麼做的同時，還要在全球維持強⼤的軍事⼒量。這將是⼀個⾮常困難和複雜的挑戰，但我們必須應對——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忽視⾃⾝的財政問題，並⾧期維持其作為全球強國的地位。最終⽽⾔，對我們來說，我們⾃⼰造成的這種虛弱，是⽐中國的崛起更⼤的問題。我們必須從⾧計議，努⼒振興經濟。只有當我們能再次輕鬆地展⽰我們的經濟、軍事和外交⼒量時，我們才能更好、更快地推進我們的事業。儘管這聽起來貌似過於簡單，但只要我們能處理好⾃⼰的問題，我們就會發現，和中國打交道要變得容易多了。
400.Acknowledgments 謝辭很慶幸在開始動筆之前，我沒想到為過去⼆⼗年在中國的⼯作經歷撰寫⼀本書，會如此艱難和耗時。如果當時我有這樣的懷疑，恐怕就不會寫這本書了。幸運的是，我得到了來⾃⾼盛、美國財政部的前同事，以及如今鮑爾森基⾦會的同事們的許多幫助，還原過往並核對全書或其中部分內容的準確性。我的⼀些同事保管或保留了筆記和報告，其中⼀些內容⾮常全⾯。我要深深地感謝蔡⾦青、蔡⾦勇、柴佳儀、郭可瑞（Chris Cole）、亨利．康奈爾（Henry Cornell）、蒂姆．達特爾斯（Tim Dattels）、Eileen Dillon、邁克．伊雲斯（Mike Evans）、⽅艾⽂（Evan Feigenbaum）、⽅⾵雷、卡露．霍⼠（Carol Fox）、湯．吉⽐安（Tom Gibian）、⽩賴恩．格菲斯（Brian Griffiths）、班．赫斯特（Ben Herst）、何潮輝（Dominic Ho）、艾倫．霍爾默（Alan Holmer）、胡祖六、⿈炯愷、利茲．⾼爾察克（Liz Kolchek）、李青原、黎良⾏（Jim Loi）、劉⼆⾶、劉熾平、戴青麗（Deborah Lehr）、⼤衛．洛⽂杰（David Loevinger）、⾺暘、⽜紅衛、鮑偉鴻（Jason Pau）、丹．普萊斯（Dan Price）、約翰．羅傑斯（John Rogers）、泰婭．史密斯（Taiya Smith）、宋厚澤、史提夫．夏弗蘭（Steve Shafran）、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拜倫．特洛特（Byron Trott）、曾國泰、林賽．巴爾德翁（Lindsay Valdeon）、王學明、彼得．⾱勒爾（Peter Wheeler）、特雷西．沃森克羅夫特（Tracy Wolstencroft）、丹．萊特（Dan Wright）、甄妮．許（Jenny Xu）、楊建民、楊少林、袁裕豪（Hugo Yon）、鄭權、朱光耀以及徐⼦望。我才華橫溢的特別助理麗薩．卡斯特羅（Lisa Castro）⽤⼤量時間來整理我的諸多草稿，並且完成了別⼈無法勝任的其他⼯作——閱讀我稱之為書法的潦草字跡。她做得既快又準，並且始終⼼平氣和。我要特別感激曾經有機會為喬治．布希總統效⼒，感謝他⽀持建⽴
401.SED以及我在中國的⼯作，感謝他與我最近關於中國的談話。我深深地感激中國前總理朱鎔基的親切幫助，他讓我使⽤了他保留的、我們之間舉⾏過的⼀些會議的紀錄。許多來⾃中國的新朋友與⽼朋友們，慷慨地奉獻了⾃⼰的時間，包括：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弘毅投資的趙令歡、SOHO集團的張欣和潘⽯屹、中國寬帶產業基⾦創辦⼈暨主席與中國網通前副董事⾧暨執⾏⾧⽥溯寧、福耀玻璃⼯業集團的曹德旺、萬向美國公司（我在美國伊利諾州巴靈頓的鄰居）的倪頻和他的岳⽗魯冠球、遠⼤集團的張躍、蒙⽜乳業集團的⽜根⽣、阿⾥巴巴的⾺雲、騰訊集團共同創辦⼈⾺化騰。許多在中國的商業⼈⼠、黨和政府的官員也⼤⽅地為我獻出他們的時間和耐⼼，並為我打開⾛進中國的⼀扇扇⼤⾨。尤其幸運的是，我能夠勸說邁克．卡露（Michael Carroll）在協助我撰寫《峭壁邊緣》之後，再次與我⼀同承擔這項繁冗的⼯作。邁克通曉經濟事務，⾧期撰寫這⽅⾯的⽂章，並且適應了如何與我合作。這可不簡單。他在知識上永不滿⾜，全⾝⼼投⼊地瞭解中國。他對細節的專注、他所接受的訓練，以及他的組織能⼒，彌⾜珍貴。同樣寶貴的還有，他有能⼒⾯對複雜宏⼤的主題，保持敘述的流暢。我還⾮常感謝愛瑪．阿什本（Emma Ashburn）陪著我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裡，為這本書投⼊了⼤量的時間，出席會議、紀錄筆記，並且與邁克．卡露密切合作，⽀持他做研究，同時搜集我⾧期在華活動的相關訊息。與上次⼀樣，邁克帶來了⼀⽀優秀的團隊，包括⾥⽡．阿特拉斯（Riva Atlas）、威爾．布萊斯（Will Blythe）、狄波卡．博耶（Monica Boyer）、露絲．哈梅爾（Ruth Hamel）和狄波拉．⿆克萊倫（Deborah McClellan）。毫不誇張地說，狄波拉的編輯和統籌能⼒是不可或缺的。我很幸運，由來⾃Williams and Connolly的羅伯．巴尼特（Robert Barnett）做我的代理⼈，在我離開政府部⾨以後，我⼀直依賴他為我提供
402.睿智的建議。我很幸運，有Hachette的約翰．布羅迪（John Brodie）和⾟．德斯蒙德（Sean Desmond）做我的編輯，他們提出了清晰⽽中肯的意⾒。我的妻⼦溫蒂，保留了⼀份⽣動的紀錄，她對中國的觀察和洞⾒對我很有幫助。⾮常感謝她容忍我寫作第⼆本書——我保證，這是最後⼀本了。
403.Cast of Characters ⼈物列表中國共產黨及政府薄熙來：重慶市市委書記（⼆○○七—⼆○⼀⼆）；商務部部⾧（⼆○○四—⼆○○ 七）鄧⼩平：中華⼈民共和國最⾼領導⼈（⼀九七○年代—⼀九九○年代）胡錦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中華⼈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三—⼆○⼀三）⿈奇帆：重慶市市⾧（⼆○○九——）蔣潔敏：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三）；中國⽯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七—⼆○⼀三）江澤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九⼋九—⼆○○⼆）；中華⼈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九九三—⼆○○三）李克強：中華⼈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三——）李鵬：中華⼈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九⼋⼋—⼀九九⼋）李源潮：中華⼈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三——）；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部⾧（⼆○○七—⼆○⼀⼆）劉鶴：中國共產黨中央財經領導⼩組辦公室主任（⼆○⼀三——）劉明康：中國銀⾏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三—⼆○⼀⼀）；中國銀⾏董事⾧、⾏⾧（⼆○○○—⼆○○三）樓繼偉：中華⼈民共和國財政部部⾧（⼆○⼀三——）；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執⾏⾧（⼆○○七—⼆○⼀三）⽑澤東：中國共產黨主席、中華⼈民共和國最⾼領導⼈（⼀九四九—⼀九七六）董建華：中國⼈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五——）；⾹港特別⾏政區⾏政⾧官（⼀九九七—⼆○○五）王岐⼭：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華⼈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三）汪洋：中華⼈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三——）；廣東省省委書記（⼆○○ 七—⼆○⼀⼆）溫家寶：中華⼈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三—⼆○⼀三）吳邦國：全國⼈⼤常委會委員⾧（⼆○○三—⼆○⼀三）
404.吳基傳：中華⼈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部⾧（⼀九九⼋—⼆○○三）；中華⼈民共和國郵電部部⾧（⼀九九三—⼀九九⼋）吳儀：中華⼈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三—⼆○○⼋）習近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中華⼈民共和國主席（⼆○⼀三——）肖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三—⼆○⼀六）；中國銀⾏董事⾧（⼆○○三—⼆○⼀三）楊潔篪：中華⼈民共和國國務委員（⼆○⼀三——）；中華⼈民共和國外交部部⾧（⼆○○七—⼆○⼀三）曾培炎：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理事⾧（⼆○○⼋——）；中華⼈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三—⼆○○⼋）周⽂重：博鰲亞洲論壇秘書⾧（⼆○⼀○——）；中華⼈民共和國駐美國⼤使（⼆○○五—⼆○⼀○）周⼩川：中國⼈民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七—⼆○⼀⼆）；中華⼈民共和國公安部部⾧（⼆○○⼆—⼆○○七）朱鎔基：中華⼈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九九⼋—⼆○○三）；中華⼈民共和國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九九三—⼀九九⼋）美國政府⾺克斯．鮑克斯（Max Baucus）：美國駐中華⼈民共和國⼤使（⼆○⼀四 ——）；美國蒙⼤拿州參議員（⼀九七⼋—⼆○⼀四）班．柏南克（Ben Bernanke）：美國聯準會主席（⼆○○六—⼆○⼀四）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美國第四⼗三任總統（⼆○○⼀—⼆○○九）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美國⿇州眾議員（⼀九⼋⼀—⼆○⼀三）羅伯．蓋茨（Robert Gates）：美國國防部⾧（⼆○○六—⼆○⼀⼀）提摩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美國財政部⾧（⼆○○九—⼆○⼀三）林賽．葛蘭姆（Lindsey Graham）：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三——）查爾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美國愛荷華州參議員（⼀九⼋⼀——）卡洛斯．古鐵雷斯（Carlos Gutierrez）：美國商務部⾧（⼆○○五—⼆○○九）史提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五—⼆○○九）艾倫．霍爾默（Alan Holmer）：美國財政部對華戰略經濟對話特使（⼆○○七— ⼆○○九）
405.路傑克（Jacob Lew）：美國財政部⾧（⼆○⼀三——）巴拉克．歐巴⾺（Barack Obama）：美國第四⼗四任總統（⼆○○九—⼆○⼀七）克拉克．蘭德（Clark Sandy Randt）：美國駐中華⼈民共和國⼤使（⼆○○⼀—⼆ ○○九）康朵麗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美國國務卿（⼆○○五—⼆○○九）；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五）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紐約州參議員（⼀九九九——）國際銀⾏業及商界約翰．布朗（John Browne）：英國⽯油執⾏⾧（⼀九九五—⼆○○七）蔡⾦勇：世界銀⾏國際⾦融公司執⾏⾧（⼆○⼀⼆——）；⾼盛⾼華證券公司執⾏⾧（⼆○○⼋—⼆○⼀⼆）曹德旺：福耀玻璃⼯業集團創辦⼈兼董事局主席（⼀九⼋七——）邁克．伊雲斯（J. Michael Evans）：⾼盛集團副主席、⾼盛（亞洲）主席（⼆ ○○四—⼆○⼀三）⽅⾵雷：厚朴投資管理公司共同創辦合夥⼈兼董事⾧（⼆○○⼋——）；⾼盛⾼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四—⼆○○七）傅成⽟：中國⽯油化⼯集團公司董事⾧（⼆○⼀⼀—⼆○⼀五）；中國海洋⽯油總公司總經理（⼆○○三—⼆○⼀⼀）⽩賴恩．格菲斯（Brian Griffiths）：⾼盛國際副董事⾧（⼀九九⼀——）胡祖六：春華資本集團創辦⼈兼董事⾧（⼆○⼀○——）；⾼盛⼤中華區董事總經理兼⾸席中國經濟學家（⼀九九七—⼆○⼀○）姜建清：中國⼯商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五—⼆○⼀六）；中國⼯商銀⾏⾏⾧（⼆○○○—⼆○○五）劉熾平：騰訊總裁（⼆○○六——）；⾼盛亞洲投資銀⾏部執⾏董事及電信、媒體與科技⾏業組的營運⾧（⼀九九⼋—⼆○○五）李嘉誠：⾧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創辦⼈（⼀九七⼀——）；和記⿈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九⼋⼀——）李青原：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主任（⼆○○⼆—⼆○○六）；⾼盛（亞洲）北京代表處⾸席代表（⼀九九三——）柳傳志：聯想集團創辦⼈、董事會主席（⼀九⼋四——）劉⼆⾶：信達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三——）；⾼盛集團中國投資銀⾏部主席（⼀九九⼆—⼀九九四）利偉誠（Andrew Liveris）：陶⽒化學公司董事⾧、總裁暨執⾏⾧
406.魯冠球：萬向集團共同創辦⼈、董事⾧（⼀九六九——）⾺富才：中國⽯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經理（⼀九九⼋—⼆○○四）；中國⽯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九九九—⼆○○四）⾺化騰：騰訊創辦⼈、董事⾧兼執⾏⾧（⼀九九⼋——）⾺雲：阿⾥巴巴集團創辦⼈兼執⾏⾧（⼀九九九——）約翰．⿆克（John Mack）：摩根⼠丹利全球主席（⼆○○五—⼆○⼀⼆）、執⾏⾧（⼆○○五—⼆○⼀○）倪頻：萬向美國公司總裁（⼀九九三——）⽜根⽣：蒙⽜乳業集團創辦⼈、董事⾧（⼀九九九—⼆○⼀⼀）約翰．羅傑斯（John Rogers）：⾼盛集團幕僚⾧（⼆○○⼀——）史提夫．夏弗蘭（Steven Shafran）：AMRI⾦融執⾏⾧（⼆○⼀⼀——）；美國財政部⾧⾼級顧問（⼆○○⼋—⼆○○九）；⾼盛亞洲直接投資業務聯席主管（⼀九⼋六—⼆○○⼀）彼得．薩瑟蘭（Peter Sutherland）：⾼盛國際主席（⼀九九五——）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巴⾥克⿈⾦公司董事⾧（⼆○⼀四——）；清華經管學院教授及全球領導⼒項⽬負責⼈（⼆○○三——）；⾼盛集團總裁及聯合營運⾧（⼀九九九—⼆○○三）曾國泰：AP資本董事⾧（⼆○⼀○——）；⾼盛（亞洲）董事⾧（⼀九⼋九—⼀九九四）王學明：⾙萊德中國地區主席（⼆○⼀三——）；⾼盛投資銀⾏（中國）主管（⼀九九四—⼆○⼀○）特雷西．沃森克羅夫特（Tracy Wolstencroft）：海德思哲國際諮詢公司執⾏⾧（⼆○⼀四——）；⾼盛環境市場及基礎設施銀⾏集團主管（⼆○○六—⼆○⼀ ○）張躍：遠⼤集團共同創辦⼈兼董事⾧（⼀九⼋⼋——）徐⼦望：開投基⾦創建董事⾧（⼆○○⼋——）；⾼盛集團中國投資銀⾏業務主管（⼀九九七—⼆○○五）⾮政府組織（NGO）、學術界及公民社會⾦．克拉克（Kim Clark）：哈佛商學院院⾧（⼀九九五—⼆○○五）⽅艾⽂（Evan Feigenbaum）：鮑爾森基⾦會副主席（⼆○⼀⼀——）卡露．霍⼠（Carol Fox）：⼤⾃然保護協會亞太區發展部主任（⼀九⼋六—⼆ ○○⼆）戴青麗（Deborah Lehr）：鮑爾森基⾦會副主席（⼆○⼀⼀——）
407.沃倫．⿆克法蘭（Warren McFarlan）：哈佛商學院教授（⼀九七三——）⽜紅衛：鮑爾森基⾦會環保項⽬主任（⼆○⼀三——）；⼤⾃然保護協會中國項⽬主任（⼀九九⼋—⼆○⼀○）溫蒂．鮑爾森（Wendy Paulson）：Bobolink 基⾦會主席泰婭．史密斯（Taiya Smith）：鮑爾森基⾦會⾼級顧問（⼆○⼀⼀——）；美國財政部副幕僚⾧兼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協調官（⼆○○六—⼆○○九）楊建利：「公民⼒量」發起⼈、主席趙純均：清華⼤學經濟管理學院院⾧（⼆○○⼀—⼆○○五）；副院⾧（⼀九⼋七 —⼆○○⼀）
408.Table of Contents ⾹港中⽂版序前⾔ Part 1 押寶改⾰ Chapter 1 紫光閣 Chapter 2 中體西術 Chapter 3 中國特⾊的交易 Chapter 4 真⾦⽩銀 Chapter 5 你們的董事⾧睡著了 Chapter 6 粵海重組 Chapter 7 通往成功的學校 Chapter 8 拯救⾹格⾥拉 Chapter 9 ⼀⾏兩制 Chapter 10 全世界最⼤的壓錢墊 Part 2 開闢新域 Chapter 11 使命的召喚 Chapter 12 露台辯論 Chapter 13 打造新框架 Chapter 14 全球清算 Part 3 搭建橋樑 Chapter 15 陰暗的正午 Chapter 16 天際線和江岸線 Chapter 17 不積跬步，無以⾄千⾥ Chapter 18 ⼗兆美⾦的重啟計劃 Chapter 19 黨的路線 Chapter 20 前進的道路謝辭⼈物列表

鲍尔森 与中国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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